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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曲是牧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游牧文化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山南是农区，藏文化发源地，有“西藏粮仓”之称。
农民、牧民，这是昔日西藏占比最大的两类人群。
拉萨是西藏自治区的首府，藏族人心中的“圣城”，每年都有信众磕着长头，向那里进发。
这三个地方构成了西藏的概貌。
自治区成立50年来，青藏公路、青藏铁路連接起了那曲、拉萨，山南的贡嘎县则建起贡嘎机场。不同的交通设施将这三个城市的命运带向各自的发展。
在中国，每个地方的城镇化道路大体相似。西藏也在这个序列内，逐渐成长。
这50年，西藏几经改革和变化，越来越像内地的省市了。也和所有内地城市的人一样，西藏人新奇地接受着一件件外来事物，萌发新的现代的思维。
而对西藏的每一个个体而言，他们的命运也在其过程中实实在在发生了改变。
1959年3月，噶伦索康·旺清格勒随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噶伦是旧时西藏地区政府噶厦的总办，共有4名。索康噶伦在山南地区有6个庄园，有着70户、433名农奴的克松庄园就是其中之一。
像索康噶伦这样的贵族，在当时的西藏有197家，其中大贵族25家，最多的可拥有几十个庄园、数千公顷土地。
噶伦出逃后，共产党的工作组进驻山南地区乃东县克松村克松庄园，召开农奴大会，选举第一届农民协会的委员。400多个土生土长的藏民，用手里的豆子改变了命运。
参会者在后来，一遍又一遍对媒体说起1959年6月6日下午的情景。
他们过去总和狗抢吃糌粑，和着泥土咽下去，并不觉得自己和高高在上的庄园主一样都是人。他们多数不识字，不会写选票，更不知道什么叫选举权。
这天的选举仪式颇为特殊。每个候选人的面前摆一只碗，400多人挨个走过他们身边，向自己信任的人的碗里庄重地投一粒豌豆，权当选票。
24岁的尼玛次仁得到390多粒豆子，成为农民协会主任。
尼玛次仁的父亲在他满月时就被庄园主鞭挞至死，另外八个兄弟或饿死或病死，成为农民协会主任的时候，全家只剩下他和双目失明的母亲。
这年7月5日，443个农民成立了西藏第一个农民协会，分得1696亩土地。他们在这片以往要给庄园主耕种的土地上，钉下了一块又一块写有自己名字的木牌。
1959年国庆节，尼玛次仁作为翻身农奴代表前往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回到克松的第二天，尼玛次仁口述、工作队的人代笔，写下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这是全克松第一份入党申请书。这年12月2日，克松县发展5名党员，成立西藏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此时，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439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16元。西藏在这一年的生产总值为1.74亿元，人均生产总值是142元。
西藏和平解放，已有九年。1950年，十八军进藏。一年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和平解放。
这时候的西藏，没有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青壮年文盲率为95%;没有现代医学，求神拜佛是多数藏民医治疾病的主要方式，人均寿命是35.5岁;没有正规公路，货物、邮件的运输均靠人背畜驮。
1959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外逃印度，西藏开始民主改革，成立了1009个乡级政权、283个区级政权、78个县（包括县级区）和8个专区（市）。1961年，全西藏实行普选，越来越多的人像克松庄园那样，学会投票。
距离西藏第一个农民协会成立6年后，1965年，92%的乡建立了人民政权。当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
家住那曲地区那曲县罗玛镇12村的嘎玛桑旦，14岁了，从未上过学，放了几年的牛，他依然不知道，这片草原的边际在哪里。就如同与他如影随形的穷困，望不到头。
父母生养了八个孩子，挤住在帐篷里。到了一定的岁数，他们穿着藏袍、赶着牛羊，一天天地穿行在藏北草原上。
这是1976年，内地的文化大革命已到尾声，第二年将要恢复全国高考，许多年轻人的命运会因此改变。
就在这一年，27岁的工农兵学员朱晓明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和新婚妻子主动报名支援边疆。他在北京长大，做好了在西藏扎根一辈子的准备。那时的朱晓明不会想到，自己在13年后会回到北京，历任中央统战部民族宗教局局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
1976年的西藏还不通铁路，他们坐火车到甘肃柳园，从那里换汽车，在密闭性并不好的空间里颠簸三日，满身尘土，经藏北草原，进入拉萨。
进藏的路上，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朱晓明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被分配到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后，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进行粉碎四人帮的宣传。
1978年11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
自治区领导参加了会议，但因区内部分干部的思想仍未解放，“真理标准问题”的精神直到一年后才得以贯彻。
据知情人回忆，眼看着内地一步步发展，可西藏的改革局面始终难以打开，自治区高层人士向中央表达了这一担忧。
1980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这次工作座谈会提出，西藏应因地制宜，审定经济发展规划。同时中央各部门、地方、单位要支援西藏建设。
朱晓明对初见时的拉萨，仍然记忆深刻。连通大昭寺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是一条土路。路边有一个邮电局、一个理发馆、一个新华书店、一个百货商场和一个饭馆。拉萨的多数房子都是铁皮顶、土坯墙，阳光照射下，亮光闪闪。 经历了四年的发展，在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召开的1984年，自治区人均收入达到了310元，全国人均收入340元，自治区排名第20位。从1980年至1984年，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为33.82亿元。
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西藏应参与国内、国际市场。为了打开自治区干部的眼界，在会议召开后，包括朱晓明在内的参会自治区干部去沿海的开放省份参观、学习。
开放的浪潮逐渐来到了西藏。
自打索朗巴旦出生起，父亲嘎玛桑旦就很少在家。1980年代，嘎玛桑旦眼见着同龄的年轻人们，沿着村外西南-东北走向的青藏公路，走出茫茫藏北草原，去那曲地区、拉萨市，甚至更远的地方。不再担心旱灾、雪灾，不再靠天吃饭。他也动了心。
嘎玛桑旦学习开车，在那曲地区跑起了运输。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给了他优势。会议鼓励长途贩运，对从事农、牧、副业生产和运输业的汽车、拖拉机，免收养路费。
无数像嘎玛桑旦一样的农牧民，循着天路，靠运输业获得人生第一桶金。
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赴藏考察并提出，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完成了历史任务，这批人将只留下15%。
朱晓明记得，这一决定公布后，自治区不断接到进藏干部内调的申请。之后的几年中，进藏干部共内调三次，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2万多人、工人2.5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共计約8万人离开了西藏。
这次座谈会后，中央在宗教问题上纠“左”，落实政策，强调宗教信仰自由。
据自治区宗教事务局统计，至1985年6月底，西藏修复、开放寺庙229座，宗教活动点（包括小经堂、小寺庙）270处，住寺僧尼5677人。而到1987年5月底，西藏修复、开放寺庙234座，宗教活动点743处，住寺僧尼14320人。短短的两年内，住寺僧尼的人数增长了一倍多。
这期间，达赖在海外提出“西藏独立”。国内外局势的双重影响下，拉萨在1987、1988和1989年发生了数次骚乱。
朱晓明亲历了1988年3月5日的骚乱。
这是一年一度的传召法会，僧人在法会上可考取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自治区的党政军负责人和往年一样，前往大昭寺出席。
法会进行中，骚乱分子突然出现。朱晓明和自治区的领导在大昭寺的二楼，窗外不断有石子飞进屋内，屋外有人用斧头砸门。他们用桌椅挡在窗边和门边。之后靠消防车的云梯、结绳回到地面。
这次骚乱，造成1名武警战士牺牲，299名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受伤，沿街店面、餐馆等多被捣毁。
在几次拉萨骚乱后的1989年9月，自治区决定加强寺庙管理，清查分裂分子，并在各寺庙建立了以爱国守法僧人为主的民主管理委员会。
13岁那年，索朗巴旦和父亲嘎玛桑旦一样，沿着青藏公路，离开藏北草原。只不过，他是去内地念书。
1997年，他考上辽宁省辽阳市第一中学，念西藏班，学制四年，第一年是预科，补习汉语。
从草原搭车去那曲地区，再从那曲搭车去拉萨，教育部门给西藏班的孩子统一购买了机票赴内地。
内地西藏班开办于1985年，16个省市同时开设，当年，1300名西藏学生奔赴内地求学。
1998年，索朗巴旦读初一，这一年全国已有28个省市开办各类西藏初中班（校）及中专班140多所。
13年间，17559名西藏少年向外走。同时，也有不少内地人往里去。
1998年，北京即将向对口援藏的城市拉萨派出第二批援藏干部。于飞和安理得知自己符合援藏干部的几个基本条件后，都向单位报了名。
3年前，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确定内地15个省市对口支援西藏7个地市、国家各相关部委对口支持西藏自治区直属部门和单位。援藏干部以3年为限，定期轮换，不脱离派出单位的行政关系。
第一批援藏干部共622人，平均年龄35.99岁，中共党员占比87.79%，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为89.88%。三年内，15省市的援助资金累计12亿元。
北京派出了第一批24人来到拉萨。三年后轮换，要求市属机关单位挑选满足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45岁以下、身体健康的副处级以上干部报名进藏。
安理接到通知是一个星期六。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自己是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副馆长，北京市文物局的副处级干部。他的岳父早年就是进藏部队十八军的军人，听说女婿要报名援藏，举双手赞同。
于飞是北京市财政系统的副处级干部，系统内每一位符合条件的人都报了名，最终通过各项筛选的，只有他一人。
无论是北京市文物局还是北京市财政系统，都没有在1995年派出干部，他俩均是本系统首位援藏干部。
安理因家庭的缘故，对西藏有大致的印象。于飞不了解西藏，觉得那里地广人稀、氧气不足。于飞的外甥至今记得，姨夫走那天，小姨大哭。这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见到小姨哭。他和弟弟尚未懂事，以为姨夫是去边疆打仗，生死难卜。
安理和于飞都记得这个日子。1998年7月3日，34名北京派出的援藏干部在成都转机去拉萨，城市里下着大雨，不远处的长江正在经历数十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到拉萨后，于飞任拉萨市财政局副局长，安理任拉萨市文物局局长、文化局副局长。同批赴藏的其他副处级及以上干部，也基本都出任了职能单位的二把手。北京市政协的杨燕生任拉萨市政协副秘书长，北京市外事办的唐伟任拉萨市外事旅游局副局长，北京市规划委的张均凡任拉萨市规划局副局长，北京市教委的张思堂任拉萨市教委副主任，北京市农场局的陈荣森任拉萨市农牧局副局长，海淀区的张同山任拉萨市城关区副区长。
他们眼里的拉萨，和1976年朱晓明眼里的拉萨，没有太大的区别。大昭寺到自治区人民政府前的金珠路仍旧坑坑洼洼，没有路灯。一年后，由拉萨市的另一个对口援建省份江苏出资修整，并更名为江苏路。 而在他们出发前，北京正在准备建国50周年的献礼工程，日后成为北京城内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投资2亿元的西直门立交桥已经开建。
他们住在各自单位的宿舍，老旧的平房或住宅楼，起风的夜里，全是尘土。睡觉前掀开被子，得先把鸠占鹊巢的老鼠们赶走。
同样觉得不适应的，还有索朗巴旦。在牧区长大的他，觉得辽阳城里的柏油路和高楼大厦十分陌生。
他不必交学费，只需要每个月自己承担两三百元的生活费。
于飞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到拉萨后，因为援藏干部多数都做了某个局的二把手，普遍涨薪，拉萨负责给他们补足工资差额，每月六七百元，权当在拉萨的生活费。
吃遍了单位附近的各种重庆、四川饭馆后，离开妻小的中年男人们聚在一起学习做饭。他们讨论眼下碰到的难以开展的工作，发现都是类似的状况。
西藏并不拒绝新生事物，但对此有戒备心理;而带着抱负履新的内地官员们，每任3年，他们被希望所有尝试能一次成功，不准失败。可改革要试错，他们却几乎没有试错的机会。
纵然如此，北京的第二批援藏干部仍然在拉萨留下了出色的口碑。他们推广了大棚蔬菜、引进了第一批巡逻车和扫地车、推动大昭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在全市各区县推广九年制义务教育。
2001年，北京市派出第三批43名援藏干部接替他们。
索朗巴旦也在這一年考上了拉萨高中，回到家乡。
之前四年，他和同校六个西藏班的学生一样，因路途遥远和学校要求，从未回过西藏。
他发现拉萨和那曲地区的道路都进行了翻修，建起了一些自己不认识的新建筑。但罗玛镇、12村似乎没什么变化。
爸爸还在跑运输，弟弟妹妹陆续上了小学，他们家依然住在低矮的平房里，小小门窗，两个房间，五个孩子挤一间，大人住另一间。
除了大女儿在放牧，嘎玛桑旦供四个孩子读书。他已不是当年在藏北草原上赶着牛羊、想象外面世界的少年。他见多了世面，却因不会说汉语，常感掣肘。他一遍遍地告诉孩子，必须要上学。
当青藏铁路的轨道铺设到镇北时，牧民们隐隐约约意识到，这是一条新出路。
修建铁路需要工人，在青藏铁路、青藏公路沿线的那曲镇的青壮年劳动力，自发组织起来，去工地打工。门巴是他们的带头人，他粗粗计算，挣来的钱比在外头跑运输要多，一年大约有10万元。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通车。东起西宁，过格尔木、沱沱河，翻越唐古拉山，进入西藏，南停拉萨。
游客们为了减轻高反，会选择坐这趟车入藏。那曲是进藏后的第一个大站，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因广袤的草原，吸引了众多游客。
距离嘎玛桑旦家10公里远的布罗布很快找到了出路。
藏北的畜牧业不断发展，牧民家牲畜的奶产量出现富余，他们不知道家家户户都有的牛奶、酸奶在草原之外是热销品，除了制造自家吃的奶制品，多余的都被扔掉。
2005年，青藏铁路开通前，那曲县提出加大公路铁路沿线经济带建设。镇干部找到布罗布，希望他能带头成立牧民合作经济组织，销售奶制品。政府免费提供店面、仓库和资金。
布罗布的思路因铁路被打开，他牵头的牧民合作经济组织注册了“羌牛”牌奶制品，在青藏公路边、青藏铁路上卖酸奶。
牦牛奶酿造的酸奶和内地后来流行的“老酸奶”完全不同。牦牛酸奶表面上结了一层黄色的奶渣，看起来新鲜而醇厚。内地游客见到这样原生态的酸奶，新奇又感动，愿意一杯接一杯地买。
销量好得出奇。为了方便送货上火车，布罗布在那曲火车站附近再次投资上百万元修建酸奶厂。同时，开始加工酥油、奶糕、奶渣等其他奶制品。
如今，已有386户、1933人加入了布罗布的牧民合作经济组织。单是酸奶就能日销200斤到300斤，三分之二卖给火车上的游客，日收入超过6000元。
1980年，当雄草原上的居民。摄影/车刚 
2015年8月16日，西藏当地居民。摄影/秦斌
嘎玛桑旦意识到这条出路比布罗布晚了几年。
2009年，草原雪灾，那曲地区8万多头牲畜死亡，嘎玛桑旦家500头牛羊，也一下子少了60余头。
冬天，家家户户都要喝酸奶，城镇居民如果有亲戚住在牧区，就可以拿到一些酸奶，但那年，酸奶很少。
嘎玛桑旦开着跑运输的车子，拉着自家酸奶，去那曲地区售卖，转瞬即空。他又去亲戚朋友家收购奶源，仍是供不应求。之后，全村四五十户人家的奶源都被他收集到了手上。
他意识到这是商机，于是也成立了农牧民合作经济组织，周围130多户牧民和他签约，向他提供奶源、牦牛或草场。他以每斤8元的价格买入，略高于当地市场价，自行加工，再以12元一斤的价格卖出去。到了冬天的奶产量淡季，买入价变成30元一斤，酸奶价也水涨船高。
一年下来，农牧民合作经济组织能挣100万左右，他自己可以拿到20万到30万，是跑运输的两倍到三倍。
门巴也动了奶制品加工的心思，但他又不想放弃村上的建筑工程队，于是开了采石场、组建施工队，成立农牧民合作经济组织。县里、地区如果开工修建房子，他就带着施工队去接项目。
收益的翻倍速度远高于给青藏铁路施工时的收入。年末，他们集体收入达300万元。 与此相应的，是自治区的全区生产总值。从2005年起，这个数字先后突破了300亿元、400亿元和500亿元。
如今，在整个那曲地区，这样的农牧民合作经济组织已有487家，包括1.75万户、8.81万人。
索朗巴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后来，家里有了明显的变化。
2010年，他们在自家3078亩的草场上盖了新房。房子是典型的藏式小院，白墙、玻璃窗、宽敞的房间。客厅里，放着TCL电视、富士相机、蓝光DVD。
房子坐北朝南，门前是车来车往了61年的青藏公路，屋后不远是9年来每天有数趟直达列车通过的青藏铁路。
49岁的僧人阿旺群增站在拉萨市的哲蚌寺前。
哲蚌，是藏语的音译，意为堆积的大米。从远处看，这一白色的院落群就像米堆，故而起名哲蚌寺。
这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三大寺之一，由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弟子于1416年创建，明年正好是建寺600年。
阿旺群增穿着361°的鞋子，举着最新款的iPhone6，手机套着和袈裟颜色相近的红色手机壳。手机铃声响了，他背过身去用藏语接电话。过一会儿，转过头来，用流利的汉语继续和参观寺庙的人交流。
这是他来哲蚌寺的第24年。
1982年，17岁的阿旺群增成为剛开院的西藏佛学院的学生，1991年毕业，进入哲蚌寺的学经高班继续深造。
1996年6月，自治区党委在全区寺庙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包括清除达赖集团的渗透影响、掌握僧尼情况、整顿民主管理委员会、建立规章制度等。全区选择了150座较有影响的寺庙作为试点，抽调了1255名干部、组成了141个工作组进驻寺庙开展工作。拉萨市的三大寺——哲蚌寺、色拉萨、甘丹寺是重中之重。
三大寺的僧尼人数进行了控制，哲蚌寺700人、色拉寺500人、甘丹寺300人。同时，各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在当年进行改选，阿旺群增被推选为爱国爱教僧人，进入哲蚌寺民管会，中断了学经。
他对民管会和驻寺的工作组能做什么，还并不是太清楚。
哲蚌寺的学经班有200余名僧人，他们自己推举代表小组，大小事都由代表小组决定。那些年里，民管会、工作组都没有太大的发言权。
2008年3月14日，西藏发生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无辜群众受伤382人，死亡18人;公安干警、武警官兵受伤241人，牺牲1人。沿街848户商铺、7所学校、120间民房、6座医院受损，直接财产损失超过3亿元。
寺庙一直是达赖集团进行“藏独”思想渗透的重点地方。2009年，自治区出台《关于建立健全藏传佛教寺庙管理长效机制的意见》，两年后，又出台了《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创新寺庙管理的决定》。
这之后，全西藏各寺庙的管理机构全部统一为寺庙管理委员会，党员干部派驻入寺。
洛布是2008年进入哲蚌寺的，2011年任哲蚌寺管委会主任。25人的管委会成员中，13人是驻寺干部，12人是爱国爱教僧人。阿旺群增也进入了管委会，担任常务副主任。
管委会下设六个处室，包括佛事管理、文物、资产经营管理、治安等。
一开始，他们的工作并不顺利。
原先的民管会并没有太大的威信，僧人对干部进驻也表示不理解，觉得他们是为政府服务，可能还会夺走寺庙的财权。
逐步打消他们顾虑的，是驻寺干部和政府打交道的能力。
哲蚌寺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但多年来也没有进行太多的修缮。2010年，政府投入7000多万元，维修哲蚌寺的建筑群，包括大殿、学经分院、扎仓。之后又在五年内多次拨款，累计3亿元，修建给排水工程、消防设施等。
阿旺群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管会阶段，他们想找政府部门申请经费，但因不知如何和政府打交道，常常卡壳，事情难以推动。驻寺干部虽是藏族人为多，但他们自身是共产党员，在政府系统工作多年，对规则非常熟悉，经费申请、审批的效率，都远高于过去。
另外，过去的寺庙没有明细账，每年会给所有僧人通报总收入和总支出。干部入寺后，捋清财务明细，每半年给所有僧人通报每一项收支。
自治区的寺庙实行“以寺养寺”，哲蚌寺收入有两大来源，一种是靠施主的布施，另一种则是寺庙经营性的收入，包括门票、寺庙自营的牧场、车队、茶馆、商店等。这些收入不上税、不上交，全部投入寺庙运营。
哲蚌寺僧人的收入也分两种，一种来自于施主的布施，另一种则靠记工分。这是管委会成立后推行的一种新方法。僧人每个月有固定需要完成的分数，由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劳动获得。哲蚌寺在编僧人的年收入平均大约在7万元左右。
财政的透明化让有关财权旁落的质疑逐渐被打消。管委会也开始在寺庙中，一步步展开自己的工作。
哲蚌寺的编制并未满员，目前共有僧人500人。管委会根据僧人的居住情况，将他们分为十个法制宣传教育小组，小组成员除了驻寺干部，还有哲蚌寺旁消防大队、派出所的警务人员。
每一周，管委会成员要进行至少一次的通气会，巡查院落僧舍不少于三次;每两周，十个宣教小组要进行交流会;每个月，全寺僧人和驻寺干部要开学习大会，宣传相关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对当月情况通报小结;每年，管委会会给所有僧人的家庭发慰问信，介绍管委会当年工作情况，并对他们提出期待。
洛布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每个驻寺干部还有结对对象，和数名僧人交朋友，及时了解他们的生活困难和思想动态。
按照“僧人也是公民”的标准，在编僧人每年进行一次免费体检，建立健康档案。同时，在编僧人也和普通上班族一样，上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金。
用洛布的话说，管委会推崇“政治上平等，信仰上相互尊重，以人为本。” 目前，自治区的7400多名干部在1316座寺庙建立了寺庙管理委员会。而全区的1787座寺庙全部都纳入了寺庙管理系统之内。
从山南的贡嘎机场往拉萨城区走，柳梧新区的道路两侧是正在修建的楼盘、购物广场。进入城关区，两边是低矮的老房，底商开为店面。
川菜、湘菜、藏餐是餐厅的主流，户外运动品牌和欧时力女装在城市里比邻而居，沿街的店面飘出王力宏2004年的歌曲《心中的日月》。若不是有冬虫夏草、牦牛肉这样的特产专卖店，这座城市就和内地任何一座正在发展的购买力中等的城市一样。
尤其相似的，是房地产广告。多户型、精装修、小高层，这些在内地楼盘广告里最常见的用语，也一样出现在了拉萨。
拉萨的房地产起于2000年之后，房价缓慢攀升，至2008年，城中心的房价大约在每平方米4000元左右。
2008年“3·14”事件发生之后，西藏经历了一段沉寂期。内地游客减少、房价租金下滑、购买力下降。
2011年，自治区出台政策，在城市内设立便民警务站。拉萨市共有156个站点，最远相隔500米，最近相隔15米，对城市进行网格化管理。
这座城市的元气在慢慢恢复。
2012年，嘎玛桑旦一家决定在拉萨的色拉北路买房。205平方米的房子，花了45万元。
藏北海拔高，冬季严寒。发家致富的农牧民，选择在拉萨买房，夏天住在牧区，冬天住在供暖的拉萨。家里的五个孩子终于每人有了独立的房间。
也是在这一年，iPhone在西藏普及。这也是唯一一款有藏文系统的手机。
落桑旦增是山南地区甘典曲果林寺的僧人。这是一座仅有11人的小寺庙。这名90后僧人的一大爱好就是用父母买给他的iPhone6上网。他玩微信，联系人里有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也有僧人，他会在朋友圈分享有关佛教的文章。
哲蚌寺内的年轻僧人喜欢用iPad和电脑学经、制作PPT。49岁的阿旺群增虽然用着最新款的iPhone6，但对这套系统并不熟悉，手机里除了苹果自带软件，他只下一个藏语词典的App。
因电子产品的普及，哲蚌寺专门推出新的规定：在法会、学经和辩经期间，不准开手机。老僧人们对新鲜事物有些担心，觉得它们会占用年轻僧人的精力，让他们对俗世无法割舍。
索朗巴旦在2013年买了iPhone5。父亲嘎玛桑旦觉得牧区里iPhone的信号不好，买了个国产牌子，小米，一不小心走在了时代潮流的前端。
从西藏大学师范专业毕业后，索朗巴旦没有寻求向内地发展，他回到了那曲地区，在聂荣县做小学老师。
学校和他当年在辽阳上学时见到的内地学校已没有什么差别。塑胶跑道、室内篮球场、多媒体教室已是标配。
这所学校有200多学生，二十多名教职工，索朗巴旦教藏语文和数学。也有老师负责教汉语，所有学生都从一年级学起。
去内地读西藏班越来越流行，分数也在一年年提高。山南地区教育局党委书记采守宽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每年的小学毕业生中，有5%的学生会赴内地西藏班。194个名额，农牧民子女占比70%。
学生们一批批外出，在内地求学、升学，却很少留在那里工作。采守宽估计，大约有99%的学生仍然回到了西藏。
考公务员是最吃香的一条出路。朝九晚五的城镇生活、稳固的工作、逐渐往上涨的薪资待遇，无论是年轻人还是长辈，都觉得体面。
尼玛次仁在克松村做了18年的党支部书记，但他的孩子并没有走上类似的道路。后人说，尼玛次仁总是把更好更多的机会让给别人，他去世后，孩子仍然留在克松村务农。
索朗巴旦有三个弟弟妹妹。一对龙凤胎弟弟妹妹今年24岁，分别从西藏大学护理学专业和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最小的弟弟22岁，从四川民族学院畢业。
今年，他们都参加了那曲地区的公务员考试，8月初得到消息，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公务员，只需等待最终的分配结果。
年过半百的嘎玛桑旦，似乎没什么可忧心的了。他的孩子不会再重复他的命运，有了知识，进入了体制内，无需靠天吃饭、东奔西走。
索朗巴旦想和父亲一样，在拉萨买房。不过，拉萨市中心的房子，每平方米价格已过万元。
这是内地一二线城市的年轻人集体面临的问题，也是嘎玛桑旦一家需要操心的事。
农民、牧民，这是昔日西藏占比最大的两类人群。
拉萨是西藏自治区的首府，藏族人心中的“圣城”，每年都有信众磕着长头，向那里进发。
这三个地方构成了西藏的概貌。
自治区成立50年来，青藏公路、青藏铁路連接起了那曲、拉萨，山南的贡嘎县则建起贡嘎机场。不同的交通设施将这三个城市的命运带向各自的发展。
在中国，每个地方的城镇化道路大体相似。西藏也在这个序列内，逐渐成长。
这50年，西藏几经改革和变化，越来越像内地的省市了。也和所有内地城市的人一样，西藏人新奇地接受着一件件外来事物，萌发新的现代的思维。
而对西藏的每一个个体而言，他们的命运也在其过程中实实在在发生了改变。
第一个党员
1959年3月，噶伦索康·旺清格勒随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噶伦是旧时西藏地区政府噶厦的总办，共有4名。索康噶伦在山南地区有6个庄园，有着70户、433名农奴的克松庄园就是其中之一。
像索康噶伦这样的贵族，在当时的西藏有197家，其中大贵族25家，最多的可拥有几十个庄园、数千公顷土地。
噶伦出逃后，共产党的工作组进驻山南地区乃东县克松村克松庄园，召开农奴大会，选举第一届农民协会的委员。400多个土生土长的藏民，用手里的豆子改变了命运。
参会者在后来，一遍又一遍对媒体说起1959年6月6日下午的情景。
他们过去总和狗抢吃糌粑，和着泥土咽下去，并不觉得自己和高高在上的庄园主一样都是人。他们多数不识字，不会写选票，更不知道什么叫选举权。
这天的选举仪式颇为特殊。每个候选人的面前摆一只碗，400多人挨个走过他们身边，向自己信任的人的碗里庄重地投一粒豌豆，权当选票。
24岁的尼玛次仁得到390多粒豆子，成为农民协会主任。
尼玛次仁的父亲在他满月时就被庄园主鞭挞至死，另外八个兄弟或饿死或病死，成为农民协会主任的时候，全家只剩下他和双目失明的母亲。
这年7月5日，443个农民成立了西藏第一个农民协会，分得1696亩土地。他们在这片以往要给庄园主耕种的土地上，钉下了一块又一块写有自己名字的木牌。
1959年国庆节，尼玛次仁作为翻身农奴代表前往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回到克松的第二天，尼玛次仁口述、工作队的人代笔，写下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这是全克松第一份入党申请书。这年12月2日，克松县发展5名党员，成立西藏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此时，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439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16元。西藏在这一年的生产总值为1.74亿元，人均生产总值是142元。
西藏和平解放，已有九年。1950年，十八军进藏。一年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和平解放。
这时候的西藏，没有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青壮年文盲率为95%;没有现代医学，求神拜佛是多数藏民医治疾病的主要方式，人均寿命是35.5岁;没有正规公路，货物、邮件的运输均靠人背畜驮。
1959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外逃印度，西藏开始民主改革，成立了1009个乡级政权、283个区级政权、78个县（包括县级区）和8个专区（市）。1961年，全西藏实行普选，越来越多的人像克松庄园那样，学会投票。
距离西藏第一个农民协会成立6年后，1965年，92%的乡建立了人民政权。当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
支援西藏建设
家住那曲地区那曲县罗玛镇12村的嘎玛桑旦，14岁了，从未上过学，放了几年的牛，他依然不知道，这片草原的边际在哪里。就如同与他如影随形的穷困，望不到头。
父母生养了八个孩子，挤住在帐篷里。到了一定的岁数，他们穿着藏袍、赶着牛羊，一天天地穿行在藏北草原上。
这是1976年，内地的文化大革命已到尾声，第二年将要恢复全国高考，许多年轻人的命运会因此改变。
就在这一年，27岁的工农兵学员朱晓明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和新婚妻子主动报名支援边疆。他在北京长大，做好了在西藏扎根一辈子的准备。那时的朱晓明不会想到，自己在13年后会回到北京，历任中央统战部民族宗教局局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
1976年的西藏还不通铁路，他们坐火车到甘肃柳园，从那里换汽车，在密闭性并不好的空间里颠簸三日，满身尘土，经藏北草原，进入拉萨。
进藏的路上，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朱晓明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被分配到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后，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进行粉碎四人帮的宣传。
1978年11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
自治区领导参加了会议，但因区内部分干部的思想仍未解放，“真理标准问题”的精神直到一年后才得以贯彻。
据知情人回忆，眼看着内地一步步发展，可西藏的改革局面始终难以打开，自治区高层人士向中央表达了这一担忧。
1980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这次工作座谈会提出，西藏应因地制宜，审定经济发展规划。同时中央各部门、地方、单位要支援西藏建设。
朱晓明对初见时的拉萨，仍然记忆深刻。连通大昭寺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是一条土路。路边有一个邮电局、一个理发馆、一个新华书店、一个百货商场和一个饭馆。拉萨的多数房子都是铁皮顶、土坯墙，阳光照射下，亮光闪闪。 经历了四年的发展，在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召开的1984年，自治区人均收入达到了310元，全国人均收入340元，自治区排名第20位。从1980年至1984年，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为33.82亿元。
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西藏应参与国内、国际市场。为了打开自治区干部的眼界，在会议召开后，包括朱晓明在内的参会自治区干部去沿海的开放省份参观、学习。
开放的浪潮逐渐来到了西藏。
自打索朗巴旦出生起，父亲嘎玛桑旦就很少在家。1980年代，嘎玛桑旦眼见着同龄的年轻人们，沿着村外西南-东北走向的青藏公路，走出茫茫藏北草原，去那曲地区、拉萨市，甚至更远的地方。不再担心旱灾、雪灾，不再靠天吃饭。他也动了心。
嘎玛桑旦学习开车，在那曲地区跑起了运输。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给了他优势。会议鼓励长途贩运，对从事农、牧、副业生产和运输业的汽车、拖拉机，免收养路费。
无数像嘎玛桑旦一样的农牧民，循着天路，靠运输业获得人生第一桶金。
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赴藏考察并提出，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完成了历史任务，这批人将只留下15%。
朱晓明记得，这一决定公布后，自治区不断接到进藏干部内调的申请。之后的几年中，进藏干部共内调三次，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2万多人、工人2.5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共计約8万人离开了西藏。
这次座谈会后，中央在宗教问题上纠“左”，落实政策，强调宗教信仰自由。
据自治区宗教事务局统计，至1985年6月底，西藏修复、开放寺庙229座，宗教活动点（包括小经堂、小寺庙）270处，住寺僧尼5677人。而到1987年5月底，西藏修复、开放寺庙234座，宗教活动点743处，住寺僧尼14320人。短短的两年内，住寺僧尼的人数增长了一倍多。
这期间，达赖在海外提出“西藏独立”。国内外局势的双重影响下，拉萨在1987、1988和1989年发生了数次骚乱。
朱晓明亲历了1988年3月5日的骚乱。
这是一年一度的传召法会，僧人在法会上可考取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自治区的党政军负责人和往年一样，前往大昭寺出席。
法会进行中，骚乱分子突然出现。朱晓明和自治区的领导在大昭寺的二楼，窗外不断有石子飞进屋内，屋外有人用斧头砸门。他们用桌椅挡在窗边和门边。之后靠消防车的云梯、结绳回到地面。
这次骚乱，造成1名武警战士牺牲，299名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受伤，沿街店面、餐馆等多被捣毁。
在几次拉萨骚乱后的1989年9月，自治区决定加强寺庙管理，清查分裂分子，并在各寺庙建立了以爱国守法僧人为主的民主管理委员会。
向外走，往里去
13岁那年，索朗巴旦和父亲嘎玛桑旦一样，沿着青藏公路，离开藏北草原。只不过，他是去内地念书。
1997年，他考上辽宁省辽阳市第一中学，念西藏班，学制四年，第一年是预科，补习汉语。
从草原搭车去那曲地区，再从那曲搭车去拉萨，教育部门给西藏班的孩子统一购买了机票赴内地。
内地西藏班开办于1985年，16个省市同时开设，当年，1300名西藏学生奔赴内地求学。
1998年，索朗巴旦读初一，这一年全国已有28个省市开办各类西藏初中班（校）及中专班140多所。
13年间，17559名西藏少年向外走。同时，也有不少内地人往里去。
1998年，北京即将向对口援藏的城市拉萨派出第二批援藏干部。于飞和安理得知自己符合援藏干部的几个基本条件后，都向单位报了名。
3年前，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确定内地15个省市对口支援西藏7个地市、国家各相关部委对口支持西藏自治区直属部门和单位。援藏干部以3年为限，定期轮换，不脱离派出单位的行政关系。
第一批援藏干部共622人，平均年龄35.99岁，中共党员占比87.79%，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为89.88%。三年内，15省市的援助资金累计12亿元。
北京派出了第一批24人来到拉萨。三年后轮换，要求市属机关单位挑选满足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45岁以下、身体健康的副处级以上干部报名进藏。
安理接到通知是一个星期六。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自己是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副馆长，北京市文物局的副处级干部。他的岳父早年就是进藏部队十八军的军人，听说女婿要报名援藏，举双手赞同。
于飞是北京市财政系统的副处级干部，系统内每一位符合条件的人都报了名，最终通过各项筛选的，只有他一人。
无论是北京市文物局还是北京市财政系统，都没有在1995年派出干部，他俩均是本系统首位援藏干部。
安理因家庭的缘故，对西藏有大致的印象。于飞不了解西藏，觉得那里地广人稀、氧气不足。于飞的外甥至今记得，姨夫走那天，小姨大哭。这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见到小姨哭。他和弟弟尚未懂事，以为姨夫是去边疆打仗，生死难卜。
安理和于飞都记得这个日子。1998年7月3日，34名北京派出的援藏干部在成都转机去拉萨，城市里下着大雨，不远处的长江正在经历数十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到拉萨后，于飞任拉萨市财政局副局长，安理任拉萨市文物局局长、文化局副局长。同批赴藏的其他副处级及以上干部，也基本都出任了职能单位的二把手。北京市政协的杨燕生任拉萨市政协副秘书长，北京市外事办的唐伟任拉萨市外事旅游局副局长，北京市规划委的张均凡任拉萨市规划局副局长，北京市教委的张思堂任拉萨市教委副主任，北京市农场局的陈荣森任拉萨市农牧局副局长，海淀区的张同山任拉萨市城关区副区长。
他们眼里的拉萨，和1976年朱晓明眼里的拉萨，没有太大的区别。大昭寺到自治区人民政府前的金珠路仍旧坑坑洼洼，没有路灯。一年后，由拉萨市的另一个对口援建省份江苏出资修整，并更名为江苏路。 而在他们出发前，北京正在准备建国50周年的献礼工程，日后成为北京城内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投资2亿元的西直门立交桥已经开建。
他们住在各自单位的宿舍，老旧的平房或住宅楼，起风的夜里，全是尘土。睡觉前掀开被子，得先把鸠占鹊巢的老鼠们赶走。
同样觉得不适应的，还有索朗巴旦。在牧区长大的他，觉得辽阳城里的柏油路和高楼大厦十分陌生。
他不必交学费，只需要每个月自己承担两三百元的生活费。
于飞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到拉萨后，因为援藏干部多数都做了某个局的二把手，普遍涨薪，拉萨负责给他们补足工资差额，每月六七百元，权当在拉萨的生活费。
吃遍了单位附近的各种重庆、四川饭馆后，离开妻小的中年男人们聚在一起学习做饭。他们讨论眼下碰到的难以开展的工作，发现都是类似的状况。
西藏并不拒绝新生事物，但对此有戒备心理;而带着抱负履新的内地官员们，每任3年，他们被希望所有尝试能一次成功，不准失败。可改革要试错，他们却几乎没有试错的机会。
纵然如此，北京的第二批援藏干部仍然在拉萨留下了出色的口碑。他们推广了大棚蔬菜、引进了第一批巡逻车和扫地车、推动大昭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在全市各区县推广九年制义务教育。
2001年，北京市派出第三批43名援藏干部接替他们。
索朗巴旦也在這一年考上了拉萨高中，回到家乡。
之前四年，他和同校六个西藏班的学生一样，因路途遥远和学校要求，从未回过西藏。
他发现拉萨和那曲地区的道路都进行了翻修，建起了一些自己不认识的新建筑。但罗玛镇、12村似乎没什么变化。
爸爸还在跑运输，弟弟妹妹陆续上了小学，他们家依然住在低矮的平房里，小小门窗，两个房间，五个孩子挤一间，大人住另一间。
除了大女儿在放牧，嘎玛桑旦供四个孩子读书。他已不是当年在藏北草原上赶着牛羊、想象外面世界的少年。他见多了世面，却因不会说汉语，常感掣肘。他一遍遍地告诉孩子，必须要上学。
青藏铁路带来新商机
当青藏铁路的轨道铺设到镇北时，牧民们隐隐约约意识到，这是一条新出路。
修建铁路需要工人，在青藏铁路、青藏公路沿线的那曲镇的青壮年劳动力，自发组织起来，去工地打工。门巴是他们的带头人，他粗粗计算，挣来的钱比在外头跑运输要多，一年大约有10万元。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通车。东起西宁，过格尔木、沱沱河，翻越唐古拉山，进入西藏，南停拉萨。
游客们为了减轻高反，会选择坐这趟车入藏。那曲是进藏后的第一个大站，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因广袤的草原，吸引了众多游客。
距离嘎玛桑旦家10公里远的布罗布很快找到了出路。
藏北的畜牧业不断发展，牧民家牲畜的奶产量出现富余，他们不知道家家户户都有的牛奶、酸奶在草原之外是热销品，除了制造自家吃的奶制品，多余的都被扔掉。
2005年，青藏铁路开通前，那曲县提出加大公路铁路沿线经济带建设。镇干部找到布罗布，希望他能带头成立牧民合作经济组织，销售奶制品。政府免费提供店面、仓库和资金。
布罗布的思路因铁路被打开，他牵头的牧民合作经济组织注册了“羌牛”牌奶制品，在青藏公路边、青藏铁路上卖酸奶。
牦牛奶酿造的酸奶和内地后来流行的“老酸奶”完全不同。牦牛酸奶表面上结了一层黄色的奶渣，看起来新鲜而醇厚。内地游客见到这样原生态的酸奶，新奇又感动，愿意一杯接一杯地买。
销量好得出奇。为了方便送货上火车，布罗布在那曲火车站附近再次投资上百万元修建酸奶厂。同时，开始加工酥油、奶糕、奶渣等其他奶制品。
如今，已有386户、1933人加入了布罗布的牧民合作经济组织。单是酸奶就能日销200斤到300斤，三分之二卖给火车上的游客，日收入超过6000元。
嘎玛桑旦意识到这条出路比布罗布晚了几年。
2009年，草原雪灾，那曲地区8万多头牲畜死亡，嘎玛桑旦家500头牛羊，也一下子少了60余头。
冬天，家家户户都要喝酸奶，城镇居民如果有亲戚住在牧区，就可以拿到一些酸奶，但那年，酸奶很少。
嘎玛桑旦开着跑运输的车子，拉着自家酸奶，去那曲地区售卖，转瞬即空。他又去亲戚朋友家收购奶源，仍是供不应求。之后，全村四五十户人家的奶源都被他收集到了手上。
他意识到这是商机，于是也成立了农牧民合作经济组织，周围130多户牧民和他签约，向他提供奶源、牦牛或草场。他以每斤8元的价格买入，略高于当地市场价，自行加工，再以12元一斤的价格卖出去。到了冬天的奶产量淡季，买入价变成30元一斤，酸奶价也水涨船高。
一年下来，农牧民合作经济组织能挣100万左右，他自己可以拿到20万到30万，是跑运输的两倍到三倍。
门巴也动了奶制品加工的心思，但他又不想放弃村上的建筑工程队，于是开了采石场、组建施工队，成立农牧民合作经济组织。县里、地区如果开工修建房子，他就带着施工队去接项目。
收益的翻倍速度远高于给青藏铁路施工时的收入。年末，他们集体收入达300万元。 与此相应的，是自治区的全区生产总值。从2005年起，这个数字先后突破了300亿元、400亿元和500亿元。
如今，在整个那曲地区，这样的农牧民合作经济组织已有487家，包括1.75万户、8.81万人。
索朗巴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后来，家里有了明显的变化。
2010年，他们在自家3078亩的草场上盖了新房。房子是典型的藏式小院，白墙、玻璃窗、宽敞的房间。客厅里，放着TCL电视、富士相机、蓝光DVD。
房子坐北朝南，门前是车来车往了61年的青藏公路，屋后不远是9年来每天有数趟直达列车通过的青藏铁路。
僧人也是公民
49岁的僧人阿旺群增站在拉萨市的哲蚌寺前。
哲蚌，是藏语的音译，意为堆积的大米。从远处看，这一白色的院落群就像米堆，故而起名哲蚌寺。
这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三大寺之一，由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弟子于1416年创建，明年正好是建寺600年。
阿旺群增穿着361°的鞋子，举着最新款的iPhone6，手机套着和袈裟颜色相近的红色手机壳。手机铃声响了，他背过身去用藏语接电话。过一会儿，转过头来，用流利的汉语继续和参观寺庙的人交流。
这是他来哲蚌寺的第24年。
1982年，17岁的阿旺群增成为剛开院的西藏佛学院的学生，1991年毕业，进入哲蚌寺的学经高班继续深造。
1996年6月，自治区党委在全区寺庙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包括清除达赖集团的渗透影响、掌握僧尼情况、整顿民主管理委员会、建立规章制度等。全区选择了150座较有影响的寺庙作为试点，抽调了1255名干部、组成了141个工作组进驻寺庙开展工作。拉萨市的三大寺——哲蚌寺、色拉萨、甘丹寺是重中之重。
三大寺的僧尼人数进行了控制，哲蚌寺700人、色拉寺500人、甘丹寺300人。同时，各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在当年进行改选，阿旺群增被推选为爱国爱教僧人，进入哲蚌寺民管会，中断了学经。
他对民管会和驻寺的工作组能做什么，还并不是太清楚。
哲蚌寺的学经班有200余名僧人，他们自己推举代表小组，大小事都由代表小组决定。那些年里，民管会、工作组都没有太大的发言权。
2008年3月14日，西藏发生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无辜群众受伤382人，死亡18人;公安干警、武警官兵受伤241人，牺牲1人。沿街848户商铺、7所学校、120间民房、6座医院受损，直接财产损失超过3亿元。
寺庙一直是达赖集团进行“藏独”思想渗透的重点地方。2009年，自治区出台《关于建立健全藏传佛教寺庙管理长效机制的意见》，两年后，又出台了《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创新寺庙管理的决定》。
这之后，全西藏各寺庙的管理机构全部统一为寺庙管理委员会，党员干部派驻入寺。
洛布是2008年进入哲蚌寺的，2011年任哲蚌寺管委会主任。25人的管委会成员中，13人是驻寺干部，12人是爱国爱教僧人。阿旺群增也进入了管委会，担任常务副主任。
管委会下设六个处室，包括佛事管理、文物、资产经营管理、治安等。
一开始，他们的工作并不顺利。
原先的民管会并没有太大的威信，僧人对干部进驻也表示不理解，觉得他们是为政府服务，可能还会夺走寺庙的财权。
逐步打消他们顾虑的，是驻寺干部和政府打交道的能力。
哲蚌寺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但多年来也没有进行太多的修缮。2010年，政府投入7000多万元，维修哲蚌寺的建筑群，包括大殿、学经分院、扎仓。之后又在五年内多次拨款，累计3亿元，修建给排水工程、消防设施等。
阿旺群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管会阶段，他们想找政府部门申请经费，但因不知如何和政府打交道，常常卡壳，事情难以推动。驻寺干部虽是藏族人为多，但他们自身是共产党员，在政府系统工作多年，对规则非常熟悉，经费申请、审批的效率，都远高于过去。
另外，过去的寺庙没有明细账，每年会给所有僧人通报总收入和总支出。干部入寺后，捋清财务明细，每半年给所有僧人通报每一项收支。
自治区的寺庙实行“以寺养寺”，哲蚌寺收入有两大来源，一种是靠施主的布施，另一种则是寺庙经营性的收入，包括门票、寺庙自营的牧场、车队、茶馆、商店等。这些收入不上税、不上交，全部投入寺庙运营。
哲蚌寺僧人的收入也分两种，一种来自于施主的布施，另一种则靠记工分。这是管委会成立后推行的一种新方法。僧人每个月有固定需要完成的分数，由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劳动获得。哲蚌寺在编僧人的年收入平均大约在7万元左右。
财政的透明化让有关财权旁落的质疑逐渐被打消。管委会也开始在寺庙中，一步步展开自己的工作。
哲蚌寺的编制并未满员，目前共有僧人500人。管委会根据僧人的居住情况，将他们分为十个法制宣传教育小组，小组成员除了驻寺干部，还有哲蚌寺旁消防大队、派出所的警务人员。
每一周，管委会成员要进行至少一次的通气会，巡查院落僧舍不少于三次;每两周，十个宣教小组要进行交流会;每个月，全寺僧人和驻寺干部要开学习大会，宣传相关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对当月情况通报小结;每年，管委会会给所有僧人的家庭发慰问信，介绍管委会当年工作情况，并对他们提出期待。
洛布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每个驻寺干部还有结对对象，和数名僧人交朋友，及时了解他们的生活困难和思想动态。
按照“僧人也是公民”的标准，在编僧人每年进行一次免费体检，建立健康档案。同时，在编僧人也和普通上班族一样，上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金。
用洛布的话说，管委会推崇“政治上平等，信仰上相互尊重，以人为本。” 目前，自治区的7400多名干部在1316座寺庙建立了寺庙管理委员会。而全区的1787座寺庙全部都纳入了寺庙管理系统之内。
iPhone，买房，公务员
从山南的贡嘎机场往拉萨城区走，柳梧新区的道路两侧是正在修建的楼盘、购物广场。进入城关区，两边是低矮的老房，底商开为店面。
川菜、湘菜、藏餐是餐厅的主流，户外运动品牌和欧时力女装在城市里比邻而居，沿街的店面飘出王力宏2004年的歌曲《心中的日月》。若不是有冬虫夏草、牦牛肉这样的特产专卖店，这座城市就和内地任何一座正在发展的购买力中等的城市一样。
尤其相似的，是房地产广告。多户型、精装修、小高层，这些在内地楼盘广告里最常见的用语，也一样出现在了拉萨。
拉萨的房地产起于2000年之后，房价缓慢攀升，至2008年，城中心的房价大约在每平方米4000元左右。
2008年“3·14”事件发生之后，西藏经历了一段沉寂期。内地游客减少、房价租金下滑、购买力下降。
2011年，自治区出台政策，在城市内设立便民警务站。拉萨市共有156个站点，最远相隔500米，最近相隔15米，对城市进行网格化管理。
这座城市的元气在慢慢恢复。
2012年，嘎玛桑旦一家决定在拉萨的色拉北路买房。205平方米的房子，花了45万元。
藏北海拔高，冬季严寒。发家致富的农牧民，选择在拉萨买房，夏天住在牧区，冬天住在供暖的拉萨。家里的五个孩子终于每人有了独立的房间。
也是在这一年，iPhone在西藏普及。这也是唯一一款有藏文系统的手机。
落桑旦增是山南地区甘典曲果林寺的僧人。这是一座仅有11人的小寺庙。这名90后僧人的一大爱好就是用父母买给他的iPhone6上网。他玩微信，联系人里有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也有僧人，他会在朋友圈分享有关佛教的文章。
哲蚌寺内的年轻僧人喜欢用iPad和电脑学经、制作PPT。49岁的阿旺群增虽然用着最新款的iPhone6，但对这套系统并不熟悉，手机里除了苹果自带软件，他只下一个藏语词典的App。
因电子产品的普及，哲蚌寺专门推出新的规定：在法会、学经和辩经期间，不准开手机。老僧人们对新鲜事物有些担心，觉得它们会占用年轻僧人的精力，让他们对俗世无法割舍。
索朗巴旦在2013年买了iPhone5。父亲嘎玛桑旦觉得牧区里iPhone的信号不好，买了个国产牌子，小米，一不小心走在了时代潮流的前端。
从西藏大学师范专业毕业后，索朗巴旦没有寻求向内地发展，他回到了那曲地区，在聂荣县做小学老师。
学校和他当年在辽阳上学时见到的内地学校已没有什么差别。塑胶跑道、室内篮球场、多媒体教室已是标配。
这所学校有200多学生，二十多名教职工，索朗巴旦教藏语文和数学。也有老师负责教汉语，所有学生都从一年级学起。
去内地读西藏班越来越流行，分数也在一年年提高。山南地区教育局党委书记采守宽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每年的小学毕业生中，有5%的学生会赴内地西藏班。194个名额，农牧民子女占比70%。
学生们一批批外出，在内地求学、升学，却很少留在那里工作。采守宽估计，大约有99%的学生仍然回到了西藏。
考公务员是最吃香的一条出路。朝九晚五的城镇生活、稳固的工作、逐渐往上涨的薪资待遇，无论是年轻人还是长辈，都觉得体面。
尼玛次仁在克松村做了18年的党支部书记，但他的孩子并没有走上类似的道路。后人说，尼玛次仁总是把更好更多的机会让给别人，他去世后，孩子仍然留在克松村务农。
索朗巴旦有三个弟弟妹妹。一对龙凤胎弟弟妹妹今年24岁，分别从西藏大学护理学专业和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最小的弟弟22岁，从四川民族学院畢业。
今年，他们都参加了那曲地区的公务员考试，8月初得到消息，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公务员，只需等待最终的分配结果。
年过半百的嘎玛桑旦，似乎没什么可忧心的了。他的孩子不会再重复他的命运，有了知识，进入了体制内，无需靠天吃饭、东奔西走。
索朗巴旦想和父亲一样，在拉萨买房。不过，拉萨市中心的房子，每平方米价格已过万元。
这是内地一二线城市的年轻人集体面临的问题，也是嘎玛桑旦一家需要操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