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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有句古话：“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在民国的乱世之中，不仅人命贱如草芥，就连国宝也无法自保。
然而，无论是在哪个时代，总有一些中国人，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国家的珍宝。
今天讲述的故事，是关于一位曾经的中国交通部长和“晚清四大国宝”之一——毛公鼎的一段传奇。
2
毛公鼎，铸造于西周晚期，为毛公所铸，因此名为“毛公鼎”。此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造型质朴稳重，被誉为“晚清四大国宝”之一。
毛公名歆，是周宣王的叔父。鼎文中记载，周宣王在位初期，力图改革朝政，遂命叔父毛公歆处理国家大小事务，又命毛公一族担任禁卫军，保卫王家，并赐酒食、舆服、兵器。毛公感念周王，于是铸鼎纪事，由子孙永保永享。
此鼎的文物价值不仅在于年代的久远，更在于其对历史研究的独特价值。
鼎内刻了五百字的铭文，是毛公向周宣王进言的记录，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对研究西周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歷史价值。
在清道光年间，毛公鼎被发掘于陕西岐山县，此后辗转流经了多位古董商、达官显贵之手。
在民国初期，毛公鼎被晚清重臣端方的后人抵押在华俄道盛银行。此时，由于国破民穷，中国的众多国宝都遭到了洋人的觊觎，毛公鼎也不例外。
眼看着毛公鼎要被外国人买走，一位重要的护宝人出现了。
他就是叶恭绰。
3
1881年，叶恭绰出生于广东番禺。他的祖父叶衍兰是晚清的书画名家，家族中人才辈出。
叶恭绰自幼聪慧，又因家学渊源，对诗书画印都十分精通，对于收藏和考古更是痴迷不已。
然而，受当时“交通救国”思想的影响，叶恭绰早年并未醉心于自己的爱好，而是投身于交通事业，力图改变国破民穷的局面。
他曾担任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均颇有建树。
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叶恭绰前往香港避难。毛公鼎十分沉重，无法带走，他将其藏在了上海的家中。
日本军方想尽了办法打听宝鼎的下落，却数次无功而返。
日本人声称：“就是把上海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出宝鼎。”
叶恭绰忧心不已，此时此刻，他想到只有一个人最值得信任，那就是他的侄子——叶公超。
4
叶公超是近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他从小与叔父叶恭绰感情深厚，亲如父子。
叶公超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收到叔父的信后十分重视，立刻出发赶往上海。
叶恭绰嘱咐叶公超：“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却不料，日本人早已得到了消息，知道了叶恭绰就是那个匿名买走毛公鼎的人。叶公超作为他的亲属，自然也被日本人盯上了。
叶公超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还没来得及处理毛公鼎，就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
日本人逮捕叶公超的理由是间谍罪，因为在搜查叶家宅子的时候发现了手枪。然而，当时毛公鼎就藏在床下，日本人竟然没有发现，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日本人扣留了叶公超，对其威逼利诱，意图夺得宝鼎。叶公超也是个硬骨头，死活就是不松口，哪怕遭受了严刑拷打也没有泄漏宝鼎的任何消息。
宝鼎被日本人觊觎，侄儿又被日本人扣押，叶恭绰心急如焚。
正当叶恭绰六神无主时，一位能工巧匠帮助了他。
5
历史已经隐没了这位工匠的名字，但是他的事迹值得我们记住。这位工匠帮助叶恭绰伪造了一个假鼎，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叶家把这个假的宝鼎送给了日本人，总算是暂时骗过了日本人。
然而，如此终究不是长策。如果日本人发现了宝鼎是假的，那麻烦可就大了。
1941年，在日本人的严密监视下，叶公超没有辜负叔父的嘱托，历尽艰险将毛公鼎偷运到香港。宝鼎的安危暂时得到了保障。
可是，叶恭绰后来的际遇并不好，常年的漂泊迁徙使他一家人的生活十分困顿，再加上他身患重病，一家人的生活无以为继。
自己信守“君子固穷”的道理是可以的，可是不能让家人也跟着自己挨饿啊。
6
万般无奈之下，叶恭绰和一位汉奸商人陈友仁达成了协议。
陈友仁在抗战时期与汪伪政府有联系，后来眼看着日本人大势已去，生怕抗战胜利后政府会追究自己的责任，因此想通过进献毛公鼎来讨好政府。
叶恭绰与陈友仁约定，先将宝鼎卖给陈友仁，等到抗战胜利后再由他献给国家。
抗战胜利后，陈友仁信守诺言，把毛公鼎上交给了国民政府。
在历经波折之后，漂泊了百年的无价国宝，终于安全了。
当国宝危在旦夕的时刻，这位中国曾经的交通部部长毅然护宝，为国家留住了重要的历史文物。
遥想当年，在半壁江山沦陷的乱世之中，人人求自保，贪官们想尽办法多捞一笔，平民百姓只求自己一家老小平安，很少有人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国宝。
然而，叶恭绰作为中国曾经的交通部长，却没有利用原有的关系网发国难财，也没有只顾自己的功名利禄，而是为了保护国宝而奔波流离，提心吊胆，最终将这件无价之宝献给了国家。
这种精神，实在令人感叹。
他是高官，是书画家，更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 搜狐历史 2016年12月31日〕
中国有句古话：“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在民国的乱世之中，不仅人命贱如草芥，就连国宝也无法自保。
然而，无论是在哪个时代，总有一些中国人，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国家的珍宝。
今天讲述的故事，是关于一位曾经的中国交通部长和“晚清四大国宝”之一——毛公鼎的一段传奇。
2
毛公鼎，铸造于西周晚期，为毛公所铸，因此名为“毛公鼎”。此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造型质朴稳重，被誉为“晚清四大国宝”之一。
毛公名歆，是周宣王的叔父。鼎文中记载，周宣王在位初期，力图改革朝政，遂命叔父毛公歆处理国家大小事务，又命毛公一族担任禁卫军，保卫王家，并赐酒食、舆服、兵器。毛公感念周王，于是铸鼎纪事，由子孙永保永享。
此鼎的文物价值不仅在于年代的久远，更在于其对历史研究的独特价值。
鼎内刻了五百字的铭文，是毛公向周宣王进言的记录，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对研究西周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歷史价值。
在清道光年间，毛公鼎被发掘于陕西岐山县，此后辗转流经了多位古董商、达官显贵之手。
在民国初期，毛公鼎被晚清重臣端方的后人抵押在华俄道盛银行。此时，由于国破民穷，中国的众多国宝都遭到了洋人的觊觎，毛公鼎也不例外。
眼看着毛公鼎要被外国人买走，一位重要的护宝人出现了。
他就是叶恭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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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叶恭绰出生于广东番禺。他的祖父叶衍兰是晚清的书画名家，家族中人才辈出。
叶恭绰自幼聪慧，又因家学渊源，对诗书画印都十分精通，对于收藏和考古更是痴迷不已。
然而，受当时“交通救国”思想的影响，叶恭绰早年并未醉心于自己的爱好，而是投身于交通事业，力图改变国破民穷的局面。
他曾担任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均颇有建树。
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叶恭绰前往香港避难。毛公鼎十分沉重，无法带走，他将其藏在了上海的家中。
日本军方想尽了办法打听宝鼎的下落，却数次无功而返。
日本人声称：“就是把上海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出宝鼎。”
叶恭绰忧心不已，此时此刻，他想到只有一个人最值得信任，那就是他的侄子——叶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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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是近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他从小与叔父叶恭绰感情深厚，亲如父子。
叶公超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收到叔父的信后十分重视，立刻出发赶往上海。
叶恭绰嘱咐叶公超：“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却不料，日本人早已得到了消息，知道了叶恭绰就是那个匿名买走毛公鼎的人。叶公超作为他的亲属，自然也被日本人盯上了。
叶公超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还没来得及处理毛公鼎，就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
日本人逮捕叶公超的理由是间谍罪，因为在搜查叶家宅子的时候发现了手枪。然而，当时毛公鼎就藏在床下，日本人竟然没有发现，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日本人扣留了叶公超，对其威逼利诱，意图夺得宝鼎。叶公超也是个硬骨头，死活就是不松口，哪怕遭受了严刑拷打也没有泄漏宝鼎的任何消息。
宝鼎被日本人觊觎，侄儿又被日本人扣押，叶恭绰心急如焚。
正当叶恭绰六神无主时，一位能工巧匠帮助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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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经隐没了这位工匠的名字，但是他的事迹值得我们记住。这位工匠帮助叶恭绰伪造了一个假鼎，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叶家把这个假的宝鼎送给了日本人，总算是暂时骗过了日本人。
然而，如此终究不是长策。如果日本人发现了宝鼎是假的，那麻烦可就大了。
1941年，在日本人的严密监视下，叶公超没有辜负叔父的嘱托，历尽艰险将毛公鼎偷运到香港。宝鼎的安危暂时得到了保障。
可是，叶恭绰后来的际遇并不好，常年的漂泊迁徙使他一家人的生活十分困顿，再加上他身患重病，一家人的生活无以为继。
自己信守“君子固穷”的道理是可以的，可是不能让家人也跟着自己挨饿啊。
6
万般无奈之下，叶恭绰和一位汉奸商人陈友仁达成了协议。
陈友仁在抗战时期与汪伪政府有联系，后来眼看着日本人大势已去，生怕抗战胜利后政府会追究自己的责任，因此想通过进献毛公鼎来讨好政府。
叶恭绰与陈友仁约定，先将宝鼎卖给陈友仁，等到抗战胜利后再由他献给国家。
抗战胜利后，陈友仁信守诺言，把毛公鼎上交给了国民政府。
在历经波折之后，漂泊了百年的无价国宝，终于安全了。
当国宝危在旦夕的时刻，这位中国曾经的交通部部长毅然护宝，为国家留住了重要的历史文物。
遥想当年，在半壁江山沦陷的乱世之中，人人求自保，贪官们想尽办法多捞一笔，平民百姓只求自己一家老小平安，很少有人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国宝。
然而，叶恭绰作为中国曾经的交通部长，却没有利用原有的关系网发国难财，也没有只顾自己的功名利禄，而是为了保护国宝而奔波流离，提心吊胆，最终将这件无价之宝献给了国家。
这种精神，实在令人感叹。
他是高官，是书画家，更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 搜狐历史 2016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