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掉下个区块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中国建设银行董事会，陈彩虹《读书》2021年第7期

　　一面是现行的“中心化”模式被千夫所指。凡是理解美国四大科技巨头公司GAFA（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和中国三大科技企业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运行奥秘的人们，对它们无以复加地集中个人身份和日常信息，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恐惧。人们判定个人信息上承载的隐私、自由和财富，不知不觉被这些公司无偿地盘剥，并且还将持续不断地掠夺，直到个人生命的终结。恰恰现代社会生活，人们又离不开这些公司提供的那些服务，毕竟社会交往少不得信息交流、商品买卖和支付、融资往来等活动。如此一来，明处是感觉不错的服务，某种便利的获取，还有“免费”的优待，暗处却是不知不觉中付出了人生重大的代价，有时还危及生命安全。只要登录了这些公司平台，注意，是公司平台，不是技术平台，那么，你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些“中心”是如此令人毛骨悚然，即便温和者也难以不去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它们，激进者当然就会呼吁社会阻止并摧毁它们，努力探求“无中心”的新模式来取代它们。
　　一面是区块链模式受到超乎寻常的热捧。在许多人眼里，一个技术应用体系，能够充分保护个人隐私、自由和财富，又可替代人类社会“中心化”的模式，无论何种高度评价，都不为过。区块链模式竟然可以保有这些“中心”既有的优势，同时毁掉“中心”对于个人隐私、自由和财富可能的侵犯，这种模式的特性，也只有“完美无缺”可以表达了。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完美无缺的事情，只存在彼岸，只存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之中，如今完美的区块链到来，简直就是一位“技术上帝”骤然降落到了人世间。这意味着什么？这难道不是人类社会一种顶级形态的到来？这并不是说，半部真实生活史，半部乌托邦思想史，构成人类历史的全部。而是说，人类真实生活史，其中一半就是将乌托邦的构想，付诸实践的过程。事实上，所有关于乌托邦的思维，无一不牵连人类的真实生活，要么用来逃避现实，要么用来批判现实；最积极的，是用来重建现实。

　　其次，国内重建将构成拜登政府的工作重心，美国外交将更多服务于美国人民的利益。布林肯在就任国务卿后的第一次重要演讲中阐述了拜登政府“以美国人民为中心的外交政策”，他指出，美国当前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再明显，外交政策方面的优先事项同时是国内和国外问题。布林肯将美中关系视为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提出必须以强势地位与中国竞争、合作和对抗，其最终的目的是为美国人民的利益服务，反映美国人民的价值观。他呼吁在中国问题上与盟友合作，实则奉行的是“开明自利”原则，鼓励盟友共同承担责任，但在美国参与国际安全和全球经济规则制定时，始终将美国人民的利益放在中心位置。
　　再次，美国转向国内建设，将严重影响在同盟中的领导力，美国盟友将不再一味追隨美国，而是更多奉行对冲战略。美国作为民主大国榜样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仍在持续衰落，相对安全的地理环境往往使得美国人民倾向于偏安一隅。然而，不愿承担大国的国际责任，是同盟政治的大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前主席、杰出研究员杰西卡·马修斯在《当下重新创造？对此，美国外交政策必须回炉重造，而不是恢复原样》中指出，尽管拜登认为特朗普的执政期是美国可以快速纠正的反常时期，然而完全恢复到特朗普时代之前的美国外交关系已毫无可能，世界和美国都在飞速改变，未来其他国家可能会越来越轻视美国的主张。美国自身领导力的式微可追溯至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且美国的衰落不仅发生在外交领域，当前在应对国内疫情和疫苗分配问题上，美国也充分暴露出缺乏优秀国家应有的领导力、国内民众不愿意为公共利益做出牺牲以及公共卫生体系的深度不公和管理无序等诸多弊端。马修斯指出，因为美国名誉受损和榜样力量的衰落，美国的盟友们在与之合作时可能会变得更加小心翼翼甚至满腹疑惑。马修斯认为，面对摇摆不定的美国，即便是最亲密的盟友也会将对冲战略作为合乎逻辑的回应方式：纵使美国提出的政策备受欢迎，它们依然要避免做出重大承诺，保持选择的开放性。外国盟友们的谨小慎微和怀疑态度，将是拜登政府在外交舞台上要面对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最后，虽然大国竞争的国际政治前景似乎已无可避免，但如今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不只有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地区性组织和体系甚至私人基金会也在应对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前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主管、“新美国”智库CEO安妮-玛丽·斯劳特和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员戈登·拉法格在《打开秩序：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国际体系》中指出，面对诸如气候变化、流行疾病、不平等和网络攻击等威胁与挑战时，国际社会必须调动更多参与者的积极性，国家之外的主体乃至地方政府官员同样可以发挥关键性作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亦对此趋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依靠非国家行动者的影响力，不失为应对全球危机的一种新选择。与此相比，就目前的两大支柱战略来看，拜登政府的同盟政治依然是一种“穿新鞋、走老路”的决策，依据意识形态和所谓国际法原则划分敌我的做法，无益于应对今天人类面临的诸多全球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