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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命关天！
在驻外大使馆工作，谁都怕处理人命案。我在利比里亚工作期间，偏偏遇上了一桩人命案，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无证驾驶惹出重大交通事故
1985年8月21日中午，我刚从使馆餐厅出来，迎面看到黑龙江援助利比里亚医疗队的史大夫急冲冲向我走来。他面色苍白，气喘吁吁，我急忙抢前一步，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吴队长轧死人啦！”
一听这话，我脑子里“嗡”的一下，急切地问道：“轧死了什么人？”
“轧死了一个利比里亚8岁小男孩！”
我招呼史大夫坐下，让他把出事经过详细告诉我。
他极力镇定情绪，向我叙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当天下午，吴队长和翻译刘峰开车从医疗队所在医院到相距约100公里的首都蒙罗维亚办事。车行至中途，吴队长心血来潮，转脸向刘峰说：“让我开一会儿！”刘峰随即停车，两人调换位置，由吴队长开车向前行驶。
吴队长爱好开车，但技术不佳，尚未拿到驾驶证。当车行至距首都约40公里处，道路平坦，来往车辆较少，两旁丛林密布，他便加大马力向前疾驶。在拐弯处，突然，一个小男孩从密林小道连蹦带跳横过马路。当吴队长发现时，小孩已近在咫尺，来不及刹车，一眨眼功夫，汽车将小孩撞倒在车轮下。车子翻倒在马路西侧的山坡下，吴队长和刘峰从车窗中爬出，见小孩血肉模糊，急忙招手拦车，把奄奄一息的小孩直接送往蒙罗维亚北郊的海岛医院。但抢救无效，小孩死亡。
事发之后，死者所在村庄的一些青年人手持棍棒在出事地点等候，扬言要对中国人进行报复，史大夫希望我引起注意。
我听毕，急忙乘车前往海岛医院处理此事。
海岛医院距大使馆约半个小时的路程，我坐在车厢里，边走边想：如何处理这一棘手的事故？
我来到利比里亚之后，曾经有几位外交官向我谈到：千万别发生车祸，他们说处理此类问题太困难。北欧某国驻利比里亚使馆一司机，到机场接人，回程将一逆行骑自行车的青年人撞死。按理死者违犯交通规则，是有责任的，但当地居民不管这些，他们闻迅赶来，将司机扒光衣服，反手捆绑，拳打脚踢，关押起来。大使馆派人探视，必须先交钱，每次不得少于50美元，看一次交一次钱，不交钱不准见面，一连关押了5天。大使馆心急如焚，担心这位遍体鳞伤的司机被折磨至死，不惜花钱请客，托人说情，最后用两万多美元的代价才了结此案，将司机赎回。
我到达海岛医院，只见吴队长和刘峰全身都是血迹。他们一看见我便放声大哭。海岛医院院长招呼我进会议室，会议室有20多人，个个表情严肃。待大家坐定，警察局官员起立说道：“现在死者家属的代表、医疗队所在医院院长和中国大使馆的代表都已到齐，请大家到警察局处理这一案件，死者的家属正在警察局等候我们。”
愤怒情绪被真诚的友谊化解
我们来到警察局门口，在进门之前，我想，即将出现在我面前的一定是一副凄惨而又愤怒的场面：死者的母亲由人搀扶着连哭带喊地向我要她的儿子，在场的利比里亚人向我们表示出不友好的态度和行为……
这是我根据中国人的习俗作出的主观判断，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错了。当我走进警察局会议室时，只见10多个妇女和4个男人都静静地坐在那里，他们之中无一人流泪，甚至我弄不清哪一位是死者的母亲。
警察局长起立示意，让我在他的左侧一张椅子上就座。
会议室一片寂静，人们翘首等待着警察局长说话。
警察局长约30多岁，身材魁梧，一双炭火般的眼睛放射出严肃的目光。他向大家扫视一遍，说道：“大家先认识一下。”他先把我介绍给大家：“这是中国大使馆的代表。”他手指坐在我前面的一位中年妇女说：“这位就是死者的母亲。”我急忙起座欠身向她致意。警察局长转身指着坐在我右侧的一位年约60多岁的老年人说：“这就是他们的族长。”然后向大家把手一挥说：“这些人有的是死者的亲属，有的是邻居。”
局长征询我的意见：“死者家属提出，你们先拿出2500美元，安葬死者，然后再谈善后事宜。你的意见如何？”我当即表示同意，遂将随身携带的1500美元交给警察局长，并告：“其余部分马上派司机去取，大约一个半小时便可取回。”
他过目后，即转交给死者的家属。
警察局长说：“现在请中国大使馆的代表谈谈他对解决此案的意见。”随着局长的话音，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
首先，我说：“我想，在座的朋友都知道中国人是利比里亚的真诚朋友。”说完这句话，我停顿了一下，发现有人默默点头。
我接着说：“中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利比里亚，中国人在利比里亚不仅有医疗队帮助你们治病，还有建筑队帮助你们修建体育馆，还有农业队帮助你们种植水稻。他们告别家乡和亲人来到你们的国家，已经3年了，尚未回家。他们每天不分昼夜地埋头工作，表示不完成任务决不回家！”在场的人听了这话，面带微笑，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于是我话锋一转，说道：“你们知道吗？现在已经有两名中国人为你们的国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被安葬在蒙罗维亚公墓，将永远和利比里亚人在一起。”他们一听这话，感到吃惊。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事，于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打破了会议室的沉静。
我接着说：“中国医疗队来到你们的国家，本来是要救死扶伤，为你们解除病痛，万万没有想到会发生不幸车祸，给你们带来痛苦，每一位中国人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心里都感到十分难过。你们失去亲人的悲痛心情，我们完全理解。”
这时，他们的愤怒情绪消退了，从眉宇间流露出友好的神色。可以看出，他们愿意听我继续说下去。
利比里亚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不论大人小孩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我要借上帝的名义，抚平他们悲痛的心灵，并为死者祈祷。
最后，我说：“你们都信奉上帝，请问：一个人的命运能由自己决定吗？上帝要让谁去，谁也留不住。我们只能向上帝祈祷，让死者得到安宁，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在上帝面前，我们不能有别的要求。”这话说到了他们的心坎上，个个面呈微笑，频频点头。
于是我向警察局长示意，我就说这些。
局长说：“你们下去商量一下，有什么要求可以向中国大使馆的代表提出。”
这时大家纷纷退出，室内除我外，还有警察局长和医疗队所在医院杜马院长等人。
我猜测，他们除提出2500美元的安葬费外，一定要和我算两笔账：养育一个年满8岁的小孩要花费多少钱？孩子长大后，每年要创造多大价值？这些账谁都算不清，只能由他们漫天要价了。我做好了思想准备，出一两万美元了结此案也可以。只要吴队长和刘峰不受折磨。
大约过了40多分钟，警察局长招呼大家进屋，男男女女各归原位。我提心吊胆，等待他们开价。只听死者的母亲和其他几位妇女平静地对我说：“费尼士（英语Finish意为完事)。”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正在发愣。她们意识到我没听明白，几乎同时把双手向外一摆，再次放大声音向我说：“费尼士！”这太使我感到意外了，我几乎要跳起来去拥抱她们。我激动地说：“太感谢你们了！中利友谊重于生命。只有我们真诚的朋友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时全屋充满欢笑，族长告诉我：“只收你们1500美元的安葬费，再不向你们提任何要求了。”
杜马院长也上前告诉我：“1500美元安葬费，由医院承担一半。”我紧握他的手，连声道谢。
警察局长好像被这生动的场面感动了，他站起身说：“问题圆满解决，马上释放肇事者。”
死者家属和村民纷纷出门，我尾随其后，在门口与他们一一握别。
慰问死者家属 友谊地久天长
8月28日，我和杜马院长商定一同去看望死者家属，同去的还有警察局的两位官员。我们约定在公路旁一岔口会面，然后一同进村。当我们到达约定的地点时，一位青年正在岔口等待，我和这位青年在警察局已见过面，我招呼他上车，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说：“巴拉。”
“你们村庄离这里有多远？”
“5分钟就到。”
汽车驶入密不透风的丛林，只见道路平整，黄土铺地，有些妨碍汽车行驶的树枝全被砍掉了。我感到奇怪，问巴拉：“这条路是不是刚修过？”
“我们村上人听说中国大使馆的官员要进村，都十分高兴。为欢迎你们的到来，我们派出17个青年，把这条道路整修了一番。”
“你在村上做什么工作？”
他风趣地说：“外交工作。”听到这话我笑了。他接着说：“我们村里凡是和外界联系事情，都由我出面。我还是翻译官呢！我们国家虽然是英语区，但有些老年人和未进过校门的妇女，对英语听不太懂，需要由我作传声筒。”
说话间，我们到达目的地。
巴拉陪同族长接待我们，让我们在村中心一座长宽约6米左右的亭子就座。利比里亚农村都有这样的亭子，这是供村民集会、接待客人和外宾的地方，亭子四周都是座位。大家坐定，我对苦主和族长说：“今天我是来寻求友谊的。”说着交给他们500美元，作为对死者家属的生活补助，并送给他们一些礼品。
杜马院长、警察局的官员、族长和我先后讲话，为使每个村民都能听懂大家讲话的意思，巴拉主动为大家当翻译。
族长亲切地对我说：“友谊比金钱更重要。这件事已经了结，你们再不要为此事而分心。”
我们起身告辞，村民们为我们送行。我们的车已经走出很远很远，仍然看到他们站在村口，频频向我们招手。
这件人命案件，虽已经过去多年了，但我仍不时想起当时的情景。通过处理此案，使我深深感到，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之间的感情多么淳朴，多么真诚，这是用金钱买不到的。⊙
在驻外大使馆工作，谁都怕处理人命案。我在利比里亚工作期间，偏偏遇上了一桩人命案，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无证驾驶惹出重大交通事故
1985年8月21日中午，我刚从使馆餐厅出来，迎面看到黑龙江援助利比里亚医疗队的史大夫急冲冲向我走来。他面色苍白，气喘吁吁，我急忙抢前一步，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吴队长轧死人啦！”
一听这话，我脑子里“嗡”的一下，急切地问道：“轧死了什么人？”
“轧死了一个利比里亚8岁小男孩！”
我招呼史大夫坐下，让他把出事经过详细告诉我。
他极力镇定情绪，向我叙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当天下午，吴队长和翻译刘峰开车从医疗队所在医院到相距约100公里的首都蒙罗维亚办事。车行至中途，吴队长心血来潮，转脸向刘峰说：“让我开一会儿！”刘峰随即停车，两人调换位置，由吴队长开车向前行驶。
吴队长爱好开车，但技术不佳，尚未拿到驾驶证。当车行至距首都约40公里处，道路平坦，来往车辆较少，两旁丛林密布，他便加大马力向前疾驶。在拐弯处，突然，一个小男孩从密林小道连蹦带跳横过马路。当吴队长发现时，小孩已近在咫尺，来不及刹车，一眨眼功夫，汽车将小孩撞倒在车轮下。车子翻倒在马路西侧的山坡下，吴队长和刘峰从车窗中爬出，见小孩血肉模糊，急忙招手拦车，把奄奄一息的小孩直接送往蒙罗维亚北郊的海岛医院。但抢救无效，小孩死亡。
事发之后，死者所在村庄的一些青年人手持棍棒在出事地点等候，扬言要对中国人进行报复，史大夫希望我引起注意。
我听毕，急忙乘车前往海岛医院处理此事。
海岛医院距大使馆约半个小时的路程，我坐在车厢里，边走边想：如何处理这一棘手的事故？
我来到利比里亚之后，曾经有几位外交官向我谈到：千万别发生车祸，他们说处理此类问题太困难。北欧某国驻利比里亚使馆一司机，到机场接人，回程将一逆行骑自行车的青年人撞死。按理死者违犯交通规则，是有责任的，但当地居民不管这些，他们闻迅赶来，将司机扒光衣服，反手捆绑，拳打脚踢，关押起来。大使馆派人探视，必须先交钱，每次不得少于50美元，看一次交一次钱，不交钱不准见面，一连关押了5天。大使馆心急如焚，担心这位遍体鳞伤的司机被折磨至死，不惜花钱请客，托人说情，最后用两万多美元的代价才了结此案，将司机赎回。
我到达海岛医院，只见吴队长和刘峰全身都是血迹。他们一看见我便放声大哭。海岛医院院长招呼我进会议室，会议室有20多人，个个表情严肃。待大家坐定，警察局官员起立说道：“现在死者家属的代表、医疗队所在医院院长和中国大使馆的代表都已到齐，请大家到警察局处理这一案件，死者的家属正在警察局等候我们。”
愤怒情绪被真诚的友谊化解
我们来到警察局门口，在进门之前，我想，即将出现在我面前的一定是一副凄惨而又愤怒的场面：死者的母亲由人搀扶着连哭带喊地向我要她的儿子，在场的利比里亚人向我们表示出不友好的态度和行为……
这是我根据中国人的习俗作出的主观判断，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错了。当我走进警察局会议室时，只见10多个妇女和4个男人都静静地坐在那里，他们之中无一人流泪，甚至我弄不清哪一位是死者的母亲。
警察局长起立示意，让我在他的左侧一张椅子上就座。
会议室一片寂静，人们翘首等待着警察局长说话。
警察局长约30多岁，身材魁梧，一双炭火般的眼睛放射出严肃的目光。他向大家扫视一遍，说道：“大家先认识一下。”他先把我介绍给大家：“这是中国大使馆的代表。”他手指坐在我前面的一位中年妇女说：“这位就是死者的母亲。”我急忙起座欠身向她致意。警察局长转身指着坐在我右侧的一位年约60多岁的老年人说：“这就是他们的族长。”然后向大家把手一挥说：“这些人有的是死者的亲属，有的是邻居。”
局长征询我的意见：“死者家属提出，你们先拿出2500美元，安葬死者，然后再谈善后事宜。你的意见如何？”我当即表示同意，遂将随身携带的1500美元交给警察局长，并告：“其余部分马上派司机去取，大约一个半小时便可取回。”
他过目后，即转交给死者的家属。
警察局长说：“现在请中国大使馆的代表谈谈他对解决此案的意见。”随着局长的话音，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
首先，我说：“我想，在座的朋友都知道中国人是利比里亚的真诚朋友。”说完这句话，我停顿了一下，发现有人默默点头。
我接着说：“中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利比里亚，中国人在利比里亚不仅有医疗队帮助你们治病，还有建筑队帮助你们修建体育馆，还有农业队帮助你们种植水稻。他们告别家乡和亲人来到你们的国家，已经3年了，尚未回家。他们每天不分昼夜地埋头工作，表示不完成任务决不回家！”在场的人听了这话，面带微笑，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于是我话锋一转，说道：“你们知道吗？现在已经有两名中国人为你们的国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被安葬在蒙罗维亚公墓，将永远和利比里亚人在一起。”他们一听这话，感到吃惊。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事，于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打破了会议室的沉静。
我接着说：“中国医疗队来到你们的国家，本来是要救死扶伤，为你们解除病痛，万万没有想到会发生不幸车祸，给你们带来痛苦，每一位中国人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心里都感到十分难过。你们失去亲人的悲痛心情，我们完全理解。”
这时，他们的愤怒情绪消退了，从眉宇间流露出友好的神色。可以看出，他们愿意听我继续说下去。
利比里亚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不论大人小孩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我要借上帝的名义，抚平他们悲痛的心灵，并为死者祈祷。
最后，我说：“你们都信奉上帝，请问：一个人的命运能由自己决定吗？上帝要让谁去，谁也留不住。我们只能向上帝祈祷，让死者得到安宁，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在上帝面前，我们不能有别的要求。”这话说到了他们的心坎上，个个面呈微笑，频频点头。
于是我向警察局长示意，我就说这些。
局长说：“你们下去商量一下，有什么要求可以向中国大使馆的代表提出。”
这时大家纷纷退出，室内除我外，还有警察局长和医疗队所在医院杜马院长等人。
我猜测，他们除提出2500美元的安葬费外，一定要和我算两笔账：养育一个年满8岁的小孩要花费多少钱？孩子长大后，每年要创造多大价值？这些账谁都算不清，只能由他们漫天要价了。我做好了思想准备，出一两万美元了结此案也可以。只要吴队长和刘峰不受折磨。
大约过了40多分钟，警察局长招呼大家进屋，男男女女各归原位。我提心吊胆，等待他们开价。只听死者的母亲和其他几位妇女平静地对我说：“费尼士（英语Finish意为完事)。”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正在发愣。她们意识到我没听明白，几乎同时把双手向外一摆，再次放大声音向我说：“费尼士！”这太使我感到意外了，我几乎要跳起来去拥抱她们。我激动地说：“太感谢你们了！中利友谊重于生命。只有我们真诚的朋友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时全屋充满欢笑，族长告诉我：“只收你们1500美元的安葬费，再不向你们提任何要求了。”
杜马院长也上前告诉我：“1500美元安葬费，由医院承担一半。”我紧握他的手，连声道谢。
警察局长好像被这生动的场面感动了，他站起身说：“问题圆满解决，马上释放肇事者。”
死者家属和村民纷纷出门，我尾随其后，在门口与他们一一握别。
慰问死者家属 友谊地久天长
8月28日，我和杜马院长商定一同去看望死者家属，同去的还有警察局的两位官员。我们约定在公路旁一岔口会面，然后一同进村。当我们到达约定的地点时，一位青年正在岔口等待，我和这位青年在警察局已见过面，我招呼他上车，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说：“巴拉。”
“你们村庄离这里有多远？”
“5分钟就到。”
汽车驶入密不透风的丛林，只见道路平整，黄土铺地，有些妨碍汽车行驶的树枝全被砍掉了。我感到奇怪，问巴拉：“这条路是不是刚修过？”
“我们村上人听说中国大使馆的官员要进村，都十分高兴。为欢迎你们的到来，我们派出17个青年，把这条道路整修了一番。”
“你在村上做什么工作？”
他风趣地说：“外交工作。”听到这话我笑了。他接着说：“我们村里凡是和外界联系事情，都由我出面。我还是翻译官呢！我们国家虽然是英语区，但有些老年人和未进过校门的妇女，对英语听不太懂，需要由我作传声筒。”
说话间，我们到达目的地。
巴拉陪同族长接待我们，让我们在村中心一座长宽约6米左右的亭子就座。利比里亚农村都有这样的亭子，这是供村民集会、接待客人和外宾的地方，亭子四周都是座位。大家坐定，我对苦主和族长说：“今天我是来寻求友谊的。”说着交给他们500美元，作为对死者家属的生活补助，并送给他们一些礼品。
杜马院长、警察局的官员、族长和我先后讲话，为使每个村民都能听懂大家讲话的意思，巴拉主动为大家当翻译。
族长亲切地对我说：“友谊比金钱更重要。这件事已经了结，你们再不要为此事而分心。”
我们起身告辞，村民们为我们送行。我们的车已经走出很远很远，仍然看到他们站在村口，频频向我们招手。
这件人命案件，虽已经过去多年了，但我仍不时想起当时的情景。通过处理此案，使我深深感到，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之间的感情多么淳朴，多么真诚，这是用金钱买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