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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乱后便开始了對国家水利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京畿附近的永定河成为皇帝治理防护的重点。在筑堤束水等治河思想的指导下，水灾发生的频率逐渐减少。对河流的治理不仅彰显了清朝一统天下的决心与毅力，也体现了一个专制王朝在建国为民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
关键词：直隶地区;水利;公共产品;永定河
随着水利史研究的深入，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是关于永定河的生态环境、工程建设与职官任免等宏观问题，未能从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角度加以分析说明，即国家政策指导下的水利设施的建设维护与地方社会积极配合等关系的分析尚不充分。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出发，分析永定河治理背后的因素。
1 公共产品与水利工程
1.1 公共产品的概念
“中国的统治者将公共产品视为维持社会秩序、强化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他们充分意识到，只有社会稳定才能长治久安。而要想社会稳定，物质的供给就必须持久而充裕。”①王国斌等人在书中说明了公共产品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在中国，仁政的概念就是轻徭薄赋和提供公共产品。”②公共产品是西方公共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最早是由瑞典经济学家埃里克·R·林达尔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这一词汇。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认为，每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影响他人的消费与使用。西方经济学家后来归纳出其基本特征，即公共产品一般是指那些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受益上具有非排他性的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产品。公共产品概念的提出多用于经济学和管理学层面，它包括了很多方面，如教育、交通、水利等都属于公共产品。在清代，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对于水利等公共产品的提供是怎样的状态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2 水利工程与公共产品的关系
从对水利工程的建设方面就可以看出清政府是这套原则的践行者。公共产品具有两大特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水利工程正是同时具有以上两种特征的公共产品，它在人们的农业生产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人们对于它的使用不存在你争我抢的竞争关系，而农业作物的种植成熟与水利设施的发展完善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清代在建国初期，面对的就是明末农民起义后的乱世。作为占有国家人口少数的满族人，他们一方面需要在封建大国中立足，为自己确立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国家的统一与经济的发展依然需要这些统治者励精图治。于是，以康熙为首的皇帝自继位开始，便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力图使国家安宁、社会安定、百姓安生。其中，与百姓息息相关的莫过于农业的发展，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作物生产质量的好坏就代表着食物这一基本物质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而水利设施的完善同样对于当时的封建国家有不可言说的重要作用。下文将重点分析康熙年间直隶地区永定河流域的治理概况。
2 康熙年间直隶地区永定河流域的治理概况
2.1 康熙年间的永定河治理
清康熙年间的永定河治理一般认为起源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即皇帝平定三藩之乱后。京畿附近的永定河对人民的生活影响极大，不仅关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整个朝廷及王公大臣都间接地受其影响。永定河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影响地区同样决定了其治理的重要性。下面拟从政治、经济和社会角度分析永定河治理的背景及原因。
2.1.1 政治因素
清军入关后，政治形势极不稳定，各地反叛势力风起云涌，清政府忙于平定大小战事，力求建立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封建专制国家，从而无力经营关乎百姓的民生事务。为了对付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和南明政府的大力反抗，清政府封云南的吴三桂、广东的尚可喜、福建的耿精忠为藩王，代替统治者管理当地事务，并在一定时期取得了很有效的成果。然而，在1673年康熙决定撤藩时，吴三桂提出“兴明讨虏”，正式对清政府宣战，以其为首的军队由云南出发，一路攻占贵州、湖南等地，成为清朝统一国家的一支阻碍力量。康熙帝趁吴三桂在湖南部署军事力量时，对其他叛乱者进行招抚，耿精忠、尚之信随之归顺于朝廷，而吴三桂于1678年在衡州称帝，病死后将帝位传于其孙。三年后，随着清军进入云南，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最终结束，也意味着清朝在中原地区正式建立了统治地位。这一叛乱历时时间较长，社会破坏力较大。在战争结束后，为了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社会经济，清政府向云南迁移了大量的汉族民众，大大开发了西南地区。同时为了稳定当地的社会秩序，给予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并由专人传授农作物生产种植经验，以使人民安居乐业。
在平定西南地区的叛乱后，西北地区以噶尔丹为首的准噶尔部在俄国的支持下与清王朝发生军事冲突，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开始，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结束，清军三次与之交锋并最终胜利，不但维护了祖国的统一，还防止了民族的分裂。历时六年的战事结束后，当国家趋于稳定时，康熙帝又开始马不停蹄地进行第二项事业，即管理河务，距离京城较近的永定河流域成为他关注的重点。
2.1.2 经济社会因素
①自然环境。永定河为海河水系的一支，流经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由洋河和桑干河在河北省怀来县汇流后形成，河流本身善淤善徙，水旱灾害频发，给流经地区百姓带来伤害，尤其是威胁到直隶地区农业的发展。该地区属于温带季风性气候区，降水量大且集中，山脉众多，水系发达。夏季高温多雨，极易导致河流泛滥成灾。作为直隶地区内最大的河流，永定河经常随着气候的转变发生漫溢，侵蚀河道，从而使以农为本的百姓流离失所，农业生产也遭到破坏，人们不得不另寻他处定居生存。同时，据历史学家考据，在明清时期出现了小冰期等气候波动，温度较往年低，农业作物生长环境不稳定，也导致其产量的下降。所以，直隶地区的农业发展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既包括河流的水性、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也有人口等社会因素的制约。
②人口与农业发展。“统治者们对于首都与基本经济区相距太远这件事越来越发愁，因而多次想把海河流域发展成为基本经济区。”①于是，距离京畿地区较近的永定河流域成为清朝历代皇帝治理的重点。随着清朝平定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叛乱后，国家建设趋于稳定，人民生活逐渐安定。粮食生产成为国之根本，但当时永定河周边的永清县、固安县、文清县等地却因水灾导致农作物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甚至有人不顾危险，在洪水退却后仍居住在水源附近，只是为了那些河道附近留下的淤泥肥美，适宜农业耕作。康熙曾多次命令大臣劝诫百姓，不要为了一时之利而失去性命，甚至阻碍治理河道。他提出将部分百姓迁移出去，另外给予田地耕种，并在一定时期内蠲免赋税。其他因自然条件制约农业生产的百姓，清政府借予其生产工具并传授种植经验，帮助人民发展经济。百姓对此感激不尽，社会秩序更加稳定，为人口的不断增加奠定了基础，充分体现了康熙帝以民为本、勤政务实的为政理念，所以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出现了自汉朝文景之治后的又一辉煌时期。 2.2 治理过程与治理结果
2.2.1 治理过程
康熙时期，永定河的堤防已出现了很多问题。康熙三十一年（1692），“浑河堤岸久未修筑，各处冲决，河道渐次北移。永清、霸州、固安、文安等处，时被水灾，为民生之忧。可详加查勘，估计工程，动正项钱粮修筑”②。康熙三十七年（1698），“浑河自新城九花台漫决，环绕霸州，水患频仍”③。浑河即永定河旧称，当时水灾频发，康熙帝亲自视察后说道：“朕经行水灾地方，见百姓以水藻为食。朕曾尝之，百姓艰苦，朕时在念。”④为了勘探当地受灾情况，皇帝派出大量官员到地方协助办理水利建设事务。于是从康熙三十一年（1692）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这三十年中，对永定河进行了七次大规模的修治工程。1722年，年老体衰的他仍然率领大臣巡视永定河河务，看到河流不再奔涌而出，农业发展不再受阻，心中大悦。在回京途中逐渐病重，于十一月逝世。
2.2.2 治理结果
康熙皇帝曾这样说：“朕以河工紧要，凡前代有关河务之书，无不披阅。”⑤我们回顾历史发现，没有哪一个皇帝如此兢兢业业，本应该由大臣做的事，他都不想假手于人，甚至事必躬亲，亲自指挥臣民修治河务，以期百姓安居乐业。对于永定河的治理，自康熙三十七年（1698）开展大规模治理开始，历经三十年，使其湍水轨道横流，以宁三十年来河无迁徙，此从古所未有也。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方法不仅使永定河流经地区农业持续健康发展，对于拱卫京畿地区的安全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当时不发达的水利设施情况下，康熙帝通过对其地形、气候、农业发展等角度的综合考量，与朝廷里的各级官员共议大事。他还深入民间，倾听百姓呼声，了解经济发展的壁垒，因地制宜地提出相应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使永定河两岸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
通过对永定河的大力整治和筑堤修坝，直隶地区大量土地得到耕种，农业迅速恢复和发展。但因为永定河本身水流湍急、泥沙含量较大，当时的技术水平只能确保不再发生大的水灾，其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治。但是，康熙帝开启了大规模治理河流的先例，这使后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治理之策。
3 国家对公共产品的提供与民间力量的发挥
3.1 政府的职能与作用
康熙年间的河流治理主要是听从皇帝亲自指挥，并由大臣监理河务。“官不清则为民害，水不清亦无利于民。”①为官一定要为民清廉务实，真正做到以百姓的利益和要求为先，所以无论是治水还是治人，康熙帝都自有办法。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六月，皇帝在国库充盈的情况下，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解决永定河问题。同时，他在亲自视阅河流水文情况后，又在其南北两岸设立分司，多由满洲欺人担任。这些官员主要受直隶巡抚监督，分司与巡抚及州县各官还要互相监督，如有违误即可提报工部。同时，分司不仅需要管理永定河工的防汛事宜，还要掌管钱粮事务及所属官员。时任直隶巡抚的李光地上奏：“仍设分司二员，笔帖式四十员。”②由于分司分身乏术，无力监理全部河道事务。于是，在两岸分司下设立同知。又因李光地认为：“永定河关系紧要，看得分司郭治不能河务，若河有差，惧郭治与臣两人性命甚轻，但皇上以永定河之故，不惜库帑费用繁多，不避寒暑风雨，屡次巡查指示，并无济益，乞皇上另选人员补授。”②于是，皇帝在和李光地、齐苏勒、色图浑商议后，决定南岸同知为郭治，北岸同知为汤彜。刚开始设置的两岸分司隶属于工部，并非直隶地方官员，两岸同知则隶属于直隶官员管辖，其身份地位发生了一些变化。
雍正、乾隆年间，更是迎来了对永定河治理的黄金时期。南北同知的设置与调整，管河笔帖式的废除与两岸十六汛的建立等对永定河河官的调整与设置，都体现了清政府职权的扩大，反映了水利对地方官制结构的影响，也突出了当时的封建大国对于水利等公共产品的控制，为后世继续建设公共事业奠定了基础。
3.2 民间组织与力量
对于清代永定河流域的易淤易徙导致农业生产不稳定的问题，民间社会也有其应对方法。国家在这时除了开放常平仓，进行一般救济以外，民间也会设立义仓、社仓等机构放出部分粮食。除此之外，百姓也会自救。另外还有截漕、蠲免等救灾措施，根据其受灾程度不同蠲免的额度也有区别，如康熙十七年（1678）规定：五分以下为不成灾，六分免十分之一，七分以上免二，九分十分者免十分之三等。还有以工代赈的实行，由于水利设施的建设计工受值，使国家在整治水利的同时节省了雇募人员的费用，同样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但是，以工代赈也存在缺陷，在当时条件下来参与工程的人多属于没有技术的百姓，他们对于河流的疏浚只是机械地听从指挥，并不能真正地确保施工质量，所以不能完全投入到河流的治理当中。而在其他原始史料中，我们同样也能看到当地百姓和地方官员为永定河的精准治理提供的意見和建议。这不仅有助于中央政府和直隶巡抚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对症下药，还使地方基层官员为百姓谋福利，加强自身的管理能力，为清政府形成了一整套高效利民的管理体制和官僚队伍。同时，在吸取前朝经验教训的情况下，不断创新其大国治理方式，为近现代甚至是当代政府走好中国道路提供借鉴。
4 结语
从清朝康熙年间直隶地区永定河的治理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封建大国的统治中，百姓的生存发展受到极大的关注，无论是他们的生产资料还是生产工具，都成为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水利这样一个主要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更多的是借助于国家的调配。虽然因为历史的局限性和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不发达，使永定河问题没有得到根治，只是避免了大面积灾害的频发，但其治理的经验和治水的思想理念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和思考。
关键词：直隶地区;水利;公共产品;永定河
随着水利史研究的深入，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是关于永定河的生态环境、工程建设与职官任免等宏观问题，未能从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角度加以分析说明，即国家政策指导下的水利设施的建设维护与地方社会积极配合等关系的分析尚不充分。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出发，分析永定河治理背后的因素。
1 公共产品与水利工程
1.1 公共产品的概念
“中国的统治者将公共产品视为维持社会秩序、强化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他们充分意识到，只有社会稳定才能长治久安。而要想社会稳定，物质的供给就必须持久而充裕。”①王国斌等人在书中说明了公共产品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在中国，仁政的概念就是轻徭薄赋和提供公共产品。”②公共产品是西方公共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最早是由瑞典经济学家埃里克·R·林达尔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这一词汇。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认为，每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影响他人的消费与使用。西方经济学家后来归纳出其基本特征，即公共产品一般是指那些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受益上具有非排他性的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产品。公共产品概念的提出多用于经济学和管理学层面，它包括了很多方面，如教育、交通、水利等都属于公共产品。在清代，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对于水利等公共产品的提供是怎样的状态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2 水利工程与公共产品的关系
从对水利工程的建设方面就可以看出清政府是这套原则的践行者。公共产品具有两大特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水利工程正是同时具有以上两种特征的公共产品，它在人们的农业生产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人们对于它的使用不存在你争我抢的竞争关系，而农业作物的种植成熟与水利设施的发展完善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清代在建国初期，面对的就是明末农民起义后的乱世。作为占有国家人口少数的满族人，他们一方面需要在封建大国中立足，为自己确立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国家的统一与经济的发展依然需要这些统治者励精图治。于是，以康熙为首的皇帝自继位开始，便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力图使国家安宁、社会安定、百姓安生。其中，与百姓息息相关的莫过于农业的发展，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作物生产质量的好坏就代表着食物这一基本物质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而水利设施的完善同样对于当时的封建国家有不可言说的重要作用。下文将重点分析康熙年间直隶地区永定河流域的治理概况。
2 康熙年间直隶地区永定河流域的治理概况
2.1 康熙年间的永定河治理
清康熙年间的永定河治理一般认为起源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即皇帝平定三藩之乱后。京畿附近的永定河对人民的生活影响极大，不仅关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整个朝廷及王公大臣都间接地受其影响。永定河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影响地区同样决定了其治理的重要性。下面拟从政治、经济和社会角度分析永定河治理的背景及原因。
2.1.1 政治因素
清军入关后，政治形势极不稳定，各地反叛势力风起云涌，清政府忙于平定大小战事，力求建立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封建专制国家，从而无力经营关乎百姓的民生事务。为了对付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和南明政府的大力反抗，清政府封云南的吴三桂、广东的尚可喜、福建的耿精忠为藩王，代替统治者管理当地事务，并在一定时期取得了很有效的成果。然而，在1673年康熙决定撤藩时，吴三桂提出“兴明讨虏”，正式对清政府宣战，以其为首的军队由云南出发，一路攻占贵州、湖南等地，成为清朝统一国家的一支阻碍力量。康熙帝趁吴三桂在湖南部署军事力量时，对其他叛乱者进行招抚，耿精忠、尚之信随之归顺于朝廷，而吴三桂于1678年在衡州称帝，病死后将帝位传于其孙。三年后，随着清军进入云南，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最终结束，也意味着清朝在中原地区正式建立了统治地位。这一叛乱历时时间较长，社会破坏力较大。在战争结束后，为了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社会经济，清政府向云南迁移了大量的汉族民众，大大开发了西南地区。同时为了稳定当地的社会秩序，给予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并由专人传授农作物生产种植经验，以使人民安居乐业。
在平定西南地区的叛乱后，西北地区以噶尔丹为首的准噶尔部在俄国的支持下与清王朝发生军事冲突，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开始，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结束，清军三次与之交锋并最终胜利，不但维护了祖国的统一，还防止了民族的分裂。历时六年的战事结束后，当国家趋于稳定时，康熙帝又开始马不停蹄地进行第二项事业，即管理河务，距离京城较近的永定河流域成为他关注的重点。
2.1.2 经济社会因素
①自然环境。永定河为海河水系的一支，流经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由洋河和桑干河在河北省怀来县汇流后形成，河流本身善淤善徙，水旱灾害频发，给流经地区百姓带来伤害，尤其是威胁到直隶地区农业的发展。该地区属于温带季风性气候区，降水量大且集中，山脉众多，水系发达。夏季高温多雨，极易导致河流泛滥成灾。作为直隶地区内最大的河流，永定河经常随着气候的转变发生漫溢，侵蚀河道，从而使以农为本的百姓流离失所，农业生产也遭到破坏，人们不得不另寻他处定居生存。同时，据历史学家考据，在明清时期出现了小冰期等气候波动，温度较往年低，农业作物生长环境不稳定，也导致其产量的下降。所以，直隶地区的农业发展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既包括河流的水性、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也有人口等社会因素的制约。
②人口与农业发展。“统治者们对于首都与基本经济区相距太远这件事越来越发愁，因而多次想把海河流域发展成为基本经济区。”①于是，距离京畿地区较近的永定河流域成为清朝历代皇帝治理的重点。随着清朝平定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叛乱后，国家建设趋于稳定，人民生活逐渐安定。粮食生产成为国之根本，但当时永定河周边的永清县、固安县、文清县等地却因水灾导致农作物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甚至有人不顾危险，在洪水退却后仍居住在水源附近，只是为了那些河道附近留下的淤泥肥美，适宜农业耕作。康熙曾多次命令大臣劝诫百姓，不要为了一时之利而失去性命，甚至阻碍治理河道。他提出将部分百姓迁移出去，另外给予田地耕种，并在一定时期内蠲免赋税。其他因自然条件制约农业生产的百姓，清政府借予其生产工具并传授种植经验，帮助人民发展经济。百姓对此感激不尽，社会秩序更加稳定，为人口的不断增加奠定了基础，充分体现了康熙帝以民为本、勤政务实的为政理念，所以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出现了自汉朝文景之治后的又一辉煌时期。 2.2 治理过程与治理结果
2.2.1 治理过程
康熙时期，永定河的堤防已出现了很多问题。康熙三十一年（1692），“浑河堤岸久未修筑，各处冲决，河道渐次北移。永清、霸州、固安、文安等处，时被水灾，为民生之忧。可详加查勘，估计工程，动正项钱粮修筑”②。康熙三十七年（1698），“浑河自新城九花台漫决，环绕霸州，水患频仍”③。浑河即永定河旧称，当时水灾频发，康熙帝亲自视察后说道：“朕经行水灾地方，见百姓以水藻为食。朕曾尝之，百姓艰苦，朕时在念。”④为了勘探当地受灾情况，皇帝派出大量官员到地方协助办理水利建设事务。于是从康熙三十一年（1692）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这三十年中，对永定河进行了七次大规模的修治工程。1722年，年老体衰的他仍然率领大臣巡视永定河河务，看到河流不再奔涌而出，农业发展不再受阻，心中大悦。在回京途中逐渐病重，于十一月逝世。
2.2.2 治理结果
康熙皇帝曾这样说：“朕以河工紧要，凡前代有关河务之书，无不披阅。”⑤我们回顾历史发现，没有哪一个皇帝如此兢兢业业，本应该由大臣做的事，他都不想假手于人，甚至事必躬亲，亲自指挥臣民修治河务，以期百姓安居乐业。对于永定河的治理，自康熙三十七年（1698）开展大规模治理开始，历经三十年，使其湍水轨道横流，以宁三十年来河无迁徙，此从古所未有也。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方法不仅使永定河流经地区农业持续健康发展，对于拱卫京畿地区的安全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当时不发达的水利设施情况下，康熙帝通过对其地形、气候、农业发展等角度的综合考量，与朝廷里的各级官员共议大事。他还深入民间，倾听百姓呼声，了解经济发展的壁垒，因地制宜地提出相应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使永定河两岸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
通过对永定河的大力整治和筑堤修坝，直隶地区大量土地得到耕种，农业迅速恢复和发展。但因为永定河本身水流湍急、泥沙含量较大，当时的技术水平只能确保不再发生大的水灾，其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治。但是，康熙帝开启了大规模治理河流的先例，这使后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治理之策。
3 国家对公共产品的提供与民间力量的发挥
3.1 政府的职能与作用
康熙年间的河流治理主要是听从皇帝亲自指挥，并由大臣监理河务。“官不清则为民害，水不清亦无利于民。”①为官一定要为民清廉务实，真正做到以百姓的利益和要求为先，所以无论是治水还是治人，康熙帝都自有办法。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六月，皇帝在国库充盈的情况下，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解决永定河问题。同时，他在亲自视阅河流水文情况后，又在其南北两岸设立分司，多由满洲欺人担任。这些官员主要受直隶巡抚监督，分司与巡抚及州县各官还要互相监督，如有违误即可提报工部。同时，分司不仅需要管理永定河工的防汛事宜，还要掌管钱粮事务及所属官员。时任直隶巡抚的李光地上奏：“仍设分司二员，笔帖式四十员。”②由于分司分身乏术，无力监理全部河道事务。于是，在两岸分司下设立同知。又因李光地认为：“永定河关系紧要，看得分司郭治不能河务，若河有差，惧郭治与臣两人性命甚轻，但皇上以永定河之故，不惜库帑费用繁多，不避寒暑风雨，屡次巡查指示，并无济益，乞皇上另选人员补授。”②于是，皇帝在和李光地、齐苏勒、色图浑商议后，决定南岸同知为郭治，北岸同知为汤彜。刚开始设置的两岸分司隶属于工部，并非直隶地方官员，两岸同知则隶属于直隶官员管辖，其身份地位发生了一些变化。
雍正、乾隆年间，更是迎来了对永定河治理的黄金时期。南北同知的设置与调整，管河笔帖式的废除与两岸十六汛的建立等对永定河河官的调整与设置，都体现了清政府职权的扩大，反映了水利对地方官制结构的影响，也突出了当时的封建大国对于水利等公共产品的控制，为后世继续建设公共事业奠定了基础。
3.2 民间组织与力量
对于清代永定河流域的易淤易徙导致农业生产不稳定的问题，民间社会也有其应对方法。国家在这时除了开放常平仓，进行一般救济以外，民间也会设立义仓、社仓等机构放出部分粮食。除此之外，百姓也会自救。另外还有截漕、蠲免等救灾措施，根据其受灾程度不同蠲免的额度也有区别，如康熙十七年（1678）规定：五分以下为不成灾，六分免十分之一，七分以上免二，九分十分者免十分之三等。还有以工代赈的实行，由于水利设施的建设计工受值，使国家在整治水利的同时节省了雇募人员的费用，同样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但是，以工代赈也存在缺陷，在当时条件下来参与工程的人多属于没有技术的百姓，他们对于河流的疏浚只是机械地听从指挥，并不能真正地确保施工质量，所以不能完全投入到河流的治理当中。而在其他原始史料中，我们同样也能看到当地百姓和地方官员为永定河的精准治理提供的意見和建议。这不仅有助于中央政府和直隶巡抚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对症下药，还使地方基层官员为百姓谋福利，加强自身的管理能力，为清政府形成了一整套高效利民的管理体制和官僚队伍。同时，在吸取前朝经验教训的情况下，不断创新其大国治理方式，为近现代甚至是当代政府走好中国道路提供借鉴。
4 结语
从清朝康熙年间直隶地区永定河的治理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封建大国的统治中，百姓的生存发展受到极大的关注，无论是他们的生产资料还是生产工具，都成为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水利这样一个主要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更多的是借助于国家的调配。虽然因为历史的局限性和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不发达，使永定河问题没有得到根治，只是避免了大面积灾害的频发，但其治理的经验和治水的思想理念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