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均等化:基于比较视角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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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在社会转型、经济欠发达和体制转轨背景下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面临着远比西方国家多得多的约束条件,而且还要同时完成“培育现代公民社会”、“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构建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等多重历史课题,由此就决定了我国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解决的问题远比西方国家复杂、我国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路径更趋多元化,这也使得我国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效应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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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额准备金大量存在的条件下,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并无紧缩货币的政策效应,但有着避免银根放松的政策效应;提高存贷款利率,缺乏紧缩信贷的政策功能,却有着刺激信贷增长的实践效应;2007年以后的物价、股价和房价上涨,并非主要由资金过剩所引致,相反,过剩资金的存在和增加起着抑制这些价格上涨的作用。
本文以在我国提出的所有职务发明专利申请作为研究对象,对专利申请量以及由专利申请量反映出的技术结构和比较优势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国家制定有关政策和相关技术领域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提供参考依据。
中印两国都是软件产业及产品生产的大国,两国软件产品贸易发展迅速。本文运用修正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出口产品相似度指数,以及灰色预测的方法,分析了中国与印度软件产业的互补性和竞争性及其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近期中印软件产业及产品在主要出口市场上的竞争性不强,但从长期看中印软件产业及产品的竞争性会增强;而中印软件产业及产品的互补性较强,中国应加强与印度在软件产业的合作以获得更多贸易以外的利益。
转轨以来,中国已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宏观调控。转轨前期四次紧缩性调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而转轨中后期的扩张性与“有保有压”政策则收效甚微,出现了政策绩效与预期相脱节的现象。其原因除了调控政策本身的发展演变以及受到中国经济运行不同阶段的影响外,更为重要的在于受到转轨进程中不同阶段体制基础的制约。因此,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着力提高宏观调控有效性的同时,一方面,宏观调控政策要适应当前所面临的体制基础;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体制,为宏观调控创造一个良好的微观基础和外部环境。
本文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服务业呈现明显的产业集聚现象,其强度高于工业,并且集聚大小与行业的社会性质相关。对熵指数的区域分解显示,区域内部乖区域间的集中度在同时提高;经济越落后地区的内部集聚程度越高,越发达地区反而越低;公益性的行业集聚程度低,而商业化程度高的行业集聚态势明显;东部乖中部的集聚度在逐步减弱,而西部的在提高。对影响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地区特征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服务业的集聚,而地区要素禀赋和地区虚拟变量对其没有起到显著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信用研究中心首次与北京大学信用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2008年“中国信用4.16高峰论坛”暨第四届全国信用体系建设经验交流年会,于4月19日在全国政协礼堂常委会议厅成功召开。本次高峰论坛以“提升社会诚信意识,交流信用建设经验,彰扬年度信用单位,强化信用风险管理”为主旨;以“市场经济与信用监管”为中心议题。
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形成了以政府投入和学杂费为主的相对多元化筹资模式,通过与美国的对比发现,我国政府资金比重下降、学杂费比重上升、其他渠道开拓不够的趋势必须得到改变。但在转型经济时期,增加政府资金和提高学费双双受到约束。我国要完成“穷国办大教育”的历史使命,需要通过政府引导捐赠文化的形成并鼓励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为高校筹资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加强高校社会融资能力建设和提高高校资金使用效率,培养高校自我资金积累能力,并建立起适应转型经济特征的高等教育筹资模式,真正实现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多元化。
本文利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析方法,在测算2002--2005年77个内资工业行业的生产率、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增长的基础上,从行业研发密集度、内外资部门的技术和行业特征差距、出口开放度角度分别考察了外资在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对内资部门的生产率、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外溢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吸收能力、内外资部门行业特征差距、出口开放程度对外资在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的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外溢的方向和显著性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
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即使是使用同种货币,其购买力往往也是不一样的,同样数量的货币在不同地区所能买到的同种商品的数量可能是不相同的。本文根据这一现象,提出货币国内实际比价和国际实际比价这一对概念,并用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思想分析一国内不同地区货币的实际比价。在此基础上,作者构建了国内实际比价模型,推导出一国货币国内实际比价变动与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变动之间的关系。最后,本文探讨了影响国内实际比价变动的传导机制和模型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国际收支持续大规模的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外汇储备的持续快速增长,迫使央行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导致货币过量供应。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了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汇率政策的制约,货币政策陷入了因双顺差持续增长带来的汇率、利率、市场流动性、经济增长的协调困境。本文提出,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转变出口导向的外贸战略,采取综合措施化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矛盾,有助于缓解国际收支双顺差给货币政策带来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