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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说建筑是“用石头写成的史书”，歌德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我确信这世界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有一段让人难忘的故事。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悉尼歌剧院是澳大利亚的象征，她那优美奇特的造型吸引了世界各地无数的游客。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发生在50年前，两个男人之间为了修建歌剧院，为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而产生的种种恩恩怨怨，这一段恩怨一直到其中一位谢世，才仿佛得到了解脱。2006年10月戴维·休斯爵士的夫人在《悉尼晨风先驱报》上撰文说：“Utzon和戴维之间的恩恩怨怨已经不复存在了。”戴维逝世后，Utzon曾发电致哀，时过境迁，此一时彼一时，他在心里早已经原谅了戴维爵士，可惜的是，他没有能够把这一切亲口告诉戴维爵士……
1956年，38岁的丹麦建筑设计师Joern Utzon遇到了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那天——我不知道那天是哪天，总之，那天，他随手翻开了一本建筑杂志，一则短短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那则广告上写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向全世界征集悉尼歌剧院的设计方案。
“我最初的想法其实很简单。”Utzon在回忆当时的设计经历时说，“我就想设计出一个看起来仿佛能够成长的造型，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国家。”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难。几个月过去了，究竟什么样的造型是能够成长的呢？他想过花、想过草、想过鱼、想过船，不过落实到图纸上，却好像都不成功，没想到这一切会这么难，他责怪自己说都是你想要独出心裁的结果，如果就设计成一个四四方方的大楼，像个大纸盒子，在上面加一点装饰，平平常常，稳稳妥妥的也不用花这么大的心血。可是自己是受过专业培训的设计师，无论设计什么，他都先雕刻出模型，然后再誊到图纸上，独具特色应该是小事一桩，如果能得奖更好，得不上也没什么关系。话是这么说，可是一想到5000镑的奖金，他又觉得自己一定得成功，不然，拿什么给女儿买自行车，给儿子上学交学费呢？据说，成功的男人背后都站着伟大的女人，一天晚上，Utzon的妻子劝他早点休息，随手递给他几瓣橙子，看着妻子手里的橙子，就好像有一道闪电击中了他的大脑，他的灵感来了。经过几个月的无数不眠之夜，他雕刻刀下的材料也逐渐成型了，那形状，宛如海边闪烁着白光的贝壳，又好像是扬波出港的风帆。妻子说好看是好看，可是，你太理想主义了，谁会把歌剧院修成这样呢？你的设计是一个童话。Utzon却觉得这世界上童话太少了，他小的时候就喜欢安徒生的童话，美人鱼的故事让他永远难忘，多少年来，他一直相信童话也有变成现实的一天。1956年底，Utzon终于拿着一份安徒生童话般的设计方案走进了邮局……
童话毕竟是童话，在这个世界上，相信童话的人是少数的。许多时候，现实让人们放弃了童话，可是，如果没有相信童话的人存在，那么，这个世界也将变得暗然无色。芬兰裔美国著名建筑师Eero Saarinen被邀请到悉尼参加悉尼歌剧院设计方案的评选。他比其他评委晚到了几天，其他评委已经从233份参选的设计方案中选出了初步入围的作品。然而所有的入围作品都让Saarinen摇头。他只好怀着失望的心情走过去翻看那堆被淘汰掉的案卷。突然，他挥动着一卷图纸大声喊道：“先生们，这就是优胜者！”中国有句古话：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Saarinen先生就是一位不常有的洋伯乐，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相信童话的人。
1957年1月29日，在悉尼的新南威尔士艺术馆大厅里，新南威尔士州长向来自世界许多地区的记者和来宾们宣布了这位被洋伯乐从废纸堆里拣出来的优胜者的名字——Joern Utzon！Utzon万万没料到，他和家人一踏上澳洲的土地，就受到了明星般的欢迎。一连几周，他成了报刊杂志追踪报道的热点。一家妇女杂志甚至登了一幅他在下厨的照片，标题是：Utzon还有别的才能：开罐头。
然而搞建筑毕竟不像开罐头那么轻松。建筑设计方案好比一个美丽的梦，梦和现实毕竟有很大的距离。Utzon的梦太美，太奇特，特别是那贝壳状的屋顶结构，被称为“在技术可行性的边缘上冒险”。Utzon及其合作者在这样的条件下，反复计算，反复修改，一面不断地学习和应用最新发展的技术，一面根据现实的条件更新图纸。经过3年的时间，到了1959年底，才总算完成了最后的设计方案。悉尼歌剧院终于破土动工了。悉尼歌剧院的工程，原先预算耗资360万美元，4年完工。可是Utzon在动工以后才发现，即使增加10倍的花费，也保证不了设计方案的实现。别人也不是傻瓜，一时间，歌剧院的费用成了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的话题。
最糟的是，当时在野的自由党不失时机地把悉尼歌剧院工程耗资的问题作为向执政的工党攻击的重型炮弹。Utzon不知不觉地置身于两党权力斗争的火力交叉点上。1965年8月，工党在大选中下台了。新上台的公共建筑部长戴维·休斯爵士坦率地对Utzon说，我不能继续其前任对歌剧院工程的巨额拨款了，这一大笔资金可以用来做好多其他事情。戴维心里想为什么要盖歌剧院呢？无非就是要把爱唱歌的和爱听歌的人都关在里面任他们再怎么吆喝也不会影响别人睡觉。他认为既然只是为了不影响别人睡觉，何必一定要花大钱搞什么贝壳形屋顶？搞个省钱的尖屋顶、圆屋顶、或者平屋顶不就解决了吗？谁管钱谁知道当家的难处，什么地方不需要钱呢？
戴维从小生活在贫困之中，他知道钱的用处，没有钱什么事也办不成，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他虽然现在是爵士，可是，也是勤俭起家，如果不是艰苦奋斗，埋头苦干，怎么能封官进爵，怎么能有今天的地位呢？他对音乐是外行，最让他头痛的是儿子也开始学钢琴了，每次上课一小时就要5英镑，戴维爵士有时也陪儿子去学钢琴，虽然听不懂，可是一个小时，好像反反复复都在弹一样的东西，没什么长进，戴维心里好大的不愿意，这得花多少钱才能培养出钢琴家呢，将来要演歌剧呢，那不得花更多的银子吗？音乐是好听，可是怎么算怎么是件赔本的买卖。他想如果用这些钱去修铁路，或者建大桥，那能为好多人解决实际生活问题，歌剧院能干什么呢？都是花架子，浪费纳税人的钱，老百姓都不容易，我可不能乱花他们的钱，我看歌剧院的投资不能再增加了。我对这个工程的态度就是一个“NO”，我绝对不能对花这么多钱的事袖手旁观。
然而这恰恰是Utzon绝对不能接受的现实，他对戴维说：“建筑是一个美丽的梦想，与金钱和政治无关，如果我们不去实现的话，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看看古希腊，古罗马的建筑，哪一件不是精雕细琢的，哪一件不是花巨资修建的？”
戴维则无动于衷，“说什么也没有用，地上不长钱，如果地上长钱的话，那也要看那年的收成好，没有好收成说什么也没用。政府有这么多的事要做，穷人救济金发放不发放，儿童的奶费发放不发放，孩子们公费上学的钱从什么地方出，我们哪有那么多的钱，你我谁也不是开银行的，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不也是拿了大奖吗，没有钱你能白设计吗？”
“希望你不要污辱我，我是要吃饭，要养家，可是，梦想呢，理想呢，难道我们天天就是为了吃喝，难道我们就不能放飞理想的翅膀！我理解现实，可是，澳洲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有多少移民来澳洲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难道澳洲不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建筑，来反映这种精神吗？一个国家的理想，一代移民的理想，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吗？你想没想过如果歌剧院建成了，会带来许多经济效益，会有许多歌剧来演出，会有许多人来参观，说不定将来的歌剧院会赚大钱。”
谁能预测将来呢？两个人说来论去，谁也说服不了谁，反正结果就是你说YES，我就说NO。1966年4月28日，一辆小汽车驶进了悉尼国际机场。从车里走出Utzon夫妇和他们的3个子女，他们一家人匆匆登上了飞往夏威夷的航班。
Utzon的突然离去令人们震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一举动在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戴维没想到这个丹麦人会来这一招，自己不能公布与他的谈话，如果透露出去的话，说不定会引起什么样的风波，而且还会有世界影响，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古往今来，政治家最拿手的就是见风使舵，一切都不能对自己不利，戴维盘算来盘算去，决定当众表达对Utzon的敬意。猫哭耗子，说我们对这件事情非常遗憾，设计师离开了他的设计，我们却一定要完成Utzon的设计，把歌剧院建好，让它成为世界一流的歌剧院。他随即任命了3名本地工程师继续完成Utzon的设计，修建歌剧院。可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却常常釜底抽薪，歌剧院的钱一直没有到位，政府又是发彩票，又是从民间集资，总算是把资金紧缺的问题解决了。或许是建筑师的出走，或许是戴维良心发现，或许是公众的舆论，歌剧院的工程并没有因此而流产，反而继续进行下去了。
那天，当飞机飞越悉尼港的上空时，Utzon透过舷窗，最后看了一眼悉尼歌剧院的工地。那时工程只完成了不到1/4，但他眼里看到的，是那贝壳状的薄壳屋顶，宛若航船的白帆，在波光云影中倘佯。那是一个美丽的梦，一个残存在异国他乡的无法实现的梦。转眼间7年过去了，Utzon的梦想最终变成了现实。1973年10月20日，悉尼歌剧院由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剪彩落成。歌剧院的内部约有1000个房间，包括1个图书馆，4个主要观众席，1个接待厅，4个餐厅，6个酒吧，5个排练室，60个化妆室和套房，1个艺术家们的休息室和1个存放各种道具的房间。音乐大厅可容纳观众2679人。然而，据说这座耗资5150万美元的建筑物内部的格局还没有达到Utzon原设计的标准，这不能不给参观者留下了一点遗憾和好奇。最近澳洲政府决定按Utzon的原设计重修歌剧院的内部格局，Utzon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将参与这项重修工程，但是，这一切都将是另一代人的故事了。
悉尼歌剧院里的第一场演出是澳洲歌剧团表演的由Prokofiev改编的《战争与和平》。此后，许多当代一流的歌唱家和演奏家都在这里登台表演过。正如埃及人以金字塔为自豪，中国人以长城为自豪，法国人以巴黎圣母院为自豪一样，悉尼歌剧院已成为澳大利亚的标志性建筑，令澳大利亚人为之而自豪。人们时常会从广场中心的露天音乐会听到传来的歌声：
我曾经走遍了多少座不夜城
从纽约到里约和古老的伦敦
不管我飘流到海角还是天边
我还是称澳大利亚我的家园
据说Utzon特别喜爱中国作家林语堂先生的作品，还因此特别以Lin为女儿命名。林先生在《大自然的享受》一文中有一段话：“大自然的景色、声音、气息和味道，与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感官之间，是有着一种完美的，几乎是神秘的协调的。这种宇宙的景色，声音和气息与我们的知觉之间的协调，乃是极完美的协调……”我相信这一切，因为每当我看到那隐映在蔚蓝的海湾和绿草如茵的皇家公园之间悉尼歌剧院雪白的贝壳形屋顶的时候，我都会深深感受到建筑物与环境间的亲密的协调关系，仿佛歌剧院不是后来的人工建造，而是自然的一部分，本来就应该在那里似的。几年前，政府打算把离歌剧院不远处的一块地皮卖给一家日本公司去建大楼，引起市民的愤怒。数以千计的人在那里静坐示威，他们不能容许任何破坏歌剧院与周围环境协调关系的行为。
戴维谢世了，历史上的恩怨也解决了，可惜的是悉尼歌剧院至今没有机会迎接自己的创造者Utzon。在庆祝悉尼歌剧院20岁和30岁生日的时候，Utzon都接到来自澳洲政府的请柬，不知为什么，他都婉言谢绝了。Utzon曾经说过：“悉尼歌剧院已经成为我一生的情结，我虽然不生活在澳洲了，但是它仍然多次出现在我的梦里。”也许，老人宁愿让悉尼歌剧院永远留在自己的梦里。理想毕竟只在梦中最美。
1956年，38岁的丹麦建筑设计师Joern Utzon遇到了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那天——我不知道那天是哪天，总之，那天，他随手翻开了一本建筑杂志，一则短短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那则广告上写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向全世界征集悉尼歌剧院的设计方案。
“我最初的想法其实很简单。”Utzon在回忆当时的设计经历时说，“我就想设计出一个看起来仿佛能够成长的造型，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国家。”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难。几个月过去了，究竟什么样的造型是能够成长的呢？他想过花、想过草、想过鱼、想过船，不过落实到图纸上，却好像都不成功，没想到这一切会这么难，他责怪自己说都是你想要独出心裁的结果，如果就设计成一个四四方方的大楼，像个大纸盒子，在上面加一点装饰，平平常常，稳稳妥妥的也不用花这么大的心血。可是自己是受过专业培训的设计师，无论设计什么，他都先雕刻出模型，然后再誊到图纸上，独具特色应该是小事一桩，如果能得奖更好，得不上也没什么关系。话是这么说，可是一想到5000镑的奖金，他又觉得自己一定得成功，不然，拿什么给女儿买自行车，给儿子上学交学费呢？据说，成功的男人背后都站着伟大的女人，一天晚上，Utzon的妻子劝他早点休息，随手递给他几瓣橙子，看着妻子手里的橙子，就好像有一道闪电击中了他的大脑，他的灵感来了。经过几个月的无数不眠之夜，他雕刻刀下的材料也逐渐成型了，那形状，宛如海边闪烁着白光的贝壳，又好像是扬波出港的风帆。妻子说好看是好看，可是，你太理想主义了，谁会把歌剧院修成这样呢？你的设计是一个童话。Utzon却觉得这世界上童话太少了，他小的时候就喜欢安徒生的童话，美人鱼的故事让他永远难忘，多少年来，他一直相信童话也有变成现实的一天。1956年底，Utzon终于拿着一份安徒生童话般的设计方案走进了邮局……
童话毕竟是童话，在这个世界上，相信童话的人是少数的。许多时候，现实让人们放弃了童话，可是，如果没有相信童话的人存在，那么，这个世界也将变得暗然无色。芬兰裔美国著名建筑师Eero Saarinen被邀请到悉尼参加悉尼歌剧院设计方案的评选。他比其他评委晚到了几天，其他评委已经从233份参选的设计方案中选出了初步入围的作品。然而所有的入围作品都让Saarinen摇头。他只好怀着失望的心情走过去翻看那堆被淘汰掉的案卷。突然，他挥动着一卷图纸大声喊道：“先生们，这就是优胜者！”中国有句古话：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Saarinen先生就是一位不常有的洋伯乐，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相信童话的人。
1957年1月29日，在悉尼的新南威尔士艺术馆大厅里，新南威尔士州长向来自世界许多地区的记者和来宾们宣布了这位被洋伯乐从废纸堆里拣出来的优胜者的名字——Joern Utzon！Utzon万万没料到，他和家人一踏上澳洲的土地，就受到了明星般的欢迎。一连几周，他成了报刊杂志追踪报道的热点。一家妇女杂志甚至登了一幅他在下厨的照片，标题是：Utzon还有别的才能：开罐头。
然而搞建筑毕竟不像开罐头那么轻松。建筑设计方案好比一个美丽的梦，梦和现实毕竟有很大的距离。Utzon的梦太美，太奇特，特别是那贝壳状的屋顶结构，被称为“在技术可行性的边缘上冒险”。Utzon及其合作者在这样的条件下，反复计算，反复修改，一面不断地学习和应用最新发展的技术，一面根据现实的条件更新图纸。经过3年的时间，到了1959年底，才总算完成了最后的设计方案。悉尼歌剧院终于破土动工了。悉尼歌剧院的工程，原先预算耗资360万美元，4年完工。可是Utzon在动工以后才发现，即使增加10倍的花费，也保证不了设计方案的实现。别人也不是傻瓜，一时间，歌剧院的费用成了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的话题。
最糟的是，当时在野的自由党不失时机地把悉尼歌剧院工程耗资的问题作为向执政的工党攻击的重型炮弹。Utzon不知不觉地置身于两党权力斗争的火力交叉点上。1965年8月，工党在大选中下台了。新上台的公共建筑部长戴维·休斯爵士坦率地对Utzon说，我不能继续其前任对歌剧院工程的巨额拨款了，这一大笔资金可以用来做好多其他事情。戴维心里想为什么要盖歌剧院呢？无非就是要把爱唱歌的和爱听歌的人都关在里面任他们再怎么吆喝也不会影响别人睡觉。他认为既然只是为了不影响别人睡觉，何必一定要花大钱搞什么贝壳形屋顶？搞个省钱的尖屋顶、圆屋顶、或者平屋顶不就解决了吗？谁管钱谁知道当家的难处，什么地方不需要钱呢？
戴维从小生活在贫困之中，他知道钱的用处，没有钱什么事也办不成，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他虽然现在是爵士，可是，也是勤俭起家，如果不是艰苦奋斗，埋头苦干，怎么能封官进爵，怎么能有今天的地位呢？他对音乐是外行，最让他头痛的是儿子也开始学钢琴了，每次上课一小时就要5英镑，戴维爵士有时也陪儿子去学钢琴，虽然听不懂，可是一个小时，好像反反复复都在弹一样的东西，没什么长进，戴维心里好大的不愿意，这得花多少钱才能培养出钢琴家呢，将来要演歌剧呢，那不得花更多的银子吗？音乐是好听，可是怎么算怎么是件赔本的买卖。他想如果用这些钱去修铁路，或者建大桥，那能为好多人解决实际生活问题，歌剧院能干什么呢？都是花架子，浪费纳税人的钱，老百姓都不容易，我可不能乱花他们的钱，我看歌剧院的投资不能再增加了。我对这个工程的态度就是一个“NO”，我绝对不能对花这么多钱的事袖手旁观。
然而这恰恰是Utzon绝对不能接受的现实，他对戴维说：“建筑是一个美丽的梦想，与金钱和政治无关，如果我们不去实现的话，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看看古希腊，古罗马的建筑，哪一件不是精雕细琢的，哪一件不是花巨资修建的？”
戴维则无动于衷，“说什么也没有用，地上不长钱，如果地上长钱的话，那也要看那年的收成好，没有好收成说什么也没用。政府有这么多的事要做，穷人救济金发放不发放，儿童的奶费发放不发放，孩子们公费上学的钱从什么地方出，我们哪有那么多的钱，你我谁也不是开银行的，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不也是拿了大奖吗，没有钱你能白设计吗？”
“希望你不要污辱我，我是要吃饭，要养家，可是，梦想呢，理想呢，难道我们天天就是为了吃喝，难道我们就不能放飞理想的翅膀！我理解现实，可是，澳洲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有多少移民来澳洲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难道澳洲不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建筑，来反映这种精神吗？一个国家的理想，一代移民的理想，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吗？你想没想过如果歌剧院建成了，会带来许多经济效益，会有许多歌剧来演出，会有许多人来参观，说不定将来的歌剧院会赚大钱。”
谁能预测将来呢？两个人说来论去，谁也说服不了谁，反正结果就是你说YES，我就说NO。1966年4月28日，一辆小汽车驶进了悉尼国际机场。从车里走出Utzon夫妇和他们的3个子女，他们一家人匆匆登上了飞往夏威夷的航班。
Utzon的突然离去令人们震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一举动在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戴维没想到这个丹麦人会来这一招，自己不能公布与他的谈话，如果透露出去的话，说不定会引起什么样的风波，而且还会有世界影响，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古往今来，政治家最拿手的就是见风使舵，一切都不能对自己不利，戴维盘算来盘算去，决定当众表达对Utzon的敬意。猫哭耗子，说我们对这件事情非常遗憾，设计师离开了他的设计，我们却一定要完成Utzon的设计，把歌剧院建好，让它成为世界一流的歌剧院。他随即任命了3名本地工程师继续完成Utzon的设计，修建歌剧院。可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却常常釜底抽薪，歌剧院的钱一直没有到位，政府又是发彩票，又是从民间集资，总算是把资金紧缺的问题解决了。或许是建筑师的出走，或许是戴维良心发现，或许是公众的舆论，歌剧院的工程并没有因此而流产，反而继续进行下去了。
那天，当飞机飞越悉尼港的上空时，Utzon透过舷窗，最后看了一眼悉尼歌剧院的工地。那时工程只完成了不到1/4，但他眼里看到的，是那贝壳状的薄壳屋顶，宛若航船的白帆，在波光云影中倘佯。那是一个美丽的梦，一个残存在异国他乡的无法实现的梦。转眼间7年过去了，Utzon的梦想最终变成了现实。1973年10月20日，悉尼歌剧院由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剪彩落成。歌剧院的内部约有1000个房间，包括1个图书馆，4个主要观众席，1个接待厅，4个餐厅，6个酒吧，5个排练室，60个化妆室和套房，1个艺术家们的休息室和1个存放各种道具的房间。音乐大厅可容纳观众2679人。然而，据说这座耗资5150万美元的建筑物内部的格局还没有达到Utzon原设计的标准，这不能不给参观者留下了一点遗憾和好奇。最近澳洲政府决定按Utzon的原设计重修歌剧院的内部格局，Utzon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将参与这项重修工程，但是，这一切都将是另一代人的故事了。
悉尼歌剧院里的第一场演出是澳洲歌剧团表演的由Prokofiev改编的《战争与和平》。此后，许多当代一流的歌唱家和演奏家都在这里登台表演过。正如埃及人以金字塔为自豪，中国人以长城为自豪，法国人以巴黎圣母院为自豪一样，悉尼歌剧院已成为澳大利亚的标志性建筑，令澳大利亚人为之而自豪。人们时常会从广场中心的露天音乐会听到传来的歌声：
我曾经走遍了多少座不夜城
从纽约到里约和古老的伦敦
不管我飘流到海角还是天边
我还是称澳大利亚我的家园
据说Utzon特别喜爱中国作家林语堂先生的作品，还因此特别以Lin为女儿命名。林先生在《大自然的享受》一文中有一段话：“大自然的景色、声音、气息和味道，与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感官之间，是有着一种完美的，几乎是神秘的协调的。这种宇宙的景色，声音和气息与我们的知觉之间的协调，乃是极完美的协调……”我相信这一切，因为每当我看到那隐映在蔚蓝的海湾和绿草如茵的皇家公园之间悉尼歌剧院雪白的贝壳形屋顶的时候，我都会深深感受到建筑物与环境间的亲密的协调关系，仿佛歌剧院不是后来的人工建造，而是自然的一部分，本来就应该在那里似的。几年前，政府打算把离歌剧院不远处的一块地皮卖给一家日本公司去建大楼，引起市民的愤怒。数以千计的人在那里静坐示威，他们不能容许任何破坏歌剧院与周围环境协调关系的行为。
戴维谢世了，历史上的恩怨也解决了，可惜的是悉尼歌剧院至今没有机会迎接自己的创造者Utzon。在庆祝悉尼歌剧院20岁和30岁生日的时候，Utzon都接到来自澳洲政府的请柬，不知为什么，他都婉言谢绝了。Utzon曾经说过：“悉尼歌剧院已经成为我一生的情结，我虽然不生活在澳洲了，但是它仍然多次出现在我的梦里。”也许，老人宁愿让悉尼歌剧院永远留在自己的梦里。理想毕竟只在梦中最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