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1983年3月的一天，分管教学的赵副校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赵副校长学识渊博，有很高的教育专业素养，在我心中很有威望。
在办公室，赵副校长和蔼可亲地请我坐下，先是表扬我“工作很有干劲”“上课也大有进步”等等。他的普通话带有浓浓的江苏口音，但夸我的意思我听懂了。
然后他表情有些严肃，说：“你是不是在课间爱和学生打闹？”
我不假思索地点点头，心想：怎么了？不可以吗？
他又问：“听说你最近把学生带到河边玩，还和学生一起摔跤、‘斗鸡’？”
我再次点点头，解释说：“我是利用星期天去玩的。”
“我没有说你这样做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而是说，你得随时想到你是老师啊！”他说得语重心长，“你毕竟是老师啊！和学生相处还是要注意分寸。”
老师怎么了？老师就不可以和学生玩儿吗？我不服，但没说出口。一个毛头小伙子，是不应该顶撞领导的，这个我懂。
赵副校长把我的沉默理解为我知道错了，认可他善意而委婉的批评。他更加亲切地对我说：“小伙子别背思想包袱，我这不过是一个提醒嘛！记住，你毕竟是老师啊！”
说实在的，当时我是觉得有些委屈，雖然没反驳赵副校长，但我根本没想到过“改正”，照样和学生打成一片，而且“变本加厉”——在一个暑假，我竟然带着学生去重庆、下云南、赴贵州……渐渐地，我听到了领导的批评：“带着学生游山玩水，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老师，对学生完全不负责任！”还听到了一些老教师的讥讽：“他在显示自己爱学生啊！”
可以想象，当时我多么憋闷！
[二]
这时候，我读到了苏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中，作者对自己带着学生去探险的一段描述——
少年们夏天想进行“水上旅行”，想乘船经过水库驶入大河，然后登上某个“无人烟”的岛子……我只是现在才意识到，正是我自己使他们产生了这个想法;而当时我觉得，他们产生这个念头跟我给他们讲故事无关……可是我们没有船，于是我从新学年一开始就攒钱，到了春天，我就从渔民那里买来了两条船，家长们又买了一条船，于是我们的小船队便出航了。可能有人会想，作者想借这些事例来炫耀自己特别关心孩子。不对，买船是出于我想给孩子们带来快乐，而孩子们的快乐，对于我就是最大的幸福。
当年这段文字带给我的心灵冲击，我现在无法用语言来描述。38年后的今天，当我重读这段文字，心中依然激动不已。
这种“冲击”与“激动”应该是一种强烈的共鸣。简单地说，我感到我的心一下子被苏霍姆林斯基照亮了：“可能有人会想，作者想借这些事例来炫耀自己特别关心孩子。不对……孩子们的快乐，对于我就是最大的幸福。”这说的不就是我吗？我仿佛听到苏霍姆林斯基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别怕，你没错，一点都没错！”同时，我感到我也把苏霍姆林斯基这段话照亮了，我以一名中国青年教师的名义，用自己的案例为苏霍姆林斯基这段话加了一条中国式的注释，增强了这段话的真理性。
所以我后来说，真正的阅读应该是作者和读者的“互相照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那次和苏霍姆林斯基的“互相照亮”，我才有底气几十年来一直和学生“摸爬滚打”，直到退休。
2019年10月，我再次来到帕夫雷什中学，看到了苏霍姆林斯基带着孩子们划船远行的那条大河。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条第聂伯河的支流依然辽阔，蓝色的水面在阳光下泛着金光。想到半个多世纪以前，一位意气风发的中年校长和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就是从这里出航去远方，我不禁心潮起伏。
[三]
苏霍姆林斯基一生致力于和学生保持一种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关系。他所追求的理想的——当然，在他那里也是现实的——师生关系的核心是“平等”。
我认为，如果非要“深刻挖掘”苏霍姆林斯基平等的师生观背后的“思想”“理念”，其实很简单，就是他那颗一直纯净透亮而从来都没有被玷污过的童心。
我经常听到一些老师跟给我诉说烦恼：“我也想和学生亲密，可一旦他们和我太随便，我就没威信了。”一些教师认为，教师在学生面前固然应平易近人，但不可过分显得“孩子气”，因为丧失起码的尊严感，就会失去对学生应有的教育和管理的“威信”。而我却认为，只要注意环境、场合，只要把握准学生的情感，教师的任何“过分”的亲切、幽默、嬉戏都不会是多余的，这只会让学生把你当成真正的朋友来接纳。而彼此充满信任的关系，正是教育的条件，有时候甚至就是教育本身。
我工作之初，有一段时间男同学酷爱“斗鸡”。无疑，这是很危险的游戏，于是我下令禁止：“首先是对你们正在发育的身体不利，其次在教室里、校园里一跛一跳实在不雅……”在我看来，学生应理解我的一片好心，况且我已晓之以理，但在学生看来，我是专横地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于是，“斗鸡”由公开转至地下，这意味着师生之间已产生了不信任。不久，我们班来到郊外春游。我发现，在我宣布自由活动后，一些男同学互递眼色，像在商量什么，但又不好意思说。我看了一下四周柔软的沙滩，忽然明白了，便大声宣布：“来，请男同学组织一支‘敢死队’，与我‘斗鸡’！”孩子们在惊喜中雀跃起来。当我看到男生们一蹦一跳地向我轮番进攻，最后把我击倒在沙滩上时，我感到很舒畅：孩子们已理解我并接纳我了，因为我并未扼杀他们的童心。
是的，我认为教育不应违背儿童的天性。当然，“不应违背”并非一味迁就，而是把童趣引导到正当的途径和允许的范围内，这将会使学生的心和教师的心贴得更紧。如果教师本人甚至也保持或培养一点“儿童的天性”，那么，甚至可以使师生之间的心灵融为一体。在参加工作最初五年里的每年正月初一，我都邀请学生带上香肠、小香槟、糕点，一起来到郊外，我们在欢声笑语、追逐打闹中共度新春佳节。跟孩子们一起捉迷藏、一起“丢手巾”、一起打水仗、一起包抄手……这的确是一种享受。 当我和孩子们快乐地“疯狂”时，我真的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老师，且觉得我又回到了童年。
[四]
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好教师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他是个热爱孩子的人，感到跟孩子交往是一种乐趣，相信每个孩子都能成为一个好人，善于跟他们交朋友，關心孩子的快乐和悲伤，了解孩子的心灵，时刻都不忘记自己也曾是个孩子。”
“时刻都不忘记自己也曾是个孩子。”这话穷尽了苏霍姆林斯基之所以能够和孩子水乳交融的全部秘密。反复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咀嚼这朴素的一句话，我们会明白怎么做好老师。
他在说“不忘记”自己是孩子的同时，又说要“忘记”自己是老师：“最好的教师是在精神交往中忘记自己是教师，而把自己的学生视为朋友、志同道合者。”
“不忘记”和“忘记”——真正的教师正是这二者的辩证统一。
现在，我们说到在教育中起决定作用的最重要的品质，往往会想到许多富有“时代特征”和“国际视野”的“前卫理念”“先进模式”，或者“特色”“创新”“品牌”……可苏霍姆林斯基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愈加坚定了一个信念——对孩子的依恋之情，这是教育修养中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品质。”
看，“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品质”，居然“仅仅”是“对孩子的依恋之情”！
读不懂这“依恋之情”，就无法读懂苏霍姆林斯基。
庆幸的是，我读懂了。
2000年4月9日中午，班里一群孩子送我去火车站，我将去西安学习三个月。孩子们将我送到了站台上，帮我把行李箱扛上了车厢，放在了行李架上。还有十几分钟车就要开了，我叫他们回去，可他们说要看着我走了以后才回去。有学生对我说：“李老师，我去给你买一瓶水！”说着就跑远了。不一会儿，他在窗外踮着脚把水递给我。有学生拿着一副扑克站在窗下，仰望着我：“李老师，我给你耍个魔术。”于是，那副扑克便在他手上变得令人眼花缭乱起来……
火车开始启动了，我向他们挥手告别。他们却一边跟着越来越快的火车奔跑着，一边流着眼泪向我挥手。我和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但从窗口远远看去，一群少男少女在追逐着火车，越追越远;我的眼睛开始潮湿，但我仍然清晰地看到，后面两个女同学实在跑不动了，终于蹲在站台上号啕大哭起来，然而她们的眼睛仍然在追逐着火车。我忍了很久很久的眼泪终于奔涌而出……
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依恋之情”。
[五]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师和学生亲近会有助于了解和理解学生，会有利于教育的实现，所以他特别主张教师和学生有共同爱好：“如果我跟孩子们没有共同兴趣、爱好和意愿，那么我通向孩子心灵的道路将永远堵死。”
他曾写了一个和自己疏远，后来因为共同的爱好而彼此拥抱的孩子，他说：“那种看来似乎最难接近和最不开朗的孩子，只是由于我们的同一项活动或者同一本书、同一场游戏、同一次旅行而高兴、激动，才向我敞开了心灵……必须找到跟孩子共同的兴趣，那样他才会向我敞开他的心扉，我们才能了解到需要了解的东西。”
所以，他谆谆告诫道：“教师应当成为孩子的朋友，深入到他的兴趣中去，与他同欢乐、共忧伤，忘记自己是教师。这样，孩子才会向教师敞开他的心扉。”
他认为，教师和孩子的交往接触，不应只是在教室和课堂：“我总是竭力使教师们确信，如果你只限于从讲台上看见学生，如果只是由于你叫他来，他才走近你，如果他跟你的交谈只是回答你的提问，那么，任何心理学知识都帮不了你的忙。你应当像跟朋友和志同道合者那样会见孩子，应当跟他同享胜利的喜悦，共担失败的忧伤。”
他还认为：“一个只在上课时隔着讲桌跟学生会面的人是不会了解儿童心灵的;而不了解儿童，就不可能成为教育者。孩子们的思想、情感和意愿对这样的人就会秘而不宣。教师的一张讲桌有时会变成一堵高大的石墙，教师在墙后向他的‘敌人’——学生发动‘进攻’，但更多的情况则是讲桌变成被包围的堡垒，‘敌人’围攻它，而躲藏在里面的‘指挥官’则感到手足无措。”
现在，这样被“敌人”围攻得“手足无措”的老师，还少吗？
想想，我们现在的一些教师，除了上课还有什么时候和学生打交道？现在有多少老师还在和孩子跳绳、捉迷藏、踢足球？我知道这不能完全怪老师，现在太多的各种形式主义的“任务”需要老师们应付，沉重的“非教学负担”压得老师们喘不过气来。但无论如何，和孩子只有教学关系的教育，绝对不是完整的教育。
[六]
即使在课堂上与孩子们交往，苏霍姆林斯基也特别主张一个原则：理解与尊重。他多次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保护学生的自尊心：“我们教师与之打交道的，是自然界中最娇嫩、最精细和最敏感的东西，那就是孩子的大脑。当你想到大脑时，就要想象这是朵挂着露珠的娇嫩的玫瑰。要做到摘下花朵而又不使露珠被抖落，需要多么小心谨慎。我们时时刻刻需要的正是这种审慎态度，因为我们接触的是自然界最精细、最娇嫩的东西——正在成长的机体身上会思维的物质。”
有一次，苏霍姆林斯基在听课时，文学课女教师叫起一个成绩比较差的学生来造句。她对这个学生造的一个句子感到不满意，一句话没说，便随意挥了下手，让孩子别说了。这个孩子为此哭了一晚上。这是一件小事，甚至似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但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这事关孩子的自尊心。所以他花很长时间找这位教师谈话，向她说明，她这一挥手反映了她对待学生态度冷漠。这样的谈话，在苏霍姆林斯基的日常工作内容中占很大的比例，他说：“我不止一次地不得不为教师的一句话甚至一个发怒的眼神而跟他进行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的谈话。”
苏霍姆林斯基和孩子无疑是亲密的朋友，但以师生关系为基础的朋友又不仅仅是“朋友”，还是共同探索知识、追求真理道路上的同志。他说：“只有当教师在共同活动中长期做孩子们的朋友、志同道合者时，才会产生真正的精神上的一致性……跟孩子们进行经常的、生动活泼的直接交往，这是思想的源泉，是教育开发的源泉，是产生喜悦、忧愁和失望的源头。” [七]
和学生建立“同志关系”，这是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中最可贵的民主色彩。毫不夸张地说，这对传统教育中的师生关系是一种颠覆。
民主教育要求每一位教育者重新审视师生关系。毫无疑问，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师生关系将会发生巨大变化。由于学生积极参与自学过程，由于每个学生的创造性都受到重视，指令性和专断的师生关系将难以维持，教师的权威将不再建立于学生的被动与无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教师借助学生的积极参与促进其充分发展的能力之上。这样，教师的作用就不会混同于一部百科全书或一个供学生利用的资料库。一个有创造性的教师应能帮助学生在自学的道路上迅速前进，教会学生怎样对付大量的信息。他更多的是一名向导和顾问，而不是机械传递知识的简单工具。
教师的职责无疑是“传道授业解惑”，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在知识的任何方面都超过学生，教师更不应以真理的垄断者自居。尊重学生，就包括尊重学生的思考。真正優秀的教师应该是学生的引路人，也是和学生一起追求新知、探求真理的志同道合者。与学生同志式探求真理，就应尊重学生发表不同看法的权利，并且提倡学生与教师进行观点争鸣。学生的认识也许比较肤浅，他们的看法也许比较片面甚至有错误之处，但在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上，他们和教师是平等的。教师绝对不能因为学生的“幼稚”而剥夺学生思想的权利。更何况，在平等对话、共同探究的过程中，教师并不一定总是比学生“高明”，更多时候的确是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与学生同志式探求真理，还应该鼓励学生公开指出老师教学中的错误，心悦诚服地接受来自学生的批评指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也应该体现于教育过程中的师生之间。
有一年我教高一，教完《祝福》，有位女生认为我对小说主题的分析不够完整。她指出，小说固然“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对劳动妇女的摧残”，但柳妈、卫老婆子以及“咀嚼赏鉴”祥林嫂的悲哀、嘲笑她“你那时怎么竟肯了”的所有鲁镇人无一不是病态者，整个小说揭示了旧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而祥林嫂正是在这冷漠中死去的。听完她的发言，我并不认为她的观点能完全驳倒我的分析，但她善于独立思考而且她的剖析确有独到深刻之处，丰富并深化了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在课堂上向老师提出“挑战”更是难能可贵。因此我肯定了她的发言，并号召同学们向她学习。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师生之间的商榷并不只是是非之争，更多的是互相启发、互相补充和互相完善，只要言之成理即可。当然，尊重学生不等于无视学生的错误或偏激。但即使学生有错误，教师也只能平等地以理服人。
[八]
苏霍姆林斯基所倡导的师生关系，深深地蕴含着他对教育“人学”性质的理解：“教育——这首先是人学。不了解孩子，不了解他的智力发展——他的思维、兴趣、爱好、才能、禀赋、倾向，就谈不上教育。”
因为是“人学”，所以苏霍姆林斯基要求老师们“要以人对人的方式对待孩子，要善于发现他心中能响应我们召唤的那一隅，这样，才能使你更容易克服那些妨碍教育的不利因素”。
我理解，所谓“人对人的方式”就是把孩子当作孩子，当作有情感、有思想、有差异的成长中的精神个体，而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去控制的机器。人情、人性、人道，自然就是教育的必然内涵。
苏霍姆林斯基是站在“人”的高度看待师生关系的，他说：“人是最高价值。”所以，他对孩子的爱，从本质上说，不是一般意义上教师对学生的爱，而是人对人的爱。
在苏霍姆林斯基的不朽名作《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的序言中，他这样深情而自信地写道：“在一所农村学校身不离校地工作32年，这对我是无与伦比的幸福。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孩子们，所以考虑很久之后给这本书题名叫《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我认为，我是有权这样做的……我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对孩子的爱。”
作为苏霍姆林斯基忠诚的追随者，我还想根据自己切身的感受，冒昧地替导师这段话补上一句：“以及孩子对我的爱！”
1983年3月的一天，分管教学的赵副校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赵副校长学识渊博，有很高的教育专业素养，在我心中很有威望。
在办公室，赵副校长和蔼可亲地请我坐下，先是表扬我“工作很有干劲”“上课也大有进步”等等。他的普通话带有浓浓的江苏口音，但夸我的意思我听懂了。
然后他表情有些严肃，说：“你是不是在课间爱和学生打闹？”
我不假思索地点点头，心想：怎么了？不可以吗？
他又问：“听说你最近把学生带到河边玩，还和学生一起摔跤、‘斗鸡’？”
我再次点点头，解释说：“我是利用星期天去玩的。”
“我没有说你这样做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而是说，你得随时想到你是老师啊！”他说得语重心长，“你毕竟是老师啊！和学生相处还是要注意分寸。”
老师怎么了？老师就不可以和学生玩儿吗？我不服，但没说出口。一个毛头小伙子，是不应该顶撞领导的，这个我懂。
赵副校长把我的沉默理解为我知道错了，认可他善意而委婉的批评。他更加亲切地对我说：“小伙子别背思想包袱，我这不过是一个提醒嘛！记住，你毕竟是老师啊！”
说实在的，当时我是觉得有些委屈，雖然没反驳赵副校长，但我根本没想到过“改正”，照样和学生打成一片，而且“变本加厉”——在一个暑假，我竟然带着学生去重庆、下云南、赴贵州……渐渐地，我听到了领导的批评：“带着学生游山玩水，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老师，对学生完全不负责任！”还听到了一些老教师的讥讽：“他在显示自己爱学生啊！”
可以想象，当时我多么憋闷！
[二]
这时候，我读到了苏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中，作者对自己带着学生去探险的一段描述——
少年们夏天想进行“水上旅行”，想乘船经过水库驶入大河，然后登上某个“无人烟”的岛子……我只是现在才意识到，正是我自己使他们产生了这个想法;而当时我觉得，他们产生这个念头跟我给他们讲故事无关……可是我们没有船，于是我从新学年一开始就攒钱，到了春天，我就从渔民那里买来了两条船，家长们又买了一条船，于是我们的小船队便出航了。可能有人会想，作者想借这些事例来炫耀自己特别关心孩子。不对，买船是出于我想给孩子们带来快乐，而孩子们的快乐，对于我就是最大的幸福。
当年这段文字带给我的心灵冲击，我现在无法用语言来描述。38年后的今天，当我重读这段文字，心中依然激动不已。
这种“冲击”与“激动”应该是一种强烈的共鸣。简单地说，我感到我的心一下子被苏霍姆林斯基照亮了：“可能有人会想，作者想借这些事例来炫耀自己特别关心孩子。不对……孩子们的快乐，对于我就是最大的幸福。”这说的不就是我吗？我仿佛听到苏霍姆林斯基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别怕，你没错，一点都没错！”同时，我感到我也把苏霍姆林斯基这段话照亮了，我以一名中国青年教师的名义，用自己的案例为苏霍姆林斯基这段话加了一条中国式的注释，增强了这段话的真理性。
所以我后来说，真正的阅读应该是作者和读者的“互相照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那次和苏霍姆林斯基的“互相照亮”，我才有底气几十年来一直和学生“摸爬滚打”，直到退休。
2019年10月，我再次来到帕夫雷什中学，看到了苏霍姆林斯基带着孩子们划船远行的那条大河。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条第聂伯河的支流依然辽阔，蓝色的水面在阳光下泛着金光。想到半个多世纪以前，一位意气风发的中年校长和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就是从这里出航去远方，我不禁心潮起伏。
[三]
苏霍姆林斯基一生致力于和学生保持一种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关系。他所追求的理想的——当然，在他那里也是现实的——师生关系的核心是“平等”。
我认为，如果非要“深刻挖掘”苏霍姆林斯基平等的师生观背后的“思想”“理念”，其实很简单，就是他那颗一直纯净透亮而从来都没有被玷污过的童心。
我经常听到一些老师跟给我诉说烦恼：“我也想和学生亲密，可一旦他们和我太随便，我就没威信了。”一些教师认为，教师在学生面前固然应平易近人，但不可过分显得“孩子气”，因为丧失起码的尊严感，就会失去对学生应有的教育和管理的“威信”。而我却认为，只要注意环境、场合，只要把握准学生的情感，教师的任何“过分”的亲切、幽默、嬉戏都不会是多余的，这只会让学生把你当成真正的朋友来接纳。而彼此充满信任的关系，正是教育的条件，有时候甚至就是教育本身。
我工作之初，有一段时间男同学酷爱“斗鸡”。无疑，这是很危险的游戏，于是我下令禁止：“首先是对你们正在发育的身体不利，其次在教室里、校园里一跛一跳实在不雅……”在我看来，学生应理解我的一片好心，况且我已晓之以理，但在学生看来，我是专横地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于是，“斗鸡”由公开转至地下，这意味着师生之间已产生了不信任。不久，我们班来到郊外春游。我发现，在我宣布自由活动后，一些男同学互递眼色，像在商量什么，但又不好意思说。我看了一下四周柔软的沙滩，忽然明白了，便大声宣布：“来，请男同学组织一支‘敢死队’，与我‘斗鸡’！”孩子们在惊喜中雀跃起来。当我看到男生们一蹦一跳地向我轮番进攻，最后把我击倒在沙滩上时，我感到很舒畅：孩子们已理解我并接纳我了，因为我并未扼杀他们的童心。
是的，我认为教育不应违背儿童的天性。当然，“不应违背”并非一味迁就，而是把童趣引导到正当的途径和允许的范围内，这将会使学生的心和教师的心贴得更紧。如果教师本人甚至也保持或培养一点“儿童的天性”，那么，甚至可以使师生之间的心灵融为一体。在参加工作最初五年里的每年正月初一，我都邀请学生带上香肠、小香槟、糕点，一起来到郊外，我们在欢声笑语、追逐打闹中共度新春佳节。跟孩子们一起捉迷藏、一起“丢手巾”、一起打水仗、一起包抄手……这的确是一种享受。 当我和孩子们快乐地“疯狂”时，我真的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老师，且觉得我又回到了童年。
[四]
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好教师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他是个热爱孩子的人，感到跟孩子交往是一种乐趣，相信每个孩子都能成为一个好人，善于跟他们交朋友，關心孩子的快乐和悲伤，了解孩子的心灵，时刻都不忘记自己也曾是个孩子。”
“时刻都不忘记自己也曾是个孩子。”这话穷尽了苏霍姆林斯基之所以能够和孩子水乳交融的全部秘密。反复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咀嚼这朴素的一句话，我们会明白怎么做好老师。
他在说“不忘记”自己是孩子的同时，又说要“忘记”自己是老师：“最好的教师是在精神交往中忘记自己是教师，而把自己的学生视为朋友、志同道合者。”
“不忘记”和“忘记”——真正的教师正是这二者的辩证统一。
现在，我们说到在教育中起决定作用的最重要的品质，往往会想到许多富有“时代特征”和“国际视野”的“前卫理念”“先进模式”，或者“特色”“创新”“品牌”……可苏霍姆林斯基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愈加坚定了一个信念——对孩子的依恋之情，这是教育修养中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品质。”
看，“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品质”，居然“仅仅”是“对孩子的依恋之情”！
读不懂这“依恋之情”，就无法读懂苏霍姆林斯基。
庆幸的是，我读懂了。
2000年4月9日中午，班里一群孩子送我去火车站，我将去西安学习三个月。孩子们将我送到了站台上，帮我把行李箱扛上了车厢，放在了行李架上。还有十几分钟车就要开了，我叫他们回去，可他们说要看着我走了以后才回去。有学生对我说：“李老师，我去给你买一瓶水！”说着就跑远了。不一会儿，他在窗外踮着脚把水递给我。有学生拿着一副扑克站在窗下，仰望着我：“李老师，我给你耍个魔术。”于是，那副扑克便在他手上变得令人眼花缭乱起来……
火车开始启动了，我向他们挥手告别。他们却一边跟着越来越快的火车奔跑着，一边流着眼泪向我挥手。我和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但从窗口远远看去，一群少男少女在追逐着火车，越追越远;我的眼睛开始潮湿，但我仍然清晰地看到，后面两个女同学实在跑不动了，终于蹲在站台上号啕大哭起来，然而她们的眼睛仍然在追逐着火车。我忍了很久很久的眼泪终于奔涌而出……
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依恋之情”。
[五]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师和学生亲近会有助于了解和理解学生，会有利于教育的实现，所以他特别主张教师和学生有共同爱好：“如果我跟孩子们没有共同兴趣、爱好和意愿，那么我通向孩子心灵的道路将永远堵死。”
他曾写了一个和自己疏远，后来因为共同的爱好而彼此拥抱的孩子，他说：“那种看来似乎最难接近和最不开朗的孩子，只是由于我们的同一项活动或者同一本书、同一场游戏、同一次旅行而高兴、激动，才向我敞开了心灵……必须找到跟孩子共同的兴趣，那样他才会向我敞开他的心扉，我们才能了解到需要了解的东西。”
所以，他谆谆告诫道：“教师应当成为孩子的朋友，深入到他的兴趣中去，与他同欢乐、共忧伤，忘记自己是教师。这样，孩子才会向教师敞开他的心扉。”
他认为，教师和孩子的交往接触，不应只是在教室和课堂：“我总是竭力使教师们确信，如果你只限于从讲台上看见学生，如果只是由于你叫他来，他才走近你，如果他跟你的交谈只是回答你的提问，那么，任何心理学知识都帮不了你的忙。你应当像跟朋友和志同道合者那样会见孩子，应当跟他同享胜利的喜悦，共担失败的忧伤。”
他还认为：“一个只在上课时隔着讲桌跟学生会面的人是不会了解儿童心灵的;而不了解儿童，就不可能成为教育者。孩子们的思想、情感和意愿对这样的人就会秘而不宣。教师的一张讲桌有时会变成一堵高大的石墙，教师在墙后向他的‘敌人’——学生发动‘进攻’，但更多的情况则是讲桌变成被包围的堡垒，‘敌人’围攻它，而躲藏在里面的‘指挥官’则感到手足无措。”
现在，这样被“敌人”围攻得“手足无措”的老师，还少吗？
想想，我们现在的一些教师，除了上课还有什么时候和学生打交道？现在有多少老师还在和孩子跳绳、捉迷藏、踢足球？我知道这不能完全怪老师，现在太多的各种形式主义的“任务”需要老师们应付，沉重的“非教学负担”压得老师们喘不过气来。但无论如何，和孩子只有教学关系的教育，绝对不是完整的教育。
[六]
即使在课堂上与孩子们交往，苏霍姆林斯基也特别主张一个原则：理解与尊重。他多次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保护学生的自尊心：“我们教师与之打交道的，是自然界中最娇嫩、最精细和最敏感的东西，那就是孩子的大脑。当你想到大脑时，就要想象这是朵挂着露珠的娇嫩的玫瑰。要做到摘下花朵而又不使露珠被抖落，需要多么小心谨慎。我们时时刻刻需要的正是这种审慎态度，因为我们接触的是自然界最精细、最娇嫩的东西——正在成长的机体身上会思维的物质。”
有一次，苏霍姆林斯基在听课时，文学课女教师叫起一个成绩比较差的学生来造句。她对这个学生造的一个句子感到不满意，一句话没说，便随意挥了下手，让孩子别说了。这个孩子为此哭了一晚上。这是一件小事，甚至似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但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这事关孩子的自尊心。所以他花很长时间找这位教师谈话，向她说明，她这一挥手反映了她对待学生态度冷漠。这样的谈话，在苏霍姆林斯基的日常工作内容中占很大的比例，他说：“我不止一次地不得不为教师的一句话甚至一个发怒的眼神而跟他进行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的谈话。”
苏霍姆林斯基和孩子无疑是亲密的朋友，但以师生关系为基础的朋友又不仅仅是“朋友”，还是共同探索知识、追求真理道路上的同志。他说：“只有当教师在共同活动中长期做孩子们的朋友、志同道合者时，才会产生真正的精神上的一致性……跟孩子们进行经常的、生动活泼的直接交往，这是思想的源泉，是教育开发的源泉，是产生喜悦、忧愁和失望的源头。” [七]
和学生建立“同志关系”，这是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中最可贵的民主色彩。毫不夸张地说，这对传统教育中的师生关系是一种颠覆。
民主教育要求每一位教育者重新审视师生关系。毫无疑问，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师生关系将会发生巨大变化。由于学生积极参与自学过程，由于每个学生的创造性都受到重视，指令性和专断的师生关系将难以维持，教师的权威将不再建立于学生的被动与无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教师借助学生的积极参与促进其充分发展的能力之上。这样，教师的作用就不会混同于一部百科全书或一个供学生利用的资料库。一个有创造性的教师应能帮助学生在自学的道路上迅速前进，教会学生怎样对付大量的信息。他更多的是一名向导和顾问，而不是机械传递知识的简单工具。
教师的职责无疑是“传道授业解惑”，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在知识的任何方面都超过学生，教师更不应以真理的垄断者自居。尊重学生，就包括尊重学生的思考。真正優秀的教师应该是学生的引路人，也是和学生一起追求新知、探求真理的志同道合者。与学生同志式探求真理，就应尊重学生发表不同看法的权利，并且提倡学生与教师进行观点争鸣。学生的认识也许比较肤浅，他们的看法也许比较片面甚至有错误之处，但在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上，他们和教师是平等的。教师绝对不能因为学生的“幼稚”而剥夺学生思想的权利。更何况，在平等对话、共同探究的过程中，教师并不一定总是比学生“高明”，更多时候的确是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与学生同志式探求真理，还应该鼓励学生公开指出老师教学中的错误，心悦诚服地接受来自学生的批评指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也应该体现于教育过程中的师生之间。
有一年我教高一，教完《祝福》，有位女生认为我对小说主题的分析不够完整。她指出，小说固然“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对劳动妇女的摧残”，但柳妈、卫老婆子以及“咀嚼赏鉴”祥林嫂的悲哀、嘲笑她“你那时怎么竟肯了”的所有鲁镇人无一不是病态者，整个小说揭示了旧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而祥林嫂正是在这冷漠中死去的。听完她的发言，我并不认为她的观点能完全驳倒我的分析，但她善于独立思考而且她的剖析确有独到深刻之处，丰富并深化了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在课堂上向老师提出“挑战”更是难能可贵。因此我肯定了她的发言，并号召同学们向她学习。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师生之间的商榷并不只是是非之争，更多的是互相启发、互相补充和互相完善，只要言之成理即可。当然，尊重学生不等于无视学生的错误或偏激。但即使学生有错误，教师也只能平等地以理服人。
[八]
苏霍姆林斯基所倡导的师生关系，深深地蕴含着他对教育“人学”性质的理解：“教育——这首先是人学。不了解孩子，不了解他的智力发展——他的思维、兴趣、爱好、才能、禀赋、倾向，就谈不上教育。”
因为是“人学”，所以苏霍姆林斯基要求老师们“要以人对人的方式对待孩子，要善于发现他心中能响应我们召唤的那一隅，这样，才能使你更容易克服那些妨碍教育的不利因素”。
我理解，所谓“人对人的方式”就是把孩子当作孩子，当作有情感、有思想、有差异的成长中的精神个体，而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去控制的机器。人情、人性、人道，自然就是教育的必然内涵。
苏霍姆林斯基是站在“人”的高度看待师生关系的，他说：“人是最高价值。”所以，他对孩子的爱，从本质上说，不是一般意义上教师对学生的爱，而是人对人的爱。
在苏霍姆林斯基的不朽名作《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的序言中，他这样深情而自信地写道：“在一所农村学校身不离校地工作32年，这对我是无与伦比的幸福。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孩子们，所以考虑很久之后给这本书题名叫《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我认为，我是有权这样做的……我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对孩子的爱。”
作为苏霍姆林斯基忠诚的追随者，我还想根据自己切身的感受，冒昧地替导师这段话补上一句：“以及孩子对我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