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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江苏省苏州市范围内的吴江区、常熟市、张家港市的23个家庭农场的负责人进行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采用数据包络分析中的规模报酬可变模型对这些家庭农场的粮食生产效率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3.04%的被调查家庭农场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达到了最优的要素配置阶段，同时有13.04%的被调查家庭农场的粮食生产处于技术有效率但规模无效率的状态；69.23%的被调查家庭农场在粮食播种面积、劳动总工时和农业生产总成本方面投入冗余，粮食生产总成本过高是影响粮食生产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因此，应协调好粮食生产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劳动力以及农业生产成本之间的比例结构，并有效控制粮食生产总成本。
关键词：江苏省苏州市；家庭农场；粮食作物；生产效率；数据包络分析；要素配置；影响因素；成本
中图分类号： F327；F324.1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7）15-0329-06
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第一次将家庭农场作为农业规模经营主体之一提出。随后，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到家庭农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家庭农场流转。近年来在政府相关政策的扶持下[CM（25]，截至2016年上半年江苏省苏州地区共有家庭农场297个，经营土地面积3 473.351 hm2。2015年苏州地区家庭农场数比2014年增加59个，增幅为33.52%。2016年上半年家庭农场数相比2015年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增幅达到2638%。2015年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面积与2014年相比增长42.20%，2016年与2015年相比又增长2992%。此外，苏州市家庭农场的从业人员近年来也呈现增长的态势，2015年从业人员比2014年增加493人，增长速度达到1.79%（表1）。
从数量上来看，苏州地区家庭农场的发展速度很快，但其发展质量到底如何，还须要深入考察苏州地区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因此，2016年7—8月，笔者所在课题组对苏州地区家庭农场粮食作物生产效率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以期为地方政府在培育家庭农场的政策制定方面提供理论依据。
1数据来源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为了定量测算苏州地区家庭农场粮食作物的生产效率，首先对苏州地区家庭农场的分布情况进行梳理。由表2可知，苏州地区按照家庭农场从多到少进行排列的区（市）依次是常熟市、吴中区、张家港市、吴江区、太仓市、昆山市、相城区、高新区。按照经营土地的面积大小进行排序的区（市）分别是常熟市、张家港市、吴江区、吴中区、太仓市、昆山市、相城区、高新区。按照家庭农场吸纳就业人数从多到少的区（市）依次是吴中区、常熟市、张家港市、吴江区、昆山市、太仓市、相城区、高新区。无论是从家庭农场的数量还是从经营土地的面积来看，吴江区、常熟市、张家港市在苏州地区均属于典型代表。因此，本次问卷调查选择在吴江区、常熟市、张家港市3个区域展开。
在统筹考虑生产规模、地理条件、生产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基础上，通过选取典型样本的方式确定调查对象。笔者所在课题组最终选择了吴江区、常熟市、张家港市的23个家庭农场，并对其负责人进行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这23个家庭农场只种植粮食作物（小麦和水稻，受篇幅的限制，这里没有提供23个样本详细的投入和产出情况），且没有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在调查中发现当农户既种植粮食作物又种植经济作物时，并不能准确区分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各自的生产成本，往往只能说出这2种作物的累计生产成本。）。调查发现，目前苏州地区仅从事粮食作物生产的家庭农场平均每户的播种面积为17.176 hm2，平均单位面积劳动工时为4627 人·d/hm2，平均土地产出率为57 286.12元/hm2，平均劳动产出率为1 284.24元/（人·d），单位面积的成本支出为21 210.60元/hm2（平均劳动工时=劳动总工时/粮食播种面积；土地产出率=粮食作物产值/粮食播种面积；劳动生产率=粮食作物产值/劳动总工时；平均成本支出=粮食作物生产总成本/粮食播种面积，其中糧食作物生产总成本包括种子费、化肥费、农药费、农膜费、机械作业费、排灌费、雇佣劳动力的工资等，不包括折旧。）。
1.2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国内学者在分析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效率时普遍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ate envelopment analysis，DEA）中规模报酬可变模型对苏州市家庭农场的粮食生产效率进行评价[1-4]。DEA主要采用线性规划方法，在将原始样本数据划分为输入指标和输出指标的基础上，对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s，DMU）进行有效性评价，其目的是反映DMU能否达到“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最大效益”的决策结果。即由众多DMU构成被评价群体，通过对投入或产出比率的分析，以DMU的各个投入或产出指标的权重为变量进行评价运算，确定有效生产前沿面，并根据各DMU与有效生产前沿面的距离状况，确定各DMU是否DEA有效，同时还可用投影方法指出非DEA有效或弱DEA有效DMU的原因及应改进的方向和程度[5]。
线性规划和对偶规划都有最优解，即hj*=θ*，可以通过模型判断DMU是否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当hj=θ=1，且引入的松弛变量和剩余变量都为0，那么DMU为DEA有效；当hj=θ=1，且至少有1个输入或输出大于0，那么DMU为弱DEA有效；当hj=θ<1时，DMU不是DEA有效。
在该模型中，可以利用λj判断DMU的规模收益情况，如果存在λj（j=1，2，…，n）使得∑λ=1，则DMU为规模不变；如果不存在λj（j=1，2，…，n）使得∑λj=1，当∑λj<1时，DMU为规模收益递增，当∑λj>1，DMU为规模收益递减。 通过以上模型，还可以观察生产投入是否存在浪费。如果松弛变量S 和剩余变量S-都为0，则不存在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的情况；如果某一产出为S-，则说明其产出不足，要增加产出量；如果某一投入要素为S ，则说明其投入冗余，要减少这一要素的投入量。
本研究对粮食生产效率评价采用的是总产值绩效。选取基于总产值评价的投入变量为劳动工时、粮食播种面积和总成本支出，产出变量为粮食总产值。采用的分析软件为DEAP 2.1版本。
2结果与分析
由表4 可知，在23个DMU中，只有序号为8、10、14的DMU综合效率为1.000，处于DEA有效状态，即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达到最优的要素配置阶段，这些家庭农场处于以总产值最大化为目标的高效生产状态。此外，序号为1、6、7的DMU纯技术效率值为1.000，且无投入松弛或产出松弛，说明这些家庭农场的粮食生产处于技术有效状态，生产点处于生产前沿上，在不减少总产值的情况下，不能等比例地减少各种投入，也不能个别地减少某种投入[6]。但是这些DMU的规模效率小于1.000，因此其综合效率也小于1.000，处于技术有效率但规模无效率的状态，其无效率是由规模效率低所导致的，由于这些家庭农场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因此如果要提高规模效率与综合效率，应该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
上述6个DMU可以作为其他DMU效率改进的参照点，如果某个DMU作为参照单元的次数多，说明该DMU的投入和产出具有一般性，容易进行推广；反之则说明该DMU的投入与产出具有某种特殊性，其他DMU难以模仿。由表4可知，序号为10、8、14的DMU作为参照单元的次数分别为15、11、11次，说明样本序号为10、8、14的家庭农场粮食生产在追求总产值最大化目标下的投入和产出比较具有一般性，容易进行推广。样本序号为10、8、14的投入产出情况见表5。
其余DMU纯技术效率均小于1.000，且存在产出松弛，说明这些家庭农场的粮食生产在追求总产值最大化的目标下
表6中径向调整值是指如果将技术效率提高到1.000，所有投入要素需要同比减少的数量；横向调整值是指因为某种投入要素相对其他投入要素投入过多，因此是指需要减少的数量，是对投入结构的调整。径向调整比例等于径向调整值的绝对值与原始值的比值，横向调整比例等于横向调整值的绝对值与原始值的比值。
从上述技术效率无效DMU的径向调整值来看，纯技术效率越低的年份调整值越大，各种投入要素需要同比缩减的数量也越多，以上技术效率无效DMU的技术效率的最大为0.983，最小为0.224，平均值为0.698，表明这些家庭农场以总产值最大为产出目标的粮食生产处于技术无效状态，其中各投入要素冗余情况较严重，粮食播种面积、劳动总工时、农业生产总成本的投入最多须要同时缩减77.628%，最少须要同时缩减1.697%，平均须要同时缩减22.289%。
从上述技术效率无效的DMU横向调整值来看，有17个DMU存在投入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其中2个DMU存在2种投入要素过多，均是在劳动总工时和农业生产总成本上投入过多。其余15个DMU仅存在1种投入要素过多，其中4个DMU的粮食播种面积投入过多，2个DMU的劳动总工时投入过多，另外13个DMU的农业生产总成本投入过多。从调整比例来看，土地播种面积应压缩的比例平均为6.306%，劳动总工时应压缩的比例平均为10.045%，农业生产总成本应压缩的比例平均为28.388%。
从上述技术效率无效的DMU产出指标的原始数值与目标数值的比较来看，目标值与原始值均相等，说明不存在产出不足的问题。
3总结与建议
首先，从苏州地区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的效率情况来看，有13.04%的被调查家庭农场处于DEA有效状态，即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达到了最优的要素配置阶段，这些家庭农场处于以总产值最大化为目标的高效生产状态。有13.04%的被调查家庭农场的粮食生产处于技术有效状态，生产点处于生产前沿上，在不减少总产值的情况下，不能等比例地减少各种投入，也不能个别减少某种投入。但是这些家庭农场的规模效率小于1.000，因此其综合效率也小于1.000，处于技术有效率但规模无效率的状态，其无效率是因为规模效率低，这些家庭农场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因此如果要提高规模效率与综合效率，应该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
其次，从苏州地区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的投入结构来看，有73.91%的被调查家庭农场在追求粮食生产产值最大化的目标过程，不仅其粮食播种面积、劳动总工时和农业生产总成本的投入冗余较严重，平均须要同时缩减22.289%，且这些被调查家庭农场还存在投入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土地播种面积应压缩的比例平均为6.306%，劳动总工时应压缩的比例平均为10.045%，农业生产总成本应压缩的比例平均为28388%，农业生产总成本过高是影响粮食生产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
最后，从苏州地区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的产出指标来看，全部被调查家庭农场的粮食总产值均不存在产出不足的情况。因此，要提高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的效率，着重点应该放在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上，同时应该协调好粮食生产中土地播种面积、劳动力、农业生产成本之间的比例结构，减少生产要素的过度投入，特别是要做好粮食生产中的成本控制。
参考文献：
[1]吴晨. 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效率的比较研究[J]. 经济纵横，2016（3）：46-51.
[2]陳清明，马洪鈞，谌思.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效率比较——基于重庆调查数据的分析[J]. 调研世界，2014（4）：38-42.
[3]贺正楚.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湖南省“两型”农业生产效率评价[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32（3）：344-347.
[4]陈宗富.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农业生产效率测度[J]. 统计与决策，2014（12）：46-48.
[5]金梅. 基于DEA模型的甘肃农业生产效率研究[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1（5）：94-98.
[6]张冬平. 农业技术经济学[M].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
关键词：江苏省苏州市；家庭农场；粮食作物；生产效率；数据包络分析；要素配置；影响因素；成本
中图分类号： F327；F324.1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7）15-0329-06
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第一次将家庭农场作为农业规模经营主体之一提出。随后，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到家庭农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家庭农场流转。近年来在政府相关政策的扶持下[CM（25]，截至2016年上半年江苏省苏州地区共有家庭农场297个，经营土地面积3 473.351 hm2。2015年苏州地区家庭农场数比2014年增加59个，增幅为33.52%。2016年上半年家庭农场数相比2015年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增幅达到2638%。2015年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面积与2014年相比增长42.20%，2016年与2015年相比又增长2992%。此外，苏州市家庭农场的从业人员近年来也呈现增长的态势，2015年从业人员比2014年增加493人，增长速度达到1.79%（表1）。
从数量上来看，苏州地区家庭农场的发展速度很快，但其发展质量到底如何，还须要深入考察苏州地区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因此，2016年7—8月，笔者所在课题组对苏州地区家庭农场粮食作物生产效率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以期为地方政府在培育家庭农场的政策制定方面提供理论依据。
1数据来源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为了定量测算苏州地区家庭农场粮食作物的生产效率，首先对苏州地区家庭农场的分布情况进行梳理。由表2可知，苏州地区按照家庭农场从多到少进行排列的区（市）依次是常熟市、吴中区、张家港市、吴江区、太仓市、昆山市、相城区、高新区。按照经营土地的面积大小进行排序的区（市）分别是常熟市、张家港市、吴江区、吴中区、太仓市、昆山市、相城区、高新区。按照家庭农场吸纳就业人数从多到少的区（市）依次是吴中区、常熟市、张家港市、吴江区、昆山市、太仓市、相城区、高新区。无论是从家庭农场的数量还是从经营土地的面积来看，吴江区、常熟市、张家港市在苏州地区均属于典型代表。因此，本次问卷调查选择在吴江区、常熟市、张家港市3个区域展开。
在统筹考虑生产规模、地理条件、生产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基础上，通过选取典型样本的方式确定调查对象。笔者所在课题组最终选择了吴江区、常熟市、张家港市的23个家庭农场，并对其负责人进行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这23个家庭农场只种植粮食作物（小麦和水稻，受篇幅的限制，这里没有提供23个样本详细的投入和产出情况），且没有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在调查中发现当农户既种植粮食作物又种植经济作物时，并不能准确区分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各自的生产成本，往往只能说出这2种作物的累计生产成本。）。调查发现，目前苏州地区仅从事粮食作物生产的家庭农场平均每户的播种面积为17.176 hm2，平均单位面积劳动工时为4627 人·d/hm2，平均土地产出率为57 286.12元/hm2，平均劳动产出率为1 284.24元/（人·d），单位面积的成本支出为21 210.60元/hm2（平均劳动工时=劳动总工时/粮食播种面积；土地产出率=粮食作物产值/粮食播种面积；劳动生产率=粮食作物产值/劳动总工时；平均成本支出=粮食作物生产总成本/粮食播种面积，其中糧食作物生产总成本包括种子费、化肥费、农药费、农膜费、机械作业费、排灌费、雇佣劳动力的工资等，不包括折旧。）。
1.2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国内学者在分析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效率时普遍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ate envelopment analysis，DEA）中规模报酬可变模型对苏州市家庭农场的粮食生产效率进行评价[1-4]。DEA主要采用线性规划方法，在将原始样本数据划分为输入指标和输出指标的基础上，对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s，DMU）进行有效性评价，其目的是反映DMU能否达到“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最大效益”的决策结果。即由众多DMU构成被评价群体，通过对投入或产出比率的分析，以DMU的各个投入或产出指标的权重为变量进行评价运算，确定有效生产前沿面，并根据各DMU与有效生产前沿面的距离状况，确定各DMU是否DEA有效，同时还可用投影方法指出非DEA有效或弱DEA有效DMU的原因及应改进的方向和程度[5]。
线性规划和对偶规划都有最优解，即hj*=θ*，可以通过模型判断DMU是否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当hj=θ=1，且引入的松弛变量和剩余变量都为0，那么DMU为DEA有效；当hj=θ=1，且至少有1个输入或输出大于0，那么DMU为弱DEA有效；当hj=θ<1时，DMU不是DEA有效。
在该模型中，可以利用λj判断DMU的规模收益情况，如果存在λj（j=1，2，…，n）使得∑λ=1，则DMU为规模不变；如果不存在λj（j=1，2，…，n）使得∑λj=1，当∑λj<1时，DMU为规模收益递增，当∑λj>1，DMU为规模收益递减。 通过以上模型，还可以观察生产投入是否存在浪费。如果松弛变量S 和剩余变量S-都为0，则不存在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的情况；如果某一产出为S-，则说明其产出不足，要增加产出量；如果某一投入要素为S ，则说明其投入冗余，要减少这一要素的投入量。
本研究对粮食生产效率评价采用的是总产值绩效。选取基于总产值评价的投入变量为劳动工时、粮食播种面积和总成本支出，产出变量为粮食总产值。采用的分析软件为DEAP 2.1版本。
2结果与分析
由表4 可知，在23个DMU中，只有序号为8、10、14的DMU综合效率为1.000，处于DEA有效状态，即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达到最优的要素配置阶段，这些家庭农场处于以总产值最大化为目标的高效生产状态。此外，序号为1、6、7的DMU纯技术效率值为1.000，且无投入松弛或产出松弛，说明这些家庭农场的粮食生产处于技术有效状态，生产点处于生产前沿上，在不减少总产值的情况下，不能等比例地减少各种投入，也不能个别地减少某种投入[6]。但是这些DMU的规模效率小于1.000，因此其综合效率也小于1.000，处于技术有效率但规模无效率的状态，其无效率是由规模效率低所导致的，由于这些家庭农场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因此如果要提高规模效率与综合效率，应该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
上述6个DMU可以作为其他DMU效率改进的参照点，如果某个DMU作为参照单元的次数多，说明该DMU的投入和产出具有一般性，容易进行推广；反之则说明该DMU的投入与产出具有某种特殊性，其他DMU难以模仿。由表4可知，序号为10、8、14的DMU作为参照单元的次数分别为15、11、11次，说明样本序号为10、8、14的家庭农场粮食生产在追求总产值最大化目标下的投入和产出比较具有一般性，容易进行推广。样本序号为10、8、14的投入产出情况见表5。
其余DMU纯技术效率均小于1.000，且存在产出松弛，说明这些家庭农场的粮食生产在追求总产值最大化的目标下
表6中径向调整值是指如果将技术效率提高到1.000，所有投入要素需要同比减少的数量；横向调整值是指因为某种投入要素相对其他投入要素投入过多，因此是指需要减少的数量，是对投入结构的调整。径向调整比例等于径向调整值的绝对值与原始值的比值，横向调整比例等于横向调整值的绝对值与原始值的比值。
从上述技术效率无效DMU的径向调整值来看，纯技术效率越低的年份调整值越大，各种投入要素需要同比缩减的数量也越多，以上技术效率无效DMU的技术效率的最大为0.983，最小为0.224，平均值为0.698，表明这些家庭农场以总产值最大为产出目标的粮食生产处于技术无效状态，其中各投入要素冗余情况较严重，粮食播种面积、劳动总工时、农业生产总成本的投入最多须要同时缩减77.628%，最少须要同时缩减1.697%，平均须要同时缩减22.289%。
从上述技术效率无效的DMU横向调整值来看，有17个DMU存在投入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其中2个DMU存在2种投入要素过多，均是在劳动总工时和农业生产总成本上投入过多。其余15个DMU仅存在1种投入要素过多，其中4个DMU的粮食播种面积投入过多，2个DMU的劳动总工时投入过多，另外13个DMU的农业生产总成本投入过多。从调整比例来看，土地播种面积应压缩的比例平均为6.306%，劳动总工时应压缩的比例平均为10.045%，农业生产总成本应压缩的比例平均为28.388%。
从上述技术效率无效的DMU产出指标的原始数值与目标数值的比较来看，目标值与原始值均相等，说明不存在产出不足的问题。
3总结与建议
首先，从苏州地区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的效率情况来看，有13.04%的被调查家庭农场处于DEA有效状态，即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达到了最优的要素配置阶段，这些家庭农场处于以总产值最大化为目标的高效生产状态。有13.04%的被调查家庭农场的粮食生产处于技术有效状态，生产点处于生产前沿上，在不减少总产值的情况下，不能等比例地减少各种投入，也不能个别减少某种投入。但是这些家庭农场的规模效率小于1.000，因此其综合效率也小于1.000，处于技术有效率但规模无效率的状态，其无效率是因为规模效率低，这些家庭农场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因此如果要提高规模效率与综合效率，应该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
其次，从苏州地区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的投入结构来看，有73.91%的被调查家庭农场在追求粮食生产产值最大化的目标过程，不仅其粮食播种面积、劳动总工时和农业生产总成本的投入冗余较严重，平均须要同时缩减22.289%，且这些被调查家庭农场还存在投入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土地播种面积应压缩的比例平均为6.306%，劳动总工时应压缩的比例平均为10.045%，农业生产总成本应压缩的比例平均为28388%，农业生产总成本过高是影响粮食生产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
最后，从苏州地区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的产出指标来看，全部被调查家庭农场的粮食总产值均不存在产出不足的情况。因此，要提高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的效率，着重点应该放在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上，同时应该协调好粮食生产中土地播种面积、劳动力、农业生产成本之间的比例结构，减少生产要素的过度投入，特别是要做好粮食生产中的成本控制。
参考文献：
[1]吴晨. 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效率的比较研究[J]. 经济纵横，2016（3）：46-51.
[2]陳清明，马洪鈞，谌思.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效率比较——基于重庆调查数据的分析[J]. 调研世界，2014（4）：38-42.
[3]贺正楚.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湖南省“两型”农业生产效率评价[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32（3）：344-347.
[4]陈宗富.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农业生产效率测度[J]. 统计与决策，2014（12）：46-48.
[5]金梅. 基于DEA模型的甘肃农业生产效率研究[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1（5）：94-98.
[6]张冬平. 农业技术经济学[M].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