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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来无他嗜好，布衣蔬食免饥寒足矣。不知世间有享受事，亦不知馈遗交际欲何为。计俸入自给有余，要钱何用？”——于成龙
于成龙，这位清朝官员被称为“天下第一廉吏”。他的成长历程，与他持有正确的义利观有很大关系——做官不是要做大官，而是要做大事，这也是一个官员的“天理良心”。
沉潜乡野几十载
了解民间疾苦锻炼个人才识
中国文化向来推崇少年天才，官场亦是如此。不过，封建官场升迁有着严格的制度，宋人形象地将其称作“磨勘”，即需要一步一个台阶升迁。制度设计的益处在于，官员能够经历各种职务、不同环境的历练，进而逐渐具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时，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上锻炼并锤炼出真正的人才。但弊端则在于，每一级职位对于年龄的要求较高，故当事者倾向于及早跻身于高级官员的行列，易急于求成。
实际上，沉潜深思、修身养性、积累经验、久久为功，才能走得更远、更稳健。于成龙便是这样的典型例子。于成龙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山西永宁州人（今山西方山县下昔乡来堡村）。少年时代，他就勤奋好学，熟读诗书，且明晓事理、见识过人。他曾在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考中乡试副榜贡生，但迟迟未能走上仕途，于是便在家过着清苦的耕读日子。这样的岁月锻炼了他的才识，也让其对民间疾苦有更多的了解。这对他后来的从政生涯，不能不说是一种帮助。
于成龙在家乡时就名声在外。有记载说，明末盗贼蜂拥而起，乡里居民欲修筑堡寨以作防卫，而堡寨所在的地方正位于于成龙家的祖坟附近。风水先生认为这将不利于风水，但于成龙却说：“若能保千家万户平安，独对我家不利，那就是利多而害輕，应当修筑。”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他思考问题能从大局着想，体贴百姓疾苦。这与其后来的从政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多地州县任上
兴利除弊不做太平官
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于成龙第一次出仕，这一年他已经44岁了，第一任官职是任广西罗城县知县。从山西到罗城，行程将近3000公里，家人、亲友很为他担心，但他不以为然，决心要为民做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某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
罗城地处荒僻，条件十分艰苦。罗城没有城郭，城内居人不过数家，满目荒凉，野狼遍地，甚至没有官衙，于成龙最初只能寄居在关羽庙，把床安放在周仓塑像之后，以院内积土当作几案，旁边挖坑做饭，炊具也只有一锅一盆。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于成龙兢兢业业，为民谋利、问民疾苦，设学校、兴教化，不久便取得成效。罗城盗贼频繁，一方面是因为贫穷，自然条件险恶，另一方面也与族群关系复杂有关。为此，于成龙编查保甲，约束居民，同时率乡勇直捣盗贼巢穴。一时间，罗城居民得以安居乐业，尽心于农耕。
当地人看于成龙生活清苦，为他送来一些油盐，于成龙说：“我一人在此，何须如许物，可持归，奉汝父母。”不出三年，罗城大治。五年后，因政绩出众，于成龙考核时被定为“卓异”，这是清朝官员考核的最高等级，他被调任四川合州（今重庆合州）担任知州。于成龙调任前，罗城人民夹道送行，“泣送数百里”。
合州也是一个比较贫瘠的地方。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人口衰减，但徭役依然很重。于成龙到任之后，立即对旧有积习进行改革。按惯例，知州到任后，知府下帖要求合州送鱼，但于成龙接帖后，坚决拒绝，同时向上级汇报民间疾苦，将居民役务负担废除了十余件，又设法鼓励人开垦荒地。百姓赞扬他清正廉洁，跟在罗城一个样。
两年后，于成龙又因政绩突出而调任湖广黄州府同知，驻扎岐亭镇。有一年，黄州闹饥荒，于成龙没有什么积蓄，就把自己乘坐的一匹骡子出售以赈济灾民。但好景不长，吴三桂突然在云南起兵，兵锋直指湖广。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于成龙署理武昌知府。为招抚叛逆，他自骑一骡直奔敌寨，并成功劝服对方，其勇其智令人叹服。这其实与他在黄州、武昌任职期间人品高洁、廉洁奉公、威望甚高是分不开的。
因平叛有功，于成龙被擢升为黄州知府。尽管战事紧急，但他依然极其关心民众疾苦，严令禁止在正常赋税之外再行征收，禁止私自加派，禁止官员之间相互馈送，由此民心大安。
在正式成为省级大员之前，于成龙出任罗城知县，随后出任知州、知府、道员，并先后在广西、四川、湖广等地历练。难能可贵的是，以如此高龄在基层任职，于成龙没有丝毫心灰意冷，也没有打算做一个太平官，而是每到一地，无论任职时间长短，总是竭尽所能，兴利除弊，劝课农桑，兴教化，废除陈规陋习，同时做到了清正廉洁。这些正是应了他说的“天理良心”。
身为地方要员
力行勤俭革除社会陋习
清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主管全省司法案件。于成龙到任之后，逐一纠查，将冤屈入狱的平民尽行释放。当时的福建巡抚大加赞扬，认为于成龙执法不徇私情且甘于淡泊，为福建全省廉能第一。康熙皇帝也表示认可，赞扬于成龙居官有年、素有才能。
没多久，于成龙被擢升为福建布政使，是全省民政事务的最高官员，仅次于巡抚。虽然此时已是高官，但于成龙依然与任职罗城知县、合州知州时一样，生活清苦，粗茶淡饭，从不知享受，也不收受馈送。即使这些馈送是当地长期形成的惯例，他也一律不接受。在他的卧室里，除了有一些书籍、朝服和煮饭器皿外，别无一物。于成龙曾说过：“我生来无他嗜好，布衣蔬食免饥寒足矣。不知世间有享受事，亦不知馈遗交际欲何为。计俸入自给有余，要钱何用？”
两年后，于成龙升任直隶巡抚；后一年，他又升任两江总督。这两个官职属于很重要的地方要员，由此亦可以看出他的政绩是多么突出。康熙皇帝曾经召见于成龙，称“尔为当今清官第一，殊属难得”，还赞他廉洁自持、始终如一，“自起家外吏，即以廉明著闻。历升巡抚，益励清操，自始至终，迄无改辙。凡在亲戚交游相请托者，概行峻拒，所属人员并戚友间有馈遗，一介不取”。
在直隶巡抚任内，于成龙对当时官场的馈送结纳风气深恶痛绝，到任即告诫州县，不许搜刮百姓、馈送长官，如有违反，绝不宽宥。赴任两江总督时，于成龙不像其他官员一样大张旗鼓以示威严，而是与幼子共骑骡车一辆，悄悄入衙。平日里，由于于成龙常常食用青菜而不知肉味，竟还得了个“于青菜”的称呼。江南地区经济发达，文人众多，原有奢靡之风，见于成龙力行勤俭，于是世风开始有所变化。
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因多年积累成疾，于成龙病逝于任上。众人到其寝室，只见到绨袍一袭、靴带二、瓦瓮米数斛，见者为之落泪。一个担任两江总督的高官，清贫至此，古今都不多见。丧归山西之时，“江宁守及门下诸生合士民数万人步行二十里外，伏地哭，江涛声殆不闻”。康熙皇帝为他撰写碑文，赐谥号“清端”。同时，入北京三立祠，意为“立功、立德、立言”。
（李云贵荐自《解放日报》）
于成龙，这位清朝官员被称为“天下第一廉吏”。他的成长历程，与他持有正确的义利观有很大关系——做官不是要做大官，而是要做大事，这也是一个官员的“天理良心”。
沉潜乡野几十载
了解民间疾苦锻炼个人才识
中国文化向来推崇少年天才，官场亦是如此。不过，封建官场升迁有着严格的制度，宋人形象地将其称作“磨勘”，即需要一步一个台阶升迁。制度设计的益处在于，官员能够经历各种职务、不同环境的历练，进而逐渐具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时，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上锻炼并锤炼出真正的人才。但弊端则在于，每一级职位对于年龄的要求较高，故当事者倾向于及早跻身于高级官员的行列，易急于求成。
实际上，沉潜深思、修身养性、积累经验、久久为功，才能走得更远、更稳健。于成龙便是这样的典型例子。于成龙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山西永宁州人（今山西方山县下昔乡来堡村）。少年时代，他就勤奋好学，熟读诗书，且明晓事理、见识过人。他曾在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考中乡试副榜贡生，但迟迟未能走上仕途，于是便在家过着清苦的耕读日子。这样的岁月锻炼了他的才识，也让其对民间疾苦有更多的了解。这对他后来的从政生涯，不能不说是一种帮助。
于成龙在家乡时就名声在外。有记载说，明末盗贼蜂拥而起，乡里居民欲修筑堡寨以作防卫，而堡寨所在的地方正位于于成龙家的祖坟附近。风水先生认为这将不利于风水，但于成龙却说：“若能保千家万户平安，独对我家不利，那就是利多而害輕，应当修筑。”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他思考问题能从大局着想，体贴百姓疾苦。这与其后来的从政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多地州县任上
兴利除弊不做太平官
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于成龙第一次出仕，这一年他已经44岁了，第一任官职是任广西罗城县知县。从山西到罗城，行程将近3000公里，家人、亲友很为他担心，但他不以为然，决心要为民做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某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
罗城地处荒僻，条件十分艰苦。罗城没有城郭，城内居人不过数家，满目荒凉，野狼遍地，甚至没有官衙，于成龙最初只能寄居在关羽庙，把床安放在周仓塑像之后，以院内积土当作几案，旁边挖坑做饭，炊具也只有一锅一盆。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于成龙兢兢业业，为民谋利、问民疾苦，设学校、兴教化，不久便取得成效。罗城盗贼频繁，一方面是因为贫穷，自然条件险恶，另一方面也与族群关系复杂有关。为此，于成龙编查保甲，约束居民，同时率乡勇直捣盗贼巢穴。一时间，罗城居民得以安居乐业，尽心于农耕。
当地人看于成龙生活清苦，为他送来一些油盐，于成龙说：“我一人在此，何须如许物，可持归，奉汝父母。”不出三年，罗城大治。五年后，因政绩出众，于成龙考核时被定为“卓异”，这是清朝官员考核的最高等级，他被调任四川合州（今重庆合州）担任知州。于成龙调任前，罗城人民夹道送行，“泣送数百里”。
合州也是一个比较贫瘠的地方。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人口衰减，但徭役依然很重。于成龙到任之后，立即对旧有积习进行改革。按惯例，知州到任后，知府下帖要求合州送鱼，但于成龙接帖后，坚决拒绝，同时向上级汇报民间疾苦，将居民役务负担废除了十余件，又设法鼓励人开垦荒地。百姓赞扬他清正廉洁，跟在罗城一个样。
两年后，于成龙又因政绩突出而调任湖广黄州府同知，驻扎岐亭镇。有一年，黄州闹饥荒，于成龙没有什么积蓄，就把自己乘坐的一匹骡子出售以赈济灾民。但好景不长，吴三桂突然在云南起兵，兵锋直指湖广。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于成龙署理武昌知府。为招抚叛逆，他自骑一骡直奔敌寨，并成功劝服对方，其勇其智令人叹服。这其实与他在黄州、武昌任职期间人品高洁、廉洁奉公、威望甚高是分不开的。
因平叛有功，于成龙被擢升为黄州知府。尽管战事紧急，但他依然极其关心民众疾苦，严令禁止在正常赋税之外再行征收，禁止私自加派，禁止官员之间相互馈送，由此民心大安。
在正式成为省级大员之前，于成龙出任罗城知县，随后出任知州、知府、道员，并先后在广西、四川、湖广等地历练。难能可贵的是，以如此高龄在基层任职，于成龙没有丝毫心灰意冷，也没有打算做一个太平官，而是每到一地，无论任职时间长短，总是竭尽所能，兴利除弊，劝课农桑，兴教化，废除陈规陋习，同时做到了清正廉洁。这些正是应了他说的“天理良心”。
身为地方要员
力行勤俭革除社会陋习
清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主管全省司法案件。于成龙到任之后，逐一纠查，将冤屈入狱的平民尽行释放。当时的福建巡抚大加赞扬，认为于成龙执法不徇私情且甘于淡泊，为福建全省廉能第一。康熙皇帝也表示认可，赞扬于成龙居官有年、素有才能。
没多久，于成龙被擢升为福建布政使，是全省民政事务的最高官员，仅次于巡抚。虽然此时已是高官，但于成龙依然与任职罗城知县、合州知州时一样，生活清苦，粗茶淡饭，从不知享受，也不收受馈送。即使这些馈送是当地长期形成的惯例，他也一律不接受。在他的卧室里，除了有一些书籍、朝服和煮饭器皿外，别无一物。于成龙曾说过：“我生来无他嗜好，布衣蔬食免饥寒足矣。不知世间有享受事，亦不知馈遗交际欲何为。计俸入自给有余，要钱何用？”
两年后，于成龙升任直隶巡抚；后一年，他又升任两江总督。这两个官职属于很重要的地方要员，由此亦可以看出他的政绩是多么突出。康熙皇帝曾经召见于成龙，称“尔为当今清官第一，殊属难得”，还赞他廉洁自持、始终如一，“自起家外吏，即以廉明著闻。历升巡抚，益励清操，自始至终，迄无改辙。凡在亲戚交游相请托者，概行峻拒，所属人员并戚友间有馈遗，一介不取”。
在直隶巡抚任内，于成龙对当时官场的馈送结纳风气深恶痛绝，到任即告诫州县，不许搜刮百姓、馈送长官，如有违反，绝不宽宥。赴任两江总督时，于成龙不像其他官员一样大张旗鼓以示威严，而是与幼子共骑骡车一辆，悄悄入衙。平日里，由于于成龙常常食用青菜而不知肉味，竟还得了个“于青菜”的称呼。江南地区经济发达，文人众多，原有奢靡之风，见于成龙力行勤俭，于是世风开始有所变化。
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因多年积累成疾，于成龙病逝于任上。众人到其寝室，只见到绨袍一袭、靴带二、瓦瓮米数斛，见者为之落泪。一个担任两江总督的高官，清贫至此，古今都不多见。丧归山西之时，“江宁守及门下诸生合士民数万人步行二十里外，伏地哭，江涛声殆不闻”。康熙皇帝为他撰写碑文，赐谥号“清端”。同时，入北京三立祠，意为“立功、立德、立言”。
（李云贵荐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