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柳传志退出江湖的消息甚嚣尘上，之后，联想控股新闻发言人向媒体声明，64岁的柳传志目前并没有退休计划。但在前段时间一个有高官在场的会议上，我却听到了柳传志掩饰不住的牢骚。
　　
　　当时，一名经济学家说，中国的企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官方背景的企业，一类是暂时没有官方背景，但努力在寻找后台的企业。这样表述的时候，经济学家抬起头看了看身边的柳传志，笑着说，联想应该是一家有官方背景的企业。
　　年过60的柳先生终于掩饰不住自己的愠怒，他侧过身体，盯着经济学家的眼睛问道，你说我们到底有什么背景，一个卖PC的企业，又需要什么了不得的背景？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忽然对老迈的柳传志先生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如柳先生所言，今天的联想控股尽管有着显赫的影响力，但它涉及到的相关产业，的确都在完全竞争的行业之中，都是基本上没有政策门槛的行当。
　　换句话说，柳传志可以进入这些领域，浙江温州或者福建泉州任何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商人一样可以进去，并能迅速成为柳传志的竞争对手。
　　但两类企业的制度性格局却反差惊人。比如温州的奥康，王振滔以3万元起家，今天已经积累到近50亿的资产，如此庞大的财富， 其产权当然仅仅属于王振滔，别人无权置喙。
　　如果有人想要拿到奥康的股份，必须腰缠庞大的资本，方可展开沟通。今天的联想无论有多大的盘子，其大股东必然是中国科学院。几年前，联想当然有过产权意义上的改制，柳传志和他的管理团队由此开始持有一定数量的股权。但无论如何，今天的联想，依然是一家以國有体制为主导的股份制公司。
　　现在的局面显然是由于某些常识的缺席，比如企业产权的自然人性质最终将决定企业的发展能力，比如企业创始人制度和创始人期权制度的建设性不足会导致企业的价值模糊，还比如，可能正是抽象的国有股权占据了企业的重头，企业的内部因此会滋生严重的官场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内耗将因此损伤企业的发展。但人们的观念，甚至是主流观念，并不认同上述常识。他们会将一家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革新解读成分配不公和国有资产流失，甚至解读成企业家的贪婪。
　　以柳传志做事的气度，他显然是想要突破这样的困境的。其间的选项不在少数，比如尝试着与一家有资本实力的金融企业合作，通过并购的方式稀释掉联想占大多数份额的国有股份，并最终导向清晰的企业自然人产权体系。
　　但阻力看上去可能比计划更让人望而生畏。联想的产权改革，必然要取得中科院、国资委，甚至是更加高端的管理部门的一致同意，同时，还要接受主动并购企业的上级监督管理部门的认可。之间的纷繁复杂，几乎让人头痛。
　　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今日联想不能回避的困境，也正是我们要对柳传志先生抱以同情的地方。
　　为什么最近10年来，在完全市场自由竞争性领域发展的大量国有企业，纷纷完成了清晰的产权制度改革，联想控股一直在完全竞争的领域发展，但直到今天为止，其股权结构中，非自然人的国有股权还占据主要位置。
　　为什么如柳传志这样老资格的企业家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完全企业产权意义上的进步，而继他们之后上场的新兴企业家，比如1992年下海的一批官员和知识分子，如陈东升、潘石屹、冯仑等人，不仅逐渐成为今天中国企业家的主流，而且比较圆满地构建了合理的现代企业制度。
　　李鸿章曾经说过，若旧法有用，国家振兴早已完成，何待今日？今天有一种观点，中国企业30年来取得醒目成就，主要缘于开放国门，向西方企业学习技术，而大量国有企业的制度性建设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到位。
　　到今天为止，国家能力驱动经济发展仍然是我们的主要方法论，国有企业仍然是这个国家建设的主流。正是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企业家一方面必然要坚持企业的市场化创造，一方面却又必须坚持必要的妥协。二者之间，柳传志和他的同行们备受煎熬，多少激情化为乌有！
　　站在柳传志的角度，我们可不可以说，由于我们忽略了老一代企业家在产权意义上的基本诉求，因而最终导致了这样的局面：我们有改革开放30年热气腾腾的经济态势，有令人瞠目结舌的外汇储备，却找不到一家能够呈现国家形象的大好企业。美国有通用、微软，德国有大众，日本有丰田，连韩国都有三星，中国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是哪个？
　　我相信柳传志的烦恼就在这里。他比谁都懂得这样的格局形成的原因，但是以他的性格，以及他背后绵延不绝的文化，他最终只能选择妥协和忍耐，以及忍耐的间歇掩饰不住的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