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就“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其中，针对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改革是指导意见的重要内容。
　　改革国内收入分配制度，以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早就应该成为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而目前国内经济已进入复苏进程，在此期间如能形成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就会给国内消费的启动注入持久动力，并能为长期内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添砖加瓦。
　　国内基本收入分配制度的提法是“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分配重视效率并没什么错，但中国的实际是效率与公平过分失衡，而政府过去的政策也放任了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从国内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保障严重失衡，可以清楚地看出。官方数据显示，2006年国内基尼系数已升至0.496(基尼系数在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在目前整体财富分配存在很大差异的情况下，中国存在另一种形式的财富分配——强势利益集团内部的财富再分配。一些强势利益集团借用集团资源(也是国有资源的一部分)，通过不同方式来进行集体性的利益输送。比如，日前引起社会极度关注的中石油为员工集体买楼事件。
　　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高福利，是一道突兀而冷酷的不公符号。数字显示，有的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比我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超出4倍到10倍之多。而国际上公认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自1994年分税制度改革以来，国有企业长达13年不上繳利润。直到2007年，国家推出《央企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垄断性国企上交给国家的利润是封了顶的，即10％。与国际上一些国家相比，利润上缴比例最高10％委实过于宽厚，以至有人戏称国家是“仁慈的君主”。
　　“有大量财富的地方必然有极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富人，必须有500个穷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如是说。就国家来说，以公平为起点创造财富、以公平为终点分配财富，则是一种国家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中国，财富分配所涉及的公平，其实远比财富创造所涉及的公平，还要原始。
　　除了制度环境外，种种重要生产要素的不公，是导致财富累积及分配不公的重要“策源地”。只要政府保留着国家集权，经济就一定表露出“横征暴敛”的痕迹——土地、劳动力、银行贷款等生产要素中，全由政府控制，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这样有钱，拿几万亿，眼睛都不曾眨一眨——但是老百姓呢，无论丰年还是歉年，竟然穷成了这种样子。
　　纠正垄断集团利益输送的扭曲、在一次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完善社会保障，应该是此轮收入分配改革的大方向。每个时代都有攻陷巴士底狱的一天。
　　
　　
　　当事人
　　
　　吴敦义接任台湾“行政院长”
　　9月7日，因刘兆玄行政团队为莫拉克风灾造成700多人死亡、失踪而引咎总辞，马英九任命国民党副主席吴敦义接任“行政院长”。桃园县长朱立伦副之。
　　吴敦义现年61岁，台湾南投县人，台大历史系毕业，曾任《中国时报》记者、主笔及《台北论坛》杂志发行人。他的仕途从台北市议员起步，一干8年；连任8年南投县长后，获委派为直辖市高雄的末任官派市长：4年后击败民进党提名的张俊雄，高票当选首届民选高雄市长；由于志在台北市长，疏于高雄市务建设，又4年后被谢长廷以3000票之差击败；之后一度获聘为李登辉当局“总统府资政”等闲差。其东山再起是在连任三届区域“立法委员”之后：2008年11月，担任国民党秘书长近两年的他当选副主席。
　　吴敦义长期在基层跑选举，贴近民众，与“博士世家”出身、先后当过“清华”、东吴两校校长的刘兆玄风格迥异。马英九选他，一是汲取学者型政客可保清廉、但不适合应付天灾人祸的教训，二是为岛内箭在弦上的县市长选举发出总动员令。
　　
　　谷歌中国总裁李开复离职创业
　　9月4日，加盟谷歌4年的李开复博士正式宣布从谷歌离职，转而打理自己的新公司“创新工场”。这是标榜“不作恶”的谷歌在“聪明搜索”涉黄事件发生后遭遇的首场人事地震。
　　李开复现年48岁，祖籍四川，生于台北，曾是11岁的“留学生”、奥巴马的哥大同学、26岁的副教授、33岁的苹果副总裁……在卡耐基梅隆大学任教期间，李博士已因语音识别技术扬名海外，但他为国人熟悉，还是缘于他1998年加盟微软，出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
　　2005年，时任微软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跳槽谷歌，担任谷歌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却遭微软缠讼长达半年之久，后又因同业竞争回避原则而迟迟难以在谷歌中国内部施展市场才华，只能靠校园招聘打长远基础。在错失追赶百度的重要一年(2006年)之后。谷歌中国才奋起直追，不料接连遭遇地图门、词库门、纳税门、涉黄门等事件打击，2007年的远交近攻变成了2008年的防守反击，今年则祭出换帅牌。李开复默认离开是因为压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