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只要来一次巴黎,你就会爱上她,终身魂牵梦绕。这是多少青年时代曾浪荡在巴黎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的慨叹。看得多了,多少会一点不以为然,你会有所不甘,想有所反抗,但很不幸,不管你有名还是無名,不管你有多叛逆或者多沉默,在必然被巴黎的美所征服这一定律上,你最终也概莫能外,只会是络绎不绝礼赞巴黎的宏大歌队中的一个新成员。
巴黎这座伟大的城市,某种程度上,是人类现代生活的开端。在她之前或之后,当然也出现过伟大的城市,譬如威尼斯和热那亚,譬如长安和开封,譬如纽约、伦敦和东京,他们或多或少显现过人类某种精神力量的宏阔和深邃,展现过人类的创造性、组织能力、资本主义的崛起、人性范畴的坚忍和妥协。但只有巴黎,第一个把视觉的审美、生活的易居,与蜂巢一般无边无际的规模拓展,结合在一起。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新形态,就此诞生了。城市脱离土地,摆脱了乡愁和对田园牧歌生活的依恋,开始具有了自足、自我生长的生命力。
要么是巴黎人,要么不是巴黎人;要么生活在巴黎,要么生活在巴黎郊区。从17、18世纪开始,本来偏居法国北部一隅巴黎,就已成为法兰西王国的代名词。法国人对巴黎的无限崇拜,和中国人的北京崇拜,都有着深远的历史传统。
对城市和都市生活的讴歌当然不是本文主题,对城市的反思与批评其实也始自巴黎。波德莱尔最早以他天才诗人的敏锐和寓言性、思想者的深度和前瞻眼光,在诗集《恶之花》中描述出他对城市化生活可能腐化人心的忧思。事实上,在他那个时代,缺乏宗教信仰支撑的世俗生活里,人心的溃烂已经桃花点点了,而在当代中国,这个过程才刚开始。
巴黎,确实是这么一个让人沉醉的城市。她的成千上万座教堂、街心公园、居民住宅、纪念碑、博物馆和公共建筑,全城如星辰散落夜空的酒吧、画廊、书店、花店和餐厅,修长广阔的香街大道,或满城弯弯曲曲仿佛会呼吸的铺着青石板、鹅卵石的小径,还有那数百上千万的巴黎人——一个个独具个性和生命力的自由精灵,以及每一棵树、每一只鸽子,他们才是城市真正的主人,都是惹人怀想的精彩存在。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在此后一生中无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a movable feast)。”这是作家海明威的遣词造句才能,我同意。确实,盛大的宴席,流水般变换每天不重样的美食美人美景,这正是花都巴黎,仿佛是永远的不夜天、地上的伊甸园。
让我们暂时远离美学意义上的巴黎,探讨作为伟大文明创造体的法国。法国和英国,也许是对近现代人类世界贡献最多文明的两大国家,在人类近现代文明史上具有无比荣耀的崇高地位。文学、艺术、科学、建筑、音乐、哲学、学术、城市管理、商业、体育、军事、政治、休闲娱乐……人类有过的一切知识、理论和创造性实践活动,都打上过她强烈的、迷人的印记。无须一一列举,法兰西民族曾诞生那么多造福于人类心灵、身体和精神生活的天才,可以得到证明。没有他们的贡献,人类也许迄今还在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半黑暗中探寻。
在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将法兰西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迄今还能保持影响力的过程中,有两个名字不可不提。
一个是拿破仑。这个出身平民的小个子,在整个新旧世界翻转、遍地血火的历史紧要关头,居然以一己之才,对内将分裂的法国凝聚成铁,对外还能成功输出文化与价值观(想想看吧,俄罗斯宫廷在几个世纪里都以能讲优雅的法语为时尚)。他当然是人类史上难得一见的军事家、天才政治家,同时也是有深厚文化艺术修养的知识分子,有理想主义救世情怀的人文主义者。当年拿破仑远征埃及,除了军队和大炮,还征集了175名各领域学者,用宝贵的马车拖上书籍和研究设备。他曾下达过一条著名指令:“行军时让驴子和学者走在中间。”他还成立埃及科学院,自任副院长。返国时,许多珍贵文物被运回法国,开启了对埃及古代文明的研究。拿破仑将自己对艺术与美的喜爱、对科学与理性的尊重,成功升华为整个国家的文化自觉,并进而成为今日法兰西文明的精髓。
还有一个,是戴高乐总统。这位将军出身的右翼政治家,其文治武功当然无法与拿破仑相提并论,但他的“戴高乐主义”却影响深远。特别是他提倡东西方“缓和与合作”, 承认中国,制定泛欧洲外交政策、努力减少美国和英国的影响。在战后美国已确定全球超级强国地位的背景下,他居然还能折冲尊俎,合纵连横,发挥法国的独特影响力,无论后世对他如何盖棺论定,至少他不失“法国至上主义者”的坚强本色,值得尊重。某种意义,中国也是戴高乐思想的受益者。
回到“中法建交五十周年”这一正题。1964年,作为西方大国,法国为何会率先与新中国建交,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话题,复杂的国际政局、大国外交的波诡云谲,哪里是一篇小文所能尽述的。本刊只能略尽新闻机构的职责,在感念法国文化曾带给无数中国人美好的精神享受、继续为中法经贸和文化交往鼓掌的同时,派出采访团深入法国,采访各界精英以及普通民间人士,向读者呈现今日法国的几个侧影。
如果说法国是一片汪洋大海,我们的工作,似乎只是采集了几朵浪花、几颗水珠,聊以自慰的是,一滴水也有海洋的影子;一个巴黎人,自然也洋溢着法国的气息。
巴黎这座伟大的城市,某种程度上,是人类现代生活的开端。在她之前或之后,当然也出现过伟大的城市,譬如威尼斯和热那亚,譬如长安和开封,譬如纽约、伦敦和东京,他们或多或少显现过人类某种精神力量的宏阔和深邃,展现过人类的创造性、组织能力、资本主义的崛起、人性范畴的坚忍和妥协。但只有巴黎,第一个把视觉的审美、生活的易居,与蜂巢一般无边无际的规模拓展,结合在一起。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新形态,就此诞生了。城市脱离土地,摆脱了乡愁和对田园牧歌生活的依恋,开始具有了自足、自我生长的生命力。
要么是巴黎人,要么不是巴黎人;要么生活在巴黎,要么生活在巴黎郊区。从17、18世纪开始,本来偏居法国北部一隅巴黎,就已成为法兰西王国的代名词。法国人对巴黎的无限崇拜,和中国人的北京崇拜,都有着深远的历史传统。
对城市和都市生活的讴歌当然不是本文主题,对城市的反思与批评其实也始自巴黎。波德莱尔最早以他天才诗人的敏锐和寓言性、思想者的深度和前瞻眼光,在诗集《恶之花》中描述出他对城市化生活可能腐化人心的忧思。事实上,在他那个时代,缺乏宗教信仰支撑的世俗生活里,人心的溃烂已经桃花点点了,而在当代中国,这个过程才刚开始。
巴黎,确实是这么一个让人沉醉的城市。她的成千上万座教堂、街心公园、居民住宅、纪念碑、博物馆和公共建筑,全城如星辰散落夜空的酒吧、画廊、书店、花店和餐厅,修长广阔的香街大道,或满城弯弯曲曲仿佛会呼吸的铺着青石板、鹅卵石的小径,还有那数百上千万的巴黎人——一个个独具个性和生命力的自由精灵,以及每一棵树、每一只鸽子,他们才是城市真正的主人,都是惹人怀想的精彩存在。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在此后一生中无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a movable feast)。”这是作家海明威的遣词造句才能,我同意。确实,盛大的宴席,流水般变换每天不重样的美食美人美景,这正是花都巴黎,仿佛是永远的不夜天、地上的伊甸园。
让我们暂时远离美学意义上的巴黎,探讨作为伟大文明创造体的法国。法国和英国,也许是对近现代人类世界贡献最多文明的两大国家,在人类近现代文明史上具有无比荣耀的崇高地位。文学、艺术、科学、建筑、音乐、哲学、学术、城市管理、商业、体育、军事、政治、休闲娱乐……人类有过的一切知识、理论和创造性实践活动,都打上过她强烈的、迷人的印记。无须一一列举,法兰西民族曾诞生那么多造福于人类心灵、身体和精神生活的天才,可以得到证明。没有他们的贡献,人类也许迄今还在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半黑暗中探寻。
在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将法兰西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迄今还能保持影响力的过程中,有两个名字不可不提。
一个是拿破仑。这个出身平民的小个子,在整个新旧世界翻转、遍地血火的历史紧要关头,居然以一己之才,对内将分裂的法国凝聚成铁,对外还能成功输出文化与价值观(想想看吧,俄罗斯宫廷在几个世纪里都以能讲优雅的法语为时尚)。他当然是人类史上难得一见的军事家、天才政治家,同时也是有深厚文化艺术修养的知识分子,有理想主义救世情怀的人文主义者。当年拿破仑远征埃及,除了军队和大炮,还征集了175名各领域学者,用宝贵的马车拖上书籍和研究设备。他曾下达过一条著名指令:“行军时让驴子和学者走在中间。”他还成立埃及科学院,自任副院长。返国时,许多珍贵文物被运回法国,开启了对埃及古代文明的研究。拿破仑将自己对艺术与美的喜爱、对科学与理性的尊重,成功升华为整个国家的文化自觉,并进而成为今日法兰西文明的精髓。
还有一个,是戴高乐总统。这位将军出身的右翼政治家,其文治武功当然无法与拿破仑相提并论,但他的“戴高乐主义”却影响深远。特别是他提倡东西方“缓和与合作”, 承认中国,制定泛欧洲外交政策、努力减少美国和英国的影响。在战后美国已确定全球超级强国地位的背景下,他居然还能折冲尊俎,合纵连横,发挥法国的独特影响力,无论后世对他如何盖棺论定,至少他不失“法国至上主义者”的坚强本色,值得尊重。某种意义,中国也是戴高乐思想的受益者。
回到“中法建交五十周年”这一正题。1964年,作为西方大国,法国为何会率先与新中国建交,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话题,复杂的国际政局、大国外交的波诡云谲,哪里是一篇小文所能尽述的。本刊只能略尽新闻机构的职责,在感念法国文化曾带给无数中国人美好的精神享受、继续为中法经贸和文化交往鼓掌的同时,派出采访团深入法国,采访各界精英以及普通民间人士,向读者呈现今日法国的几个侧影。
如果说法国是一片汪洋大海,我们的工作,似乎只是采集了几朵浪花、几颗水珠,聊以自慰的是,一滴水也有海洋的影子;一个巴黎人,自然也洋溢着法国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