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立足于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发展线索，从影响和比较的角度来审视弗洛伊德主义中国化的选择、改造和转化。试图探索弗洛伊德主义满足了中国文学什么样的内在需要和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什么样的文化质素，考察其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特殊方式和复杂过程。全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着眼于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旅行，第二部分侧重于寻找弗洛伊德主义与本土文论话语之间进行对接的契合性因素，第三部分则主要从具体的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的横向拓展出发，展开弗洛伊德主义对中国文艺思想转向影响的探讨。 20世纪的中国文坛，弗洛伊德所代表的精神分析文论两度引起强烈的反响，成为一时“显学”。这是本土理论界主动和积极选择的结果，弗洛伊德强调人的自然本质的精神分析理论被功利性的选择和工具性的接受，被主观的诠解为了一种社会学说，成为弘扬人性并藉以进行思想启蒙和解放的武器，满足了反封建禁欲主义和对极“左”思潮反拨的需要，这一历史必由之路的前提是选择客体提供了自己的可选择性，同时选择主体原生的思想结构和先在的目的引发了这一选择冲动。 获得合法性的弗洛伊德在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思想的两次转向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所揭示的性本能为“五四”文化运动所接纳，中国新文学中的性爱文学从这里找到了突破口与起点，助长和鼓励了新文学中性意识的滋长。二是无意识在中国新时期文艺思想中的考察，拓展了无意识与文学创作、文学欣赏以及与文学本体之间关系的探讨，加深了对美、美感、艺术创造和文学作品的复杂性、立体性、动态性的认识。 然而，由于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社会政治造成的知识者巨大的心理矛盾制约下，弗洛伊德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零散和断片的，它没有作为一种文化哲学观念为中国理论批评家或作家所理解和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弗洛伊德主义的创造性、革命性以及它的片面性、局限性都未能在中国文学中得到充分的发挥或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