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农村宅基地闲置率和农房空置率高的问题逐渐严重,“一户多宅”的情况屡见不鲜。宅基地使用权相比于其他用益物权,其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受到明显限制。农民对宅基地使用权的财产功能的需求很难通过合法方式实现,宅基地随意买卖、隐形流转的现象更是频繁出现。基于此,中央关注到了农民的现实需求,并且展开了相关措施。2015年,随着中央文件的发布,我国规划了十五个地区成为宅基地改革试点,又在两年后扩充为三十三个地区,各试点地区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2018年,中央根据宅基地改革试点近三年的实践经验,以此为基础颁布了“三权分置”政策,为全国的宅基地改革试点的工作提供了依据、指引了方向。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到“三权分置”,这项政策的重要地位再次被肯定。探索“三权”的实现途径和形式,在保证集体成员居住权底线的基础上放活使用权,在改革的同时协调好稳定和放活的关系,不违背宅基地制度保障农民基本生存权的初衷。盘活大量农村的闲置宅基地和农房,增加农民额外收入渠道,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自“三权分置”政策提出以来,学界中关于使用权性质的讨论从未停止,各学者在不同的学说观点之间存在着分歧。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大背景下,使用权的性质界定应当符合当前的政策精神。村民因其集体成员身份获得资格权,并以此保障居住权。为实现适度放活使用权,使用权不应承载居住保障功能,因此,本文的观点认为“三权分置”中的使用权应当被界定为具有财产属性的不动产用益物权。目前,中央对于“三权”中使用权的描述还只停留在政策术语上,学界中对资格权和使用权性质的探讨还未形成统一的定论,法律上也没有对这两项新型权利进行准确定位。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改革实践也仍处在积累经验、不断摸索的阶段,各宅基地改革试点在实践工作中面临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于使用权的主体界定,试点地区之间的规定存在差异、范围模糊。很多试点地区使用权的登记制度缺失,不具有公示性和对世性的交易模式在实践中极易产生纠纷。使用权的缴费机制目前仍不够健全,很难形成一套公平合理的制度。很多试点地区对于使用权使用期限的规定差异较大,妨碍了宅基地制度的管理。除此之外,使用权权能不够充实,极大地影响着其放活的效果。为使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更好得以贯彻实施,实现使用权财产权能,应从合理界定使用权主体范围、确立使用权登记制度、健全使用权缴费机制、合理限制使用权使用期限和充实使用权权能等方面着手放活使用权。上述五项措施的完善,将会推进“三权分置”政策的落实,对宅基地制度的充实及完善具有重大积极意义。放活使用权,使闲置宅基地发挥其土地价值,实现农民对宅基地财产权能的现实需求,进一步维护农村生活的和谐与稳定,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