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作为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1978年文本的成员国,于1997年正式制定并实施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构建了本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不仅为国家的农业育种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为农民自繁自用的留种权利设定了专门条款。但随着种子市场的不断开放,我国也面临着加入1991年文本的国际压力,品种权的扩张态势对农民留种权的保障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一方面农民从种子公司获得新品种的种子后,可以通过自繁自用的留种行为将繁殖材料在市场进行兜售,导致一些不愿意支付品种权使用费用的种子公司从农民手中购买受品种权保护的繁殖材料进行种子生产,造成品种权的侵害案件不断增多;另一方面作为拥有科研能力的大型种子公司为了获得市场垄断,通过滥用市场优势地位和独占权,不断限制农民的留种权,导致农民的传统利益得不到保障。本文从美国的孟山都V.麦克法琳案出发,分析了种子公司通过转基因技术的垄断对农民留种权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以及农民在种子市场利益分享机制中所处的不利地位。作为UPOV1991文本的成员国,美国的植物新品种的双重保护模式体现了品种权不断扩张的趋势,同时也造成留种权不断虚化的问题,这点上值得我国借鉴。因此我国在现有的品种权保护制度之下,如何构建自身的留种权制度,与竞争法一起发挥平衡品种权人、农民及种子公司之间的市场利益关系的作用,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通过比较分析法、文献综述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留种权制度进行了研究。引言部分就研究的背景、目的进行了阐述;第一章从农民留种权与品种权的关系出发,讨论了在不同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下,留种权制度发展的背景和现状;第二章从孟山都v.麦克法琳案的案例分析出发,讨论了留种权所面临的困境;第三章从竞争法的角度论证了建立留种权保护制度的必要性;第四章就通过多元化的立法构建我国的留种权保护制度提出一些策略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