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海造地是缓解土地资源稀缺、发展沿海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我们对海陆生态环境危机认识的不足以及应对的社会性策略失当,使我们利用围海造地获取土地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造成了诸如海陆环境承载力下降、沿海海域生态退化、生物多样性危机加剧等现象,围海造地区域整体环境呈现恶化的趋势。面对严峻的海陆生态环境形势,我国通过制定环境保护法律与各单项环境法规,来调整这种社会矛盾。但是面对特殊的围海造地生态环境损害,现行法律确立的修复责任,难以充分救济海陆生态这种公益。第一,“海陆分治”的立法理念不仅使责任内容只强调海域外观的修复而忽视陆源污染的防治,而且使涉及围海造地的海陆环境法律规则无法顺利衔接;第二,修复责任的分配失衡,导致围海造地污染企业责任过重,而缺失了受益者、环境管理者的责任;第三,法不溯及既往的规则和围海造地生态破坏行为归责的不明阻碍了修复责任追究机制的有效运行,致使大量围海造地环境争议游离于环境司法之外。因此,需要从围海造地生态环境损害的特殊性入手,进一步夯实修复责任内容、矫正修复责任分配的失衡与破解修复责任追究的困境,从这三个角度对围海造地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进行完善。本文第一部分从围海造地与生态环境修复的文义出发,阐述围海造地及其生态环境损害的特殊性。在通过分析生态环境修复的涵义,来辨识和界定围海造地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相关概念,以限定本文关于后续研究内容的范围和边界。第二部分将通过分析围海造地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律根据,阐述修复责任的传统功能与现代功能,并基于围海造地生态环境损害特殊性,分析出修复责任内容复杂特殊性、主体多元性以及成本高昂性等特点。第三部分主要阐述围海造地生态环境修复责任面临的问题。一是修复责任内容构成欠系统,包括修复责任内容缺失海陆统筹理念,以及修复责任规定衔接不顺;二是修复责任分配的失衡,导致围海造地的受益者、环境监管者没有承担对应的修复责任;三是修复责任归责与追究面临困境,包括面对历史遗留的问题,现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修复责任的溯及力,导致大量围海造地生态环境问题无法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以及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围海造地生态破坏侵权是否可以在追究过程中适用同环境污染一样的严格责任,进一步导致客观存在的海陆生态环境损害无法得以及时、充分的救济。第四部分主要讨论对围海造地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夯实,包括以海陆统筹视角夯实修复责任内容,一是以基于海陆统筹理念完善修复责任内容、加强法律规定的衔接;二是对修复责任分配失衡的矫正,包括补充围海造地受益者的修复责任与对环境监管者修复责任的深化;三是对修复责任追究困境的破解,包括明确修复责任溯及力问题以及围海造地生态破坏归责严格化的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