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口支援模式之所以能成为“5·12”大地震灾后重建一个很重要的路径，是四个因素促成的。首先，对口支援是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探索的一种跨区域或跨行业援助、帮扶政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用于东中部发达地区对西部欠发达地区、边疆民族地区，援藏、援疆及扶贫领域等，经过多年探索，累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对口支援工作方法和运行机制，为“5·12”灾后重建对口支援提供了借鉴的框架。其次，社会主义制度的行政机制为对口支援的启动和运行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对口支援能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赈灾社会动员、重建机制，前提是有相对集权且政令统一的强力中央政府主导。亚洲开发银行代表在“5·12”地震灾区考察后认为，“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是救灾速度和效率的保证”，“大灾之后，中央统一安排，由发达地区支援灾区的做法，世所罕见”。这在分权制联邦国家是不易实现的。再次，改革开放30多年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累积的财力、物力为对口支援提供了物质基础。相对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在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情况下，对口支援难以践行或者说难以达到迅速恢复重建的目标。第四，对口支援在中国具有其特殊的合理性。“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固然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但优良传统解释不了该模式的合理性，对口支援的合理性集中表现为“全国一盘棋”上，符合中央关于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1949年以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均受到高度规划，区域发展的先后、行业产业的布局、资源配置的量化等均掌控在中央政府手里，由此，这一看似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可以理解为对欠发达地区政策补涨、资源配置差别的回馈。从这一角度上说，中央政府领导的由地方政府实施的对口援建模式具有其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