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下地方政坛上，仇和以个性官员和铁腕政风而闻名。如果说先前让开会打瞌睡官员罢官及公开官员电话号码等举措。折射的是他整肃官风的铁腕风格，如今，让招商不力官员离岗则彰显其官员绩效考评的铁腕政风。
　　今年1月，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欣慰地称，刚刚过去的一年很不平凡，昆明发展呈现“两高、两多”，“中国省会十大活力城市”及“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殊荣当之无愧。
　　“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昆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我代表市委，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参与昆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将在2009年全力以赴，将昆明建设得更好、更美。”仇和说。
　　不知不觉间，仇和主政昆明一年有余。
　　
　　颠覆官场传统行政模式
　　
　　仇和最近一次引起是非争议，是春节长假过后的昆明市第一次全市性会议。2月份。昆明市表彰招商引资先进，去年表现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受到表彰，与此同时，招商不力的相关单位和直接责任人不同程度受到处罚。
　　据悉，当天兰州招商分局、沈阳招商分局、佛山招商分局等6个招商分局局长因“招商不力”，被“诫勉谈话”，市园林局局长等7名主要负责人被责令离岗招商。受处罚最重的，是民政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无锡招商分局局长)胡华林，因内外资双项均未完成年度指标的60％，被免职。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会上指出，招商引资是第一政绩。
　　地方政府利用行政命令，给单位下达招商引资任务，层层分解规定必须完成，这样的做法在全国并不少见。老实说，以招商引资作为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并不断提高其权重，是否科学适当是有争议的。然而，中国太大，各地情况不一，要不要以招商引资作为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又是个不好强求一律的施政思路和发展路径问题。而且，只要符合科学的发展观，地方官员就尽可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犯不着在乎旁人怎么说，旁人不复无谓争论亦罢。
　　令人关注的是仇和。在中国当下地方政坛上，仇和是以个性官员和铁腕政风出名的。如果说先前让开会打瞌睡官员罢官及公开官员电话号码等举措，折射的是他整肃官风的铁腕风格，让招商不力官员离岗则彰显其官员绩效考评的铁腕政风。而且，由向飘浮慵懒官风开刀到严苛官员绩效考评，体现了他铁腕政风的深入持久和风格惯性。
　　所谓的仇和铁腕政风深入持久在官员招商不力被责令离岗这件事上，至少表现有三。其一，真考评。其二，真激励。其三，真兑现。昆明市2009年招商引资动员大会上可谓奖惩分明，产生了“对做出显著成绩者重奖重用重得让人眼红心动，对庸碌无为妨碍经济工作全局者严惩严罚严得使其坐立不安”的双向激励力。
　　无疑，在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负面影响愈益显现的当下情势下，在促发展保增长保就业任务空前繁重的非常时期，仇和在官员招商不力被责令离岗中显示出持续推进愈益严厉的铁腕政风。
　　至今人们还记得仇和的那句履新“名言”：“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与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与大家无恩无怨，只身一人，也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
　　2007年12月28日，仇和到春城履新。
　　从公布领导千部办公电话和职务分工，“一把手”公开作出服务承诺，到行政审批时间压缩一半；从“目标倒逼进度，时间倒逼程序，社会倒逼部门，下级倒逼上级，督察倒逼落实”的“倒逼法”，到昆明市委向社会作出“八个百分之百”的承诺，这些措施彻底颠覆昆明官场传统行政模式；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异类”官员仇和……
　　仇和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给温吞已久的昆明官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一位市委常委说：“凌晨我才接到仇书记的工作安排，早晨6点半他又来电话，他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这种敬业精神令人佩服!”一位基层官员说，如今不像以前那样办事四平八稳了，加班加点，晚上经常开会，有时甚至到凌晨1时，“当官累啊，以前嫌官小，现在嫌官大，官越大越辛苦，责任越大!”
　　云南省和昆明市的高级官员对仇和在昆明推行的新政颇多赞誉，官方、民间支持的声音占据着舆论的主流。云南省省长秦光荣说，“我在省委常委会上说，省里一定要支持仇和!”
　　在云南最热闹的本土论坛彩龙社区里，还有一批仇和的“粉丝”团——“球(仇)迷”，“球(仇)迷”们将仇和捧为“网络人气之星”，他的声音总能激起浪花，他的身影总能聚焦目光。“仇迷”们对昆明新气象的评价是：“软绵绵的昆明来了硬梆梆的仇和。”
　　
　　仇和为什么受重用
　　
　　中国是一个讲究“中庸”之道的国家，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堤高于岸，水必湍之”，特别是在官场，不乏庸庸碌碌或唯唯诺诺之人。这种时候，如果偶有一两个锐意进取敢做敢为的冒尖者，就很容易被舆论当作官场“异类”看待。
　　仇和就是这样一个官场“异类”。仇和的施政历程，有着鲜明的个性特点，两种极端评价集其一身：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就像这次他把招商引资作为昆明的“第一政绩”，把市政府弄成了一个大招商局，利用扣奖金、摘官帽逼迫属下纷纷出去招商引资，肯定也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在不少人看来，按仇和整肃官场风纪的凌厉性格，以及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他确实在当下的官场中不适合生存。因此，还在其任宿迁市委书记时，一些自以为深谙官场之道的人都不看好他的仕途，甚至还担心他能否全身而退。
　　然而，仇和这样一位在大家看来很个性的官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竟然三级跳。可以说，仇和的仕途颠覆了很多人的预料。那么，仇和的升迁，透露出了一些什么信息，值得我们好好去体察呢?有评论认为，仇和的受重用，或可反映出在党的干部评价体系和用人导向上的一种改革创新趋向。
　　改革是一个突破旧体制、旧习惯、旧利益格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时需要冒极大风险。仇和的改革同样存在风险，如果要上纲上线的话，完全可以给他扣帽子。事实上，一些人就认为仇和的某些做法违反了民主，侵犯了基本人权。
　　目前，我们的干部制度存在一个重大缺陷，这就是，它可以默认官员的无所作为，甚至难以觉察官员的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但对有作为、想作为的官员来说，又十分苛刻。从而造成在实际工作中，一有困难，大家就往体制上推，成为自己无所作为的一个借口，一块“遮羞布”。不是讲体制和制度问题不存在，但不解决体制和制度问题难道我们的官员就不要去做事了?显然不是这样。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我们以什么态度看待困难和问题。想不想做事，为不为老百姓谋福利。想做事，要解决问题，就要敢闯敢冒。正如仇和所说，“腐败我看有三种：第一种是贪 污，第二种是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第三种是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证不出事，四平八稳，按年龄大小、皱纹多少、胡子长短排队等提拔。”他认为，后两种比第一种造成的损失更大，更可恶。仇和的这个观点当然可以讨论，但真要想干事，总是有办法的。
　　仇和本人就是最好的说明，比较而言，他从政并无特别优越的背景之类，能从沭阳县委书记一路攀升到省委常委，靠的就是真心为老百姓干实事谋发展。昆明市一位局级干部说，“仇书记对公务员要求严得几近苛刻，但他对老百姓是真好。”
　　所以，仇和的受重用也折射出一种积极的用人导向：宁用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争议”干部，也不用“宁肯少干事，甚至不干事、千万别出事”四平八稳的“误事”干部。它是对那种不做事不犯错没有争议便可稳稳当当向上熬的用人规则的一个局部颠覆。
　　改革意味着矛盾和争议，仇和能够在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矢志不渝地推进改革并取得成效，而中央对于有争议的仇和也能够放手重用，不但表明中央坚定进行改革的决心，而且意味着在当下的政治生态中，或要倡导一种“宽容改革者，善待失败者，全面看待有争议者”的社会氛围。(综合，《中国青年报》、《学习时报》等)
　　
　　链接：最富争议市委书记仇和谈为官之道
　　“媒体仇和”和“公民仇和”当然有差异，而且有着巨大的差异。“媒体仇和”是一个中性的仇和，有锐意改革的一面，也有独断专行的一面。我想，媒体是没有恶意的，也许只是出于文章表达的需要，有意无意间夸大乃至制造了某些冲突。他们表面上在写我，实际上在写中国，我只是他们借以透视中国改革和命运的一个象征，一个符号。所以，我的形象就不可能不符号化，一个符号化的形象难免会失真。
　　有人总结我的风格是三个字“急”、“大”、“狠”。确实，我比较“急”。为什么么?我曾经作过这样一个比喻：区域经济竞争的实质是生产要素流向的竞争。在一定的区域内，生产要素就像倒一杯水，哪里低往哪里流。谁率先营造洼地效应，谁就能率先发展，形成先发效应，所以我比较“急”。为了抢占发展的先机，在区域竞争中，我做事向来崇尚“天黑赶路，天亮进城，领先一步，胜人一筹”。
　　至于说“大”，说的是我的改革力度“大”，指的是我不惜拿最为敏感的社会事业开刀。至于说“严”，可能是说我对干部要求“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不可能直接去指挥农民该做什么，只有将发展的压力传导给我的下属。正如你们看到的，10面来，我一次又一次将干部逼向书本，逼向市场，逼向基层、逼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