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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对猿人产生兴趣
我不是学人类学的，怎么会对猿人感兴趣、舍命走进一个又一个猿人洞呢？回想起来，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受到毛主席的影响。“文革”中后期，毛泽东大部分时间可能是用在读书，除了读历史以外，我猜想他老人家大约阅读了上百本自然科学名著。他在读国内已出版的自然科学著作时，看见里面提到更多的名人名著，他想读，但在北京找不到，便告诉他身边的一位作家，请这位作家通知上海翻译。上海方面怎么翻译呢？当时由历史学家、市革委会常委朱永嘉负责，在自然科学方面成立了三个组：第一个组是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组里有苏步青、谷超豪等一大批名家。第二个组是华東师大自然辩证法组，组里有袁运开、张瑞琨等数、理、化、生几方面有造诣的教师。复旦、华师大这两个组都做一些推荐、翻译工作。翻译一般不是译全书，而是译出一两万字的提要。如果毛主席看了提要后提出译全书，上海马上译全书，如德国人恩斯特·海克尔的《宇宙之谜》就是由毛主席1972年初提出译全书，197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三个组是在朱永嘉直接领导下的上海市革会写作组下设的自然科学组，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自然科学组里有孙克强、朱维铮、纪树立和我。1971年，毛泽东对他身边的作家说要研究“四大起源”：天体起源、地球起源、生命起源、人类起源。“我们从哪里来？”普天下的黑人、白人、黄人无不是从古猿变来的，所以，要弄明白我们从哪里来，就必须拜见猿人。1971年3月23日，我接到通知，到设在《文汇报》五楼的自然科学组开会，听有关毛主席讲自然科学问题的传达，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自然科学组的会议。
二是为了逃避政治运动。1974年我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徐永庆以及复旦毕业的朱长超合写了《人类的继往开来》，用“李炳文”“胡波”两个笔名在1975年的《自然辩证法杂志》上连载。“李炳文”的“李”是取理科“理”之音，“炳文”是普通一兵的文章之意。“胡波”的“胡”取上海的“沪”，“波”取自然博物馆的“博”。这一年适逢胡耀邦主持中科院工作，他认为我们的文章有辩证法，并指示中科院古脊椎古人类所访问作者。于是，当时古脊椎古人类所负责人吴汝康先生便携张锋来上海。吴汝康先生与我们交流，我们在交流中更注重向他请教。他当面讲了一些我们文章的长处，他离沪时向写作组领导讲了我们更多的好评。既有胡耀邦的评价，又有吴汝康的评价，写作组领导说：“奖励你们去北京一趟，看看北京猿人。”那时经费困难，让人出远门是难得的。我们三位作者都很高兴、感激。
哪知连载完时，国家的政治形势变了。社会上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还牵出邓小平“拉二胡”：一胡是胡○○，再一胡是胡耀邦。前面一胡很快写了揭发邓小平的材料。“四人帮”把他的揭发材料当作重磅炸弹，印发全党全国，算他立功赎罪，勉强过了关。只有胡耀邦坚决不认账。这样“四人帮”更加集中力量大批特批胡耀邦的《中科院工作汇报提纲》。“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那么，对我们这三位受“敌人赞扬的”该怎么看？我们三位难免有压力。“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时，我们三人商量：原来说好连载完之后叫我们去北京。现在该落实了吧！三人商量后叫我去请示，我立即去请示。领导说：“现在不是去北京的时候。小邓啊！你关系复杂，万一跑错门……”我明白领导意图，马上接上去说：“你讲得对，现在不能去北京。我们也不打算去北京。最近发现的元谋猿人是170万年的，比北京猿人早100多万年，世界最早。让我们去元谋吧！”领导听了略加思索，便点了头，说：“手头事办办，下个礼拜启程。”我回来向徐永庆他们两位一说，都乐不可支。老徐比我大两岁，是老大哥，夸了我一番。接下去，我们怕领导变卦，自己凑钱买了下周三的火车票。因为拿不出去云南的车票钱，便只买了去柳州的车票，因为柳州也有猿人洞，还有打破“中国无巨猿”说的巨猿洞。到了周一，我向领导汇报已买好周三的火车票，领导很吃惊。我说：“你说下周，我们就买了下周三。”领导一笑，便签字叫我领出差费。
就这样，我开始了追随猿人的艰难历程。
被民兵用绳子吊进了巨猿洞
在柳州接待我们的是博物馆的老馆长，他说起猿人来滔滔不断，头头是道。到柳州的第二天，他先陪我们看莲花洞。12公里的路程我们走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先是走在弯曲的田间小道上，再走在田埂上。快到白面山南麓时，老馆长掏出一份文字资料，向我们介绍：莲花洞遗址是古人类的故乡，住过几代人。又说，这一代就是一万年。第一代两三万年前，第二代一万二千年前，第三代是一万二千到七千年前。第一代用的工具是砾石，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第二代用燧石石器以及少量磨刃石器，大有进步，属中石器时代；第三代磨制工具由前期局部磨刃到通体磨光、钻孔磨光，并出现了原始陶片，为新石器时代早期。老祖宗之所以住在这里不走，可能是因为我们这里自然条件好，动植物比较丰富，连大象都有。我们听了，都忘记了疲劳。吃过自带的干粮后，我们继续前行，午后到了“柳江人”洞。“柳江人”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晚期智人。“柳江人”的生存年代距今少则六七万年，多则一二十万年，约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第三天，我们来到位于柳州市柳城县社冲乡社冲村南的愣寨山。我们与老馆长四人分别吃住在四户壮族兄弟家中。我是从小“今天住东家、明天吃西家”的人，但是全是住在汉族家中，这次是我人生第一次住在少数民族家中。我们先向老馆长打听壮族风俗，应该注意什么事项，接着与巨猿洞的发现者——柳城农民覃秀怀见了面。老馆长来前已跟我们讲了他发现的经过，见覃秀怀时再请他介绍一下。
据覃秀怀介绍：那是20年前，1956年8月的一天凌晨，他上山打猎，打到一只野山羊。他高兴地看着受伤的野山羊向下滚，想不到滚了几米就不滚了。不滚下来，等于自己没打中，等于失去了一笔到手的财富。上去找吧，不可能，楞寨山南是几十米的悬崖陡壁，根本没法爬上去；从山北爬吧，也十分困难，山北也有许多陡壁。正因为难度大，所以当地人世世代代从来没有谁上到过那地方。一个人上不去，他不肯罢休，回家叫上他弟弟，冒着风险，跌倒多次，互相推推拉拉，花了大半天时间，终于找到了野山羊。野山羊滚到一个洞口以后，掉进了洞门下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弟兄俩朝洞里一看，发现洞里有许多巨大的“龙骨”（即化石）。他们不知道什么化石，只晓得“龙骨”值钱，便捡了一些，与山羊一起带回家。过了几天，他把“龙骨”卖给了供销社。又过些日子，他又挑了一担“龙骨”到供销社去卖。“龙骨”价格高，供销社再买这一担买不起。再一个，“龙骨”是难得的，这老农怎么可能搞到这么多，便对覃秀怀说：“你这不是龙骨，我们不要。” 覃秀怀也不知道这“龙骨”是真是假，既然供销社不要，他就倒在了离供销社不远的小河边。 过了一段时间，覃秀怀卖给供销社的那一担“龙骨”，竟然意外地到了中科院古人类所手里，中科院古人类所又费了好大劲查出这些化石出自柳城县社冲公社的供销社，便兴高彩烈地来到供销社，找到了覃秀怀。一行人跟着覃秀怀来到小河边，找到了覃秀怀倒在河边的化石，如获至宝。随后，中科院的考古学家们，又在当地人的帮助下，搭起30多米高的脚手架，进入了巨猿洞。考古学家们进洞比古人进宫还兴奋，在洞里工作了一个多月，取走了比覃秀怀两担多数倍的化石，前前后后从这洞里共出土巨猿下腭骨四个（包括村民发现的一个），巨猿牙齿化石1100多枚，同时还发掘到哺乳动物化石4000多枚。
我们步中科院后尘来到巨猿洞下，怎么进洞难倒了我们。搭脚手架不可能，一没时间，二没这笔经费。最后还是大队长的主意好：从当年帮过考古学家的民兵中挑选几位身强力壮的，带上三餐干粮，天一亮就从北面登山，爬到洞口，扔下两根绳子，一根粗的，一根细的，粗的是让我们抓住攀登的，细的是让我们系在腋下，供民兵把我们提升上去的。巨猿洞离地面90多米，下面的60米我们自己可以爬。到了30米高的悬崖跟前，下面的民兵帮我们用绳子拴好，同时做好示范。我们以年龄为序，第一个上去的是我们三人中最年轻的朱长超。他不畏难险，勇于攀登，爬上去后在洞口向我们喊话，为我们加油。第二个是我，有了小朱的榜样，我胆子也大了，不一会就被上面的民兵提了上去。第三个是徐永庆，他的动作稍微慢一些，但也顺利地爬上洞口。老徐爱说笑话，他一进来，就对我俩说：“今天又一次入洞房。”是的，“会当凌绝顶”，与今人见不到的200万前的巨猿同住一室，大有入洞房的快感。我们很佩服中科院的考古学家，他们把洞里的化石挖得干干净净，我们东摸西摸，连一颗牙齿也没摸到。但没摸到，丝毫不减入洞的乐趣。
在贵州观音洞撿到猿人的刮削器
告别了广西，我们到了贵州。贵州黔西观音洞遗址是我们向往已久的地方，观音洞是可以与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相媲美的遗址，都是30万年以上，被人称为中国远古时代三大文化类型之一的“南方文化”起源地。
我们住下后，持介绍信去了贵州省博物馆，想不到贵州省博物馆正忙于“举旗抓纲”，对我们很冷淡。有关人员介绍的情况还没有我们从书本上知道的多，至于我们心里渴望的安排人陪同，压根儿不提。我们悻悻地离开博物馆，回到驻地。因为贵阳都在忙于“批邓”，忙于批邓小平在贵州的代表李葆华，公共汽车也不开，当我们走回贵州饭店时已经累得走不上楼了，三人坐在传达室休息。听传达室的两位讲，李葆华如何如何好。造反派逼李葆华坐在汽车上游街，李葆华居然服装比平时更整齐，纽扣全扣好，脖上的风纪扣也扣好。沿路造反派喊“打倒李葆华”，李葆华不喜不惧，若无其事。我听了很舒心，便插嘴说：“李葆华是人品最好的领导干部，对子女要求严格。有次上海市体委主任去看望老领导李葆华，知道李葆华的两个儿子喜欢看球，回去寄来两张球票。李葆华立即寄还一块四毛钱，一张球票七毛。”传达室的两位听了，问我：“你了解李葆华？”我说：“了解一点，他地位这么高，我接近不了他。李葆华老婆田映萱也是最好的人。”他又问：“你认识李葆华的老婆？”我说：“认识！她是我们机关党委副书记，没一点架子。我认识她，她不一定认识我。”又问我是什么机关？我说是华东局机关。说到这里，那位个子不高、人也不胖、戴着帽子的传达员离开了。不一会，那位传达员陪着田映萱下来了。我喊了声“田大姐！”田大姐笑着说：“十几年过去了，你还是那样！”然后，她拉两把椅子，叫我坐在传达室后的小房子里，与我交谈。在问了我来贵州出差的情况后，便开始问华东局的人员情况，我一一作答。谈话间，她掏出3张花溪公园门票，建议我们第二天，趁着“五一”去参观一下，不必急着去观音洞。她走后，一个瘦小的传达员继续跟我们聊天，后来知道他是省委机关的汽车队长。
5月1日傍晚，我们从花溪公园回到饭店，传达室告诉我们，队长帮我们安排好了第二天去观音洞的车子。2日一早，队长开一辆吉普车来了，里面还坐着一位身材魁梧的光头汉子，队长介绍说是文化局的老局长，在家闲着没事，陪我们一起去。老局长在车上向我们介绍，在观音洞发掘出土石制品3000多件，包括石核、石片、砍砸器、尖状器、石锥、雕刻器等，还有25种哺乳动物化石，包括剑齿象、犀牛等。在25种中有8种是已经灭绝的动物，灭绝的动物化石更珍贵。10时左右我们到了黔西。
观音洞在沙井乡井山村，海拔1450米，够高了，可是洞在高处的低洼地里。车子停在远处，大家步行到观音洞。我在洞口惊讶地发现洞有上下两层。我们的到来，吸引了当地的布依族人的围观，同时引发了我对布依族人的注意。老局长说：“布依族主要在贵州。本来与苗族、瑶族为一族，后来逐步分化为三个不同民族。越南也有布依族，越南的布依族又分出热衣族。”说着说着看见一位穿着宽裤筒的布依族妇女给我们送来了茶水。老局长接过茶罐和大碗时用布依语言表示感谢。我用敬佩的眼光看着老局长。老局长说：“布依语接近壮语。”
喝了茶更有力气往洞里钻。我与老徐把手电筒照到大石头缝里的小石片上，拿出一看，我问老徐：“这是不是刮削器？”老徐说：“肯定是。”我欣赏后，随手递给老局长。老局长说：“我现在是靠边对象，不能去博物馆。你交给队长吧！”
在回来的路上，我向老局长聊了很多关于观音洞古人类化石的话题，又聊到贵州副省长戴晓东。车子送老局长回家时，把我送到了戴伯伯家。戴伯伯留我吃晚饭。家里没什么现成的菜，他和大娘就把女儿英霞孝敬他俩的罐头打开，当菜招待我。
看完了柳州的“猿人洞”，拿到了古猿人的“刮削器”，我们决定下一站前往云南，去看元谋人化石。没想到，元谋人化石没看到，倒先见到了许多生动的“活化石”。
（全文未完，下期待续）
（作者为上海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杨之立
我不是学人类学的，怎么会对猿人感兴趣、舍命走进一个又一个猿人洞呢？回想起来，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受到毛主席的影响。“文革”中后期，毛泽东大部分时间可能是用在读书，除了读历史以外，我猜想他老人家大约阅读了上百本自然科学名著。他在读国内已出版的自然科学著作时，看见里面提到更多的名人名著，他想读，但在北京找不到，便告诉他身边的一位作家，请这位作家通知上海翻译。上海方面怎么翻译呢？当时由历史学家、市革委会常委朱永嘉负责，在自然科学方面成立了三个组：第一个组是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组里有苏步青、谷超豪等一大批名家。第二个组是华東师大自然辩证法组，组里有袁运开、张瑞琨等数、理、化、生几方面有造诣的教师。复旦、华师大这两个组都做一些推荐、翻译工作。翻译一般不是译全书，而是译出一两万字的提要。如果毛主席看了提要后提出译全书，上海马上译全书，如德国人恩斯特·海克尔的《宇宙之谜》就是由毛主席1972年初提出译全书，197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三个组是在朱永嘉直接领导下的上海市革会写作组下设的自然科学组，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自然科学组里有孙克强、朱维铮、纪树立和我。1971年，毛泽东对他身边的作家说要研究“四大起源”：天体起源、地球起源、生命起源、人类起源。“我们从哪里来？”普天下的黑人、白人、黄人无不是从古猿变来的，所以，要弄明白我们从哪里来，就必须拜见猿人。1971年3月23日，我接到通知，到设在《文汇报》五楼的自然科学组开会，听有关毛主席讲自然科学问题的传达，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自然科学组的会议。
二是为了逃避政治运动。1974年我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徐永庆以及复旦毕业的朱长超合写了《人类的继往开来》，用“李炳文”“胡波”两个笔名在1975年的《自然辩证法杂志》上连载。“李炳文”的“李”是取理科“理”之音，“炳文”是普通一兵的文章之意。“胡波”的“胡”取上海的“沪”，“波”取自然博物馆的“博”。这一年适逢胡耀邦主持中科院工作，他认为我们的文章有辩证法，并指示中科院古脊椎古人类所访问作者。于是，当时古脊椎古人类所负责人吴汝康先生便携张锋来上海。吴汝康先生与我们交流，我们在交流中更注重向他请教。他当面讲了一些我们文章的长处，他离沪时向写作组领导讲了我们更多的好评。既有胡耀邦的评价，又有吴汝康的评价，写作组领导说：“奖励你们去北京一趟，看看北京猿人。”那时经费困难，让人出远门是难得的。我们三位作者都很高兴、感激。
哪知连载完时，国家的政治形势变了。社会上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还牵出邓小平“拉二胡”：一胡是胡○○，再一胡是胡耀邦。前面一胡很快写了揭发邓小平的材料。“四人帮”把他的揭发材料当作重磅炸弹，印发全党全国，算他立功赎罪，勉强过了关。只有胡耀邦坚决不认账。这样“四人帮”更加集中力量大批特批胡耀邦的《中科院工作汇报提纲》。“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那么，对我们这三位受“敌人赞扬的”该怎么看？我们三位难免有压力。“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时，我们三人商量：原来说好连载完之后叫我们去北京。现在该落实了吧！三人商量后叫我去请示，我立即去请示。领导说：“现在不是去北京的时候。小邓啊！你关系复杂，万一跑错门……”我明白领导意图，马上接上去说：“你讲得对，现在不能去北京。我们也不打算去北京。最近发现的元谋猿人是170万年的，比北京猿人早100多万年，世界最早。让我们去元谋吧！”领导听了略加思索，便点了头，说：“手头事办办，下个礼拜启程。”我回来向徐永庆他们两位一说，都乐不可支。老徐比我大两岁，是老大哥，夸了我一番。接下去，我们怕领导变卦，自己凑钱买了下周三的火车票。因为拿不出去云南的车票钱，便只买了去柳州的车票，因为柳州也有猿人洞，还有打破“中国无巨猿”说的巨猿洞。到了周一，我向领导汇报已买好周三的火车票，领导很吃惊。我说：“你说下周，我们就买了下周三。”领导一笑，便签字叫我领出差费。
就这样，我开始了追随猿人的艰难历程。
被民兵用绳子吊进了巨猿洞
在柳州接待我们的是博物馆的老馆长，他说起猿人来滔滔不断，头头是道。到柳州的第二天，他先陪我们看莲花洞。12公里的路程我们走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先是走在弯曲的田间小道上，再走在田埂上。快到白面山南麓时，老馆长掏出一份文字资料，向我们介绍：莲花洞遗址是古人类的故乡，住过几代人。又说，这一代就是一万年。第一代两三万年前，第二代一万二千年前，第三代是一万二千到七千年前。第一代用的工具是砾石，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第二代用燧石石器以及少量磨刃石器，大有进步，属中石器时代；第三代磨制工具由前期局部磨刃到通体磨光、钻孔磨光，并出现了原始陶片，为新石器时代早期。老祖宗之所以住在这里不走，可能是因为我们这里自然条件好，动植物比较丰富，连大象都有。我们听了，都忘记了疲劳。吃过自带的干粮后，我们继续前行，午后到了“柳江人”洞。“柳江人”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晚期智人。“柳江人”的生存年代距今少则六七万年，多则一二十万年，约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第三天，我们来到位于柳州市柳城县社冲乡社冲村南的愣寨山。我们与老馆长四人分别吃住在四户壮族兄弟家中。我是从小“今天住东家、明天吃西家”的人，但是全是住在汉族家中，这次是我人生第一次住在少数民族家中。我们先向老馆长打听壮族风俗，应该注意什么事项，接着与巨猿洞的发现者——柳城农民覃秀怀见了面。老馆长来前已跟我们讲了他发现的经过，见覃秀怀时再请他介绍一下。
据覃秀怀介绍：那是20年前，1956年8月的一天凌晨，他上山打猎，打到一只野山羊。他高兴地看着受伤的野山羊向下滚，想不到滚了几米就不滚了。不滚下来，等于自己没打中，等于失去了一笔到手的财富。上去找吧，不可能，楞寨山南是几十米的悬崖陡壁，根本没法爬上去；从山北爬吧，也十分困难，山北也有许多陡壁。正因为难度大，所以当地人世世代代从来没有谁上到过那地方。一个人上不去，他不肯罢休，回家叫上他弟弟，冒着风险，跌倒多次，互相推推拉拉，花了大半天时间，终于找到了野山羊。野山羊滚到一个洞口以后，掉进了洞门下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弟兄俩朝洞里一看，发现洞里有许多巨大的“龙骨”（即化石）。他们不知道什么化石，只晓得“龙骨”值钱，便捡了一些，与山羊一起带回家。过了几天，他把“龙骨”卖给了供销社。又过些日子，他又挑了一担“龙骨”到供销社去卖。“龙骨”价格高，供销社再买这一担买不起。再一个，“龙骨”是难得的，这老农怎么可能搞到这么多，便对覃秀怀说：“你这不是龙骨，我们不要。” 覃秀怀也不知道这“龙骨”是真是假，既然供销社不要，他就倒在了离供销社不远的小河边。 过了一段时间，覃秀怀卖给供销社的那一担“龙骨”，竟然意外地到了中科院古人类所手里，中科院古人类所又费了好大劲查出这些化石出自柳城县社冲公社的供销社，便兴高彩烈地来到供销社，找到了覃秀怀。一行人跟着覃秀怀来到小河边，找到了覃秀怀倒在河边的化石，如获至宝。随后，中科院的考古学家们，又在当地人的帮助下，搭起30多米高的脚手架，进入了巨猿洞。考古学家们进洞比古人进宫还兴奋，在洞里工作了一个多月，取走了比覃秀怀两担多数倍的化石，前前后后从这洞里共出土巨猿下腭骨四个（包括村民发现的一个），巨猿牙齿化石1100多枚，同时还发掘到哺乳动物化石4000多枚。
我们步中科院后尘来到巨猿洞下，怎么进洞难倒了我们。搭脚手架不可能，一没时间，二没这笔经费。最后还是大队长的主意好：从当年帮过考古学家的民兵中挑选几位身强力壮的，带上三餐干粮，天一亮就从北面登山，爬到洞口，扔下两根绳子，一根粗的，一根细的，粗的是让我们抓住攀登的，细的是让我们系在腋下，供民兵把我们提升上去的。巨猿洞离地面90多米，下面的60米我们自己可以爬。到了30米高的悬崖跟前，下面的民兵帮我们用绳子拴好，同时做好示范。我们以年龄为序，第一个上去的是我们三人中最年轻的朱长超。他不畏难险，勇于攀登，爬上去后在洞口向我们喊话，为我们加油。第二个是我，有了小朱的榜样，我胆子也大了，不一会就被上面的民兵提了上去。第三个是徐永庆，他的动作稍微慢一些，但也顺利地爬上洞口。老徐爱说笑话，他一进来，就对我俩说：“今天又一次入洞房。”是的，“会当凌绝顶”，与今人见不到的200万前的巨猿同住一室，大有入洞房的快感。我们很佩服中科院的考古学家，他们把洞里的化石挖得干干净净，我们东摸西摸，连一颗牙齿也没摸到。但没摸到，丝毫不减入洞的乐趣。
在贵州观音洞撿到猿人的刮削器
告别了广西，我们到了贵州。贵州黔西观音洞遗址是我们向往已久的地方，观音洞是可以与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相媲美的遗址，都是30万年以上，被人称为中国远古时代三大文化类型之一的“南方文化”起源地。
我们住下后，持介绍信去了贵州省博物馆，想不到贵州省博物馆正忙于“举旗抓纲”，对我们很冷淡。有关人员介绍的情况还没有我们从书本上知道的多，至于我们心里渴望的安排人陪同，压根儿不提。我们悻悻地离开博物馆，回到驻地。因为贵阳都在忙于“批邓”，忙于批邓小平在贵州的代表李葆华，公共汽车也不开，当我们走回贵州饭店时已经累得走不上楼了，三人坐在传达室休息。听传达室的两位讲，李葆华如何如何好。造反派逼李葆华坐在汽车上游街，李葆华居然服装比平时更整齐，纽扣全扣好，脖上的风纪扣也扣好。沿路造反派喊“打倒李葆华”，李葆华不喜不惧，若无其事。我听了很舒心，便插嘴说：“李葆华是人品最好的领导干部，对子女要求严格。有次上海市体委主任去看望老领导李葆华，知道李葆华的两个儿子喜欢看球，回去寄来两张球票。李葆华立即寄还一块四毛钱，一张球票七毛。”传达室的两位听了，问我：“你了解李葆华？”我说：“了解一点，他地位这么高，我接近不了他。李葆华老婆田映萱也是最好的人。”他又问：“你认识李葆华的老婆？”我说：“认识！她是我们机关党委副书记，没一点架子。我认识她，她不一定认识我。”又问我是什么机关？我说是华东局机关。说到这里，那位个子不高、人也不胖、戴着帽子的传达员离开了。不一会，那位传达员陪着田映萱下来了。我喊了声“田大姐！”田大姐笑着说：“十几年过去了，你还是那样！”然后，她拉两把椅子，叫我坐在传达室后的小房子里，与我交谈。在问了我来贵州出差的情况后，便开始问华东局的人员情况，我一一作答。谈话间，她掏出3张花溪公园门票，建议我们第二天，趁着“五一”去参观一下，不必急着去观音洞。她走后，一个瘦小的传达员继续跟我们聊天，后来知道他是省委机关的汽车队长。
5月1日傍晚，我们从花溪公园回到饭店，传达室告诉我们，队长帮我们安排好了第二天去观音洞的车子。2日一早，队长开一辆吉普车来了，里面还坐着一位身材魁梧的光头汉子，队长介绍说是文化局的老局长，在家闲着没事，陪我们一起去。老局长在车上向我们介绍，在观音洞发掘出土石制品3000多件，包括石核、石片、砍砸器、尖状器、石锥、雕刻器等，还有25种哺乳动物化石，包括剑齿象、犀牛等。在25种中有8种是已经灭绝的动物，灭绝的动物化石更珍贵。10时左右我们到了黔西。
观音洞在沙井乡井山村，海拔1450米，够高了，可是洞在高处的低洼地里。车子停在远处，大家步行到观音洞。我在洞口惊讶地发现洞有上下两层。我们的到来，吸引了当地的布依族人的围观，同时引发了我对布依族人的注意。老局长说：“布依族主要在贵州。本来与苗族、瑶族为一族，后来逐步分化为三个不同民族。越南也有布依族，越南的布依族又分出热衣族。”说着说着看见一位穿着宽裤筒的布依族妇女给我们送来了茶水。老局长接过茶罐和大碗时用布依语言表示感谢。我用敬佩的眼光看着老局长。老局长说：“布依语接近壮语。”
喝了茶更有力气往洞里钻。我与老徐把手电筒照到大石头缝里的小石片上，拿出一看，我问老徐：“这是不是刮削器？”老徐说：“肯定是。”我欣赏后，随手递给老局长。老局长说：“我现在是靠边对象，不能去博物馆。你交给队长吧！”
在回来的路上，我向老局长聊了很多关于观音洞古人类化石的话题，又聊到贵州副省长戴晓东。车子送老局长回家时，把我送到了戴伯伯家。戴伯伯留我吃晚饭。家里没什么现成的菜，他和大娘就把女儿英霞孝敬他俩的罐头打开，当菜招待我。
看完了柳州的“猿人洞”，拿到了古猿人的“刮削器”，我们决定下一站前往云南，去看元谋人化石。没想到，元谋人化石没看到，倒先见到了许多生动的“活化石”。
（全文未完，下期待续）
（作者为上海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