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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处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下的书法创作
书法艺术在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之中，已然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概念和领域。从书法在中华文化中的传承和演变、书法流变所折射出的问题以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等角度考虑，加之世人不断地察悟省思与试图廓清书法艺术的存在意义和发展方向的努力，书法艺术在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维度都产生了新的展示空间和可能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邱振中以自身艺术语言谱系的生成与建构，在完成自我寻觅定位的同时，也为书法艺术在当代整个文化生态之中的定位得到重新解读和认识。就其具体方式与观念而言，他以传统为根基，以书法为起点和支点，以线与空间为桥梁，不断构建与生成新鲜的水墨世界，在其深厚的学养和诗性的智慧的调和下完成了书写、图形与精神的统一呈现，使书法成为了当代文化层之中的重要一极。
在这样的整体认识基础之上，便不难理解邱振中的艺术所呈现出的不断更变的样式，以及他的创作在不同阶段所呈现出的不同风貌。纵观邱振中的大量作品，就身份认同这一角度来讲，邱振中不仅是书家，他更像是一位始终充满想象力与创造性的“时代文人”，亦或者说是一位极具浪漫情怀与理想主义、时代感与责任感的“学者大家”。
二、文字作品对于传统书法的解构与重塑
提及传统意义上的书法样式，首要的问题便是，我们能否对于“传统”该词有一个确切的认知。现在一旦提到“传统”，人们很自然地会把自己归属于某种传统，或者会衡量自身与传统的距离。然而，对“传统”的这种狭义甚至是狭隘的理解，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当下的文化生态的状况，并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对理论和实践视野的不自觉的遮蔽。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言：“传统”并不是某种仅仅属于已经过去的僵死的历史之物，而是仍然活在当下并积极有效地构筑着当下生活经验的东西，即所谓历史视野和现代视野的有机结合。因此，传统其实一直是我们自己早已内化的东西，并且它作为一种“前见”构成我们理解现实和艺术创作的出发点。邱振中正是依此为出发点，在创作之中将结构与题材紧密结合，以极具新锐性的“文字作品”诸系列来完成对于传统书法的解构与重塑。
就具体作品而言，不妨先以《待考文字系列》（图1）为例，探析邱振中对于构成方式与文字自身眭质关系的思索。邱振中以其艺术家的独特敏感性，在浩瀚的中国古代文字之中选定先秦古币作为创作的元素符号，将诸多待考文字的不可解读性、抽象性与图形性，通过看似随意的排布与书写，率意地呈现在生宣纸之上。在营造空间和协调层次方面，这样的做法脱胎于传统书法却又独树一帜。这种对于文字本体论的现代性探讨却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即使放在当下，这也是一件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内极具前瞻性与分量感的作品。不得不说，《待考文字系列》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是迎合历史审美趣味并领先当时历史视野的。换句话来讲，《待考文字系列》具有不可逆性与不可复制性。
不难发现，现代文字作品的形式构成和视觉效应与传统书法在题材与观念层面上的异端继承还体现在《南无阿弥陀佛》、《汉语词典以三角为词头的词》等作品之中。以《南无阿弥陀佛》为例（图2），文字题材本身便极具“禅定”境界与“东方精神”。在看似自动重复书写的过程之中，邱振中力求校正当代艺术的枯燥无趣。当然，作品创作的灵感核心显然又来源于邱振中自身对于传统文化的积淀与内化，在笔墨的浓淡、干湿及空间虚实布局等竭力体现之际，无形之中拉近了与观者的距离。文字与书法、内容与形式、观念与传统等一系列关系较为集中地通过作品这一载体得以呈现。启发性与趣味性兼具，文辞、图形及节奏并存。而邱振中对于此的思考伴随着“日记”书写与诗意书法一直持续到近年，以《阳台上的花布衫》（2008年）、《纪念碑》（2012年）等为其中典型代表。而创作于2013年的《借景：六个梦与一首诗》（图3）以信笔书写之姿及连绵不断之势再次为当代书法创作提供某种新的参照。其不但在视觉冲击力和观念表达等方面获得好评，而且在当代整个文化生态的背景之下，通过巧妙地“借景”在较大程度上完成了对于书法意义与书写机制讨论的空间的重塑。而在对于质感的不断追求与材料媒介的取舍方面，《日全食》、《状态》（图4）系列等也无不反映了邱振中不拘一格的创作理念，以及在文字作品对于传统书法的解构与重塑这一方面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三、以线与空间为桥梁构建的水墨新世界
毫无疑问，书法是邱振中所有创作的起点。日积月累，笔耕不辍，使得邱振中对于笔性、线质和空间的把握早已炉火纯青。依仁游艺式的创作状态也使得邱振中极擅于抽取传统中核心的元素构建当代精神生活的家园。（图5）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邱振中书法创作的目标领教其中三昧。“在线质上不放过任何细微之处，在空间上让笔触划分的每一空间都成为新颖的、富有表现力的整体的组成部分，其中不仅是单字内部空间，亦包括单字之间和各行之间的空间。”显然，在对线质、空间构成的可能性的探索方面，邱振中敏锐地意识到书法作品整体构成的重要性和潜在生发方式。而这种潜在的生发方式又被其通过线与空间，构建成为属于其自身的水墨新世界。这种水墨新世界就突出反映在《渡》（2000年）、《状态》（2003）（图6）、《西厢记组画》（2012年）（图7）、《马蒂斯组画》（2012年）（图8）等一系列绘画作品之中。
在邱振中的这些绘画作品之中不难看出，他将毛笔线条的节奏和内部运动以及空间的营造有机的统一于画面，以书入画、直抒胸臆，构建了不可预知，且极具生命力的图形。从西厢记到马蒂斯，从笔墨发挥到意境生成，在试图沟通中西文化以及传统当代之际，邱振中无不得益于其对线与空间的精彩掌控。显而易见，作为书法家，他对现代绘画实验具有独特的见解。正如曹意强在《论邱振中的“实验书法”》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他把书法语言提取出来，线条凝聚成了团块，而书法中的浓淡千湿也成了自由而独立的创造性元素。他的‘现代绘画’堪称其‘哲学游戏’。从这个意义来看，邱振中的艺术实践具有最直接的当代意义，它不受材料媒介、中西价值观念和艺术门类的局限而进行开放性自由实验，这是一种以心灵的再发现、传统的再发现、现实的再发现为宗旨的创造性力量。”
四、自身语言谱系所承载的精神取向
邱振中的创作流变过程具有独特的、充满创造力的精神氛围。其自身语言谱系的建构过程时刻折射着其内在的精神价值和取向——在整个当代文化生态之中显得尤其难能可贵。众所周知，真正意义上的书法一定是尊重文字的，应与文字形成和谐美。同时，书法本身具有精神“内在性”，它和人的内在的情感息息相关。邱振中的作品则正是其内在精神和文化学养的集中体现，也是其对于整个社会、自然以及生命的体悟与省思。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代表着对深一层的生命形象的构思，从而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邱振中以自身厚实的理论修养与对文字、语言的敏感把握能力使其在理论的写作方面文字亦别具一格，加之对于诗歌的钟爱、对于书画核心命题的不断追问和思辨，为其自身内在的沉潜与转换做了坚实的铺垫。而这，显然与他在书法中乃至整个艺术语言谱系中的理想相应合，即是对整个艺术领域的书写与观照。在邱振中自身语言谱系之中，精神取向并非是被动存在的，而是一种内在的自发生成，线条、空间、自然和生命的存在及其意义紧密相关，他总在不断否定与创新之中寻求一种更高的艺术标准和精神取向。至此，通过对邱振中艺术多重维度的探析，或许我们并不难理解将书法作为一种“生命艺术”的真义。
简言之，邱振中的作品融入了我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因素，却造就了其作品的一次次蜕变；其笔下不仅包含了西方艺术观念的广泛浸润，和对之作出的反应与应对策略，折射了当代社会文化的现实，而且在书写与图形之间、传统与当代之间以及中西之间找到了更为鲜明的生成起点。
书法艺术在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之中，已然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概念和领域。从书法在中华文化中的传承和演变、书法流变所折射出的问题以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等角度考虑，加之世人不断地察悟省思与试图廓清书法艺术的存在意义和发展方向的努力，书法艺术在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维度都产生了新的展示空间和可能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邱振中以自身艺术语言谱系的生成与建构，在完成自我寻觅定位的同时，也为书法艺术在当代整个文化生态之中的定位得到重新解读和认识。就其具体方式与观念而言，他以传统为根基，以书法为起点和支点，以线与空间为桥梁，不断构建与生成新鲜的水墨世界，在其深厚的学养和诗性的智慧的调和下完成了书写、图形与精神的统一呈现，使书法成为了当代文化层之中的重要一极。
在这样的整体认识基础之上，便不难理解邱振中的艺术所呈现出的不断更变的样式，以及他的创作在不同阶段所呈现出的不同风貌。纵观邱振中的大量作品，就身份认同这一角度来讲，邱振中不仅是书家，他更像是一位始终充满想象力与创造性的“时代文人”，亦或者说是一位极具浪漫情怀与理想主义、时代感与责任感的“学者大家”。
二、文字作品对于传统书法的解构与重塑
提及传统意义上的书法样式，首要的问题便是，我们能否对于“传统”该词有一个确切的认知。现在一旦提到“传统”，人们很自然地会把自己归属于某种传统，或者会衡量自身与传统的距离。然而，对“传统”的这种狭义甚至是狭隘的理解，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当下的文化生态的状况，并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对理论和实践视野的不自觉的遮蔽。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言：“传统”并不是某种仅仅属于已经过去的僵死的历史之物，而是仍然活在当下并积极有效地构筑着当下生活经验的东西，即所谓历史视野和现代视野的有机结合。因此，传统其实一直是我们自己早已内化的东西，并且它作为一种“前见”构成我们理解现实和艺术创作的出发点。邱振中正是依此为出发点，在创作之中将结构与题材紧密结合，以极具新锐性的“文字作品”诸系列来完成对于传统书法的解构与重塑。
就具体作品而言，不妨先以《待考文字系列》（图1）为例，探析邱振中对于构成方式与文字自身眭质关系的思索。邱振中以其艺术家的独特敏感性，在浩瀚的中国古代文字之中选定先秦古币作为创作的元素符号，将诸多待考文字的不可解读性、抽象性与图形性，通过看似随意的排布与书写，率意地呈现在生宣纸之上。在营造空间和协调层次方面，这样的做法脱胎于传统书法却又独树一帜。这种对于文字本体论的现代性探讨却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即使放在当下，这也是一件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内极具前瞻性与分量感的作品。不得不说，《待考文字系列》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是迎合历史审美趣味并领先当时历史视野的。换句话来讲，《待考文字系列》具有不可逆性与不可复制性。
不难发现，现代文字作品的形式构成和视觉效应与传统书法在题材与观念层面上的异端继承还体现在《南无阿弥陀佛》、《汉语词典以三角为词头的词》等作品之中。以《南无阿弥陀佛》为例（图2），文字题材本身便极具“禅定”境界与“东方精神”。在看似自动重复书写的过程之中，邱振中力求校正当代艺术的枯燥无趣。当然，作品创作的灵感核心显然又来源于邱振中自身对于传统文化的积淀与内化，在笔墨的浓淡、干湿及空间虚实布局等竭力体现之际，无形之中拉近了与观者的距离。文字与书法、内容与形式、观念与传统等一系列关系较为集中地通过作品这一载体得以呈现。启发性与趣味性兼具，文辞、图形及节奏并存。而邱振中对于此的思考伴随着“日记”书写与诗意书法一直持续到近年，以《阳台上的花布衫》（2008年）、《纪念碑》（2012年）等为其中典型代表。而创作于2013年的《借景：六个梦与一首诗》（图3）以信笔书写之姿及连绵不断之势再次为当代书法创作提供某种新的参照。其不但在视觉冲击力和观念表达等方面获得好评，而且在当代整个文化生态的背景之下，通过巧妙地“借景”在较大程度上完成了对于书法意义与书写机制讨论的空间的重塑。而在对于质感的不断追求与材料媒介的取舍方面，《日全食》、《状态》（图4）系列等也无不反映了邱振中不拘一格的创作理念，以及在文字作品对于传统书法的解构与重塑这一方面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三、以线与空间为桥梁构建的水墨新世界
毫无疑问，书法是邱振中所有创作的起点。日积月累，笔耕不辍，使得邱振中对于笔性、线质和空间的把握早已炉火纯青。依仁游艺式的创作状态也使得邱振中极擅于抽取传统中核心的元素构建当代精神生活的家园。（图5）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邱振中书法创作的目标领教其中三昧。“在线质上不放过任何细微之处，在空间上让笔触划分的每一空间都成为新颖的、富有表现力的整体的组成部分，其中不仅是单字内部空间，亦包括单字之间和各行之间的空间。”显然，在对线质、空间构成的可能性的探索方面，邱振中敏锐地意识到书法作品整体构成的重要性和潜在生发方式。而这种潜在的生发方式又被其通过线与空间，构建成为属于其自身的水墨新世界。这种水墨新世界就突出反映在《渡》（2000年）、《状态》（2003）（图6）、《西厢记组画》（2012年）（图7）、《马蒂斯组画》（2012年）（图8）等一系列绘画作品之中。
在邱振中的这些绘画作品之中不难看出，他将毛笔线条的节奏和内部运动以及空间的营造有机的统一于画面，以书入画、直抒胸臆，构建了不可预知，且极具生命力的图形。从西厢记到马蒂斯，从笔墨发挥到意境生成，在试图沟通中西文化以及传统当代之际，邱振中无不得益于其对线与空间的精彩掌控。显而易见，作为书法家，他对现代绘画实验具有独特的见解。正如曹意强在《论邱振中的“实验书法”》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他把书法语言提取出来，线条凝聚成了团块，而书法中的浓淡千湿也成了自由而独立的创造性元素。他的‘现代绘画’堪称其‘哲学游戏’。从这个意义来看，邱振中的艺术实践具有最直接的当代意义，它不受材料媒介、中西价值观念和艺术门类的局限而进行开放性自由实验，这是一种以心灵的再发现、传统的再发现、现实的再发现为宗旨的创造性力量。”
四、自身语言谱系所承载的精神取向
邱振中的创作流变过程具有独特的、充满创造力的精神氛围。其自身语言谱系的建构过程时刻折射着其内在的精神价值和取向——在整个当代文化生态之中显得尤其难能可贵。众所周知，真正意义上的书法一定是尊重文字的，应与文字形成和谐美。同时，书法本身具有精神“内在性”，它和人的内在的情感息息相关。邱振中的作品则正是其内在精神和文化学养的集中体现，也是其对于整个社会、自然以及生命的体悟与省思。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代表着对深一层的生命形象的构思，从而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邱振中以自身厚实的理论修养与对文字、语言的敏感把握能力使其在理论的写作方面文字亦别具一格，加之对于诗歌的钟爱、对于书画核心命题的不断追问和思辨，为其自身内在的沉潜与转换做了坚实的铺垫。而这，显然与他在书法中乃至整个艺术语言谱系中的理想相应合，即是对整个艺术领域的书写与观照。在邱振中自身语言谱系之中，精神取向并非是被动存在的，而是一种内在的自发生成，线条、空间、自然和生命的存在及其意义紧密相关，他总在不断否定与创新之中寻求一种更高的艺术标准和精神取向。至此，通过对邱振中艺术多重维度的探析，或许我们并不难理解将书法作为一种“生命艺术”的真义。
简言之，邱振中的作品融入了我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因素，却造就了其作品的一次次蜕变；其笔下不仅包含了西方艺术观念的广泛浸润，和对之作出的反应与应对策略，折射了当代社会文化的现实，而且在书写与图形之间、传统与当代之间以及中西之间找到了更为鲜明的生成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