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伦理学与翻译学虽然发展历程与理论志趣殊异，但近年来有诸多中国学者致力于探索这两门学科之间的交集，尝试用伦理学理论来解释翻译现象。在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遗留问题，供后辈学者深入探究。
【关键词】翻译伦理学；伦理研究；翻译的跨学科研究
【Abstract】Although eth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different theoretical basis and academic interests， the recent years witnessed many Chinese scholars devoted themselves to exploring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se two disciplines， and tried to explain translation phenomena in ethical context. While achieving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here are also many remaining problems for further study by scholars of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Translation Ethics； ethical studies； 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作者简介】伍澄（1984-），男，湖北恩施人，湖北大学知行学院外国语系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学和文化理论。
一、引言
伦理学有长久的历史，翻译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但在中国学界，二者的交集并不鲜见。早在严复《天演论》译例言中，就以儒家伦理思想为范，以“修辞立诚”为圭臬，明确表示出近“汉以前字法、句法”而远“近世利俗文字”的“重义轻利”原则。此外，刘宓庆大力赞扬墨家思想，认为墨家的身体力行、兼蓄包容、独立无畏等美德也应成为中国译学倡导的伦理风范（刘宓庆 2012）。
中国古代译论中多有见解与伦理问题相关涉，但未理论化和系统化。自明清以来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译论开始更多地以伦理概念品评译本，但还是称不上有可以上升至伦理学高度的专论。改革开放以来，王佐良先生在1984年提出，中国的翻译研究应该包括对翻译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作用的研究，并认为它是“一门老艺术，又是一门新学问”；开我国翻译伦理研究之先声。
二、翻译伦理研究在中国
在中国，真正认真地将翻译研究与现代伦理学问题并提，可见于吕俊教授2001年所撰《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一书。书中首次提出使翻译伦理学成为翻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研究内容”。认为翻译活动“需要伦理学的指导。”
蒋骁华先生在《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2003）一文中，分为7个方面系统论述了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其中，对翻译屈从于政治需要、社会伦理、女权主义的探讨在当时的中国译坛非常有前瞻性和启迪性，只是该文主要以译例的展示为主，理论分析不够深入。
2006年，吕俊教授发展和丰富了他的翻译伦理研究思想，他和侯向群着眼国际文化交流态势，共同提出翻译活动应受道德理性的制约， 以道德理性为基础；并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起翻译伦理学的号召（吕俊、侯向群 2006）。但在这两篇文章中，吕教授基本把翻译的伦理问题等同于翻译的道德标准问题。
湖北民族学院于2008年度开展了青年基金（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翻译伦理研究”，及湖北省教育厅2008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现代语境下的翻译伦理研究”，获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可惜的是，该研究最后发表的论文篇幅都较短，且主要以复述前人成见为主。
张景华博士于2009年主持开展了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后现代社会思潮对翻译伦理的影响及其反思”。在此课题中，张博士着重分析了梁启超的政治小说翻译实践、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与直译的异同，并以《精神分析学视角下的翻译伦理》一文呼应Berman从精神分析学角度研究翻译伦理的创想。其缺陷在于更接近于精神分析学范畴而不是翻译伦理研究范畴，仅能较模糊抽象地描述译者的翻译过程与翻译艺术，不能用于解释宏观的翻译动向和译学思潮。
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杨镇源的《翻译伦理研究》（2013），基本上代表了现今国内学界对翻译伦理问题最系统、最深入的研究。该书从元伦理学角度，成功地分析了贝尔曼、韦努蒂、皮姆和切斯特曼等翻译伦理先驱的局限，自成一家之言。但是，他没有认真厘清伦理学基本问题、中国道德哲学与现代翻译伦理的差异，致使最终提出的“守经达权”这一指导原则过于泛化。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彭萍的《翻译伦理学》也出版于2013年，该书承继辜正坤教授的译学与文化研究思想，以中国伦理思想为准绳，提出应对中国传统伦理“反思与回归”，中国翻译研究应该与“国学热”相结合，呼应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而且较为成功地论述了翻译伦理研究应如何与翻译批评和翻译教学相结合。其不足之处，仍是在于过于偏向中国儒家伦理，过于关注译者层面的伦理问题而不是社会层面。
三、遗留问题
由此观之，现有翻译伦理研究有如下遗留问题：首先，将伦理学与道德训诫等同（方薇在其博士论文中倒是有涉及到伦理与道德之区分，见方薇 2012）。然而，治翻译伦理者，首先应区分作为有悠久历史的人文学科之一种的伦理学和生活中的道德教诲；区分翻译活动所处的“道德环境”（ethical climate）与“道义环境”（moralistic climate）。以崇高道德要求于人固然是可敬的，但它并非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应该得到的客观结论。将翻译的伦理研究理解为使翻译符合“爱国主义，重义轻利，天道责任”（彭萍，309）等高尚的道德原则，会沦为对伦理观点主观和机械的挪用和滥用。
其次，现代伦理学整体来看是深深植根于西方思想传统之中的学问，它与中国历史上的道德教诲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上判然有别。作为对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必须建立在对所跨学科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译学要真借伦理来改造自身面貌，必须真正将现代伦理学视为一个自洽的知识体系。
第三，现代翻译与伦理研究要切近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与商品经济、全球化运动发展的现实，而现存种种译论缺乏与经济伦理以及传媒伦理研究的合作，且专注于难以解释中国之实际的西方理论。
第四，近十年来，国内学者运用翻译伦理理论开展翻译实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翻译领域（吴慧珍，周伟 2012），而从对社会之危害性来看，在科技、政治、经济等类型译文中的伦理不端行为反而更加严重。而且往往未把笔译和口译的情况区别论述，概冠之以“翻译”之名。
综上所述，在翻译伦理学这片“学术新区”，中国学者已经积累了十余年之功，但未来还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Pym，Anthony. 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M].New York： Routledge，2014.
[2]Thiroux， Jacques
【关键词】翻译伦理学；伦理研究；翻译的跨学科研究
【Abstract】Although eth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different theoretical basis and academic interests， the recent years witnessed many Chinese scholars devoted themselves to exploring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se two disciplines， and tried to explain translation phenomena in ethical context. While achieving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here are also many remaining problems for further study by scholars of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Translation Ethics； ethical studies； 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作者简介】伍澄（1984-），男，湖北恩施人，湖北大学知行学院外国语系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学和文化理论。
一、引言
伦理学有长久的历史，翻译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但在中国学界，二者的交集并不鲜见。早在严复《天演论》译例言中，就以儒家伦理思想为范，以“修辞立诚”为圭臬，明确表示出近“汉以前字法、句法”而远“近世利俗文字”的“重义轻利”原则。此外，刘宓庆大力赞扬墨家思想，认为墨家的身体力行、兼蓄包容、独立无畏等美德也应成为中国译学倡导的伦理风范（刘宓庆 2012）。
中国古代译论中多有见解与伦理问题相关涉，但未理论化和系统化。自明清以来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译论开始更多地以伦理概念品评译本，但还是称不上有可以上升至伦理学高度的专论。改革开放以来，王佐良先生在1984年提出，中国的翻译研究应该包括对翻译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作用的研究，并认为它是“一门老艺术，又是一门新学问”；开我国翻译伦理研究之先声。
二、翻译伦理研究在中国
在中国，真正认真地将翻译研究与现代伦理学问题并提，可见于吕俊教授2001年所撰《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一书。书中首次提出使翻译伦理学成为翻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研究内容”。认为翻译活动“需要伦理学的指导。”
蒋骁华先生在《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2003）一文中，分为7个方面系统论述了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其中，对翻译屈从于政治需要、社会伦理、女权主义的探讨在当时的中国译坛非常有前瞻性和启迪性，只是该文主要以译例的展示为主，理论分析不够深入。
2006年，吕俊教授发展和丰富了他的翻译伦理研究思想，他和侯向群着眼国际文化交流态势，共同提出翻译活动应受道德理性的制约， 以道德理性为基础；并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起翻译伦理学的号召（吕俊、侯向群 2006）。但在这两篇文章中，吕教授基本把翻译的伦理问题等同于翻译的道德标准问题。
湖北民族学院于2008年度开展了青年基金（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翻译伦理研究”，及湖北省教育厅2008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现代语境下的翻译伦理研究”，获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可惜的是，该研究最后发表的论文篇幅都较短，且主要以复述前人成见为主。
张景华博士于2009年主持开展了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后现代社会思潮对翻译伦理的影响及其反思”。在此课题中，张博士着重分析了梁启超的政治小说翻译实践、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与直译的异同，并以《精神分析学视角下的翻译伦理》一文呼应Berman从精神分析学角度研究翻译伦理的创想。其缺陷在于更接近于精神分析学范畴而不是翻译伦理研究范畴，仅能较模糊抽象地描述译者的翻译过程与翻译艺术，不能用于解释宏观的翻译动向和译学思潮。
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杨镇源的《翻译伦理研究》（2013），基本上代表了现今国内学界对翻译伦理问题最系统、最深入的研究。该书从元伦理学角度，成功地分析了贝尔曼、韦努蒂、皮姆和切斯特曼等翻译伦理先驱的局限，自成一家之言。但是，他没有认真厘清伦理学基本问题、中国道德哲学与现代翻译伦理的差异，致使最终提出的“守经达权”这一指导原则过于泛化。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彭萍的《翻译伦理学》也出版于2013年，该书承继辜正坤教授的译学与文化研究思想，以中国伦理思想为准绳，提出应对中国传统伦理“反思与回归”，中国翻译研究应该与“国学热”相结合，呼应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而且较为成功地论述了翻译伦理研究应如何与翻译批评和翻译教学相结合。其不足之处，仍是在于过于偏向中国儒家伦理，过于关注译者层面的伦理问题而不是社会层面。
三、遗留问题
由此观之，现有翻译伦理研究有如下遗留问题：首先，将伦理学与道德训诫等同（方薇在其博士论文中倒是有涉及到伦理与道德之区分，见方薇 2012）。然而，治翻译伦理者，首先应区分作为有悠久历史的人文学科之一种的伦理学和生活中的道德教诲；区分翻译活动所处的“道德环境”（ethical climate）与“道义环境”（moralistic climate）。以崇高道德要求于人固然是可敬的，但它并非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应该得到的客观结论。将翻译的伦理研究理解为使翻译符合“爱国主义，重义轻利，天道责任”（彭萍，309）等高尚的道德原则，会沦为对伦理观点主观和机械的挪用和滥用。
其次，现代伦理学整体来看是深深植根于西方思想传统之中的学问，它与中国历史上的道德教诲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上判然有别。作为对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必须建立在对所跨学科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译学要真借伦理来改造自身面貌，必须真正将现代伦理学视为一个自洽的知识体系。
第三，现代翻译与伦理研究要切近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与商品经济、全球化运动发展的现实，而现存种种译论缺乏与经济伦理以及传媒伦理研究的合作，且专注于难以解释中国之实际的西方理论。
第四，近十年来，国内学者运用翻译伦理理论开展翻译实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翻译领域（吴慧珍，周伟 2012），而从对社会之危害性来看，在科技、政治、经济等类型译文中的伦理不端行为反而更加严重。而且往往未把笔译和口译的情况区别论述，概冠之以“翻译”之名。
综上所述，在翻译伦理学这片“学术新区”，中国学者已经积累了十余年之功，但未来还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Pym，Anthony. 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M].New York： Routledge，2014.
[2]Thiroux， Jacq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