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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个流泪的季节，你别忘了打伞。”2015年4月26日凌晨2时10分，曾是一代人偶像的诗人汪国真因肝癌去世。汪国真生命的最后一个春天，妹妹汪玉华一直陪伴在身旁，亲情抚慰了一个诗意清澈、始终真诚的诗人最后的时光。5月1日下午，刚刚送走哥哥的汪玉华，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独家专访。
本文系根据她的讲述整理而成……
无论繁华还是寂寞，因彼此的守护而温暖
我和哥哥兄妹情深。1956年出生的哥哥比我大一岁半，因父亲是教育部的干部，我和哥哥都是在教育部家属院中长大的。那个家属院原是清朝时的郑王府，清代的古建筑，大花园、假山、大殿，苏俄式石板楼，门口有两只大狮子，门上是密密麻麻的大铜钉，古朴美丽。院子里有少年之家，大家都在那里玩，里边有各种棋类，图书，小人书，供孩子们玩和读。
童年的记忆中，哥哥总是那么斯文，和我们居住的院子很配。小时的哥哥爱好广泛，喜欢学一切新的东西，会下围棋，会吹笛子，会拉手风琴，还会用钩针勾一些小物件。小时的我总是以哥哥为榜样，哥哥学啥我学啥，哥哥会围棋，我也学围棋。同哥哥比起来，我学这些新东西不太有长性，而哥哥学什么都很专心，要做到最好。那时，哥哥和他的那些小伙们一起玩时，还比赛背唐词毛主席诗词等，我总是静静地站在一边看着他们，有时，我也和他们一起背。
哥哥虽然文静，但在我被别人欺负时却表现得非常勇敢。我8岁那年，有一天，我和5个小伙伴在邻居家里玩，同我的父母一样，这家的大人也上班了。玩着玩着，不知为什么，他们开始欺负我，他们把我的鞋脱掉，然后把我一个人锁在了屋里。年幼的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吓得哭了起来。这时，哥哥正好路过，趴着那家窗口，问明情况后，哥哥立刻跑去找那些欺负我的孩子。当时，我在窗子后面看着哥哥凶狠地瞪视着那个比他大的孩子，逼着她快点开门，把她吓哭了，我当时心里觉得比我大的孩子也会吓哭，特解气。那以后，这个孩子再也不敢欺负我了。
我12岁时的一天早晨，出门上学前，我照镜子发现自己的脸肿了，赶紧喊哥哥。13岁的哥哥看了我的脸，也吓了一跳。当时爸爸妈妈都不在家，哥哥为了安慰我，也为了让我快速消肿，冲了一碗盐开水，让我喝下去：“你脸肿了，可能是身体缺盐。”
然而，我的脸并没有因为喝了盐水而消肿，还尿血了。到了晚上，妈妈下班回家，见我的脸肿得不像样子，赶紧拉着我去医院。那次，我得了很重的急性肾炎，哥哥那碗救我的盐水，加重了我的病情。我住了一个月的院，又休学半年。病完全恢复以后，这段经历成了我们的笑谈。转眼，我和哥哥长大了。我插队去了延庆县永宁公社做知青，哥哥在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当了工人。
1977年恢复高考，我请假在家里复习，哥哥一边上班一边用业余时间复习。哥哥因为没上过高中，数学基础不好，我一边复习，一边帮哥哥补习高中数学，虽然我努力帮他，但收效甚微。为了不再耽误我的时间，哥哥放弃了数学补习，改报了文科。
高考结束后，我回延庆农村。不久，我接到哥哥一封信，信中，哥哥让我猜他数学考了多少分，我急切地往下看信，不禁笑了，哥哥幽默地说他数学考了100分去掉一个零。原来，哥哥数学只考了10分。但这并没有影响哥哥考上大学，因语文、历史、地理等科分数高，哥哥考上了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古汉语专业，而我则考上了北京建工学院工程机电系建筑机械专业。1982年，我们兄妹俩毕业了，哥哥被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我到北京市政总公司的一所中专学校当老师。那个激情四溢的年代，早在大学时就开始写诗的哥哥不停地写作。
哥哥写的每一首诗，初期，我都是第一读者，他的每一首诗都是内心真情的流露，用词用字，不张扬，却能入读者的心。哥哥写的诗多数都很短，阳光乐观，充满向上的情怀，每首诗的结尾都挺有哲理。我是学工的，不太懂诗，但对哥哥写的诗，我很爱读，总能准确说出自己的感受。
同许多没成名之前的作者一样，哥哥的文学之路走得并不一帆风顺，他也有过许多被退稿的经历，我也亲自经历过他被退稿。我记得，曾经有一天下午，哥哥让我把他写的一篇10多页稿纸的散文，送到离家不远的一家杂志社。那天，当我找到编辑将哥哥的稿子交他审阅时，我吃惊地看到那个编辑站在院子里，像数钞票那样抓起来一页一页地往上翻，很快就翻完了10多页的稿子，便退还给了我，告诉我说，这个稿子不能用。我当时目瞪口呆，也深刻地体会到了哥哥文学之路的艰难。
好在没多久，哥哥的诗歌终于得到了一些报刊的欣赏，先是几家杂志给哥哥开专栏，后来，大中学校园里的学生开始手抄哥哥的诗。1990年春天的一天，我下班回到家，只见爸爸和哥哥正满脸兴奋地在看一本书。我凑过去一看，原来是广州一家报社的读者寄来的她手抄的诗歌本。这本手抄的诗集装帧精美，有封面，有插图，还有“梦幻出版社”的落款。
随着那充满阳光乐观情怀的诗在年轻人中流传，在对哥哥的诗的一片赞扬声中，也出现了一些反面的声音，有人认为哥哥的诗不深刻，没有反映出社会沉重的、不好的一面，是虚幻的、粉饰太平的。
面对这些置疑，有一段时间，哥哥心情很不好，我既心疼又不平：“哥，你写的是自己的生活和情怀，不必理会，也不必迎合别人！”
那天，我跟哥哥一直聊了许多，我认为，我们生活在教育部大院，没有经历过工农子弟的那种苦难，也没必要为赋新词强说愁，硬去写苦难。哥哥写的是自己眼里看到的，看見的是阳光，写出的就不会是阴暗，只要受欢迎，就没什么不好。
哥哥同意了我的观点，平静许多，继续坚持写自己风格的诗，从容地面对批评。即使后来他的诗句“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被习总书记在2013年10月的APC会议上引用，他仍能淡定低调。
月圆是画月缺是诗，亲情抚慰的最后时光 1999年，哥哥曾经突然得了黄疸性肝炎急性爆发，病情来势凶猛，只一两天，哥哥全身和眼睛就全黄了，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被送进了北大医院。
刚开始，父母没有把哥哥得病的事告诉我，几天后，父亲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医生说我哥哥得癌症，我一下子就崩溃了，我赶紧跑回家，到处找医生给哥哥看病，确认医生说的是否准确。
又过了几天，因为哥哥的各项都很高，医生给下了病危通知，好在有惊无险，哥哥在北大医院住了一个月后，康复出院。
哥哥病愈后，大家都非常高兴，哥哥很忙，又不会照顾自己，我们就尽力去照顾他。家里做了什么哥哥爱吃的饭菜，也叫哥哥过来吃。他有什么好吃的用的东西也都拿来大家一起分享。
生活又恢复到原来的平静状态，却忽略了这一次疾病在哥哥的身体里已经埋下了隐患。
2012年，侄子要参加高考了，可是，他的数学特别差，哥哥数学也不好，非常着急。在这种情况下，学工科的我把数学捡起来，帮侄子补习。那段时间，我给侄子留作业后，每周都要抽出一些时间，检查他的学习。终于，侄子顺利考上了他所向往的大学。
2015年1月，哥哥前往广州，主持广东电视台的《中国大画家》栏目。哥哥一生接受过无数家电视台的采访，也经常去各地做讲座，哥哥语言简洁隽永，人也儒雅俊朗，曾想转型进电视界做主持人。可是这时，哥哥的身体却出现了不适状况，他总感到浑身乏力，出虚汗，肝区也总是隐隐地疼。
哥哥没有对任何人说，他不是一个怕死的人，但他知道自己身体出问题了，却不愿意轻易承认自己的病痛，也不愿意去医院检查身体。
2015年2月12日，哥哥去上海出差，跟1999年一样，再一次爆发了黄疸，眼睛及全身都黄得可怕，被送进了急诊。2月14日，哥哥被朋友送回北京，住进北大医院。
我和哥哥都以为这次的病还是黄疸性肝炎，幻想着哥哥像1999年的那次患病一样，在医院住一段时间，就能痊愈出院。然而，2月17日，加强CT的结果出来了，医院确定哥哥是肝硬化转肝癌晚期。
犹如晴天霹雳，我当时就傻了。那些天，我整天以泪洗面、后悔莫及，我明知哥哥一向不注意身体，却没有督促他、亲自押着他按时去医院检查，以至于耽误了哥哥的病情。3月2日，我将哥哥转到了北京地坛医院，3月10日，又将哥哥转到了302医院，侄子也从学校赶了回来，和我一起尽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哥哥。我们请了护工，24小时照顾哥哥，晚上侄子和护工陪着哥哥。医生给哥哥判了死刑，我是不认可的，因此，我则不停地到处找专家，去各个医院咨询，我希望能够穷尽一切办法，来救治哥哥。哥哥疼的时候，我鼓励哥哥尽量不吃药，因为药伤肝。
哥哥已经知道自己得的是绝症，但他没有一丝慌乱和哀伤，面容平静，依旧保持着平时的风度，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有人来看望他时，他依然笑得那样阳光。哥哥一直相信自己不会有问题，会像1999年那次一样，住一段时间的院病就会好。
有无数次，我们明明都看出哥哥被病痛折磨得很痛苦，可哥哥硬是强忍着，虚汗淋淋，一声不吭。
哥哥生病之后，怕母亲担忧，不常让母亲来看他，每次母亲来看他，他总是劝母亲早点回去，安慰母亲说自己一定能好。每当这时，我的心都碎了。我不断地找医生，探讨新的治疗方案，争取一切的可能来救治哥哥，几乎找遍了所有相关的科室和医院，挂专家号给哥哥看病。可一切已回天无力。2015年4月26日凌晨2时10分，哥哥永远闭上了眼睛。
我悲痛欲绝，我一生最爱的哥哥，在他59岁的诗书年华里辞世了。从此，阡陌红尘，再也没有哥哥风度翩翩的身影；再也没有一个醇厚的声音亲热地唤我一声“玉华”。
2015年4月30日，我和哥哥的助理侯軍和好朋友卢硕一起为诗画一生的哥哥操办了追悼会。我把我的想念和愿景都写在献给哥哥的花圈上：“愿所有的幸福都追随着你，月圆是画，月缺是诗。” □
编辑/贾靓 李明洁
本文系根据她的讲述整理而成……
无论繁华还是寂寞，因彼此的守护而温暖
我和哥哥兄妹情深。1956年出生的哥哥比我大一岁半，因父亲是教育部的干部，我和哥哥都是在教育部家属院中长大的。那个家属院原是清朝时的郑王府，清代的古建筑，大花园、假山、大殿，苏俄式石板楼，门口有两只大狮子，门上是密密麻麻的大铜钉，古朴美丽。院子里有少年之家，大家都在那里玩，里边有各种棋类，图书，小人书，供孩子们玩和读。
童年的记忆中，哥哥总是那么斯文，和我们居住的院子很配。小时的哥哥爱好广泛，喜欢学一切新的东西，会下围棋，会吹笛子，会拉手风琴，还会用钩针勾一些小物件。小时的我总是以哥哥为榜样，哥哥学啥我学啥，哥哥会围棋，我也学围棋。同哥哥比起来，我学这些新东西不太有长性，而哥哥学什么都很专心，要做到最好。那时，哥哥和他的那些小伙们一起玩时，还比赛背唐词毛主席诗词等，我总是静静地站在一边看着他们，有时，我也和他们一起背。
哥哥虽然文静，但在我被别人欺负时却表现得非常勇敢。我8岁那年，有一天，我和5个小伙伴在邻居家里玩，同我的父母一样，这家的大人也上班了。玩着玩着，不知为什么，他们开始欺负我，他们把我的鞋脱掉，然后把我一个人锁在了屋里。年幼的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吓得哭了起来。这时，哥哥正好路过，趴着那家窗口，问明情况后，哥哥立刻跑去找那些欺负我的孩子。当时，我在窗子后面看着哥哥凶狠地瞪视着那个比他大的孩子，逼着她快点开门，把她吓哭了，我当时心里觉得比我大的孩子也会吓哭，特解气。那以后，这个孩子再也不敢欺负我了。
我12岁时的一天早晨，出门上学前，我照镜子发现自己的脸肿了，赶紧喊哥哥。13岁的哥哥看了我的脸，也吓了一跳。当时爸爸妈妈都不在家，哥哥为了安慰我，也为了让我快速消肿，冲了一碗盐开水，让我喝下去：“你脸肿了，可能是身体缺盐。”
然而，我的脸并没有因为喝了盐水而消肿，还尿血了。到了晚上，妈妈下班回家，见我的脸肿得不像样子，赶紧拉着我去医院。那次，我得了很重的急性肾炎，哥哥那碗救我的盐水，加重了我的病情。我住了一个月的院，又休学半年。病完全恢复以后，这段经历成了我们的笑谈。转眼，我和哥哥长大了。我插队去了延庆县永宁公社做知青，哥哥在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当了工人。
1977年恢复高考，我请假在家里复习，哥哥一边上班一边用业余时间复习。哥哥因为没上过高中，数学基础不好，我一边复习，一边帮哥哥补习高中数学，虽然我努力帮他，但收效甚微。为了不再耽误我的时间，哥哥放弃了数学补习，改报了文科。
高考结束后，我回延庆农村。不久，我接到哥哥一封信，信中，哥哥让我猜他数学考了多少分，我急切地往下看信，不禁笑了，哥哥幽默地说他数学考了100分去掉一个零。原来，哥哥数学只考了10分。但这并没有影响哥哥考上大学，因语文、历史、地理等科分数高，哥哥考上了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古汉语专业，而我则考上了北京建工学院工程机电系建筑机械专业。1982年，我们兄妹俩毕业了，哥哥被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我到北京市政总公司的一所中专学校当老师。那个激情四溢的年代，早在大学时就开始写诗的哥哥不停地写作。
哥哥写的每一首诗，初期，我都是第一读者，他的每一首诗都是内心真情的流露，用词用字，不张扬，却能入读者的心。哥哥写的诗多数都很短，阳光乐观，充满向上的情怀，每首诗的结尾都挺有哲理。我是学工的，不太懂诗，但对哥哥写的诗，我很爱读，总能准确说出自己的感受。
同许多没成名之前的作者一样，哥哥的文学之路走得并不一帆风顺，他也有过许多被退稿的经历，我也亲自经历过他被退稿。我记得，曾经有一天下午，哥哥让我把他写的一篇10多页稿纸的散文，送到离家不远的一家杂志社。那天，当我找到编辑将哥哥的稿子交他审阅时，我吃惊地看到那个编辑站在院子里，像数钞票那样抓起来一页一页地往上翻，很快就翻完了10多页的稿子，便退还给了我，告诉我说，这个稿子不能用。我当时目瞪口呆，也深刻地体会到了哥哥文学之路的艰难。
好在没多久，哥哥的诗歌终于得到了一些报刊的欣赏，先是几家杂志给哥哥开专栏，后来，大中学校园里的学生开始手抄哥哥的诗。1990年春天的一天，我下班回到家，只见爸爸和哥哥正满脸兴奋地在看一本书。我凑过去一看，原来是广州一家报社的读者寄来的她手抄的诗歌本。这本手抄的诗集装帧精美，有封面，有插图，还有“梦幻出版社”的落款。
随着那充满阳光乐观情怀的诗在年轻人中流传，在对哥哥的诗的一片赞扬声中，也出现了一些反面的声音，有人认为哥哥的诗不深刻，没有反映出社会沉重的、不好的一面，是虚幻的、粉饰太平的。
面对这些置疑，有一段时间，哥哥心情很不好，我既心疼又不平：“哥，你写的是自己的生活和情怀，不必理会，也不必迎合别人！”
那天，我跟哥哥一直聊了许多，我认为，我们生活在教育部大院，没有经历过工农子弟的那种苦难，也没必要为赋新词强说愁，硬去写苦难。哥哥写的是自己眼里看到的，看見的是阳光，写出的就不会是阴暗，只要受欢迎，就没什么不好。
哥哥同意了我的观点，平静许多，继续坚持写自己风格的诗，从容地面对批评。即使后来他的诗句“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被习总书记在2013年10月的APC会议上引用，他仍能淡定低调。
月圆是画月缺是诗，亲情抚慰的最后时光 1999年，哥哥曾经突然得了黄疸性肝炎急性爆发，病情来势凶猛，只一两天，哥哥全身和眼睛就全黄了，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被送进了北大医院。
刚开始，父母没有把哥哥得病的事告诉我，几天后，父亲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医生说我哥哥得癌症，我一下子就崩溃了，我赶紧跑回家，到处找医生给哥哥看病，确认医生说的是否准确。
又过了几天，因为哥哥的各项都很高，医生给下了病危通知，好在有惊无险，哥哥在北大医院住了一个月后，康复出院。
哥哥病愈后，大家都非常高兴，哥哥很忙，又不会照顾自己，我们就尽力去照顾他。家里做了什么哥哥爱吃的饭菜，也叫哥哥过来吃。他有什么好吃的用的东西也都拿来大家一起分享。
生活又恢复到原来的平静状态，却忽略了这一次疾病在哥哥的身体里已经埋下了隐患。
2012年，侄子要参加高考了，可是，他的数学特别差，哥哥数学也不好，非常着急。在这种情况下，学工科的我把数学捡起来，帮侄子补习。那段时间，我给侄子留作业后，每周都要抽出一些时间，检查他的学习。终于，侄子顺利考上了他所向往的大学。
2015年1月，哥哥前往广州，主持广东电视台的《中国大画家》栏目。哥哥一生接受过无数家电视台的采访，也经常去各地做讲座，哥哥语言简洁隽永，人也儒雅俊朗，曾想转型进电视界做主持人。可是这时，哥哥的身体却出现了不适状况，他总感到浑身乏力，出虚汗，肝区也总是隐隐地疼。
哥哥没有对任何人说，他不是一个怕死的人，但他知道自己身体出问题了，却不愿意轻易承认自己的病痛，也不愿意去医院检查身体。
2015年2月12日，哥哥去上海出差，跟1999年一样，再一次爆发了黄疸，眼睛及全身都黄得可怕，被送进了急诊。2月14日，哥哥被朋友送回北京，住进北大医院。
我和哥哥都以为这次的病还是黄疸性肝炎，幻想着哥哥像1999年的那次患病一样，在医院住一段时间，就能痊愈出院。然而，2月17日，加强CT的结果出来了，医院确定哥哥是肝硬化转肝癌晚期。
犹如晴天霹雳，我当时就傻了。那些天，我整天以泪洗面、后悔莫及，我明知哥哥一向不注意身体，却没有督促他、亲自押着他按时去医院检查，以至于耽误了哥哥的病情。3月2日，我将哥哥转到了北京地坛医院，3月10日，又将哥哥转到了302医院，侄子也从学校赶了回来，和我一起尽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哥哥。我们请了护工，24小时照顾哥哥，晚上侄子和护工陪着哥哥。医生给哥哥判了死刑，我是不认可的，因此，我则不停地到处找专家，去各个医院咨询，我希望能够穷尽一切办法，来救治哥哥。哥哥疼的时候，我鼓励哥哥尽量不吃药，因为药伤肝。
哥哥已经知道自己得的是绝症，但他没有一丝慌乱和哀伤，面容平静，依旧保持着平时的风度，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有人来看望他时，他依然笑得那样阳光。哥哥一直相信自己不会有问题，会像1999年那次一样，住一段时间的院病就会好。
有无数次，我们明明都看出哥哥被病痛折磨得很痛苦，可哥哥硬是强忍着，虚汗淋淋，一声不吭。
哥哥生病之后，怕母亲担忧，不常让母亲来看他，每次母亲来看他，他总是劝母亲早点回去，安慰母亲说自己一定能好。每当这时，我的心都碎了。我不断地找医生，探讨新的治疗方案，争取一切的可能来救治哥哥，几乎找遍了所有相关的科室和医院，挂专家号给哥哥看病。可一切已回天无力。2015年4月26日凌晨2时10分，哥哥永远闭上了眼睛。
我悲痛欲绝，我一生最爱的哥哥，在他59岁的诗书年华里辞世了。从此，阡陌红尘，再也没有哥哥风度翩翩的身影；再也没有一个醇厚的声音亲热地唤我一声“玉华”。
2015年4月30日，我和哥哥的助理侯軍和好朋友卢硕一起为诗画一生的哥哥操办了追悼会。我把我的想念和愿景都写在献给哥哥的花圈上：“愿所有的幸福都追随着你，月圆是画，月缺是诗。” □
编辑/贾靓 李明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