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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苏共二十大，大凡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中苏公开论战的中国人，都有一个很深的印象：苏共二十大，是苏共领导人走向修正主义的起点。而讲到中共八大，人们的共识是：迈出了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第一步。似乎从1956年开始，中苏两党所走的道路就完全是相背而行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应该说，当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所提的“以苏为鉴”，既包括接受斯大林时期错误的教训（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错误的启发），也包括受到苏共领导人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到苏共二十大期间提出的种种改革尝试的启发。因此，实事求是地弄清苏共二十大与中共领导人探索中国自己建设道路的关系，对正确评价这段历史是有借鉴意义的。
关于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
关于召开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最初提出的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1955年12月5日召集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刘少奇主持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准备召开党的八大的意见，即：八大的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要保证15年同时争取15年以前超额完成。周恩来在1956年1月举行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也传达了这个精神。他说：党中央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中展开这个斗争。
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央明确分工：刘少奇负责准备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负责准备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负责准备党的章程的修改报告。
把反对右倾保守作为八大的中心思想，刘少奇是同意的。但具体工作，并不是盲目行事。在1955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座谈会结束前，刘少奇向到会者宣布：为起草向八大的报告，准备找各部门的同志谈话，请各部同志预作准备。
1955年底到1956年初，接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改造高潮。原有的经济秩序被打乱，供、产、销之间的链条出现脱节，造成了产品品种减少、质量下降，因商业网点合并，给人民生活造成不便等等。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带来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不能不引起刘少奇的高度注意。他在听取中央各部门的汇报时，就有针对性地提出：原有轻工业、个体手工业好的传统技术不能丢；要用刺激消费，来促进生产；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要学会做生意；要重视运用市场调节；要重视新技术，重视人才；建设的投资重点，对沿海地区也不要限死等发展经济的思路和意见。这说明，刘少奇发现的问题不是什么“右倾保守”，而是考虑如何更有利于发展经济的问题。
然而，对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刘少奇当时也还是有点拿不准。据邓力群回忆，政治报告开始指定由陈伯达起草。刘少奇看了陈伯达搞出的初稿后不满意，“就转过来要胡乔木负责起草”。邓力群说，在起草过程中，“有一天晚上，少奇同志找我们几个，包括陈伯达在内，到他住的甲楼去。当时恐怕已快10点钟了。去了以后，看得出来，少奇同志非常兴奋。他说他刚刚从毛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毛主席讲了很好的意见，同我们起草八大的报告关系密切，所以把你们找来。毛主席讲了什么呢？他听了三十几个部门的汇报、作了两个多月调查以后，归纳起来提出了十个问题，就是十个关系。他说，有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我们这个报告的主调就有了。起草八大的报告要以毛主席讲的这个‘十大关系’为纲，这样把八大报告和‘十大关系’就联为一体了。这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看少奇同志当时是显得那样地高兴，那样地兴奋，因为可以说是一下子找到了门道，找到了起草八大的政治报告的路子了”。
《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毛泽东自己概括说：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苏共二十大的启示
提到《论十大关系》，人们往往是从毛泽东听取中央34个部门的汇报说起。有学者还指出，建国之初因缺乏经验，搞建设不得不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毛泽东对“抄”并不满意。经过从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三年实践，苏联好的经验，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起了有益的作用；苏联一些不好的经验，被我们“抄”过来后，也暴露出了许多弊病，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揭露出苏联工作中的错误后，毛泽东“更感到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和紧迫”。显然，人们在这里忽视了《论十大关系》还受到苏共领导人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到苏共二十大期间提出的种种改革尝试的启发。
历史事实是，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鉴于苏联全国食物、日用品和住房的短缺等严重状况，马林科夫等苏共领导人就已感受到改变国内政策的必要性，并从1953年开始就加快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生产，对斯大林时期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马林科夫在1953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八月会议上关于必须优先生产日常生活消费品的讲话、赫鲁晓夫在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提出农业改革纲要，可以被看作是经济政策“解冻”的信号，是修正苏联传统经济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路线的最初尝试。由此，采取增加日用品生产，发展居民住宅建设，扩大商业销售网点，降低农业税收标准，加速开垦生荒地等等一系列措施，为苏共二十大进一步提出的改革方针提供了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与此同时，苏联在宣传上开始出现反对个人崇拜的迹象。
1953年，中国领导人的主要注意力正放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上。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还未受到干扰。因此，苏联对经济政策的调整并未引起中国领导人的过多注意；而苏联出现反对个人崇拜的迹象，则迅速受到关注。
1953年12月25日，根据张闻天的指示，由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干部和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记者合写的《苏联宣传工作的几个问题》和《苏联共产党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两份材料，报送中共中央宣传部。1954年3月27日，张闻天又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送了《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调研材料。4月28日，毛泽东将此材料批给刘少奇，指出：“此件，及去年冬季中宣部所辑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教条主义的一个文件，都是重要文件，宜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在京及在各地的中委、候补中委。”
但到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单一公有制和统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才引起中国领导人的注意。苏共二十大总结几年来在经济政策方面所作的调整，无疑为中共领导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谈到国内政策时说：“党在这几年中，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对农业和工业的情况作了一个批判的估计，采取了若干重大的措施，以便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保证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方面取得新的巨大的进展。在这样做的时候，它勇敢地揭露了经济上的、政府中的和党的活动的各方面所存在的缺点，打破了过时的观念，坚决扫除一切已经陈腐的、阻碍着我们前进的东西。”
关于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改变经济发展及管理体制的方针和措施，有的学者概括了七个方面。其中六条是经济问题，即：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加快轻工业的发展；采用一切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调整工业布局，加快远东地区的开发，建设新的工业基地；加快农业的发展，消除工农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把中央所属的大量工业企业转交给地方机关管理。第七条属政治层面，主要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对党和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
苏共二十大闭幕后，《人民日报》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为题发表社论，对苏共采取的上述措施作了高度评价。
1956年2月14日，毛泽东听取中央各部门汇报时的谈话，多次联系到苏联的经验教训，并逐步归纳成十个关系。《毛泽东传》中写道：“毛泽东在听取34个经济部门汇报时，正当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对正在思考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十分重要。”“可以说，‘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
《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十个问题——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对比前述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措施，可以看出，其中有关重、轻、农的关系，工业布局，关心人民群众生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几个层面的问题，苏共二十大都提出来了。
当然，苏共二十大只限于具体政策的调整，而毛泽东则从理论高度，对问题作了概括和辩证分析。至于政治层面的几个关系，显然是毛泽东针对“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动，为调动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包括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创造。但无论如何，毛泽东所说的“以苏为鉴”，是包含了吸取苏共二十大提供的经济改革的一些积极因素在内的。
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的政治报告
对于苏共二十大，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除了从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角度，说明必须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委婉地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过渡”表示异议外，总的来说，是表示赞同并作了高度评价的。报告说：
今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制定了规模宏伟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决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重大的政策方针，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而且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张，对于世界局势的和缓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在社会主义改造部分，刘少奇在充分肯定党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的同时，明确指出了“三大改造”后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这就是：农业合作社只强调集体利益和集体经营，忽视个人利益、个人自由和家庭副业；手工业改造，忽视各行各业的特点，盲目合并集中，搞集中经营、统一核算，把原有的“前门是店后面是厂”的经营方式强行分开，打乱了原有的供、产、销关系，减少了修理服务网点；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原来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制度也使它们失去了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这种种因素导致了农副产品减产，手工业产品和日用工业品的品种减少、质量下降；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收入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减少，生产积极性受到了伤害，对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带来极大不便。
为克服上述弊端，使国民经济更好地向前发展，报告在社会主义建设部分，根据《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在吸取苏联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多方面的具体方针政策，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在资金、原料、市场允许的范围内，适当地注意发展轻工业。在工业布局上，应当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条件，继续适当地发展那里的工业（除充分利用东北、华东的工业基地以外，还必须合理地发挥河北、山东地区和华南地区的作用），以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全国的工业化。在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方面，既要克服有些中央部门对于地方工业的发展和统一安排注意不够的偏向，又要注意克服不顾当地的资源条件和其他条件，盲目地新建和扩建一些工业的偏向。为了完成国家的生产计划，无论轻工业或者重工业，地方国营企业或中央国营企业，都必须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生活——逐步增加职工工资收入，加强生产安全和劳动保护措施，改善副食品的供应工作，逐步增加福利设施，积极设法解决职工急需的住宅和其他困难。
关于农业，应当按照本地方和国家的需要，在中央和地方的计划指导下，帮助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制定适合具体情况的发展粮食生产、经济作物生产、畜牧业生产、副业生产的全面计划。发展副业生产，应照顾到合作社集体经营和社员家庭经营的必要分工，使两方面的积极性都得到合理的发挥。为促进经济作物、畜牧业和副业的发展，必须实行正确的价格政策——对偏低的收购价格应及时地加以适当的调整。为增加社员收入，合作社应当正确地规定公共积累和社员个人收入的比例，坚持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分配政策。
关于商业工作，鉴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已经形成，为克服限制过严、统得过死的缺点，报告提出：“应当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一定范围内，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报告还就发展文化教育、科学艺术的方针，国家政权建设，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健全国家法制，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等问题作了阐述。
周恩来和陈云的发言
值得指出的是，为落实上述方针，周恩来在“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中作了更具体的部署。
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二五”计划关于国家基本建设工农业投资的比例为：工业由“一五”时期的58．2％提高到60％左右，农业由7．6％提高到10％左右。在工业中，将适当提高轻工业投资所占的比重。关于生产力的分布，有计划地在内地建设新的工业基地，是我国必须坚持的不可动摇的方针。“二五”期间，应该继续加强东北的工业基地，充分利用和适当加强华东、华北、华南各地区近海城市的工业，以发挥它们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为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报告提出，将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的方针，进一步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以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二五”期间，在发展生产和增加国民收入的基础上，将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提高25％～30％；通过正确解决农民负担和合作社的收益分配，在完成农业增产计划的同时，农民的全部收入五年内也将增长25％～30％。
关于流通体制，周恩来也有重要补充。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已在我国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前提下，使我们有可能在适当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来影响那些不必要由国家统购包销的、产值不大的、品种繁多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为此，“二五”期间，国家将采取下列重要措施：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办法，等等。
陈云在大会的发言，更进一步发挥了刘少奇、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其核心是：在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的前提下，允许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存在；在以国家计划生产为主的前提下，允许一部分产品按照市场需求自由生产；在以国家市场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一定范围内自由市场的存在。
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
在广泛听取到会代表意见的基础上，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为此确定，我国的经济体制应该是：
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实行集中经营的，但是也需要有一定范围的分散经营作为补充。
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都将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按照计划进行生产。但是为了适应社会多方面需要，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有一部分产品将不列入国家计划，而由生产单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进行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
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应当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如果说，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报告中关于“二五”计划的具体部署，在基本原则上与苏共二十大采取的经济政策调整有其相同之处的话，那么，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经济体制，则是结合中国自己的实践，有进一步的思考。
八大决议虽然用分散经营取代了陈云所说的个体经营，但是允许分散经营的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单独核算，自负盈亏；在计划为主的前提下，在一定范围运用市场调节，无论如何是对已经建立的追求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统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冲击。尽管八大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上，还受到历史的局限，然而较之苏共二十大和《论十大关系》，还是前进了一大步，最早触及到了斯大林模式的制度层面。
由上可见，中共八大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既从苏共二十大借鉴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更有自主的思考和贡献。
应该说，当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所提的“以苏为鉴”，既包括接受斯大林时期错误的教训（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错误的启发），也包括受到苏共领导人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到苏共二十大期间提出的种种改革尝试的启发。因此，实事求是地弄清苏共二十大与中共领导人探索中国自己建设道路的关系，对正确评价这段历史是有借鉴意义的。
关于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
关于召开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最初提出的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1955年12月5日召集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刘少奇主持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准备召开党的八大的意见，即：八大的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要保证15年同时争取15年以前超额完成。周恩来在1956年1月举行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也传达了这个精神。他说：党中央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中展开这个斗争。
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央明确分工：刘少奇负责准备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负责准备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负责准备党的章程的修改报告。
把反对右倾保守作为八大的中心思想，刘少奇是同意的。但具体工作，并不是盲目行事。在1955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座谈会结束前，刘少奇向到会者宣布：为起草向八大的报告，准备找各部门的同志谈话，请各部同志预作准备。
1955年底到1956年初，接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改造高潮。原有的经济秩序被打乱，供、产、销之间的链条出现脱节，造成了产品品种减少、质量下降，因商业网点合并，给人民生活造成不便等等。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带来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不能不引起刘少奇的高度注意。他在听取中央各部门的汇报时，就有针对性地提出：原有轻工业、个体手工业好的传统技术不能丢；要用刺激消费，来促进生产；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要学会做生意；要重视运用市场调节；要重视新技术，重视人才；建设的投资重点，对沿海地区也不要限死等发展经济的思路和意见。这说明，刘少奇发现的问题不是什么“右倾保守”，而是考虑如何更有利于发展经济的问题。
然而，对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刘少奇当时也还是有点拿不准。据邓力群回忆，政治报告开始指定由陈伯达起草。刘少奇看了陈伯达搞出的初稿后不满意，“就转过来要胡乔木负责起草”。邓力群说，在起草过程中，“有一天晚上，少奇同志找我们几个，包括陈伯达在内，到他住的甲楼去。当时恐怕已快10点钟了。去了以后，看得出来，少奇同志非常兴奋。他说他刚刚从毛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毛主席讲了很好的意见，同我们起草八大的报告关系密切，所以把你们找来。毛主席讲了什么呢？他听了三十几个部门的汇报、作了两个多月调查以后，归纳起来提出了十个问题，就是十个关系。他说，有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我们这个报告的主调就有了。起草八大的报告要以毛主席讲的这个‘十大关系’为纲，这样把八大报告和‘十大关系’就联为一体了。这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看少奇同志当时是显得那样地高兴，那样地兴奋，因为可以说是一下子找到了门道，找到了起草八大的政治报告的路子了”。
《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毛泽东自己概括说：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苏共二十大的启示
提到《论十大关系》，人们往往是从毛泽东听取中央34个部门的汇报说起。有学者还指出，建国之初因缺乏经验，搞建设不得不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毛泽东对“抄”并不满意。经过从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三年实践，苏联好的经验，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起了有益的作用；苏联一些不好的经验，被我们“抄”过来后，也暴露出了许多弊病，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揭露出苏联工作中的错误后，毛泽东“更感到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和紧迫”。显然，人们在这里忽视了《论十大关系》还受到苏共领导人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到苏共二十大期间提出的种种改革尝试的启发。
历史事实是，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鉴于苏联全国食物、日用品和住房的短缺等严重状况，马林科夫等苏共领导人就已感受到改变国内政策的必要性，并从1953年开始就加快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生产，对斯大林时期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马林科夫在1953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八月会议上关于必须优先生产日常生活消费品的讲话、赫鲁晓夫在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提出农业改革纲要，可以被看作是经济政策“解冻”的信号，是修正苏联传统经济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路线的最初尝试。由此，采取增加日用品生产，发展居民住宅建设，扩大商业销售网点，降低农业税收标准，加速开垦生荒地等等一系列措施，为苏共二十大进一步提出的改革方针提供了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与此同时，苏联在宣传上开始出现反对个人崇拜的迹象。
1953年，中国领导人的主要注意力正放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上。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还未受到干扰。因此，苏联对经济政策的调整并未引起中国领导人的过多注意；而苏联出现反对个人崇拜的迹象，则迅速受到关注。
1953年12月25日，根据张闻天的指示，由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干部和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记者合写的《苏联宣传工作的几个问题》和《苏联共产党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两份材料，报送中共中央宣传部。1954年3月27日，张闻天又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送了《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调研材料。4月28日，毛泽东将此材料批给刘少奇，指出：“此件，及去年冬季中宣部所辑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教条主义的一个文件，都是重要文件，宜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在京及在各地的中委、候补中委。”
但到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单一公有制和统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才引起中国领导人的注意。苏共二十大总结几年来在经济政策方面所作的调整，无疑为中共领导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谈到国内政策时说：“党在这几年中，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对农业和工业的情况作了一个批判的估计，采取了若干重大的措施，以便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保证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方面取得新的巨大的进展。在这样做的时候，它勇敢地揭露了经济上的、政府中的和党的活动的各方面所存在的缺点，打破了过时的观念，坚决扫除一切已经陈腐的、阻碍着我们前进的东西。”
关于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改变经济发展及管理体制的方针和措施，有的学者概括了七个方面。其中六条是经济问题，即：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加快轻工业的发展；采用一切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调整工业布局，加快远东地区的开发，建设新的工业基地；加快农业的发展，消除工农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把中央所属的大量工业企业转交给地方机关管理。第七条属政治层面，主要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对党和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
苏共二十大闭幕后，《人民日报》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为题发表社论，对苏共采取的上述措施作了高度评价。
1956年2月14日，毛泽东听取中央各部门汇报时的谈话，多次联系到苏联的经验教训，并逐步归纳成十个关系。《毛泽东传》中写道：“毛泽东在听取34个经济部门汇报时，正当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对正在思考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十分重要。”“可以说，‘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
《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十个问题——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对比前述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措施，可以看出，其中有关重、轻、农的关系，工业布局，关心人民群众生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几个层面的问题，苏共二十大都提出来了。
当然，苏共二十大只限于具体政策的调整，而毛泽东则从理论高度，对问题作了概括和辩证分析。至于政治层面的几个关系，显然是毛泽东针对“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动，为调动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包括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创造。但无论如何，毛泽东所说的“以苏为鉴”，是包含了吸取苏共二十大提供的经济改革的一些积极因素在内的。
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的政治报告
对于苏共二十大，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除了从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角度，说明必须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委婉地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过渡”表示异议外，总的来说，是表示赞同并作了高度评价的。报告说：
今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制定了规模宏伟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决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重大的政策方针，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而且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张，对于世界局势的和缓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在社会主义改造部分，刘少奇在充分肯定党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的同时，明确指出了“三大改造”后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这就是：农业合作社只强调集体利益和集体经营，忽视个人利益、个人自由和家庭副业；手工业改造，忽视各行各业的特点，盲目合并集中，搞集中经营、统一核算，把原有的“前门是店后面是厂”的经营方式强行分开，打乱了原有的供、产、销关系，减少了修理服务网点；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原来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制度也使它们失去了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这种种因素导致了农副产品减产，手工业产品和日用工业品的品种减少、质量下降；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收入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减少，生产积极性受到了伤害，对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带来极大不便。
为克服上述弊端，使国民经济更好地向前发展，报告在社会主义建设部分，根据《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在吸取苏联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多方面的具体方针政策，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在资金、原料、市场允许的范围内，适当地注意发展轻工业。在工业布局上，应当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条件，继续适当地发展那里的工业（除充分利用东北、华东的工业基地以外，还必须合理地发挥河北、山东地区和华南地区的作用），以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全国的工业化。在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方面，既要克服有些中央部门对于地方工业的发展和统一安排注意不够的偏向，又要注意克服不顾当地的资源条件和其他条件，盲目地新建和扩建一些工业的偏向。为了完成国家的生产计划，无论轻工业或者重工业，地方国营企业或中央国营企业，都必须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生活——逐步增加职工工资收入，加强生产安全和劳动保护措施，改善副食品的供应工作，逐步增加福利设施，积极设法解决职工急需的住宅和其他困难。
关于农业，应当按照本地方和国家的需要，在中央和地方的计划指导下，帮助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制定适合具体情况的发展粮食生产、经济作物生产、畜牧业生产、副业生产的全面计划。发展副业生产，应照顾到合作社集体经营和社员家庭经营的必要分工，使两方面的积极性都得到合理的发挥。为促进经济作物、畜牧业和副业的发展，必须实行正确的价格政策——对偏低的收购价格应及时地加以适当的调整。为增加社员收入，合作社应当正确地规定公共积累和社员个人收入的比例，坚持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分配政策。
关于商业工作，鉴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已经形成，为克服限制过严、统得过死的缺点，报告提出：“应当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一定范围内，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报告还就发展文化教育、科学艺术的方针，国家政权建设，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健全国家法制，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等问题作了阐述。
周恩来和陈云的发言
值得指出的是，为落实上述方针，周恩来在“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中作了更具体的部署。
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二五”计划关于国家基本建设工农业投资的比例为：工业由“一五”时期的58．2％提高到60％左右，农业由7．6％提高到10％左右。在工业中，将适当提高轻工业投资所占的比重。关于生产力的分布，有计划地在内地建设新的工业基地，是我国必须坚持的不可动摇的方针。“二五”期间，应该继续加强东北的工业基地，充分利用和适当加强华东、华北、华南各地区近海城市的工业，以发挥它们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为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报告提出，将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的方针，进一步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以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二五”期间，在发展生产和增加国民收入的基础上，将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提高25％～30％；通过正确解决农民负担和合作社的收益分配，在完成农业增产计划的同时，农民的全部收入五年内也将增长25％～30％。
关于流通体制，周恩来也有重要补充。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已在我国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前提下，使我们有可能在适当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来影响那些不必要由国家统购包销的、产值不大的、品种繁多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为此，“二五”期间，国家将采取下列重要措施：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办法，等等。
陈云在大会的发言，更进一步发挥了刘少奇、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其核心是：在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的前提下，允许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存在；在以国家计划生产为主的前提下，允许一部分产品按照市场需求自由生产；在以国家市场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一定范围内自由市场的存在。
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
在广泛听取到会代表意见的基础上，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为此确定，我国的经济体制应该是：
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实行集中经营的，但是也需要有一定范围的分散经营作为补充。
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都将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按照计划进行生产。但是为了适应社会多方面需要，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有一部分产品将不列入国家计划，而由生产单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进行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
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应当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如果说，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报告中关于“二五”计划的具体部署，在基本原则上与苏共二十大采取的经济政策调整有其相同之处的话，那么，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经济体制，则是结合中国自己的实践，有进一步的思考。
八大决议虽然用分散经营取代了陈云所说的个体经营，但是允许分散经营的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单独核算，自负盈亏；在计划为主的前提下，在一定范围运用市场调节，无论如何是对已经建立的追求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统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冲击。尽管八大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上，还受到历史的局限，然而较之苏共二十大和《论十大关系》，还是前进了一大步，最早触及到了斯大林模式的制度层面。
由上可见，中共八大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既从苏共二十大借鉴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更有自主的思考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