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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3000到1万美元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敏感期。这一阶段，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韩国1987年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11496美元，仅用八年时间即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该阶段是韩经济、社会转型关键期，既取得跨越式发展，也经历不少阵痛，有关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有关经验
第一，适时调整战略，实现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韩根据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经济发展，在坚持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提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政策目标，加速从依托增加资金投入、维持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型发展战略转为主要依靠增加研发投资和提高产业科技含量提升竞争力。韩大力发展以电子工业为核心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整顿轻纺、纤维、染色等低附加值产业；将汽车、造船、机械、电子、钢铁等产业的制造工程逐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国内主要抓研发、设计等前端工程及营销、售后服务等后端高附加值工程。这些为韩在全球产业调整过程中抢占先手、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市场作用。韩采取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一直发挥主导作用，一度被称为“大韩民国株式会社”。80年代初起，韩就开始针对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后所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步转变政府职能。1985年通过《产业发展法》，从法律层面强调市场的作用，减少政府对产业政策形成的干扰。1987—1992年，韩先后实施第六、第七个五年计划，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大幅减少限制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1993年金泳三政府上台后，推行“新经济五年计划”，放弃政府主导模式，促进国民参与。
第三，推动科技创新，重视人才培养。80年代后期，韩提出以“科技立国”取代“贸易立国”和“重化工业战略”。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年)》，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制定《尖端产业发展五年计划》，重点推进微电子、新材料等七个产业的科研。推出为期十年的“G7工程”，目标是到2l世纪本国的科学技术赶上西方七国水平。据韩国产业开发院的研究，技术进步对韩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70年代是12.84％，80年代为18.7％，1990—2002年为39.54％。同时，韩从国家战略高度重视并推动教育事業发展，政府教育预算占GDP比重长期保持在4％以上，占政府预算20％至30％。80年代起，韩国将教育改革定为“四大国政指标”之一，逐步将中小学义务教育发展为全民教育；加强与企业的教育合作，重点发展职业教育；大力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80年的14.7％提高至1995年的52%，鼓励大学从教育主导型向研究主导型发展。
第四，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均衡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韩“重增长、轻分配”的发展模式广受诟病，社会矛盾开始凸显。韩把第五个“经济开发计划”改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创立《国民福利养老金》，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1988年起执行《最低工资法》，制造业工人工资水平在当年及次年分别增长20％和25%，此后六年间涨幅更达90％。加大对农业、农民的扶持力度，推动城镇化发展，农业人口比重由1980年的28.9％迅速下降至90年代不足15％，城乡收入差距总体控制在1∶1.5至1∶2之间。针对首都人口、产业过度集中，通过规划产业园区，修建机场、铁路、港口，有力推动了中部、西部地区发展。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O.39下降至1991年的0.263。
第五，加强社会管理，大力打击腐败。1988年起，全民医疗保险、增加政府对残疾人的关心力度在内的八项社会福利措施逐步付诸实施，建立生活保护制度、有功人员保护制度、灾害救护制度等三大公共救助制度和儿童、老人、残疾人、妇女、流浪者等五大社会福利体系，覆盖大部分社会弱势群体。1993年金泳三“文民政府”上台后，大力加强司法、制度、公平建设，严厉打击黑社会暴力，维护社会治安，制订颁布《公务员伦理法》，规定从总统到正处级公务员财产全部申报、公开，不少国会议员、内阁部长等高官落马。同时为加强诚信建设，在全社会逐步推广实名制度：规定一切金融交易必须实名进行；采取一户一网、实名登记的手机入网方式：对网络邮箱、网络论坛、博客及网络视频实行实名制。
有关教训
其一，大企业盲目扩张，大而不强。韩政府扶持大企业财团客观上促进了韩经济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埋下严重隐患。大企业由于容易获得政府金融、财政支持，盲目扩张，导致效率低下，债台高筑，经营和金融风险明显增加。1985年韩外债高达468亿美元，接近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0％，这就要求韩经济必须确保维持10％年增长才可赢利，令韩不堪负重。此外，大企业政治色彩浓厚，官商勾结，腐败滋生，政界领袖、经界翘楚或多或少均涉足“政经黑金”，迄今多位总统或其亲属多少卷入过贪污丑闻。
其二，金融体制改革滞后，贸然开放市场遭遇危机。韩金融机构长期受政府支配，官治色彩浓厚，银行呆账坏账风险居高不下，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1994年韩贸然宣布金融市场国际化、开放化，1996年匆忙加入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实行利率自由化，允许外汇自由兑换，完全开放资本市场。由于缺失监管，外债规模由1992年的439亿美元快速攀升至1997年的1208亿美元，而当年应偿还债务为1200亿美元，在亚洲金融危机及贸易逆差双重夹击下，国家险遭破产。
其三，中小企业发展滞后，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发展失衡。由于韩政府推行“大企业偏好政策”，中小企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1993年韩前30家大企业生产总值占韩GDP79.9％，1992年达92.1％。中小企业因难以筹措资金大量破产倒闭，1993—1997年破产企业达5.3万家，超过1988—1992年的3倍。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发展严重失衡，不仅削弱了国家竞争力，也令失业成为长期困扰韩经济社会发展的顽疾。
其四，放任股市、不动产投机，损害实体经济和民生。1986—1988年韩连续三年实现10％的高速经济增长，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这主要得益于低工资、低地价、低利率的“三低”政策。之后由于对股市、不动产投机重视不够，股市、房地产资金挤压研发投资，“三低”迅速转为“三高”，导致1989年实体经济急速下滑。1985年韩股市总资本为4.7万亿韩元，市值5万亿韩元，1989年总资本一度增加至21万亿韩元，市值则虚高至100万亿韩元，当年股市转熊后，不少普通民众血本无归。
其五，未及时消解社会矛盾，影响经济社会秩序。进入20世纪80年代，韩民主化运动此起彼伏，不断高涨，1987年达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87年6月10—26日的半个月间，韩各地共爆发2145次示威，参加人数达830多万；警方逮捕示威群众1.7万多人，向示威群众施放催泪弹35万发；在示威群众与警察的流血冲突中，有6000多名警察和示威群众受伤，近300个警察机构被示威群众捣毁。同时，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与企业乃至政府长期对抗的负面力量，加之“过度自由”的媒体推波助澜，严重掣肘了国家正常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亚洲二局）
（责任编辑：李瑞蔚）
有关经验
第一，适时调整战略，实现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韩根据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经济发展，在坚持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提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政策目标，加速从依托增加资金投入、维持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型发展战略转为主要依靠增加研发投资和提高产业科技含量提升竞争力。韩大力发展以电子工业为核心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整顿轻纺、纤维、染色等低附加值产业；将汽车、造船、机械、电子、钢铁等产业的制造工程逐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国内主要抓研发、设计等前端工程及营销、售后服务等后端高附加值工程。这些为韩在全球产业调整过程中抢占先手、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市场作用。韩采取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一直发挥主导作用，一度被称为“大韩民国株式会社”。80年代初起，韩就开始针对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后所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步转变政府职能。1985年通过《产业发展法》，从法律层面强调市场的作用，减少政府对产业政策形成的干扰。1987—1992年，韩先后实施第六、第七个五年计划，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大幅减少限制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1993年金泳三政府上台后，推行“新经济五年计划”，放弃政府主导模式，促进国民参与。
第三，推动科技创新，重视人才培养。80年代后期，韩提出以“科技立国”取代“贸易立国”和“重化工业战略”。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年)》，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制定《尖端产业发展五年计划》，重点推进微电子、新材料等七个产业的科研。推出为期十年的“G7工程”，目标是到2l世纪本国的科学技术赶上西方七国水平。据韩国产业开发院的研究，技术进步对韩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70年代是12.84％，80年代为18.7％，1990—2002年为39.54％。同时，韩从国家战略高度重视并推动教育事業发展，政府教育预算占GDP比重长期保持在4％以上，占政府预算20％至30％。80年代起，韩国将教育改革定为“四大国政指标”之一，逐步将中小学义务教育发展为全民教育；加强与企业的教育合作，重点发展职业教育；大力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80年的14.7％提高至1995年的52%，鼓励大学从教育主导型向研究主导型发展。
第四，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均衡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韩“重增长、轻分配”的发展模式广受诟病，社会矛盾开始凸显。韩把第五个“经济开发计划”改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创立《国民福利养老金》，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1988年起执行《最低工资法》，制造业工人工资水平在当年及次年分别增长20％和25%，此后六年间涨幅更达90％。加大对农业、农民的扶持力度，推动城镇化发展，农业人口比重由1980年的28.9％迅速下降至90年代不足15％，城乡收入差距总体控制在1∶1.5至1∶2之间。针对首都人口、产业过度集中，通过规划产业园区，修建机场、铁路、港口，有力推动了中部、西部地区发展。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O.39下降至1991年的0.263。
第五，加强社会管理，大力打击腐败。1988年起，全民医疗保险、增加政府对残疾人的关心力度在内的八项社会福利措施逐步付诸实施，建立生活保护制度、有功人员保护制度、灾害救护制度等三大公共救助制度和儿童、老人、残疾人、妇女、流浪者等五大社会福利体系，覆盖大部分社会弱势群体。1993年金泳三“文民政府”上台后，大力加强司法、制度、公平建设，严厉打击黑社会暴力，维护社会治安，制订颁布《公务员伦理法》，规定从总统到正处级公务员财产全部申报、公开，不少国会议员、内阁部长等高官落马。同时为加强诚信建设，在全社会逐步推广实名制度：规定一切金融交易必须实名进行；采取一户一网、实名登记的手机入网方式：对网络邮箱、网络论坛、博客及网络视频实行实名制。
有关教训
其一，大企业盲目扩张，大而不强。韩政府扶持大企业财团客观上促进了韩经济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埋下严重隐患。大企业由于容易获得政府金融、财政支持，盲目扩张，导致效率低下，债台高筑，经营和金融风险明显增加。1985年韩外债高达468亿美元，接近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0％，这就要求韩经济必须确保维持10％年增长才可赢利，令韩不堪负重。此外，大企业政治色彩浓厚，官商勾结，腐败滋生，政界领袖、经界翘楚或多或少均涉足“政经黑金”，迄今多位总统或其亲属多少卷入过贪污丑闻。
其二，金融体制改革滞后，贸然开放市场遭遇危机。韩金融机构长期受政府支配，官治色彩浓厚，银行呆账坏账风险居高不下，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1994年韩贸然宣布金融市场国际化、开放化，1996年匆忙加入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实行利率自由化，允许外汇自由兑换，完全开放资本市场。由于缺失监管，外债规模由1992年的439亿美元快速攀升至1997年的1208亿美元，而当年应偿还债务为1200亿美元，在亚洲金融危机及贸易逆差双重夹击下，国家险遭破产。
其三，中小企业发展滞后，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发展失衡。由于韩政府推行“大企业偏好政策”，中小企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1993年韩前30家大企业生产总值占韩GDP79.9％，1992年达92.1％。中小企业因难以筹措资金大量破产倒闭，1993—1997年破产企业达5.3万家，超过1988—1992年的3倍。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发展严重失衡，不仅削弱了国家竞争力，也令失业成为长期困扰韩经济社会发展的顽疾。
其四，放任股市、不动产投机，损害实体经济和民生。1986—1988年韩连续三年实现10％的高速经济增长，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这主要得益于低工资、低地价、低利率的“三低”政策。之后由于对股市、不动产投机重视不够，股市、房地产资金挤压研发投资，“三低”迅速转为“三高”，导致1989年实体经济急速下滑。1985年韩股市总资本为4.7万亿韩元，市值5万亿韩元，1989年总资本一度增加至21万亿韩元，市值则虚高至100万亿韩元，当年股市转熊后，不少普通民众血本无归。
其五，未及时消解社会矛盾，影响经济社会秩序。进入20世纪80年代，韩民主化运动此起彼伏，不断高涨，1987年达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87年6月10—26日的半个月间，韩各地共爆发2145次示威，参加人数达830多万；警方逮捕示威群众1.7万多人，向示威群众施放催泪弹35万发；在示威群众与警察的流血冲突中，有6000多名警察和示威群众受伤，近300个警察机构被示威群众捣毁。同时，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与企业乃至政府长期对抗的负面力量，加之“过度自由”的媒体推波助澜，严重掣肘了国家正常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亚洲二局）
（责任编辑：李瑞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