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使用最多的词应该是“我”吧。作为一个存在主体，“我”无时无刻不在显示着存在，除了睡觉。日常说话、做事，都是以“我”为中心，四通八达和世界发生着联系。现在有个新词叫“刷存在感”，愈发凸显了“我”的存在。被人遗忘，被人漠视，那种滋味是难以忍受的痛苦。
　　诗人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写过一首诗《天狗》，有这样的句子：“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那个时代提倡解放个性，张扬自我，打破束缚，蔑视偶像，一时蔚成风气。你看，这个“我”可以吞吐日月，吞吐宇宙，何等的气魄，何等的胸怀。在破碎的偶像面前，一个超凡巨大的“我”耸立起来，睥睨天下，雄视百代。若说“刷存在感”，与之相较，当今世人恐怕若泥土望云霓。
　　然而，任何事情过犹不及，“我的我要爆了”，自我膨胀，像气球吹得过大，“砰”一声，崩了，爆了，也就完蛋了，一地鸡毛。
　　郭沫若先生写作《天狗》的时代，是个性被泯灭、自我被压抑、主体意识被扼杀的时代，民众活得像闰土一样麻木颟顸，像阿Q一样自轻自贱，成天浑浑噩噩，蒙昧喑哑，生命仿佛蝼蚁草芥，低到尘埃里，哪里还有“我”的踪影？所以，郭沫若先生的诗歌意义在于，唤醒个体的主体意识，摧毁桎梏缧绁，重建有体温、有思想的“我”的存在。近一百年过去了，情形发生180度翻转，国人的价值体系得到崭新重构。个性完全释放，自我得到确认，主体意识鲜明呈现。甚至，有的“我”过度放大，达到膨胀、放纵的地步。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赶牲口有两个口令，不断喊“喔”和“吁”，校正左右，使牲口行走在道上，保持不偏不倚，允执厥中。不然，跑偏了，就掉沟里了，可能导致车毁人亡，后果严重。对“我”也是这样。
　　“我”即或膨胀或者萎缩，有时莫若让其消失一会儿。
　　一个周末，我从家里出来沿着民心河遛弯，走到河边的一座小公园，顺便走了进去。天还阴着，像要下雨的样子，公园里人很少，我转了一圈，便坐在椅子上。世界突然安静下来，不远处只有一位中年妇女在打太极，一招一式慢忽悠悠，时间一下子被拉长了，变得缓慢。远处建筑工地传来打夯的声音，身边树上的小鸟“叽叽喳喳”，越发显得幽静。我发着呆，脑子里啥都不想，眼前的景物忽然虚幻起来，恍兮惚兮，一时不知身在何处，“我”离开了我，消失了，留在椅子上的只是一个躯壳，一个木雕，一个泥胎。时间或许只是一小会儿，但足令我沉醉，享受，真正的“销魂”。这一小会儿，在“一小会儿”里边就是永恒。却原来，“我”的短暂消失，竟是如此美妙。
　　佛教哲学讲“无我”，中国哲学讲“忘我”，都是让“我”暂时不存在的意思。其实，无论怎样“我”都是时时刻刻存在着的，只不过主体意识使其偃伏罢了。心学大师王阳明说，山涧开着一树灿烂的桃花，因为我们看见并欣赏了，它便有了存在的意义，不然，也可以说它压根是不存在的。就是这个道理。《晋书·王坦之传》云：“成名在乎无私，故在当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圣人所以济化。”这话说得很现代，很励志，也很明白。过于凸显“我”的存在，那就会忽视他人或者周遭的一切，就是自私，就成不了事。这个世界由无数个“我”和物构成，任由个体的“我”高耸就会挤压他者和物的空间，就会产生倾斜，就會跑偏，结果会很惨。
　　辛弃疾写词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他写词根本不像八百多年前的古人写的，倒像出自现代诗人之手。多么和谐温馨的一幅人间自然场景，山人相谐，远近互构，物我两美。这个“我”是温暖的，有趣的，平和的，还有点小小的自我多情。马克思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你投注对方什么，对方就会回应什么。
　　有个小故事，苏轼喜欢谈佛论禅，和佛印禅师关系密切。一天，苏轼拜访佛印，问佛印：“你看我是什么？”佛印答：“你是一尊佛。”蘇大悦。佛印问：“你看我是什么？”苏轼有意刁难一下佛印，说：“你是一坨屎。”佛印默然不语。苏轼回家后很得意地告诉苏小妹，说一句话噎住了佛印禅师。苏小妹摇摇头说：“哥哥，你的境界太低了，佛印禅师心中有佛，看什么都是佛，你心中有屎，所以看别人也是屎。”苏轼赧然，惭愧无地。
　　人生最难的事是弄清“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或许终其一生也搞不明白。如果觉得这个问题过于高深，那么，家常一点，别天天“我”“我”的，眼里心里只有“我”，而把“我”放低一点，看小一点，有时泯然与众，自我放逐，消失一会儿，其实，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
　　（常朔摘自《河北日报》2016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