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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举行的 “微时代与大转折：崛起中国的文化研究 ”会议上，针对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文化研究，戴锦华表达了一种深刻的迷茫和忧虑。她说：“文化研究的重要和基本的议题，也可以说方法之一，是意识形态批判。但必须正视的是，今天被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世界，或可称之为后意识形态的世界。即，很少有人真的被意识形态的腹语术所催眠或迷惑；甚至，种种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也不以欺瞒观众为目的。然而，这并不是自觉清醒的时代，相反，是一个迷思、犬儒、充满焦虑不安却深信现实别无选择的年代。”
戴锦华对于时代心绪、情境的敏锐把握和准确表达，一向为人称道。但这一次，她以悲观的语气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深入的理论思索方向：“有关的观察和思考，大概是我近年来被指为悲观的由来。的确，我关注未来，不是在时间意义上，不是在乌托邦的议题中，我关注未来，是出自一份忧患感：在现代主义逻辑内部，我们是否还拥有未来？”（以上两段文字，见《戴锦华谈 “微时代与大转折”—数码转型已将人类带到文明临界点》，载《北京青年报》二○一六年一月八日）
确实，为了充分把握当前的处境，我们或有必要拉长历史的视野，对于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现代主义的根源与流变进行重新回顾与反思。实际上，晚近以来的西方理论家即有这一动向，比如詹姆逊二○○七年即出版了一部厚重的 The Modernist Papers（中译本：《论现代主义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回溯到一九八九年，当时颇受知识界关注的杂志《当代电影》在第六期发表了张京媛翻译的詹姆逊文章《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英文本发表于一九八六年），这篇译文震动一时，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思考九十年代中国变迁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跨越二十年的时间，詹姆逊的思索仍然具有极强的连续性，我们不妨简单概括地说：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与现代主义的逻辑发展有着紧密的关联，现代主义起源于对资本主义的强烈抵抗和批判，但一路曲折发展下来，却被套入了资本主义的跨国化、全球化历史进程之中，乃至为资本主义所吸纳，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之一部分，甚至泛滥成为一种主流正统俗套 —标榜个体、原创、反抗，成为一种不被反省的、潜入每一个体意识深层的文化本能。
詹姆逊的论述一向具有庞杂、晦涩、跳跃的特点，因此，为求平易起见，我们不妨略微转换一个视角，尝试提出另一位西方左翼学者雷蒙德 ·威廉斯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遗著《现代主义的政治》来予以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威廉斯正是詹姆逊一向尊重的前辈。作为英国老一代左翼文化批评家，威廉斯的思考对于英国的伊格尔顿，美国的萨义德、詹姆逊具有深刻的影响。
《现代主义的政治》这部文集收入了威廉斯八十年代初期直至一九八八年一月他去世之前关于现代主义的十一篇文字，表面上似乎完全是针对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未来主义与表现主义的诗歌、戏剧、绘画和电影，以当前的学院眼光来看显得相当专业，但实质上，威廉斯追究的，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全球化逻辑。
这里首先需要指出，中译本把《现代主义的政治》一书的副标题直接翻译成 “反对新国教派 ”似嫌太过直译，反而不达要旨。所谓“反对新国教 ”，实际意思是 “抵制新的官方俗套 ”（against the new conformism），其意涵正是指：对于原先具有批判意味的现代主义，从六十年代开始至八十年代，其批判意义已经变成了一种普遍的认知和消费，已成了一种时尚标榜和主流趣味。换句话说，强调反抗、刻意追求原创、标榜个体性、探索深层欲望的现代主义，已经成为一种被资本主义认可、吸纳的文化逻辑，成为一种主流俗套。《现代主义的政治》一书正是要追究这一主流俗套是怎么演变过来的。
《现代主义的政治》的编定者，是威廉斯的学生平克尼，他按照威廉斯生前基本制订的总体规划安排了全书的篇章。同时，平克尼为此书所写的编者导论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看法，即通常把威廉斯比拟为 “英国的卢卡奇 ”，认为威廉斯倾向于卢卡奇式的经典现实主义，以此来批判现代主义，但实质上，威廉斯的倾向远为复杂，他的文学爱好根源于现代主义之中，他早期爱好的易卜生戏剧正是典型的现代主义创作；威廉斯的名著《文化与社会》也大大受益于著名的现代主义者 T.S.艾略特、利维斯、劳伦斯等人的关键作品。平克尼由此提出：威廉斯隐隐地更同情现代主义，尤其是布莱希特的戏剧；也就是说，在卢卡奇与布莱希特的那场关于表现主义的著名争论中（事实上，这一争论发生于其他学者与卢卡奇之间，但根据事后发现的布莱希特札记，这一争论普遍被刻画为卢卡奇与布莱希特关于表现主义的论争），威廉斯也许会更倾向于布莱希特；但另一方面，威廉斯对于现代主义也并非全盘接受，而是强调要 “分辨各种现代主义 ”，从中分析各种不同的现代主义所带来的问题。
平克尼的导论固然不失所见，但他在编定《现代主义的政治》时仍然感觉没有充分的把握，因为威廉斯希望为此书写作的最重要的主旨文字并未完成。实际上，从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威廉斯历年所写的大量评论文字为此书做一补充。
一九七六年丹尼尔 ·贝尔出版了至今仍然受到重视的著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威廉斯当年即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书评（见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1 February 1976），一针见血地提出批评： “我们还能在一个充斥文化迷幻品的集贸市场里贩卖新教伦理吗？”但是，贝尔所描述的 “文化现代主义 ”（cultural modernism）转变为 “反文化 ”（counter-culture）这一历史进程，则引起威廉斯的重视并唤起他对自身著述的重新审视，因为《文化与社会》非常薄弱的第二编 “间断时期 ”恰恰描述的正是现代主义兴起的时期（平克尼也注意到《现代主义的政治》是对《文化与社会》第二编的一种补救完善，见编者导言第 21页），因此，我们不妨借用中国读书界已经熟悉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来为威廉斯遗著铺陈一个广阔历史与社会变迁背景。 简而言之，《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刻画了一个悖谬的历史进程：
如果说资本主义根源于节俭、克己、刻苦的职业追求，但实际历史发展却是致力于奢华、放纵的消费社会；所谓 “入世苦行 ”的“新教伦理 ”，也转变为世俗化的欲望膨胀与泛滥；针对资产阶级庸俗世界的现代主义文化批判，转变为个人原始感觉的发掘、各种独特品味的标新立异，最后恰恰与资本主义商品消费的普遍逻辑精致地黏合在一起，乃至通过 “反资本主义 ”的方式使得商品消费更为精妙、更具正当性。这的确是一个 “充满焦虑不安却深信现实别无选择 ”的荒谬历史！
威廉斯八十年代末问世的这部遗著《现代主义的政治》，细腻地分析了现代主义的各个阶段发展和不同侧面。这部文集的前三篇尤其值得重视，它首先就点明：“现代主义很快丧失了它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姿态，达到了与新的国际资本主义轻松自在的结合 ……孤立、疏离的异化和失落的各种形象，叙事的不连贯，已经成了广告节目易懂的图解，孤独、痛苦、讥嘲和怀疑的主角像恐怖电影的明星一样取得了其现成的地位。……被称为现代主义的各种创新，已经成为我们目前新的但却固定的各种形式。”
威廉斯极其重视历史动态的时间阶段分析，但同时他延续剑桥英文批评的传统，重视语言变迁的分析，更特别有创造性地开展了一个空间转变的描述，强调城市化，尤其大都市发展所造成的群体感受变迁。
现代大都市所造就的第一种明显感受，乃是有别于传统乡村熟悉社会的强烈陌生感；拥挤的街道、黑压压的互不相识的人群，由此带来第二种感觉的变化，即充分意识到个人的孤独，在“一种悖论性的 ”孤独中自我反刍、自我咀嚼的深层自我探索，这种自我意识探索的神秘、不稳定更带来一种自我的强烈痛苦感；进一步而来的混乱大都市感觉，则是贫困、犯罪、迷惘、绝望的黑色情绪；然而，与前三种意绪相反，另外两种似乎积极的意向也在成长，大都市给人一种新的团结感，各种新型组织也给予人们一种大众共同体的凝聚感；相对于和平单纯的乡村，大都市的活力、变化、自由、多样、流动，也使得大都市散发一种特殊的光芒。这些意绪的混杂，同时也对应着知识、语言的巨大变迁，即知识高度复杂、分化，语言也打破了旧有的惯例和平稳，任意地组合变化，各种传媒广告更是变本加厉地随意捏塑语言以及各种文化风格和形象，以便加剧感受的刺激，形形色色的广告、媒体等等视听媒介成为至关重要且为各方争夺的核心所在。
在这样的群体感受变迁下，对于整个现代主义的发展以及激进化的 “先锋派 ”的特质，威廉斯划分为三个阶段的交替呈现，即首先是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期针对旧正统的替代阶段，接着则是激进的创新发展阶段，最后则是全面攻击阶段：“对特定艺术的保护先变成了对一种新艺术的自我操纵，然后，关键的是，成了以这种艺术的名义对整个社会和文化秩序的一种攻击。”威廉斯遗著里最为深刻细腻的分析，表现在他对资产阶级这一问题的剖析当中。
自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兴起以来，它的市侩、粗俗以及精神上的狭隘，就受到旧贵族的蔑视鄙夷；而它的金钱至上品格、自私自利的道德以及 “自我服务的舒适 ”，也是新兴劳工阶级的千夫所指。由此，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批判矛头都指向资产阶级。
现代艺术家同样反感甚至更为愤怒地讥嘲、批判资产阶级，但奇特之处在于，从历史角度看，资产阶级的兴起乃是其追求摆脱国家的约束、权力的控制，强调自我个体权利和财产保证；而“那么多艺术家（包括极其多的先锋派艺术家）恰恰在这个意义上，是好的和成功的资产阶级，他们同样关心控制自己的创作和财产，关心公众形象尤其是那种核心的资产阶级形象的极致：绝对的个体 ”。
而且，对于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来说，全力攻击瓦解的关键更在于“资产阶级家庭 ”。在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看来，所谓的 “资产阶级家庭关系 ”（父子、夫妇、主仆等等）对于本真人性、纯洁情感、天真活力、创造力等等构成极大的压抑、约束和阻挠，必欲冲决此一罗网，才可获得真正的解放。但在威廉斯看来，所谓的 “资产阶级家庭 ”关系并非真正的资产阶级创造，而是融合着更多的旧有传统的因素和形式；对于资产阶级以及 “资产阶级家庭 ”关系、约束的批判，实际上并不确切；现代主义所强调的绝对个体、解放的欲望，恰恰反倒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根本要素。威廉斯由此指出：“在很多方面，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于：在个体欲望和关系方面，它是成功的、发展中的资产阶级本身的一个货真价实的先锋派。”进一步地，这一对于解放、创造力、不断变动之欲望的强劲要求里，包含着各式各样的无根基的虚无主义冲动，由此，现代主义、先锋派乃以一种精神上更深层的真实的名义，拒绝一切政治。
威廉斯认为，这一现代主义文化逻辑，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跨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开路先锋。这一突出绝对个体、解放深层欲望的个体世界主义，正与资本主义市场及商品消费机制鬼使神差地紧密结合在一起，绝对的个体被当成主导的政治和文化形式，致力于理想的 “开放市场 ”和真正的 “开放社会 ”，消除着一切政治上的凝聚联合、“瓦解着一切民族的和文化的结构 ”。也就是说，绝对个体以及对于本真、深层、无约束之创造力的追求，实际上就是当代世界官定俗套，已经成为无可质疑、无法反驳、别无选择的文化正统。
丹尼尔 ·贝尔在一九七六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最后部分，表达了一种深深的绝望情绪，他虽然提出 “公众家庭 ”这一现实方案，但对更为根本的文化上的转变，却只能冀望于无法期望的新宗教的降临。
不过，一九八七年的威廉斯，在其临终前草就的文章中却似乎抱有一种乐观的希望。他强调我们并不见得就被所谓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所固定、套牢。挣脱之道在于重新出发，我们必须重新去探究传统，去那些被遗忘、被弃置于边缘的广阔历史中认真探索和发掘，并使某一被遗落的传统重新站立起来，这一传统不是胡乱篡改过去以便运用于当下，而是应该诉诸深远的未来。这一传统是为了一个共同体的现代 “未来 ”而孕育的，它应具有真实有力的召唤之声。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丹尼尔 ·贝尔著，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版；《现代主义的政治》，雷蒙德 ·威廉斯著，阎嘉译，商务印书馆二○○二年版；《关键词》，雷蒙德 ·威廉斯著，刘建基译，三联书店二○○五年版）
戴锦华对于时代心绪、情境的敏锐把握和准确表达，一向为人称道。但这一次，她以悲观的语气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深入的理论思索方向：“有关的观察和思考，大概是我近年来被指为悲观的由来。的确，我关注未来，不是在时间意义上，不是在乌托邦的议题中，我关注未来，是出自一份忧患感：在现代主义逻辑内部，我们是否还拥有未来？”（以上两段文字，见《戴锦华谈 “微时代与大转折”—数码转型已将人类带到文明临界点》，载《北京青年报》二○一六年一月八日）
确实，为了充分把握当前的处境，我们或有必要拉长历史的视野，对于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现代主义的根源与流变进行重新回顾与反思。实际上，晚近以来的西方理论家即有这一动向，比如詹姆逊二○○七年即出版了一部厚重的 The Modernist Papers（中译本：《论现代主义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回溯到一九八九年，当时颇受知识界关注的杂志《当代电影》在第六期发表了张京媛翻译的詹姆逊文章《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英文本发表于一九八六年），这篇译文震动一时，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思考九十年代中国变迁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跨越二十年的时间，詹姆逊的思索仍然具有极强的连续性，我们不妨简单概括地说：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与现代主义的逻辑发展有着紧密的关联，现代主义起源于对资本主义的强烈抵抗和批判，但一路曲折发展下来，却被套入了资本主义的跨国化、全球化历史进程之中，乃至为资本主义所吸纳，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之一部分，甚至泛滥成为一种主流正统俗套 —标榜个体、原创、反抗，成为一种不被反省的、潜入每一个体意识深层的文化本能。
（一）
詹姆逊的论述一向具有庞杂、晦涩、跳跃的特点，因此，为求平易起见，我们不妨略微转换一个视角，尝试提出另一位西方左翼学者雷蒙德 ·威廉斯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遗著《现代主义的政治》来予以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威廉斯正是詹姆逊一向尊重的前辈。作为英国老一代左翼文化批评家，威廉斯的思考对于英国的伊格尔顿，美国的萨义德、詹姆逊具有深刻的影响。
《现代主义的政治》这部文集收入了威廉斯八十年代初期直至一九八八年一月他去世之前关于现代主义的十一篇文字，表面上似乎完全是针对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未来主义与表现主义的诗歌、戏剧、绘画和电影，以当前的学院眼光来看显得相当专业，但实质上，威廉斯追究的，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全球化逻辑。
这里首先需要指出，中译本把《现代主义的政治》一书的副标题直接翻译成 “反对新国教派 ”似嫌太过直译，反而不达要旨。所谓“反对新国教 ”，实际意思是 “抵制新的官方俗套 ”（against the new conformism），其意涵正是指：对于原先具有批判意味的现代主义，从六十年代开始至八十年代，其批判意义已经变成了一种普遍的认知和消费，已成了一种时尚标榜和主流趣味。换句话说，强调反抗、刻意追求原创、标榜个体性、探索深层欲望的现代主义，已经成为一种被资本主义认可、吸纳的文化逻辑，成为一种主流俗套。《现代主义的政治》一书正是要追究这一主流俗套是怎么演变过来的。
《现代主义的政治》的编定者，是威廉斯的学生平克尼，他按照威廉斯生前基本制订的总体规划安排了全书的篇章。同时，平克尼为此书所写的编者导论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看法，即通常把威廉斯比拟为 “英国的卢卡奇 ”，认为威廉斯倾向于卢卡奇式的经典现实主义，以此来批判现代主义，但实质上，威廉斯的倾向远为复杂，他的文学爱好根源于现代主义之中，他早期爱好的易卜生戏剧正是典型的现代主义创作；威廉斯的名著《文化与社会》也大大受益于著名的现代主义者 T.S.艾略特、利维斯、劳伦斯等人的关键作品。平克尼由此提出：威廉斯隐隐地更同情现代主义，尤其是布莱希特的戏剧；也就是说，在卢卡奇与布莱希特的那场关于表现主义的著名争论中（事实上，这一争论发生于其他学者与卢卡奇之间，但根据事后发现的布莱希特札记，这一争论普遍被刻画为卢卡奇与布莱希特关于表现主义的论争），威廉斯也许会更倾向于布莱希特；但另一方面，威廉斯对于现代主义也并非全盘接受，而是强调要 “分辨各种现代主义 ”，从中分析各种不同的现代主义所带来的问题。
平克尼的导论固然不失所见，但他在编定《现代主义的政治》时仍然感觉没有充分的把握，因为威廉斯希望为此书写作的最重要的主旨文字并未完成。实际上，从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威廉斯历年所写的大量评论文字为此书做一补充。
一九七六年丹尼尔 ·贝尔出版了至今仍然受到重视的著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威廉斯当年即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书评（见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1 February 1976），一针见血地提出批评： “我们还能在一个充斥文化迷幻品的集贸市场里贩卖新教伦理吗？”但是，贝尔所描述的 “文化现代主义 ”（cultural modernism）转变为 “反文化 ”（counter-culture）这一历史进程，则引起威廉斯的重视并唤起他对自身著述的重新审视，因为《文化与社会》非常薄弱的第二编 “间断时期 ”恰恰描述的正是现代主义兴起的时期（平克尼也注意到《现代主义的政治》是对《文化与社会》第二编的一种补救完善，见编者导言第 21页），因此，我们不妨借用中国读书界已经熟悉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来为威廉斯遗著铺陈一个广阔历史与社会变迁背景。 简而言之，《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刻画了一个悖谬的历史进程：
如果说资本主义根源于节俭、克己、刻苦的职业追求，但实际历史发展却是致力于奢华、放纵的消费社会；所谓 “入世苦行 ”的“新教伦理 ”，也转变为世俗化的欲望膨胀与泛滥；针对资产阶级庸俗世界的现代主义文化批判，转变为个人原始感觉的发掘、各种独特品味的标新立异，最后恰恰与资本主义商品消费的普遍逻辑精致地黏合在一起，乃至通过 “反资本主义 ”的方式使得商品消费更为精妙、更具正当性。这的确是一个 “充满焦虑不安却深信现实别无选择 ”的荒谬历史！
威廉斯八十年代末问世的这部遗著《现代主义的政治》，细腻地分析了现代主义的各个阶段发展和不同侧面。这部文集的前三篇尤其值得重视，它首先就点明：“现代主义很快丧失了它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姿态，达到了与新的国际资本主义轻松自在的结合 ……孤立、疏离的异化和失落的各种形象，叙事的不连贯，已经成了广告节目易懂的图解，孤独、痛苦、讥嘲和怀疑的主角像恐怖电影的明星一样取得了其现成的地位。……被称为现代主义的各种创新，已经成为我们目前新的但却固定的各种形式。”
（二）
威廉斯极其重视历史动态的时间阶段分析，但同时他延续剑桥英文批评的传统，重视语言变迁的分析，更特别有创造性地开展了一个空间转变的描述，强调城市化，尤其大都市发展所造成的群体感受变迁。
现代大都市所造就的第一种明显感受，乃是有别于传统乡村熟悉社会的强烈陌生感；拥挤的街道、黑压压的互不相识的人群，由此带来第二种感觉的变化，即充分意识到个人的孤独，在“一种悖论性的 ”孤独中自我反刍、自我咀嚼的深层自我探索，这种自我意识探索的神秘、不稳定更带来一种自我的强烈痛苦感；进一步而来的混乱大都市感觉，则是贫困、犯罪、迷惘、绝望的黑色情绪；然而，与前三种意绪相反，另外两种似乎积极的意向也在成长，大都市给人一种新的团结感，各种新型组织也给予人们一种大众共同体的凝聚感；相对于和平单纯的乡村，大都市的活力、变化、自由、多样、流动，也使得大都市散发一种特殊的光芒。这些意绪的混杂，同时也对应着知识、语言的巨大变迁，即知识高度复杂、分化，语言也打破了旧有的惯例和平稳，任意地组合变化，各种传媒广告更是变本加厉地随意捏塑语言以及各种文化风格和形象，以便加剧感受的刺激，形形色色的广告、媒体等等视听媒介成为至关重要且为各方争夺的核心所在。
在这样的群体感受变迁下，对于整个现代主义的发展以及激进化的 “先锋派 ”的特质，威廉斯划分为三个阶段的交替呈现，即首先是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期针对旧正统的替代阶段，接着则是激进的创新发展阶段，最后则是全面攻击阶段：“对特定艺术的保护先变成了对一种新艺术的自我操纵，然后，关键的是，成了以这种艺术的名义对整个社会和文化秩序的一种攻击。”威廉斯遗著里最为深刻细腻的分析，表现在他对资产阶级这一问题的剖析当中。
自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兴起以来，它的市侩、粗俗以及精神上的狭隘，就受到旧贵族的蔑视鄙夷；而它的金钱至上品格、自私自利的道德以及 “自我服务的舒适 ”，也是新兴劳工阶级的千夫所指。由此，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批判矛头都指向资产阶级。
现代艺术家同样反感甚至更为愤怒地讥嘲、批判资产阶级，但奇特之处在于，从历史角度看，资产阶级的兴起乃是其追求摆脱国家的约束、权力的控制，强调自我个体权利和财产保证；而“那么多艺术家（包括极其多的先锋派艺术家）恰恰在这个意义上，是好的和成功的资产阶级，他们同样关心控制自己的创作和财产，关心公众形象尤其是那种核心的资产阶级形象的极致：绝对的个体 ”。
而且，对于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来说，全力攻击瓦解的关键更在于“资产阶级家庭 ”。在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看来，所谓的 “资产阶级家庭关系 ”（父子、夫妇、主仆等等）对于本真人性、纯洁情感、天真活力、创造力等等构成极大的压抑、约束和阻挠，必欲冲决此一罗网，才可获得真正的解放。但在威廉斯看来，所谓的 “资产阶级家庭 ”关系并非真正的资产阶级创造，而是融合着更多的旧有传统的因素和形式；对于资产阶级以及 “资产阶级家庭 ”关系、约束的批判，实际上并不确切；现代主义所强调的绝对个体、解放的欲望，恰恰反倒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根本要素。威廉斯由此指出：“在很多方面，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于：在个体欲望和关系方面，它是成功的、发展中的资产阶级本身的一个货真价实的先锋派。”进一步地，这一对于解放、创造力、不断变动之欲望的强劲要求里，包含着各式各样的无根基的虚无主义冲动，由此，现代主义、先锋派乃以一种精神上更深层的真实的名义，拒绝一切政治。
威廉斯认为，这一现代主义文化逻辑，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跨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开路先锋。这一突出绝对个体、解放深层欲望的个体世界主义，正与资本主义市场及商品消费机制鬼使神差地紧密结合在一起，绝对的个体被当成主导的政治和文化形式，致力于理想的 “开放市场 ”和真正的 “开放社会 ”，消除着一切政治上的凝聚联合、“瓦解着一切民族的和文化的结构 ”。也就是说，绝对个体以及对于本真、深层、无约束之创造力的追求，实际上就是当代世界官定俗套，已经成为无可质疑、无法反驳、别无选择的文化正统。
（三）
丹尼尔 ·贝尔在一九七六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最后部分，表达了一种深深的绝望情绪，他虽然提出 “公众家庭 ”这一现实方案，但对更为根本的文化上的转变，却只能冀望于无法期望的新宗教的降临。
不过，一九八七年的威廉斯，在其临终前草就的文章中却似乎抱有一种乐观的希望。他强调我们并不见得就被所谓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所固定、套牢。挣脱之道在于重新出发，我们必须重新去探究传统，去那些被遗忘、被弃置于边缘的广阔历史中认真探索和发掘，并使某一被遗落的传统重新站立起来，这一传统不是胡乱篡改过去以便运用于当下，而是应该诉诸深远的未来。这一传统是为了一个共同体的现代 “未来 ”而孕育的，它应具有真实有力的召唤之声。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丹尼尔 ·贝尔著，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版；《现代主义的政治》，雷蒙德 ·威廉斯著，阎嘉译，商务印书馆二○○二年版；《关键词》，雷蒙德 ·威廉斯著，刘建基译，三联书店二○○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