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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信仰、文化、语言、习俗上有很大差别。由于历史的原因，边远地区多为少数民族集中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多数仍处在欠发达状态。在边远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应追求某一方面的最大发展，而要考虑社会环境的脆弱性，在各种目标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关键词：边远山区;少数民族;新型城镇化;问题
我国农业土地资源中，山地占33%，丘陵占10%，高原占26%，盆地占19%，平原占12%。因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多居于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宗教意识宗教文化氛围远远浓于内地，经济发展水平多数仍处在欠发达状态。当前社会环境很脆弱，诸多问题都不能掉以轻心。在中国国情下，边远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意味着一部分农牧业人口就地就近转移，为边远地区农牧民提供一个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新生活方式的窗口，加快社会现代化转型。因此，在边远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应追求某一方面的最大发展，而要在各种目标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一、城镇建设注重集约化
2000～201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78%，而同期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人口仅增长45.9%。土地的城镇化速度，要远快于人的城镇化速度。目前现实中，一些地方没有树立科学的城镇化发展理念，城镇化发展缺乏规划指引，规划编制缺乏科学性和前瞻性，认为只有变成城市、建设得像城市的模样才算城镇化，盲目加快城镇化建设，允许小产权房和集资合作建房，只要符合规划和建设标准，自然人和法人可直接购地建设住宅等，导致很多地方缺乏城镇化的区域整合能力：一是人防、消防、垃圾与污水处理、绿化等基础配套设施规划和建设严重滞后。目前我国20%的小城镇无集中供水，86%的小城镇无污水处理设施，小城镇的人均市政公用设施投入仅为城市的20%。二是商品房极少，多以私人买地的自建私宅支撑。边远地区一般都是江河水源地，基础设施缺失的城镇化对下游的城市生活安全造成深远影响。以私宅建设为主的城镇化建设，造成各式各样的有规模、无质量、简单粗放的“村落式”城镇，背离了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理念，严重浪费土地资源，从社会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因土地资源稀缺性带来的地利也将形成新的食利阶层而加大收入和财富差距。关于这一点在边远山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需要反思。
二、基础设施建设兼顾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需求
社会存在文化屏障，不同文化身份、地位的群体，有着不同的文化资本、文化品位、文化消费和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生活习惯及价值观念。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诺斯指出：“非正规制约来自于价值的文化遗传和用于解决具体交换问题的正规规则的延拓与应用，也来自于解决简单协作问题的方案。总体来讲，它们对于制度结构具有普遍的影响”。非正式制度，或称“非制度化规则”、“非正式约束”等，是指在人们长期的社会交往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一系列不成文的行为规范。非正式制度具有历史延续性和相对稳定性，常常成为正式制度安排的指导思想和承载物。从历史上看，在正式制度产生之前，人们之间的关系就是靠非正式制度安排来约束的。即使在现代社会，正式制度约束也只占整个社会约束的小部分，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还是由非正式制度安排来约束的。非正式制度可以构成某种正式制度的理论基础或最高准则，在正式制度中无法给出定义的范围内起着规范人们行为作用的标准，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宗教信仰是非正式制度的内容之一。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具有较系统和完整教义与固定的经典（古兰经、新旧约全书、圣经、佛经等）、有一定的组织与团体（教堂、寺庙、清真寺等）的一种社会现象。虽然它是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包括哲学思想、伦理道德与社会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在内的一种虚幻的、歪曲的、颠倒的、不科学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但宗教信仰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一经形成以后，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其变化往往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速度，而且衰落演变需要漫长的时间。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潮流日益猛烈的冲击下，整个社会结构，包括文化系统、思想意识形态以及生活方式等都在发生发生深刻的变化。虽然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宗教信仰会其形成强烈冲击，但宗教信仰依然会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稳定地存在。我国是有55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大国，宗教文化中，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与神灵等，宗教信仰多元。因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多居于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宗教意识宗教文化氛围远远浓于内地。宗教具有整合和控制功能、心理调节功能和文化交往功能。共同的宗教信仰、宗教仪式、宗教情感与教义，能使各种社会势力、团体、集团聚集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形成宗教共同体。在宗教共同体内，能唤起一种强烈的认同意识，建立共同的思想信念。宗教组织通过特定的教规约束宗教信徒，促使宗教组织成为相对稳定的社会实体并影响世俗社会。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宗教与宗教信仰在维系民族内部的团结与合作、增强凝聚力、促进民族的发展、进步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社会经济制度确保对人力进行有效配置、确保人力素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公共政策在思考如何管理民众生计方式改变的的过程中要思考如何去满足人们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的宗教文化需要。尊重和满足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宗教文化需求是城市安全、社会安全的基础。在边远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基础设施建设要兼顾少数民族宗家信仰问题，配套建设各种宗教文化场所。
三、基于民族融合构建税收优惠政策
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在于推动城镇地理空间的扩大、人口的聚集，更在于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就业方式的拓展，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宜居环境的塑造、公共交往的丰富以及精神生活的充实，其根本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没有工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就没有城镇化，更没有高质量的城镇化。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问题，在这个核心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数量庞大的农民中没有几个愿意继续在老地方谋生又要放弃祖辈的家业而以不菲的投资换得去离老家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远的镇上生活。那种把城镇化的就业特征表述为亦工亦农、非农为主，把城镇化的生活方式特征描述为亦土亦“洋”、以“洋”为主、亦新亦旧、以新为主的观点，是不严谨、不现实和不负责的。作为社会现代化载体的企业，考虑的是经济效益，考虑交通成本的高低、市场的远近、工人技术的生疏与熟练、基础设施的好坏等多种因素，基于基础条件的不对等和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受市场调节的以获利为宗旨的企业，在没有激励机制的合理干预下，不可能自发地充分满足边远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需要，政策干预是必须的。政策干预方式主要有税收与产业的优惠政策。税收优惠通过减少投资者的各项税收，增加工商企业的税后收益吸引投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推行“梯度推移”战略，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对东部沿海地区实行倾斜性的区域性税收优惠，在大幅度提高沿海地区的投资回报率的同时，也大幅度降低了在东部投资的政策与财务风险，相应降低了在西部投资的经济可行性，进而促进资本、技术在区域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向东部地区快速聚集。其结果是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更加扩大了同边远地区的发展差距。现行的边远地区税收优惠的政策手段单一，主要集中于所得税，而现行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的产业导向性不明且未充分体现边远地区区位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科技含量低等突出问题。由于过分偏爱区域税收优惠而忽略了产业税收优惠，在某种程度上给边远地区经济的发展环境和秩序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且在税收优惠政策中，没有考虑文化等因素。经济发展的自相矛盾在于，经济价值观不足以保证经济发展，而人们接受什么价值观或不接受什么价值观，这属于文化的事情。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繁荣，文化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素，因为文化影响国民心态的改变，影响到个人对风险、报酬和机会的看法，影响人们遵循与组织经济活动的原则。优惠政策在鼓励企业发展创造效益的同时，忽略了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下人力资源的差异性。社会的经济制度确保对人力进行有效配置的前提是确保有民众生计方式改变的路径。T.W.舒尔茨说过：“土地本身并不是使人贫困的主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却是决定贫困的关键。”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与内地民族一样渴求富裕和幸福的生活，但他们对追求幸福生活的方式仍然比较严重地受到他们民族初期思想的影响，边远地区落后的一个内在原因就是文化上的落后。各民族发展初期并没有智力差异，但一定发展条件下产生了民族在文化水平方面的差异，许多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由于自身漫长进化过程形成的思想特点阻碍了他们的与时俱进，区域间人力资本差距大。社会需要建立现代制度使之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市场化和城市化是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企业是桥梁。在优惠政策中，我们只有针对残疾人有相关制度安排。鼓励企业聘用和培养少数民族员工，促进边远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民族融合，需要从人力资本角度出发，以企业少数民族职工数量为依据，构建从隐性向显性、从刚性向柔性、从间接向直接转变的税收优惠政策。
四、城镇化与农牧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在中国，小城镇是农村地区经济增长中心，是农副产品的加工地和集散地。由于地理区位、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历史基础等因素的制约，在资金市场化、商品市场化、原材料市场化、劳动力市场化的市场利益机制驱使下，边远山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多数仍处在欠发达状态。这些地区经济上基本上以技术含量不高、盈利空间和收益弹性很低的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经济为主。边远山区的城镇化建设在加快农副产品的流动的同时，可以减少农业劳动力及农村人口。而更少的农村劳动力使用既定的农业资源有利于提高农村和农牧业的劳动力效率，有利于农牧业的规模化、现代化经营。边远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要因地制宜，与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的农牧业经济专业化区域化建设有机地结合，与生态保护有机地结合，与区域发展程度有机地结合，与整个社会长远和谐发展有机地结合，有序、有重点的推进农牧业的规模化、现代化。
参考文献：
[1]吴敬琏，俞可平.罗伯特·福格尔，等.中国未来三十年（第1版）[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2]吴季松.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摸着科学与知识的石头过河[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2.
[3]国家统计局.2013中国统计摘要[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基金项目：青海省“123”科技支撑工程项目，项目编号：2012-G-157A。
（作者单位：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关键词：边远山区;少数民族;新型城镇化;问题
我国农业土地资源中，山地占33%，丘陵占10%，高原占26%，盆地占19%，平原占12%。因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多居于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宗教意识宗教文化氛围远远浓于内地，经济发展水平多数仍处在欠发达状态。当前社会环境很脆弱，诸多问题都不能掉以轻心。在中国国情下，边远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意味着一部分农牧业人口就地就近转移，为边远地区农牧民提供一个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新生活方式的窗口，加快社会现代化转型。因此，在边远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应追求某一方面的最大发展，而要在各种目标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一、城镇建设注重集约化
2000～201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78%，而同期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人口仅增长45.9%。土地的城镇化速度，要远快于人的城镇化速度。目前现实中，一些地方没有树立科学的城镇化发展理念，城镇化发展缺乏规划指引，规划编制缺乏科学性和前瞻性，认为只有变成城市、建设得像城市的模样才算城镇化，盲目加快城镇化建设，允许小产权房和集资合作建房，只要符合规划和建设标准，自然人和法人可直接购地建设住宅等，导致很多地方缺乏城镇化的区域整合能力：一是人防、消防、垃圾与污水处理、绿化等基础配套设施规划和建设严重滞后。目前我国20%的小城镇无集中供水，86%的小城镇无污水处理设施，小城镇的人均市政公用设施投入仅为城市的20%。二是商品房极少，多以私人买地的自建私宅支撑。边远地区一般都是江河水源地，基础设施缺失的城镇化对下游的城市生活安全造成深远影响。以私宅建设为主的城镇化建设，造成各式各样的有规模、无质量、简单粗放的“村落式”城镇，背离了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理念，严重浪费土地资源，从社会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因土地资源稀缺性带来的地利也将形成新的食利阶层而加大收入和财富差距。关于这一点在边远山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需要反思。
二、基础设施建设兼顾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需求
社会存在文化屏障，不同文化身份、地位的群体，有着不同的文化资本、文化品位、文化消费和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生活习惯及价值观念。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诺斯指出：“非正规制约来自于价值的文化遗传和用于解决具体交换问题的正规规则的延拓与应用，也来自于解决简单协作问题的方案。总体来讲，它们对于制度结构具有普遍的影响”。非正式制度，或称“非制度化规则”、“非正式约束”等，是指在人们长期的社会交往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一系列不成文的行为规范。非正式制度具有历史延续性和相对稳定性，常常成为正式制度安排的指导思想和承载物。从历史上看，在正式制度产生之前，人们之间的关系就是靠非正式制度安排来约束的。即使在现代社会，正式制度约束也只占整个社会约束的小部分，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还是由非正式制度安排来约束的。非正式制度可以构成某种正式制度的理论基础或最高准则，在正式制度中无法给出定义的范围内起着规范人们行为作用的标准，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宗教信仰是非正式制度的内容之一。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具有较系统和完整教义与固定的经典（古兰经、新旧约全书、圣经、佛经等）、有一定的组织与团体（教堂、寺庙、清真寺等）的一种社会现象。虽然它是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包括哲学思想、伦理道德与社会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在内的一种虚幻的、歪曲的、颠倒的、不科学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但宗教信仰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一经形成以后，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其变化往往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速度，而且衰落演变需要漫长的时间。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潮流日益猛烈的冲击下，整个社会结构，包括文化系统、思想意识形态以及生活方式等都在发生发生深刻的变化。虽然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宗教信仰会其形成强烈冲击，但宗教信仰依然会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稳定地存在。我国是有55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大国，宗教文化中，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与神灵等，宗教信仰多元。因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多居于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宗教意识宗教文化氛围远远浓于内地。宗教具有整合和控制功能、心理调节功能和文化交往功能。共同的宗教信仰、宗教仪式、宗教情感与教义，能使各种社会势力、团体、集团聚集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形成宗教共同体。在宗教共同体内，能唤起一种强烈的认同意识，建立共同的思想信念。宗教组织通过特定的教规约束宗教信徒，促使宗教组织成为相对稳定的社会实体并影响世俗社会。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宗教与宗教信仰在维系民族内部的团结与合作、增强凝聚力、促进民族的发展、进步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社会经济制度确保对人力进行有效配置、确保人力素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公共政策在思考如何管理民众生计方式改变的的过程中要思考如何去满足人们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的宗教文化需要。尊重和满足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宗教文化需求是城市安全、社会安全的基础。在边远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基础设施建设要兼顾少数民族宗家信仰问题，配套建设各种宗教文化场所。
三、基于民族融合构建税收优惠政策
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在于推动城镇地理空间的扩大、人口的聚集，更在于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就业方式的拓展，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宜居环境的塑造、公共交往的丰富以及精神生活的充实，其根本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没有工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就没有城镇化，更没有高质量的城镇化。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问题，在这个核心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数量庞大的农民中没有几个愿意继续在老地方谋生又要放弃祖辈的家业而以不菲的投资换得去离老家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远的镇上生活。那种把城镇化的就业特征表述为亦工亦农、非农为主，把城镇化的生活方式特征描述为亦土亦“洋”、以“洋”为主、亦新亦旧、以新为主的观点，是不严谨、不现实和不负责的。作为社会现代化载体的企业，考虑的是经济效益，考虑交通成本的高低、市场的远近、工人技术的生疏与熟练、基础设施的好坏等多种因素，基于基础条件的不对等和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受市场调节的以获利为宗旨的企业，在没有激励机制的合理干预下，不可能自发地充分满足边远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需要，政策干预是必须的。政策干预方式主要有税收与产业的优惠政策。税收优惠通过减少投资者的各项税收，增加工商企业的税后收益吸引投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推行“梯度推移”战略，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对东部沿海地区实行倾斜性的区域性税收优惠，在大幅度提高沿海地区的投资回报率的同时，也大幅度降低了在东部投资的政策与财务风险，相应降低了在西部投资的经济可行性，进而促进资本、技术在区域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向东部地区快速聚集。其结果是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更加扩大了同边远地区的发展差距。现行的边远地区税收优惠的政策手段单一，主要集中于所得税，而现行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的产业导向性不明且未充分体现边远地区区位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科技含量低等突出问题。由于过分偏爱区域税收优惠而忽略了产业税收优惠，在某种程度上给边远地区经济的发展环境和秩序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且在税收优惠政策中，没有考虑文化等因素。经济发展的自相矛盾在于，经济价值观不足以保证经济发展，而人们接受什么价值观或不接受什么价值观，这属于文化的事情。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繁荣，文化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素，因为文化影响国民心态的改变，影响到个人对风险、报酬和机会的看法，影响人们遵循与组织经济活动的原则。优惠政策在鼓励企业发展创造效益的同时，忽略了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下人力资源的差异性。社会的经济制度确保对人力进行有效配置的前提是确保有民众生计方式改变的路径。T.W.舒尔茨说过：“土地本身并不是使人贫困的主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却是决定贫困的关键。”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与内地民族一样渴求富裕和幸福的生活，但他们对追求幸福生活的方式仍然比较严重地受到他们民族初期思想的影响，边远地区落后的一个内在原因就是文化上的落后。各民族发展初期并没有智力差异，但一定发展条件下产生了民族在文化水平方面的差异，许多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由于自身漫长进化过程形成的思想特点阻碍了他们的与时俱进，区域间人力资本差距大。社会需要建立现代制度使之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市场化和城市化是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企业是桥梁。在优惠政策中，我们只有针对残疾人有相关制度安排。鼓励企业聘用和培养少数民族员工，促进边远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民族融合，需要从人力资本角度出发，以企业少数民族职工数量为依据，构建从隐性向显性、从刚性向柔性、从间接向直接转变的税收优惠政策。
四、城镇化与农牧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在中国，小城镇是农村地区经济增长中心，是农副产品的加工地和集散地。由于地理区位、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历史基础等因素的制约，在资金市场化、商品市场化、原材料市场化、劳动力市场化的市场利益机制驱使下，边远山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多数仍处在欠发达状态。这些地区经济上基本上以技术含量不高、盈利空间和收益弹性很低的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经济为主。边远山区的城镇化建设在加快农副产品的流动的同时，可以减少农业劳动力及农村人口。而更少的农村劳动力使用既定的农业资源有利于提高农村和农牧业的劳动力效率，有利于农牧业的规模化、现代化经营。边远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要因地制宜，与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的农牧业经济专业化区域化建设有机地结合，与生态保护有机地结合，与区域发展程度有机地结合，与整个社会长远和谐发展有机地结合，有序、有重点的推进农牧业的规模化、现代化。
参考文献：
[1]吴敬琏，俞可平.罗伯特·福格尔，等.中国未来三十年（第1版）[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2]吴季松.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摸着科学与知识的石头过河[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2.
[3]国家统计局.2013中国统计摘要[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基金项目：青海省“123”科技支撑工程项目，项目编号：2012-G-157A。
（作者单位：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