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说起老虎，人们最统一的议论就是“一猛兽”。
老虎吃人，虽为骇人之听闻，但从老虎的凶猛特性而言，也算是合乎“常理”之事。相比之下，如果说老虎被人打，那就是稀罕少有的，再说起记忆和传说中的寥寥“打虎”的行为，就更会显得异常撩人耳目了。
谁也没能预测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一场前所未有的“打虎”运动出现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其“打虎”行为承载的内涵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有关“打虎”的传说和演绎都有着天壤之别。此“虎”是谁？从何而来？在为何患？又如何被打？这一切就好似重重谜团，令人迷惑待解。
当人们拭去岁月的尘埃，一段段的触目惊心之事便跃然眼前。
建国之初，年轻的共产党人面临来自国内、国际的诸多困境，增产节约势在必行，“打虎”运动伏笔闪现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刚刚在中国大地上确立了执政党地位，一个天大的难题即刻出现在共产党人面前：国民经济几近崩溃！
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还对年轻的新中国实行了经济封锁，全国的财政支出能力薄弱异常。毛泽东在1949年12月指出：“我们今天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
可谓是“祸不单行”，就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正在为极其糟糕的的经济问题绞尽脑汁时，近邻朝鲜又出现了严重的事端，朝鲜的南北战争战场上，战争形势骤然恶化。1950年10月初，武装援助南朝鲜的美国军队就悍然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做出艰难决策，答应朝鲜党和政府提出的出兵援助的请求，将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赴朝作战。后来经过五次浴血战役，到1951年6月，中朝军队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但是，抗美援朝战争，使我国再次回到了战时状态，也给我国单薄脆弱的财政经济带来重压。本已捉襟见肘的新中国财政如何满足战争的需求呢？为此，在1950年10月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全会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战略方针，明确提出了开展全面增产节约以解决财政困难，支持抗美援朝战争这一策略，并要求从1952年11月起开展全面增产节约运动。
至此，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便在全国开展起来，这就为全国性“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打下了伏笔，以锁定、摧毁大贪污罪犯的“打虎”行动处在蒙蒙前夜，蓄势待发。
脆弱的财政状况在大小“老虎”贪污腐败行为的侵蚀下，更加岌岌可危、阴霾厚重
在建国之初，与困难重重的财政状况类似的另一个巨大隐患就是已经存在了比较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
在北京市人民法院，有一份自1949年至1951年受理贪污案件的数量统计，从统计数据上看，两年时间内发案率呈剧增之势。由1949年的平均每月11案，发展到1951年平均每月21案。
又从陆续出来的统计数字分析，全国许多地方的情况均与北京类似。
作为新解放区的大西南的情况尤其令人心惊不安。新华社西南总分社1951年12月22日有一篇内部报道说：“西南贪污浪费现象相当严重，其中以粮食局系统最严重。川西粮食局贪污分子勾结奸商，将粮食支付书偷去给奸商到各库取粮，损失公粮10万斤。川北财政厅金库被贪污分子盗走一箱人民币，贪污分子还留一字条说：‘我生活困难，暂先借支一下。’”
邓小平于1950年6月6日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曾严肃指出：“无论城市乡村，贪污腐化现象都很严重”，“这种现象如不纠正，不但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声誉，而且还要垮掉一些同志”。
建国初期，在国家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浪费现象也是非常普遍，由此造成的经济危害和政治危害也是非常严重的。比如，由于管理不严、资产清理不彻底，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一个厂用了两个厂的资金；再如，因为基本建设投资中盲目设计、盲目施工，中央纺织工业部所属厂房建设在工程尚未完成时，该厂房289根柱子中已有280根下沉。工作和生产效率低导致的高成本现象更是让人叹为观止了。建国初期，《人民日报》曾报道安阳某农具厂生产2000个犁铧中有1800个废品。另外，国家机关和企业组织工作中的铺张和生活中的铺张浪费也是触目惊心的。比如，工业部召开全区性会议，一至十月共36次，每次都要会餐、看戏、印资料、印纪念册、招待水果点心香烟等；牡丹江电业局系统工作表簿滥印滥发，其中《收费日志》表够用50年，其他三种表簿也可用30年，造成巨大浪费；文化部文艺处长武克仁在他任民众乐园管理处长职内，一个人租了一幢房屋，屋里陈设有弹簧床两张，地毯一幅，借来的钢琴一座，家里用了一个勤务员、一个通讯员、一个保姆、一个司机、一个厨师、一个姨娘和一个看花的共7人之多。
应该说，以上提到的种种浪费现象如果不加制止，任其发展，就具备了毒害革命干部、腐蚀革命组织的危险，因而也就有使党和人民政府脱离群众的危险。
除了贪污和浪费行为，在建国初期，国家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现象相当严重，并且有腐化堕落的现象。建国之初的行政工作中，尤其是在地方工作中，干部队伍大多数的是新干部和留用干部，干部队伍的不纯和未来得及使之净化，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并发生发展着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作风，结果是损害了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影响了党的威信。比如东北某飞机场的场长接到“飞机场被水淹”的报告，就在飞机厂里办公的这位领导居然未作任何查验，就直接向上级主管部门作报告说“据报机场被水淹”。如此做派，官僚主义的思想做派可略见一斑了。在解放初的区、乡、村级干部中，多数人更是政策水平低，工作方式简单，因此，强迫命令与侵犯人权的事件在这些干部中时常发生。天津县七区区长何春泽在40多天的防汛期间扣押群众49人。有的干部甚至认为，不打不扣不能推动工作。河北省涿县小邵村的主要村干部在国民党时代当过便衣队，解放后又做村干部，恶习难改，对群众十分苛毒。村干部随身带着枪，常常夸口说：“嘣个三个两个没问题。
由此可见，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腐败行为，正在新中国的肌体上悄然蔓延开来，年轻的红色政权危机迫近。
恰恰在这个时候，东北局的一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由于东北行政区比关内早一年进行和平建设，因此，东北局的领导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也比其他地区提早地组织和开展起来，并收到了明显的效果。1951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向中央做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除了向党中央汇报东北地区“三反”斗争情况的总结，还重点阐述了东北地区开展“三反”运动的经验，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要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要在首长的亲自领导下，发动群众，并不断总结经验，以推动整个运动的深入发展。
毛泽东对高岗的报告给予了高度重视，于1951年11月20日代表中共中央指出：高岗所做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是正确的。同时他要求，在这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这是中央首次发出关于“三反”斗争的指示，对“三反”运动的发动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至此，“三反”中的大小“老虎”开始隐隐进入捕猎者的视野。
从全国各地上报的情况中，“恶虎”的贪婪、猖獗已跃然纸上，“打虎”决断迫在眉睫
中共中央、毛泽东对全国各地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的各种贪污浪费行为一直给予密切关注，但引起毛泽东的极大警觉，充分认识到贪污问题严重性的还是刘青山、张子善案件。
1951年11月29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同听取了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的汇报。仅从听取汇报的人员上看，就能感觉到此次汇报的内容绝非一般。薄、刘二书记向中央作的是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的书面报告，报告中列举了华北局发现的河北省天津地委和专署有严重的贪污浪费和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行为。据初步检验材料证明，现任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二十五亿元，宝坻县救济粮四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一亿四千万元；从修潮白河民工供应站中，苛剥获利二十二亿元；贪污修飞机场结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合计四十五亿元；冒修建名义，向银行骗贷款四十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二百亿元左右投入地委机关生产。除此外，还有投机倒把和生活铺张浪费等问题。
在听完华北局报告的第二天，毛泽东就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都是大贪污犯……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必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至此，“三反”由推进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开展的动力向着独立的政治运动转变。这其中的原因，可以说，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起到了巨大的催化剂的作用。也正是由于刘、张二人罪行的浮出水面，极大地推进了全国群众性“三反”运动的掀起，也预示着更多的“恶虎”末日进入了倒计时。
中央立断，舆论先导，“打虎”风暴在帷幕后呼之欲出
三反运动是在群众性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酝酿的，也是由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引发的。1951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下达了《关于全面展开增产节约运动的通报》。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的社论。社论要求人们“对于一切浪费和无效能的现象，以及贪污腐化的现象，进行充分的揭露，并推动这些犯错误的人员进行自我批评。”从社论的口气中，人们明显地感觉到了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气氛趋于浓烈。
1951年11月20日，毛主席在代表党中央起草的一件批示中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各大军区党委：“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这是中央第一次明确下达三反的指示。这是三反展开之前的第一号动员令。这个指示也标志着党中央毛主席把三反列入了议事日程。
从此之后，三反斗争在酝酿加速，“打虎”之声也愈发显得清晰响亮。
11月21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页”为第一组读者来信加的标题是：“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开始发出坚定的舆论导向声音。紧接着，11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刊登通讯：《东北反贪污斗争深入开展》。在当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最后一句是号召力极强的祈使句：“全国各地都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展开一个坚决反对贪污的斗争，来彻底消灭一切贪污现象。”
至此，增产节约运动方兴未艾，三反运动呼之欲出。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要求全党动员，切实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关于防止资产阶级对党侵蚀的决议。并明确指出“再不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决定》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
至此，三反运动拉开了帷幕。在打虎声中，恶虎之运岌岌可危。
中共中央发布“打虎”总动员，全国范围内的“打虎”行动鸣锣开战
在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一个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决定之后，195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1951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停止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运动的指示，这一个决定、两个重要指示，标志着中共中央对发动“三反”运动开始了总动员。其总动员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运动规模上，中共中央要求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无论机关、企业、学校、部队、农村和城市的街道中均应发动“三反”运动，依靠群众进行检查，并与他们的工作、生产、学习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第二，在运动性质上，要求把“三反”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在运动中“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斗争，一样地用死刑”，“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第三，在运动内容上，要求把反贪污的斗争与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同时进行。
第四，在组织领导上，要求建立开展“三反”运动的领导机构并实行严格的汇报制度。
在中共中央的全力部署下，1951年12月，北京市、最高人民法院、上海市、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天津市、中共中央西南局、广东省、全国政协、全国直属机关党委等都先后召开了开展“三反”运动的动员会议，一场群众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在这些地区或部门纷纷地开展起来。
1951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向全国人民公开了刘青山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同时公开发表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这个案件的反响以及对“三反”斗争的推动作用是不难想象的。全国人民从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反对贪污腐化的决心和信心。从此，三反运动迅速进入检举大贪污犯的高潮，一批又一批的“老虎”现出了原形。
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全方搜寻，穷追务获，“打虎”运动渐入佳境
在“三反”运动发动起来之后，中共中央指示各地，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把运动的重点转入清查和打击严重的贪污分子阶段，即“打虎”。毛泽东针对“打虎”战役，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首先，毛泽东要求把斗争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其次，毛泽东要求不仅要做出“打虎”预算，还要在斗争中根据情况的发展不断追加“打虎”指标。毛泽东具体地指出，“每个大军区系统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他还认为，每一个小省应有大小老虎几百人，每一个中等省和大省应有大小“老虎”一二千人至三千人。第三，确定了判断“大老虎”的标准。其六条标准分别是：个人贪污一亿元以上者；贪污不满一亿元，但对国家经济损失很大者；满一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贪污5000万元以上，但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者；“坐探”分子，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在一亿元以上者；全国解放时隐瞒吞没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一亿元以上者。符合上述六条之一者即为“大老虎”。第四，不断鼓舞“打虎”士气。毛泽东要求“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大贪污犯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和同情”。
“三反”进入高潮阶段，各地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都站在运动的第一线，发动群众，为群众撑腰，精心指导运动。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尤为突出。他经常亲自检查西南军区三反斗争的进展情况。他带着几个干部一连20多天奔波在各个建筑工地上。他发现在战士住的破席棚附近有一座某部队领导修的小洋房，便命令那座小洋房的主人把洋房让给战士住。贺龙常说：“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当人民的勤务员，可是我们没有给人民当好勤务员，我们把人民的许多家具一件件地打碎了!”他对这种倾向感到非常愤慨。西南军区节约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曾说：“有贺司令员撑腰，我们就更大胆放手发动群众。”
1951年12月底，南京市举行二届四次人民代表会议，市人民政府宣布处分首要贪污分子和压制民主的干部。在这次大会上，家庭妇女代表陈素英说：“从满清到国民党政府，哪个政府不是上行下效贪赃枉法的?只有人民政府才是最廉洁的政府，有了缺点马上就纠正。”
1952年1月4日，北京铁路分局全体职工举行反贪污斗争大会。绰号“走私大将”的沐士杰，拒不坦白自己的罪行，还在干部中进行挑拨，阻挠运动的开展；惯于贪污舞弊的沈振寰，在运动中拒不坦白，在这次大会上都被当场逮捕。
与此同时，山西省交通局业务科科长宋剑等集体贪污案在全国公开，并且全部破案。参加贪污的有交通局正副科长、股长等17人。他们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贪污，累计贪污额折合小米80多万斤，合人民币8亿多元。失盗物资、被奸商侵占和被贪污分子破坏的物资估计价值7亿多元。
元月中旬，中共武汉市委委员、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易吉光因堕落蜕化、敌我不分而被开除党籍。察哈尔省公安厅武装处副处长李笑波因贪污浪费压制民主被撤职查办。
元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接再厉穷追贪污分子》。社论号召“一切没有切实暴露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单位，必须从头做起，动员一切力量，追查一切大、中、小贪污犯。有多少就要查出多少来，特别是要集中火力，彻底追捕大贪污犯。中央一级各机关，在春节以后，更要集中所有一切力量，再接再厉地向大贪污犯展开猛烈的围攻，务必乘胜穷追，把他们全部捕捉归案，不使他们有一个漏网，不达目的，决不停止。”
三反运动的高潮中，人民群众的巨大作用从各个方面显示出来。三反风暴席卷了整个国家机关，许多单位开会发言时，一举手就是20多人。有的群众说：“憋了两年多的话，今天可说出去了”。大家撕破脸皮，短兵相接，情绪激昂。运动发展到高潮时，儿子检举父亲、妻子检举丈夫。
从1952年元月中旬开始，五反运动在京、津、沪等几个大城市已经揭开序幕。五反的初潮和三反的高潮相得益彰。元月底2月初，几个大城市的五反斗争也进入高潮阶段。
1952年2月，三反运动达到最高潮，“打虎”捷报频频传来。
快速发力，迅猛打击，众恶虎被擒入笼中，斐然的战绩显示“打虎”战役终告大捷
三反运动经过大约一个月的动员和发动，两个月的斗争高潮，到1952年3月，全国范围的坦白、检举已基本告捷。一小部分起步较晚或问题较为复杂的机关单位尚在酣战，大多数机关单位开始清扫战场了。
从华北局的情况看，华北局县以上(包括一部分区)的三反运动，历时半年，参加干部60．27万余人，连同战士、警察、工人、勤工人员共约107万人。经最后核实甄别，落实的贪污分子共24．6451万人，内含“老虎”19564只，贪污款8499．577亿元。核实后“大老虎”占参加三反总人数的近0．2%，“小虎”占总人数的1．63%。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1952年7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全国除中南局以外的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东五个中央局的汇报，对三反运动的定案情况作了一个统计。上述五大局，参加三反运动的干部及工作人员共312．2437万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万人，占参加运动总数的39%。贪污分子中有党员20．2683万人，占16．5%，其中有6万名左右的党员要受到党纪与政纪处分；2万名左右的党员将撤职查办；4029人逮捕法办。逮捕法办的党员干部中，有省委或相当于省委一级的干部25人，占处分党员的0．62%；地委或相当于地委一级的干部576人，占14．3%；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干部3428人，占85%。
华北局在总结“三反”运动的意义时提到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三反运动是一个最深刻、最实际的思想改造运动。第二，三反运动是一次最实际、最有效力的整党运动。第三，三反运动对干部是一次实际的群众观点的教育，对机关则是一次彻底的民主改革运动。第四，三反运动又是一次群众性的制度改革运动。
1952年6月，薄一波在华北局纪念党诞生31周年大会上说：“三反、五反斗争，是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关系于中国革命前途的决定性的斗争。”而这次全国性的群众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毛泽东是这样评价：“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不同凡响的总结，寓意深刻的评价，都是对打虎大捷的赞颂。然而，每一例触目惊心的案例，也都能让我们从窥探到的冰山一角中去揣摩和想象那吞噬为祸的巨大黑幕。
恶虎饮了众人血，高官上了断头台，刘、张二犯填充了新中国反腐史鉴的第一页
提起“三反”运动，人们总是自然地想起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件，这是因为它与“三反”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刘、张案件是“三反”运动中处理的贪污金额最大的案件；另一方面，刘、张二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第一批因腐败被押上断头台的高官。因此，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败案件是“三反”运动乃至新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案件之一。那么，这两只“恶虎”的犯罪行为是如何浮出水面的呢？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刘、张二人在他们担任天津地委书记、天津地区专员期间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之所以昭然于天下，是和当时在天津专署任副专员的李克才分不开的。1952年1月初，刘、张贪污案在全国公开后，李克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披露了他与刘、张二人的斗争情况。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李克才就逐渐发现刘、张二人在挪用地方粮款投入机关生产、治河工程、动用河工款等工作中存在重大克扣和贪污行为，并多次同刘、张二人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刘、张二人不仅毫无悔改之意，而且对李克才进行架空和排挤。李克才在感到刘、张二人的变质行为已不可救药时，他多次向河北省的领导同志反映了刘、张的问题。河北省委对此给与高度重视，派出检查组到天津地委进行调查，就这样，刘、张二人大肆贪污的真实面目终于彻底地暴露出来。在薄一波同志的回忆中，刘、张二人仅利用职权、盗用公款一项就涉及金额171亿元，按照当时的币值标准和物价指数，171亿元可购买小米一亿斤；可购买土布5000万尺。如果按照当时干部供给制每人每月30斤小米供应标准计算，这些钱所购买的小米，可足够250多万人吃一个月；所购买的布匹足以装备50万人，整整5个兵团。
根据刘、张的犯罪事实，河北省委报经华北局并报请周恩来总理批准，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政府依法予以逮捕。1951年11月29日，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作为天津地区代表参加党代会的张子善。刘青山由于当时在国外，于12月2日归国后当即被逮捕归案。
在刘、张犯罪事实调查清楚之后，由于他们二人地位高，又曾是革命英雄，如何处理他们，当时一些干部的思想认识不尽相同。据薄一波回忆，1951年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的意见是“处以死刑”。华北局向中央提出的意见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当时之所以加了“或缓期二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有回旋的余地。1951年12月下旬，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两犯的量刑意见。结果是地委在家的8个委员一致同意处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535人同意判死刑，8人同意判死缓，3人同意判无期徒刑，6人同意判有期徒刑；对张子善，536人同意判死刑，7人同意判死缓，3人同意判无期徒刑，6人同意判有期徒刑。党中央毛主席看到上述材料，在请党外人士传阅并听取他们对量刑的意见后，决定对刘、张二犯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刘、张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看着刘、张成长，当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考虑到刘、张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于是托薄一波向毛主席说情，是否能不枪毙刘、张，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主席的答复是：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个道理。但是，在正式对二犯执行死刑前，河北省委按照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对处决刘、张之事作出人性化安排：一是子弹不打后脑，打后心；二是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三是二犯的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四是二犯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这些决定不仅向行刑人员及善后单位作了明确交代，同时也向刘、张二人做了明确说明，二犯听后，放声大哭。
1952年2月10日上午12时，公审大会在河北省省会保定市的体育场如期举行。河北省人民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大会实况。参加公审大会的多达2．18万多人，包括河北省、保定市的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全省所属各市、各专区、各县的人民代表。遭受刘张贪污案直接危害的天津专区的灾民代表也应人民政府的邀请出席了大会。在宣判二人死刑后，刘青山、张子善被押赴保定市东关大校场刑场执行枪决。
刘、张二人由老革命蜕变成了“大老虎”，其落差和轨迹令人瞋目。然而，透过刘、张二人显现出来的数目庞大的“老虎”群体就更加让人惊愕，让人疑惑重重。他们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又是因何而来的呢？
治标更要治本，回溯污浊源头，理性梳理虎患成因
虎患如此猖獗，干部队伍严重不纯是直接原因。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家干部队伍从来源上可分为三大部分，一部分是建国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一部分是建国以后参加政府工作的干部，一部分是从国民党旧政府机关留用的干部。1951年3月，刘少奇在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说，当时全国有党的干部与非党的干部共约175万人左右，其中在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约60多万人，1949年以后参加工作的约70万人左右；从国民党政府机关留用下来的约40万人左右。
1949年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是建国初期干部队伍的骨干力量。从总体上看，其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是非常优秀的。不过，其中也有一小部分人，特别是新干部和留用干部，因为政治信念的不坚定或者革命意志的缺失，因而在工作中表现出程度不同的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据1950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香河县某村干部贪污并殴打群众，群众向上级反映，区长和区委书记竟在群众会上宣布：“你们没资格告村干部。”1950年6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新乐县杜寺村妇女会主席先恋爱后结婚，村党支部书记竟认为这是“给党丢人”，于是强行干涉，率领民兵带枪闯入与妇女会主席恋爱的男青年家里，施行毒打，直至把腿打断。
原因之二是源自胜利后的骄傲。
中国共产党是最先进、最有远见的政党，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党就开始了迎接胜利考验的精神准备。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庄严郑重地向全党发出警告，警告全党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要经得起不拿枪的敌人用糖衣炮弹进行的攻击。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胜利地通过了“胜利的考验”和糖衣炮弹的进攻。不过，历史也说明，并非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在胜利的考验面前交了及格的答卷。许多干部进城以后讲阔气，讲派场，讲大方，讲干部气派，于是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便应运而生。公事铺张、官僚，私事也铺张、官僚。建国初期干部队伍中曾经有过一段婚变高潮。当时任西南局书记的邓小平批评干部在婚姻问题上到处在闹“改组”。这实际上是胜利后的蜕变。刘青山、张子善常说：老子们打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于是吸毒，于是贪污，于是由人民功臣变成人民的罪人。在官僚主义者的语汇里，“我”字最常见。“我是局长，我不答应。”“打，没关系，打死了由我负责。”这是报纸上转述的官僚主义者的语言。张子善则成了“英明领袖张专员”。这类现象在建国初期相当普遍，究其根源，多半出自胜利后的骄傲和蜕变。
针对于几千年封建统治之后的新中国而言，新中国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封建污毒侵袭的终止和反封建任务的最后完成。封建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封建的文化糟粕还严重地残存着。封建污毒无处不有、无孔不入，这也是建国初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发生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原因之一。
除去思想意识上的争斗，在交锋形式上说，刀光剑影的日子已然过去，糖衣炮弹成为了反动阶级新的攻击形式，他们或腐蚀、或拉拢，对新生的共和国干部队伍展开了另类的厮杀和搏斗。
既然如此，一场前所未有但是更加惨烈的战斗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年轻的共和国执政党人血气方刚、全力搏击，剿虎之势。然而，也正如此，倾力之下也就难免伤及旁侧，留下憾事。
“打虎风暴犹如暴风骤雨，荡尽污浊的同时，也因偏颇而伤及了无辜”
三反运动是一场来势迅猛、规模浩大的冲刷封建污毒的狂风暴雨，风不狂雨不暴不足以冲刷积淀深厚的封建污毒，然而狂风暴雨之际总难免加害于无辜。虽言“难免”，但也不能忘却。
三反运动的高潮中，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发生了“未能掌握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且很多地方发生过‘逼供信’偏向，有些地方逼供、诱供情况还比较严重”，“有些地方还使用了残酷的肉刑”。如在华北军区十军中，为了急于完成“打虎”工作任务，强调相互比赛，不讲究政策，采用逼供的办法，出现了打、捆、骂、脱衣挨冻、指数问供的现象。只要贪污数目而不去查找材料证据，用“车轮战”和肉刑对待贪污分子，不让他们睡觉，不停地追问，直至说出合乎“要求”的数字。在北京各高校运动初期，打人、罚跪、揪头发的事件常有发生，如此过火行为还造成了自杀事件，如北京农业大学农场会计宁培堃在自杀前高喊“我要自杀了”，然后持两小块砒霜就跑了出去，身上还带着大量砒霜没吃。可以说，“三反”运动中发生大量的自杀事件，反映了各单位或各部门在开展“三反”运动时存在着领导不力的一面。
审视“三反”的全过程，另一个过火之处就是运动的起赃和结案。在起赃阶段，有的无根据起赃，有的逼赃，有的接受“不必要”的赃物，还有的草率了事，放“虎”归山。在结案初始阶段，在量刑上存在畸轻畸重的现象，有的重罪轻判，如黑龙江省的大贪污犯杜洪财，实际贪污2．35亿元，但在揭发后狡猾起来，避重就轻，经同案人对证才被迫承认又拒不退赃，最后只被判处劳役4年。还有的不应判罪而判罪，如沈阳某工厂的技术员高金库在沈阳解放后的20多天，偷70多条皮带，换70斤高粱米，运动中已主动交代，但在结案时按当时高昂的米价折为人民币1700多万元，按“小老虎”给予刑事处分，机关管教一年。
在这些偏差行为发生之后，中共中央立即发出了一系列指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纠正。一是要求严禁“逼、供、信”。毛泽东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各地如出现这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由于中共中央发现偏差及时采取了有力措施，加之各地的积极反应，不仅使“打虎”中出现的“逼、供、信”现象得到遏制，就是由“逼、供、信”过火行为或由“左”的偏向而错打成“老虎”的案件也得到了纠正，从而使在“打虎”高潮中出现的“老虎”数字有了明显的下降。
毛泽东主席是三反运动的首倡者、发动者和最高指挥者，在这场运动中表现了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政治魄力
在“三反”运动的缘起，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951年11月初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11月20日，毛主席代表在批语中指示各地：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毛主席的英明之处在于他由东北的报告而向全国提出三反的号召。东北的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可以看作“三反”运动的序曲，但还不是“三反”运动。全国性的“三反”运动，包括东北局的“三反”运动，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下了指示以后才正式开始的。
其实，早在建国前，甚至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有了迎接执政的挑战与考验的精神准备。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郭文叙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毛泽东读了郭文，很快当作整风学习材料在党内印发。4月12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间，毛主席给郭沫若的一封复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1949年3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对建国后执政党所面临的挑战与考验作了这样的分析和预料：“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象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主席是伟大的战略家，他考虑发动“三反”的战略时自然而然地和七届二中全会的预料、七届二中全会的方针联系起来。正是因为党中央毛主席对于执政后所面临的挑战和考验早有预见，所以，当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引起党中央重视的时候，党中央、毛主席没有迟疑，没有犹豫，迅即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落实七届二中全会的方针，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
在1951年12月初，毛主席就为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要求各地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1952年1月10日，毛主席在转发公安部报告的批语中要求全国公安部门“开展一个彻底的猛烈的三反斗争，将一切污毒洗干净。”同一天在转发空军党委报告的批示中则写道：“只要这样做，无论什么贪污分子也能揭露出来，浪费和官僚主义均将一扫而光。”三反运动进入高潮，他热情而不失严厉地勤加督责：“望我党政军民各级领导同志坚持奋斗，彻底完成三反任务。”“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他指出“凡属不痛不痒敷衍塞责者，其领导人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这类报告应立即予以批判。”他说“我们不怕贪污人数多，款数大，只怕不能发动群众斗争，不能把大中小各类贪污分子全部弄清楚。”他要求各地注意“在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展开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一定要把一切贪污分子查出来”。包括在朝鲜前线的志愿军，毛主席也是严加督责。他在一件批示中写道：“凡说在朝鲜环境不可能有贪污的人，凡对清出一批中小贪污分子就认为已经满足已经胜利的人，必须加以批判。已收场者必须重来。一个月不足，再加一个月。两个月不足，再加一个月。”他在1952年1月16日的一件批示中强调“不准草率收兵”；2月1日的指示中再次强调“老虎不捉净不许收兵”。2月5日的批示中强调“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2月10日的批示中说明“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
从此可以看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英明领袖，毛泽东主席在领导三反运动的过程中表现了伟大的决心和信心，表现了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政治魄力。
不庸讳言，三反运动中，毛主席有过失误。这种失误主要表现为一度扩大了对贪污现象的估计，并且在1952年元月中旬左右要求各单位的“打虎”指标向先进单位看齐。毛主席在三反运动中的急躁情绪和扩大了的敌情估计持续了大约20天。当运动中扩大化的现象反馈给他时，他立即指导纠正。1952年2月20日，毛主席在一件批示中说：“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
领导三反运动的历史功绩不属于毛主席一个人，他是最关键的一个人；三反运动中的偏差的责任不属于毛主席一个人，他是应负主要责任的一个人。评价一次历史事件应该看它的主流，看它的主导方面。三反运动基本上是一次健康的成功的群众运动。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年的那场运动已硝烟散尽。回眸追忆，感慨重重，受益多多
“三反”运动已经过去了50多年，在新世纪之初，回眸和思考当年的“三反”运动，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和评价当年的那场运动呢？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反”运动是一次成功的反腐败斗争和社会改革运动，它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同时，“三反”运动也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局限性。但是无论成功还是局限之处，都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三反”运动从形式上看主要是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廉洁勤政，但是它所涉及的内容决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还包括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三反”运动从多个层面对中国社会发挥着影响和作用。
在“三反”运动中，共查出贪污款60000亿元，截至1952年10月，共追回20000亿元。同时，经过“三反”运动，党和国家机关也节省了大量的行政费用。从这个角度上说，这次运动有力地支持了当时的抗美援朝战争，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对此，毛泽东曾说：“‘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可以打一年半。增产节约出来的钱，就完全可以用在国内建设上。”
“三反”运动中查出了大量贪污分子，在处理结果上充分体现少数从严、多数从宽、重在教育的原则。同时，对那些罪行严重的分子又决不姑息，从严惩处，达到了警示后人的目的。特别是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判决，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时，“贪污罪可耻，廉洁最光荣”的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道德准绳，也成为了新的社会风尚。
“三反”运动与整党的结合，清除了一批党和政府机关内的腐化分子。同时，为了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防腐方针，各基层党组织结合“三反”，对党员进行了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教育。这对于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共产党员的侵蚀，保持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从思想、政治和经济等角度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有力地保障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继续发展。
不能回避的是，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因而使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三反”运动也是如此，但是“三反”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难超越或根本无法超越的，也恰恰因为这种局限，它为我们党在治国理政方面不断走向成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老虎吃人，虽为骇人之听闻，但从老虎的凶猛特性而言，也算是合乎“常理”之事。相比之下，如果说老虎被人打，那就是稀罕少有的，再说起记忆和传说中的寥寥“打虎”的行为，就更会显得异常撩人耳目了。
谁也没能预测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一场前所未有的“打虎”运动出现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其“打虎”行为承载的内涵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有关“打虎”的传说和演绎都有着天壤之别。此“虎”是谁？从何而来？在为何患？又如何被打？这一切就好似重重谜团，令人迷惑待解。
当人们拭去岁月的尘埃，一段段的触目惊心之事便跃然眼前。
建国之初，年轻的共产党人面临来自国内、国际的诸多困境，增产节约势在必行，“打虎”运动伏笔闪现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刚刚在中国大地上确立了执政党地位，一个天大的难题即刻出现在共产党人面前：国民经济几近崩溃！
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还对年轻的新中国实行了经济封锁，全国的财政支出能力薄弱异常。毛泽东在1949年12月指出：“我们今天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
可谓是“祸不单行”，就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正在为极其糟糕的的经济问题绞尽脑汁时，近邻朝鲜又出现了严重的事端，朝鲜的南北战争战场上，战争形势骤然恶化。1950年10月初，武装援助南朝鲜的美国军队就悍然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做出艰难决策，答应朝鲜党和政府提出的出兵援助的请求，将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赴朝作战。后来经过五次浴血战役，到1951年6月，中朝军队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但是，抗美援朝战争，使我国再次回到了战时状态，也给我国单薄脆弱的财政经济带来重压。本已捉襟见肘的新中国财政如何满足战争的需求呢？为此，在1950年10月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全会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战略方针，明确提出了开展全面增产节约以解决财政困难，支持抗美援朝战争这一策略，并要求从1952年11月起开展全面增产节约运动。
至此，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便在全国开展起来，这就为全国性“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打下了伏笔，以锁定、摧毁大贪污罪犯的“打虎”行动处在蒙蒙前夜，蓄势待发。
脆弱的财政状况在大小“老虎”贪污腐败行为的侵蚀下，更加岌岌可危、阴霾厚重
在建国之初，与困难重重的财政状况类似的另一个巨大隐患就是已经存在了比较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
在北京市人民法院，有一份自1949年至1951年受理贪污案件的数量统计，从统计数据上看，两年时间内发案率呈剧增之势。由1949年的平均每月11案，发展到1951年平均每月21案。
又从陆续出来的统计数字分析，全国许多地方的情况均与北京类似。
作为新解放区的大西南的情况尤其令人心惊不安。新华社西南总分社1951年12月22日有一篇内部报道说：“西南贪污浪费现象相当严重，其中以粮食局系统最严重。川西粮食局贪污分子勾结奸商，将粮食支付书偷去给奸商到各库取粮，损失公粮10万斤。川北财政厅金库被贪污分子盗走一箱人民币，贪污分子还留一字条说：‘我生活困难，暂先借支一下。’”
邓小平于1950年6月6日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曾严肃指出：“无论城市乡村，贪污腐化现象都很严重”，“这种现象如不纠正，不但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声誉，而且还要垮掉一些同志”。
建国初期，在国家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浪费现象也是非常普遍，由此造成的经济危害和政治危害也是非常严重的。比如，由于管理不严、资产清理不彻底，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一个厂用了两个厂的资金；再如，因为基本建设投资中盲目设计、盲目施工，中央纺织工业部所属厂房建设在工程尚未完成时，该厂房289根柱子中已有280根下沉。工作和生产效率低导致的高成本现象更是让人叹为观止了。建国初期，《人民日报》曾报道安阳某农具厂生产2000个犁铧中有1800个废品。另外，国家机关和企业组织工作中的铺张和生活中的铺张浪费也是触目惊心的。比如，工业部召开全区性会议，一至十月共36次，每次都要会餐、看戏、印资料、印纪念册、招待水果点心香烟等；牡丹江电业局系统工作表簿滥印滥发，其中《收费日志》表够用50年，其他三种表簿也可用30年，造成巨大浪费；文化部文艺处长武克仁在他任民众乐园管理处长职内，一个人租了一幢房屋，屋里陈设有弹簧床两张，地毯一幅，借来的钢琴一座，家里用了一个勤务员、一个通讯员、一个保姆、一个司机、一个厨师、一个姨娘和一个看花的共7人之多。
应该说，以上提到的种种浪费现象如果不加制止，任其发展，就具备了毒害革命干部、腐蚀革命组织的危险，因而也就有使党和人民政府脱离群众的危险。
除了贪污和浪费行为，在建国初期，国家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现象相当严重，并且有腐化堕落的现象。建国之初的行政工作中，尤其是在地方工作中，干部队伍大多数的是新干部和留用干部，干部队伍的不纯和未来得及使之净化，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并发生发展着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作风，结果是损害了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影响了党的威信。比如东北某飞机场的场长接到“飞机场被水淹”的报告，就在飞机厂里办公的这位领导居然未作任何查验，就直接向上级主管部门作报告说“据报机场被水淹”。如此做派，官僚主义的思想做派可略见一斑了。在解放初的区、乡、村级干部中，多数人更是政策水平低，工作方式简单，因此，强迫命令与侵犯人权的事件在这些干部中时常发生。天津县七区区长何春泽在40多天的防汛期间扣押群众49人。有的干部甚至认为，不打不扣不能推动工作。河北省涿县小邵村的主要村干部在国民党时代当过便衣队，解放后又做村干部，恶习难改，对群众十分苛毒。村干部随身带着枪，常常夸口说：“嘣个三个两个没问题。
由此可见，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腐败行为，正在新中国的肌体上悄然蔓延开来，年轻的红色政权危机迫近。
恰恰在这个时候，东北局的一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由于东北行政区比关内早一年进行和平建设，因此，东北局的领导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也比其他地区提早地组织和开展起来，并收到了明显的效果。1951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向中央做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除了向党中央汇报东北地区“三反”斗争情况的总结，还重点阐述了东北地区开展“三反”运动的经验，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要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要在首长的亲自领导下，发动群众，并不断总结经验，以推动整个运动的深入发展。
毛泽东对高岗的报告给予了高度重视，于1951年11月20日代表中共中央指出：高岗所做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是正确的。同时他要求，在这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这是中央首次发出关于“三反”斗争的指示，对“三反”运动的发动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至此，“三反”中的大小“老虎”开始隐隐进入捕猎者的视野。
从全国各地上报的情况中，“恶虎”的贪婪、猖獗已跃然纸上，“打虎”决断迫在眉睫
中共中央、毛泽东对全国各地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的各种贪污浪费行为一直给予密切关注，但引起毛泽东的极大警觉，充分认识到贪污问题严重性的还是刘青山、张子善案件。
1951年11月29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同听取了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的汇报。仅从听取汇报的人员上看，就能感觉到此次汇报的内容绝非一般。薄、刘二书记向中央作的是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的书面报告，报告中列举了华北局发现的河北省天津地委和专署有严重的贪污浪费和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行为。据初步检验材料证明，现任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二十五亿元，宝坻县救济粮四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一亿四千万元；从修潮白河民工供应站中，苛剥获利二十二亿元；贪污修飞机场结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合计四十五亿元；冒修建名义，向银行骗贷款四十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二百亿元左右投入地委机关生产。除此外，还有投机倒把和生活铺张浪费等问题。
在听完华北局报告的第二天，毛泽东就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都是大贪污犯……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必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至此，“三反”由推进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开展的动力向着独立的政治运动转变。这其中的原因，可以说，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起到了巨大的催化剂的作用。也正是由于刘、张二人罪行的浮出水面，极大地推进了全国群众性“三反”运动的掀起，也预示着更多的“恶虎”末日进入了倒计时。
中央立断，舆论先导，“打虎”风暴在帷幕后呼之欲出
三反运动是在群众性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酝酿的，也是由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引发的。1951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下达了《关于全面展开增产节约运动的通报》。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的社论。社论要求人们“对于一切浪费和无效能的现象，以及贪污腐化的现象，进行充分的揭露，并推动这些犯错误的人员进行自我批评。”从社论的口气中，人们明显地感觉到了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气氛趋于浓烈。
1951年11月20日，毛主席在代表党中央起草的一件批示中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各大军区党委：“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这是中央第一次明确下达三反的指示。这是三反展开之前的第一号动员令。这个指示也标志着党中央毛主席把三反列入了议事日程。
从此之后，三反斗争在酝酿加速，“打虎”之声也愈发显得清晰响亮。
11月21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页”为第一组读者来信加的标题是：“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开始发出坚定的舆论导向声音。紧接着，11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刊登通讯：《东北反贪污斗争深入开展》。在当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最后一句是号召力极强的祈使句：“全国各地都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展开一个坚决反对贪污的斗争，来彻底消灭一切贪污现象。”
至此，增产节约运动方兴未艾，三反运动呼之欲出。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要求全党动员，切实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关于防止资产阶级对党侵蚀的决议。并明确指出“再不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决定》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
至此，三反运动拉开了帷幕。在打虎声中，恶虎之运岌岌可危。
中共中央发布“打虎”总动员，全国范围内的“打虎”行动鸣锣开战
在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一个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决定之后，195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1951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停止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运动的指示，这一个决定、两个重要指示，标志着中共中央对发动“三反”运动开始了总动员。其总动员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运动规模上，中共中央要求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无论机关、企业、学校、部队、农村和城市的街道中均应发动“三反”运动，依靠群众进行检查，并与他们的工作、生产、学习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第二，在运动性质上，要求把“三反”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在运动中“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斗争，一样地用死刑”，“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第三，在运动内容上，要求把反贪污的斗争与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同时进行。
第四，在组织领导上，要求建立开展“三反”运动的领导机构并实行严格的汇报制度。
在中共中央的全力部署下，1951年12月，北京市、最高人民法院、上海市、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天津市、中共中央西南局、广东省、全国政协、全国直属机关党委等都先后召开了开展“三反”运动的动员会议，一场群众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在这些地区或部门纷纷地开展起来。
1951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向全国人民公开了刘青山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同时公开发表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这个案件的反响以及对“三反”斗争的推动作用是不难想象的。全国人民从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反对贪污腐化的决心和信心。从此，三反运动迅速进入检举大贪污犯的高潮，一批又一批的“老虎”现出了原形。
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全方搜寻，穷追务获，“打虎”运动渐入佳境
在“三反”运动发动起来之后，中共中央指示各地，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把运动的重点转入清查和打击严重的贪污分子阶段，即“打虎”。毛泽东针对“打虎”战役，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首先，毛泽东要求把斗争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其次，毛泽东要求不仅要做出“打虎”预算，还要在斗争中根据情况的发展不断追加“打虎”指标。毛泽东具体地指出，“每个大军区系统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他还认为，每一个小省应有大小老虎几百人，每一个中等省和大省应有大小“老虎”一二千人至三千人。第三，确定了判断“大老虎”的标准。其六条标准分别是：个人贪污一亿元以上者；贪污不满一亿元，但对国家经济损失很大者；满一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贪污5000万元以上，但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者；“坐探”分子，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在一亿元以上者；全国解放时隐瞒吞没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一亿元以上者。符合上述六条之一者即为“大老虎”。第四，不断鼓舞“打虎”士气。毛泽东要求“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大贪污犯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和同情”。
“三反”进入高潮阶段，各地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都站在运动的第一线，发动群众，为群众撑腰，精心指导运动。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尤为突出。他经常亲自检查西南军区三反斗争的进展情况。他带着几个干部一连20多天奔波在各个建筑工地上。他发现在战士住的破席棚附近有一座某部队领导修的小洋房，便命令那座小洋房的主人把洋房让给战士住。贺龙常说：“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当人民的勤务员，可是我们没有给人民当好勤务员，我们把人民的许多家具一件件地打碎了!”他对这种倾向感到非常愤慨。西南军区节约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曾说：“有贺司令员撑腰，我们就更大胆放手发动群众。”
1951年12月底，南京市举行二届四次人民代表会议，市人民政府宣布处分首要贪污分子和压制民主的干部。在这次大会上，家庭妇女代表陈素英说：“从满清到国民党政府，哪个政府不是上行下效贪赃枉法的?只有人民政府才是最廉洁的政府，有了缺点马上就纠正。”
1952年1月4日，北京铁路分局全体职工举行反贪污斗争大会。绰号“走私大将”的沐士杰，拒不坦白自己的罪行，还在干部中进行挑拨，阻挠运动的开展；惯于贪污舞弊的沈振寰，在运动中拒不坦白，在这次大会上都被当场逮捕。
与此同时，山西省交通局业务科科长宋剑等集体贪污案在全国公开，并且全部破案。参加贪污的有交通局正副科长、股长等17人。他们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贪污，累计贪污额折合小米80多万斤，合人民币8亿多元。失盗物资、被奸商侵占和被贪污分子破坏的物资估计价值7亿多元。
元月中旬，中共武汉市委委员、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易吉光因堕落蜕化、敌我不分而被开除党籍。察哈尔省公安厅武装处副处长李笑波因贪污浪费压制民主被撤职查办。
元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接再厉穷追贪污分子》。社论号召“一切没有切实暴露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单位，必须从头做起，动员一切力量，追查一切大、中、小贪污犯。有多少就要查出多少来，特别是要集中火力，彻底追捕大贪污犯。中央一级各机关，在春节以后，更要集中所有一切力量，再接再厉地向大贪污犯展开猛烈的围攻，务必乘胜穷追，把他们全部捕捉归案，不使他们有一个漏网，不达目的，决不停止。”
三反运动的高潮中，人民群众的巨大作用从各个方面显示出来。三反风暴席卷了整个国家机关，许多单位开会发言时，一举手就是20多人。有的群众说：“憋了两年多的话，今天可说出去了”。大家撕破脸皮，短兵相接，情绪激昂。运动发展到高潮时，儿子检举父亲、妻子检举丈夫。
从1952年元月中旬开始，五反运动在京、津、沪等几个大城市已经揭开序幕。五反的初潮和三反的高潮相得益彰。元月底2月初，几个大城市的五反斗争也进入高潮阶段。
1952年2月，三反运动达到最高潮，“打虎”捷报频频传来。
快速发力，迅猛打击，众恶虎被擒入笼中，斐然的战绩显示“打虎”战役终告大捷
三反运动经过大约一个月的动员和发动，两个月的斗争高潮，到1952年3月，全国范围的坦白、检举已基本告捷。一小部分起步较晚或问题较为复杂的机关单位尚在酣战，大多数机关单位开始清扫战场了。
从华北局的情况看，华北局县以上(包括一部分区)的三反运动，历时半年，参加干部60．27万余人，连同战士、警察、工人、勤工人员共约107万人。经最后核实甄别，落实的贪污分子共24．6451万人，内含“老虎”19564只，贪污款8499．577亿元。核实后“大老虎”占参加三反总人数的近0．2%，“小虎”占总人数的1．63%。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1952年7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全国除中南局以外的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东五个中央局的汇报，对三反运动的定案情况作了一个统计。上述五大局，参加三反运动的干部及工作人员共312．2437万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万人，占参加运动总数的39%。贪污分子中有党员20．2683万人，占16．5%，其中有6万名左右的党员要受到党纪与政纪处分；2万名左右的党员将撤职查办；4029人逮捕法办。逮捕法办的党员干部中，有省委或相当于省委一级的干部25人，占处分党员的0．62%；地委或相当于地委一级的干部576人，占14．3%；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干部3428人，占85%。
华北局在总结“三反”运动的意义时提到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三反运动是一个最深刻、最实际的思想改造运动。第二，三反运动是一次最实际、最有效力的整党运动。第三，三反运动对干部是一次实际的群众观点的教育，对机关则是一次彻底的民主改革运动。第四，三反运动又是一次群众性的制度改革运动。
1952年6月，薄一波在华北局纪念党诞生31周年大会上说：“三反、五反斗争，是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关系于中国革命前途的决定性的斗争。”而这次全国性的群众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毛泽东是这样评价：“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不同凡响的总结，寓意深刻的评价，都是对打虎大捷的赞颂。然而，每一例触目惊心的案例，也都能让我们从窥探到的冰山一角中去揣摩和想象那吞噬为祸的巨大黑幕。
恶虎饮了众人血，高官上了断头台，刘、张二犯填充了新中国反腐史鉴的第一页
提起“三反”运动，人们总是自然地想起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件，这是因为它与“三反”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刘、张案件是“三反”运动中处理的贪污金额最大的案件；另一方面，刘、张二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第一批因腐败被押上断头台的高官。因此，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败案件是“三反”运动乃至新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案件之一。那么，这两只“恶虎”的犯罪行为是如何浮出水面的呢？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刘、张二人在他们担任天津地委书记、天津地区专员期间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之所以昭然于天下，是和当时在天津专署任副专员的李克才分不开的。1952年1月初，刘、张贪污案在全国公开后，李克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披露了他与刘、张二人的斗争情况。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李克才就逐渐发现刘、张二人在挪用地方粮款投入机关生产、治河工程、动用河工款等工作中存在重大克扣和贪污行为，并多次同刘、张二人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刘、张二人不仅毫无悔改之意，而且对李克才进行架空和排挤。李克才在感到刘、张二人的变质行为已不可救药时，他多次向河北省的领导同志反映了刘、张的问题。河北省委对此给与高度重视，派出检查组到天津地委进行调查，就这样，刘、张二人大肆贪污的真实面目终于彻底地暴露出来。在薄一波同志的回忆中，刘、张二人仅利用职权、盗用公款一项就涉及金额171亿元，按照当时的币值标准和物价指数，171亿元可购买小米一亿斤；可购买土布5000万尺。如果按照当时干部供给制每人每月30斤小米供应标准计算，这些钱所购买的小米，可足够250多万人吃一个月；所购买的布匹足以装备50万人，整整5个兵团。
根据刘、张的犯罪事实，河北省委报经华北局并报请周恩来总理批准，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政府依法予以逮捕。1951年11月29日，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作为天津地区代表参加党代会的张子善。刘青山由于当时在国外，于12月2日归国后当即被逮捕归案。
在刘、张犯罪事实调查清楚之后，由于他们二人地位高，又曾是革命英雄，如何处理他们，当时一些干部的思想认识不尽相同。据薄一波回忆，1951年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的意见是“处以死刑”。华北局向中央提出的意见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当时之所以加了“或缓期二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有回旋的余地。1951年12月下旬，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两犯的量刑意见。结果是地委在家的8个委员一致同意处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535人同意判死刑，8人同意判死缓，3人同意判无期徒刑，6人同意判有期徒刑；对张子善，536人同意判死刑，7人同意判死缓，3人同意判无期徒刑，6人同意判有期徒刑。党中央毛主席看到上述材料，在请党外人士传阅并听取他们对量刑的意见后，决定对刘、张二犯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刘、张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看着刘、张成长，当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考虑到刘、张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于是托薄一波向毛主席说情，是否能不枪毙刘、张，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主席的答复是：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个道理。但是，在正式对二犯执行死刑前，河北省委按照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对处决刘、张之事作出人性化安排：一是子弹不打后脑，打后心；二是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三是二犯的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四是二犯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这些决定不仅向行刑人员及善后单位作了明确交代，同时也向刘、张二人做了明确说明，二犯听后，放声大哭。
1952年2月10日上午12时，公审大会在河北省省会保定市的体育场如期举行。河北省人民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大会实况。参加公审大会的多达2．18万多人，包括河北省、保定市的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全省所属各市、各专区、各县的人民代表。遭受刘张贪污案直接危害的天津专区的灾民代表也应人民政府的邀请出席了大会。在宣判二人死刑后，刘青山、张子善被押赴保定市东关大校场刑场执行枪决。
刘、张二人由老革命蜕变成了“大老虎”，其落差和轨迹令人瞋目。然而，透过刘、张二人显现出来的数目庞大的“老虎”群体就更加让人惊愕，让人疑惑重重。他们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又是因何而来的呢？
治标更要治本，回溯污浊源头，理性梳理虎患成因
虎患如此猖獗，干部队伍严重不纯是直接原因。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家干部队伍从来源上可分为三大部分，一部分是建国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一部分是建国以后参加政府工作的干部，一部分是从国民党旧政府机关留用的干部。1951年3月，刘少奇在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说，当时全国有党的干部与非党的干部共约175万人左右，其中在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约60多万人，1949年以后参加工作的约70万人左右；从国民党政府机关留用下来的约40万人左右。
1949年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是建国初期干部队伍的骨干力量。从总体上看，其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是非常优秀的。不过，其中也有一小部分人，特别是新干部和留用干部，因为政治信念的不坚定或者革命意志的缺失，因而在工作中表现出程度不同的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据1950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香河县某村干部贪污并殴打群众，群众向上级反映，区长和区委书记竟在群众会上宣布：“你们没资格告村干部。”1950年6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新乐县杜寺村妇女会主席先恋爱后结婚，村党支部书记竟认为这是“给党丢人”，于是强行干涉，率领民兵带枪闯入与妇女会主席恋爱的男青年家里，施行毒打，直至把腿打断。
原因之二是源自胜利后的骄傲。
中国共产党是最先进、最有远见的政党，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党就开始了迎接胜利考验的精神准备。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庄严郑重地向全党发出警告，警告全党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要经得起不拿枪的敌人用糖衣炮弹进行的攻击。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胜利地通过了“胜利的考验”和糖衣炮弹的进攻。不过，历史也说明，并非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在胜利的考验面前交了及格的答卷。许多干部进城以后讲阔气，讲派场，讲大方，讲干部气派，于是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便应运而生。公事铺张、官僚，私事也铺张、官僚。建国初期干部队伍中曾经有过一段婚变高潮。当时任西南局书记的邓小平批评干部在婚姻问题上到处在闹“改组”。这实际上是胜利后的蜕变。刘青山、张子善常说：老子们打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于是吸毒，于是贪污，于是由人民功臣变成人民的罪人。在官僚主义者的语汇里，“我”字最常见。“我是局长，我不答应。”“打，没关系，打死了由我负责。”这是报纸上转述的官僚主义者的语言。张子善则成了“英明领袖张专员”。这类现象在建国初期相当普遍，究其根源，多半出自胜利后的骄傲和蜕变。
针对于几千年封建统治之后的新中国而言，新中国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封建污毒侵袭的终止和反封建任务的最后完成。封建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封建的文化糟粕还严重地残存着。封建污毒无处不有、无孔不入，这也是建国初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发生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原因之一。
除去思想意识上的争斗，在交锋形式上说，刀光剑影的日子已然过去，糖衣炮弹成为了反动阶级新的攻击形式，他们或腐蚀、或拉拢，对新生的共和国干部队伍展开了另类的厮杀和搏斗。
既然如此，一场前所未有但是更加惨烈的战斗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年轻的共和国执政党人血气方刚、全力搏击，剿虎之势。然而，也正如此，倾力之下也就难免伤及旁侧，留下憾事。
“打虎风暴犹如暴风骤雨，荡尽污浊的同时，也因偏颇而伤及了无辜”
三反运动是一场来势迅猛、规模浩大的冲刷封建污毒的狂风暴雨，风不狂雨不暴不足以冲刷积淀深厚的封建污毒，然而狂风暴雨之际总难免加害于无辜。虽言“难免”，但也不能忘却。
三反运动的高潮中，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发生了“未能掌握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且很多地方发生过‘逼供信’偏向，有些地方逼供、诱供情况还比较严重”，“有些地方还使用了残酷的肉刑”。如在华北军区十军中，为了急于完成“打虎”工作任务，强调相互比赛，不讲究政策，采用逼供的办法，出现了打、捆、骂、脱衣挨冻、指数问供的现象。只要贪污数目而不去查找材料证据，用“车轮战”和肉刑对待贪污分子，不让他们睡觉，不停地追问，直至说出合乎“要求”的数字。在北京各高校运动初期，打人、罚跪、揪头发的事件常有发生，如此过火行为还造成了自杀事件，如北京农业大学农场会计宁培堃在自杀前高喊“我要自杀了”，然后持两小块砒霜就跑了出去，身上还带着大量砒霜没吃。可以说，“三反”运动中发生大量的自杀事件，反映了各单位或各部门在开展“三反”运动时存在着领导不力的一面。
审视“三反”的全过程，另一个过火之处就是运动的起赃和结案。在起赃阶段，有的无根据起赃，有的逼赃，有的接受“不必要”的赃物，还有的草率了事，放“虎”归山。在结案初始阶段，在量刑上存在畸轻畸重的现象，有的重罪轻判，如黑龙江省的大贪污犯杜洪财，实际贪污2．35亿元，但在揭发后狡猾起来，避重就轻，经同案人对证才被迫承认又拒不退赃，最后只被判处劳役4年。还有的不应判罪而判罪，如沈阳某工厂的技术员高金库在沈阳解放后的20多天，偷70多条皮带，换70斤高粱米，运动中已主动交代，但在结案时按当时高昂的米价折为人民币1700多万元，按“小老虎”给予刑事处分，机关管教一年。
在这些偏差行为发生之后，中共中央立即发出了一系列指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纠正。一是要求严禁“逼、供、信”。毛泽东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各地如出现这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由于中共中央发现偏差及时采取了有力措施，加之各地的积极反应，不仅使“打虎”中出现的“逼、供、信”现象得到遏制，就是由“逼、供、信”过火行为或由“左”的偏向而错打成“老虎”的案件也得到了纠正，从而使在“打虎”高潮中出现的“老虎”数字有了明显的下降。
毛泽东主席是三反运动的首倡者、发动者和最高指挥者，在这场运动中表现了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政治魄力
在“三反”运动的缘起，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951年11月初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11月20日，毛主席代表在批语中指示各地：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毛主席的英明之处在于他由东北的报告而向全国提出三反的号召。东北的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可以看作“三反”运动的序曲，但还不是“三反”运动。全国性的“三反”运动，包括东北局的“三反”运动，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下了指示以后才正式开始的。
其实，早在建国前，甚至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有了迎接执政的挑战与考验的精神准备。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郭文叙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毛泽东读了郭文，很快当作整风学习材料在党内印发。4月12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间，毛主席给郭沫若的一封复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1949年3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对建国后执政党所面临的挑战与考验作了这样的分析和预料：“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象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主席是伟大的战略家，他考虑发动“三反”的战略时自然而然地和七届二中全会的预料、七届二中全会的方针联系起来。正是因为党中央毛主席对于执政后所面临的挑战和考验早有预见，所以，当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引起党中央重视的时候，党中央、毛主席没有迟疑，没有犹豫，迅即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落实七届二中全会的方针，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
在1951年12月初，毛主席就为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要求各地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1952年1月10日，毛主席在转发公安部报告的批语中要求全国公安部门“开展一个彻底的猛烈的三反斗争，将一切污毒洗干净。”同一天在转发空军党委报告的批示中则写道：“只要这样做，无论什么贪污分子也能揭露出来，浪费和官僚主义均将一扫而光。”三反运动进入高潮，他热情而不失严厉地勤加督责：“望我党政军民各级领导同志坚持奋斗，彻底完成三反任务。”“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他指出“凡属不痛不痒敷衍塞责者，其领导人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这类报告应立即予以批判。”他说“我们不怕贪污人数多，款数大，只怕不能发动群众斗争，不能把大中小各类贪污分子全部弄清楚。”他要求各地注意“在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展开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一定要把一切贪污分子查出来”。包括在朝鲜前线的志愿军，毛主席也是严加督责。他在一件批示中写道：“凡说在朝鲜环境不可能有贪污的人，凡对清出一批中小贪污分子就认为已经满足已经胜利的人，必须加以批判。已收场者必须重来。一个月不足，再加一个月。两个月不足，再加一个月。”他在1952年1月16日的一件批示中强调“不准草率收兵”；2月1日的指示中再次强调“老虎不捉净不许收兵”。2月5日的批示中强调“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2月10日的批示中说明“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
从此可以看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英明领袖，毛泽东主席在领导三反运动的过程中表现了伟大的决心和信心，表现了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政治魄力。
不庸讳言，三反运动中，毛主席有过失误。这种失误主要表现为一度扩大了对贪污现象的估计，并且在1952年元月中旬左右要求各单位的“打虎”指标向先进单位看齐。毛主席在三反运动中的急躁情绪和扩大了的敌情估计持续了大约20天。当运动中扩大化的现象反馈给他时，他立即指导纠正。1952年2月20日，毛主席在一件批示中说：“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
领导三反运动的历史功绩不属于毛主席一个人，他是最关键的一个人；三反运动中的偏差的责任不属于毛主席一个人，他是应负主要责任的一个人。评价一次历史事件应该看它的主流，看它的主导方面。三反运动基本上是一次健康的成功的群众运动。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年的那场运动已硝烟散尽。回眸追忆，感慨重重，受益多多
“三反”运动已经过去了50多年，在新世纪之初，回眸和思考当年的“三反”运动，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和评价当年的那场运动呢？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反”运动是一次成功的反腐败斗争和社会改革运动，它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同时，“三反”运动也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局限性。但是无论成功还是局限之处，都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三反”运动从形式上看主要是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廉洁勤政，但是它所涉及的内容决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还包括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三反”运动从多个层面对中国社会发挥着影响和作用。
在“三反”运动中，共查出贪污款60000亿元，截至1952年10月，共追回20000亿元。同时，经过“三反”运动，党和国家机关也节省了大量的行政费用。从这个角度上说，这次运动有力地支持了当时的抗美援朝战争，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对此，毛泽东曾说：“‘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可以打一年半。增产节约出来的钱，就完全可以用在国内建设上。”
“三反”运动中查出了大量贪污分子，在处理结果上充分体现少数从严、多数从宽、重在教育的原则。同时，对那些罪行严重的分子又决不姑息，从严惩处，达到了警示后人的目的。特别是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判决，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时，“贪污罪可耻，廉洁最光荣”的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道德准绳，也成为了新的社会风尚。
“三反”运动与整党的结合，清除了一批党和政府机关内的腐化分子。同时，为了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防腐方针，各基层党组织结合“三反”，对党员进行了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教育。这对于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共产党员的侵蚀，保持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从思想、政治和经济等角度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有力地保障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继续发展。
不能回避的是，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因而使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三反”运动也是如此，但是“三反”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难超越或根本无法超越的，也恰恰因为这种局限，它为我们党在治国理政方面不断走向成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