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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性本身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电影《色戒》中的女主人公王佳芝为观众展现出了人性中善的一面，同时也暴露出人性中恶的一面。王佳芝作为一个有着正常七情六欲的生物意义上的人，爱上易先生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王佳芝为个人情欲放走了大汉奸的确丧失了民族大义。人性善恶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使王佳芝用自己年轻美丽的生命上演了一出令观众扼腕叹息的悲剧。
关键词 人性 民族大义 个人情欲 悲剧
大导演李安执导的电影《色戒》改变自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影片描述了一个畸形的舍身报国加爱情的悲剧故事。日伪时期，岭南大学迁至香港，大一学生王佳芝是学校话剧社的当家花旦，她的几个同学选定王佳芝施展美人计，要谋刺汪精卫的特务头子易先生。不料易先生突然返回上海，暗杀计划流产。三年后，地下工作者老吴得知王佳芝的情况，指示他们继续完成暗杀易先生的计划。王佳芝以“麦太太”的身份与易先生上演了一场民族大义和个人情欲激烈冲突的大戏。就在刺杀汉奸易先生即将成功的时候，王佳芝陷入了情网，使得易先生死里逃生，而王佳芝和她的几个同学却一起被易先生处决，王佳芝的转变过程充分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
人性本身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电影《色戒》中的女主人公王佳芝为观众展现出了人性中善的一面，同时也暴露出人性中恶的一面。王佳芝作为一个年轻的女人，爱上易先生无可厚非，是可以理解的行为：但是作为一个爱国青年。王佳芝为了个人的情欲就放走了大汉奸易先生，从而导致几个爱国青年包括她自己的丧生，的确是丧失民族大义之举，又令人痛恨。人性善恶在王佳芝身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使她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上演了一出令观众扼腕叹息的悲剧。
一、王佳芝·张爱玲·郑苹如
电影《色戒》改编自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因此，分析王佳芝的形象就很有必要从张爱玲和她的小说《色，戒》说起。
张爱玲的原著构思于1953年，只有短短的一万多字，张爱玲前后竟然写了20多年。直到1978年，《色，戒》才发表于台湾《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有评论认为这篇小说有歌颂汉奸的嫌疑：也有人认为小说就是张爱玲的自传：还有人说王佳芝的原型是中统情报人员郑苹如。
如果我们要对号入座的话，在王佳芝的身上，确实能看到张爱玲的影子。
张爱玲，1920年出生于上海。1925年父母离婚。1939年考进香港大学，1942年回上海。1943年张爱玲在《紫罗兰》杂志上发表了她的成名作——小说《第一炉香》。当时的张爱玲才23岁。后来，她狂热地爱上了汪伪政府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法制局长胡兰成。因为胡兰成不但是汉奸，并且还有妻室，人们都为张爱玲而惋惜。张爱玲却不以为然，她品评一个人的价值观与世人不同。她的眼中没有政治，只是把胡兰成当作一个懂她理解她的男人，而不是汪伪政府的汉奸。也许她只在乎胡兰成对她的爱，其它的她都不愿多想。
被人们认为是王佳芝原型的另一个人物是郑苹如。
郑苹如生于191 8年，中统情报人员。1939年12月21日，已是丁默村情妇角色的郑苹如借口想去买大衣，将汪伪特务头子丁默村骗到了西比利亚皮货店准备实施暗杀。丁默村在挑大衣时，忽然察觉情况有异，便快速奔出。箭一般钻进汽车。这一突然变故使得埋伏好的暗杀人员猝不及防。暗杀行动失败。这就是发生在上海滩、轰动一时的“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店刺工案”。1940年2月，郑苹如被秘密处决，时年22岁。
从小说《色，戒》的内容看，的确借用了郑苹如刺杀丁默村的情节，王佳芝的经历也与张爱玲有颇多类似之处，无怪乎人们要把王佳芝与张爱玲和郑苹如联系起来。而张爱玲自己则说：“不少读者硬是分不清作者和他作品中人物的关系。往往混为一谈。曹雪芹的《红楼梦》如果不是自传，就是他传，或是合传。偏偏没有人拿它当小说读。最近又有人说，《色，戒》的女主角确有其人，证明我必有所据，而他说的这篇报导是近年才以回忆录形式出现的。当年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哪里轮得到我们这种平常百姓知道底细?记得王尔德说过，‘艺术并不模仿人生，只有人生模仿艺术”’。“我写的不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当然有人性，也有正常的人性的弱点，不然势必人物类型化。”
张爱玲的辩白是符合文学创作理论的。文学创作的客体是社会生活。“由于作家的体验，作为文学创作客体的社会生活被知觉化、情绪化、心灵化。……因此，作家笔下的生活就不那么‘客观’了，而是经过作家感觉的折光、情感的渲染、心智的灌注、理性的过滤了的生活”。所以，读者大可不必去计较王佳芝究竟是张爱玲还是郑苹如，王佳芝就是王佳芝。她只是一个文学艺术形象。
电影《色戒》延用了小说的结构，片中人物也基本在小说的框架之内，影片仅增加了王佳芝的家庭背景，还对原著中的留白进行了补充，利用视听艺术的优势，通过几场情欲戏和对白的渲染，使王佳芝人物形象的塑造比原著更丰满，突出了人性的表现。使王佳芝从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变成一个爱上大汉奸的女人的过程更自然。在小说中，读者很难看到王佳芝的爱，更看不到易先生的爱。在电影中，观众更容易看到一个为爱流泪的男人和一个为爱而埋葬自己的女人。因此有人说，李安理解了张爱玲，而且不止于理解。比理解更多。
二、民族大义视角下的王佳芝
影片开场是化名为麦太太的王佳芝和几个汉奸太太打麻将的一组镜头，后来又有若干次这样的镜头，似乎是暗示王佳芝成为麦太太本身就是一场赌博，而麦太太很少有赢的时候，直到最后不仅输掉了自己那鲜活的生命。还输掉了作为一个中国青年知识女性应有的民族气节!
原先的王佳芝也是有着一腔热血的爱国青年，自从参与以美人计暗杀易先生的行动，她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一条悲剧之路。在中国历史上，西施利用美色松懈了吴王夫差的斗志，帮助越王勾践复仇成功：貂蝉利用美色离间了董卓和吕布的关系，使董卓命丧黄泉。这二人可以称得上施展美人计成功的典范。而王佳芝却在人性矛盾冲突的关键时刻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以至于国人共愤的大汉奸得以逃命，却葬送了自己和几个爱国青年的性命。
自古至今，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在面临民族利益和个人得失的取舍时，有人选择了前者，也有人选择了后者。文天祥以一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让后人肃然起敬：吉鸿昌更是用“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唱响了令人荡气回肠的英雄之歌!袁世凯为满足自己做皇帝的私欲，不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终究逃脱不了国人的唾骂：汪精卫同样是为了个人的目的，成了中国最大的汉奸，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王佳芝为什么会做出如此选择?从心理角度看，在去珠宝店之前，王佳芝还处于“超我”的状态。这种“超我”的心理状态“像一个 监督者或警戒者，设法引导自我走向更高尚的途径”。易先生虽然是个令自己心仪的男人，但他终究是个汉奸。自己和他不仅是情人关系，更是“猎人”和“猎物”的关系。为了捍卫民族正义，宁可牺牲自己的个人情欲。于是她把易先生骗进了设好埋伏的珠宝店，在那里，她将成就自己的民族大义。在珠宝店，王佳芝看着易先生为她订购的大钻戒，听着易先生爱的表白，王佳芝的心理天平开始了摇摆。这时，一个王佳芝不愿选择又必须选择的命题摆在了面前：一个是卖国求荣、阴险毒辣的汉奸特务头子易先生，一个是像蛇一样往她心里面越钻越深的情人。如果这是两个不同的人，问题就不存在了：杀掉易先生，扑向情人的怀抱，既保存了民族大义，又收获了甜蜜爱情，不幸的是，易先生和这个“情人”是同一个人!残酷的现实和尖锐的矛盾就这样重重地压在了王佳芝这个青年女性的心上。
“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世界总是这样，到处都充满了矛盾，逼着人们在种种矛盾冲突中去艰难地选择。每一个旧的矛盾解决了。就会有新的矛盾产生了，人类社会就是在这样不断地解决矛盾又不断地产生矛盾的过程中艰难地前行。虽然人们期望着十全十美，但现实总是难以满足人们这种美好的愿望。就如同女人们在恣意寻欢和享受着性爱的同时。还必须为艰辛的十月怀胎和痛苦的一朝分娩买单一样，有得就会有失。
文天祥、吉鸿昌们得到了民族英雄的美誉，也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袁世凯、汪精卫们得到了他们渴望的地位和权势，却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和人格。孰是孰非?如何来判断人生的价值，怎样评价一种行为的善恶，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视角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人有两种不同的属性，即社会属性和生物属性。人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因此，生活在社会上的人就必然具备了社会的属性，人们需要遵守社会规则。在一定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氛围的影响下生活。而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也有评价人们行为善恶的不同标准。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里，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在面临国家民族利益与个人得失必须二选一的矛盾冲突时，保全国家民族利益就成了高尚之选。“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代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文天祥、吉鸿昌们的死就重于泰山，袁世凯、汪精卫们的死就轻于鸿毛。
那么，如何评价王佳芝的死呢?从人的社会属性来看，她的死不仅是毫无价值的，更是可耻的。王佳芝只是满足了个人的一己情欲，却让死有余辜的大汉奸易先生有机会继续卖国求荣、屠杀爱国民众，反而使和自己一样风华正茂的有志青年血染刑场。
人的社会属性是人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独特的性质。几千年来，我们的前辈哲人们争论不休的一个哲学命题就是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孟子是第一个提出人性本善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所谓的仁义礼智就是善。他认为人所具有的美好本性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是外来力量形成的，而是人本身固有的。荀子则是第一个提出人性本恶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认为人生来就是好利好色的，如果顺从人的本性，人类就会互相争夺，社会就会混乱，所以人必须在法规和道德的约束下，遏止自己恶的本性，才能变为善。
孟子和荀子对人性的探讨都只看到了人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作为生物人的人性是相同的，会直立行走，会说话，会劳动，会制造工具，会思维，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生物性质。人还有与其他动物相同的生物性质，如求生，爱美，吃饭，睡觉乃至性交等等。这些生物人的人性无所谓善还是恶，而社会人的人性就有了善恶之分。
从人的社会属性看，一个人的身上同时存在着善恶两种相互对立的性质，因而大善之人必有小恶之处，大恶之人也必有小善之举，这就是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就王佳芝而言，刺杀大汉奸易先生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此乃大善。爱上并放生自己心爱的男人是人性的本能，此乃小善。放生卖国求荣的大汉奸易先生违背了民族大义，此乃大恶。刺杀自己爱着并且也爱自己的男人，此乃小恶。王佳芝取大恶而弃小恶，弃大善而取小善，实非明智之举，反而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
三、个人情欲视角下的王佳芝
无论是读原著还是看电影，都会让人产生一些疑问：这样的作品有什么意义?王佳芝为什么要放走易先生，她真的爱上他了吗?这说明受众对创作者的动机有不同的看法，原著和电影对王佳芝思想转变过程的表现也有欠缺。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人们所关注的社会热点也更加大众化和多元化。文学艺术也是如此。“说社会的热点决定文学的热点是一点也不错的，当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追求、人际关系的准则、对生活的理解、特别是紧紧控制着人们的意识和精神的东西改变了以后，文学的观念、功能、审美时尚、主题选择、接受方式就没法不改变了”。与文艺创作相适应，现在的文艺批评正处在从离心到向心的转化之中，呈现出一种向心态势，也预示了批评的个性化前景。批评不再是单纯为时空政治和某项具体政策服务的工具，不再是创作的附庸”。也正因为如此，创作者只是把把暗杀行动作为故事发展的一条线索，试图脱离政治的约束，从人性的角度去描写一个爱情悲剧。
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影片《色戒》的大陆版对表现性行为的镜头进行了删减。从删减后的影片看，作品的完整性和艺术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与原著对比，影片的说服力要更强一点。首先，电影把原著中刻意隐藏的情欲充实放大了。这样不但诱发了媒体的炒作和观众的期待。而且还增强了王佳芝思想转变的元素。影片利用自身的视觉优势试图证实原著引用的一句话：“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为王佳芝最后放走易先生的行为作了十分必要的铺垫。其次，电影的编导增加了王佳芝家庭背景的环节，为王佳芝在关键时刻的转变增加了几分理由。
电影(大陆版)中表现王佳芝与易先生性行为的镜头有二段，有人认为这是创作者迎合观众的一种商业行为，他们质疑：离开了描写性行为的镜头难道就不行吗?对于性行为镜头的使用的确应当慎重，也确有一些创作者想通过此类镜头去吸引观众的眼球，以获取较高的票房价值。《色戒》则不然，其中对性行为的描写有益于塑造王佳芝这个典型形象，也是反映王佳芝在不同阶段心路历程的 必需。“真正的典型形象或者说高度典型化的形象不应该是偏倚于人的一种生存关系。如对政治关系、阶级关系的偏倚只能使性格走向偏至、畸形。使典型政治化，而是既要描写人的横向的现实社会关系，又要描写纵向的文化关系，还要挖掘人的心灵这口‘深井’”。王佳芝原是一个充满爱国激情的女大学生。为了刺杀大汉奸易先生不惜献出了自己的身体，而到最后，竟然在刺杀就要成功时放走了易先生，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如何让观众信服?
王佳芝和易先生的第一次只能叫性交，王佳芝只是易先生的泄欲对象和暗杀组织的绝色诱饵。他们没有前戏，就直接上演了一场SM式的性戏。完全处于被动姿势的王佳芝是否能够在这种虐待式的性交中获得快感，观众无法判断。但是镜头一晃，紧接着的场景就是观看苏州评弹，颇有意味的是一句“芳心乱”的唱词，似乎是编导要告诉观众王佳芝此时的心态。但他们之间的第二次一定可以称为做爱。
“精神分析学派把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本我包括所有原始的遗传的本能和欲望，其中最根本的是性欲冲动。本我遵循快乐原则，追求满足，无视社会价值”。在镜头中，王佳芝跟易先生第二次时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独守空房的怨妇，只是四天不见，她就在每一分钟的期盼，每一分钟的爱恨交加。易先生一句“我现在回来了，你还恨我吗”，王佳芝带着哭腔扑入易先生的怀抱：“不恨”。这次的姿势已经变成了传统式，王佳芝的表情告诉观众，她此时已经忘记自己的政治使命，从超我回归到了自我，从一个社会的人回归为一个生物的人，开始尽情地享受男女肉体的交融给她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快感，尽管这种快感的享受是致命的。“性的危险源于性所制造的巨大快感。不论是生理冲动还是美学的占有，性的快感具有如痴如醉的效果。人们可能疯狂地追逐这种快感，甚至不惜冒犯既定的社会秩序”。王佳芝沉溺其中，在疯狂地享受性爱带来快感的同时，走过了一段生物人的快乐人生，也为自己埋下了致命的祸根。
据说影片《色戒》的完整本里还有一场情欲戏，王佳芝在戏里采取了主动的姿势，体位的变化就是要告诉观众，王佳芝真的爱上了易先生这个男人。正因为如此，当她戴着那颗大钻戒，想到“他是爱我的”时，才完全进入了一个女人的角色，放走了爱着自己、自己也爱着的男人。实际上，“性描写审美价值的高下，不应单纯以性描写的多寡、细粗、乃至文野为准绳。关键在于创作主体的性观念和由这种性观念所支配的关照世界的眼光。……文学的性描写，只应该围绕着真正使之这所以为人的具有深刻本质意义的东西旋转，而不应该是性的自转”。《色戒》中的性描写，对于完成王佳芝的人物形象塑造至关重要，绝非只是赢取票房价值和观众眼球的招数。
为了使王佳芝的转变更合理，影片的创作者给王佳芝增加了家庭的背景。张爱玲的原著里并没有写她的家庭，而影片却通过读信，巧妙地告诉观众，她没有了母亲，父亲带着弟弟去了英国，王佳芝在上海是孑然一身，得不到来自家庭的关爱。这也为她比较容易地就坠入情网作了很好的铺垫。
最后，我们还可以透过影片的一些场景和细节。看一看王佳芝是如何爱上刺杀对象、以至于最后背叛自己的政治使命的。当王佳芝第一次扮演麦太太接近易家夫妇，并与易太太一起逛街之后，她的内心就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觉得“他跟想象的不一样”。等到二人在餐馆里单独约会，她的眼神已经开始含情脉脉了。在上海，她以一种幽怨的语调告诉邝裕民：“是不是他还有别的女人，公寓的空气里有香水”，这就说明王佳芝已经忘了自己跟易先生的偷情只是在执行一项伟大的任务，并非真的偷情。然而她却吃起醋来，这就说明王佳芝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爱国青年了，她正在转变为与易先生暗地偷情的真的麦太太。在影片中她在向老吴汇报工作时有一段发泄，“他比你们还要懂得戏假情真这一套，他不但要望我的身体里钻，还要像一条蛇一样，望我心里面越钻越深。……每次最后他身体一抽倒下来，我就在想，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你们是不是应该冲进来，朝他的后脑开枪”，然后嘶喊着：“然后他的血和脑浆就会喷到我一身”!这段歇斯底里式的发泄，明白无误地表示王佳芝已经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如果再不下手，她就可能演变为易先生的“猎物”，此时王佳芝的超我状态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一处日本娱乐场所，他们深情地相吻、拥抱。看起来真的就是一对幸福的情侣，丝毫看不出他们是“猎人”和“猎物”的关系。情到深处。王佳芝起身唱了一首《天涯歌女》，那情意绵绵的“人生呀谁不惜呀惜青春，小妹妹似线郎似针，郎呀穿在一起不离分”使易先生潸然泪下。如果只看此情此景，分明是一幅让人艳羡的情爱图。
有了上述众多情节的铺垫，在珠宝店里发生的故事就水到渠成了。王佳芝那期待的目光投向大钻戒，微微地抿着嘴唇，当听到易先生说“我对钻石不感兴趣，我只想看它戴在你手上”时。影片完成了对王佳芝从“猎人”到“猎物”转变的形象塑造。就在那一刻。一个准备刺杀汉奸的爱国青年完成了被易先生的爱所俘虏的裂变。此时王佳芝的超我意识已经完全崩溃，从而彻底进入了本我的精神状态，也把王佳芝上演的这出人性矛盾冲突的悲剧推向了高潮。
关键词 人性 民族大义 个人情欲 悲剧
大导演李安执导的电影《色戒》改变自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影片描述了一个畸形的舍身报国加爱情的悲剧故事。日伪时期，岭南大学迁至香港，大一学生王佳芝是学校话剧社的当家花旦，她的几个同学选定王佳芝施展美人计，要谋刺汪精卫的特务头子易先生。不料易先生突然返回上海，暗杀计划流产。三年后，地下工作者老吴得知王佳芝的情况，指示他们继续完成暗杀易先生的计划。王佳芝以“麦太太”的身份与易先生上演了一场民族大义和个人情欲激烈冲突的大戏。就在刺杀汉奸易先生即将成功的时候，王佳芝陷入了情网，使得易先生死里逃生，而王佳芝和她的几个同学却一起被易先生处决，王佳芝的转变过程充分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
人性本身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电影《色戒》中的女主人公王佳芝为观众展现出了人性中善的一面，同时也暴露出人性中恶的一面。王佳芝作为一个年轻的女人，爱上易先生无可厚非，是可以理解的行为：但是作为一个爱国青年。王佳芝为了个人的情欲就放走了大汉奸易先生，从而导致几个爱国青年包括她自己的丧生，的确是丧失民族大义之举，又令人痛恨。人性善恶在王佳芝身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使她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上演了一出令观众扼腕叹息的悲剧。
一、王佳芝·张爱玲·郑苹如
电影《色戒》改编自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因此，分析王佳芝的形象就很有必要从张爱玲和她的小说《色，戒》说起。
张爱玲的原著构思于1953年，只有短短的一万多字，张爱玲前后竟然写了20多年。直到1978年，《色，戒》才发表于台湾《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有评论认为这篇小说有歌颂汉奸的嫌疑：也有人认为小说就是张爱玲的自传：还有人说王佳芝的原型是中统情报人员郑苹如。
如果我们要对号入座的话，在王佳芝的身上，确实能看到张爱玲的影子。
张爱玲，1920年出生于上海。1925年父母离婚。1939年考进香港大学，1942年回上海。1943年张爱玲在《紫罗兰》杂志上发表了她的成名作——小说《第一炉香》。当时的张爱玲才23岁。后来，她狂热地爱上了汪伪政府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法制局长胡兰成。因为胡兰成不但是汉奸，并且还有妻室，人们都为张爱玲而惋惜。张爱玲却不以为然，她品评一个人的价值观与世人不同。她的眼中没有政治，只是把胡兰成当作一个懂她理解她的男人，而不是汪伪政府的汉奸。也许她只在乎胡兰成对她的爱，其它的她都不愿多想。
被人们认为是王佳芝原型的另一个人物是郑苹如。
郑苹如生于191 8年，中统情报人员。1939年12月21日，已是丁默村情妇角色的郑苹如借口想去买大衣，将汪伪特务头子丁默村骗到了西比利亚皮货店准备实施暗杀。丁默村在挑大衣时，忽然察觉情况有异，便快速奔出。箭一般钻进汽车。这一突然变故使得埋伏好的暗杀人员猝不及防。暗杀行动失败。这就是发生在上海滩、轰动一时的“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店刺工案”。1940年2月，郑苹如被秘密处决，时年22岁。
从小说《色，戒》的内容看，的确借用了郑苹如刺杀丁默村的情节，王佳芝的经历也与张爱玲有颇多类似之处，无怪乎人们要把王佳芝与张爱玲和郑苹如联系起来。而张爱玲自己则说：“不少读者硬是分不清作者和他作品中人物的关系。往往混为一谈。曹雪芹的《红楼梦》如果不是自传，就是他传，或是合传。偏偏没有人拿它当小说读。最近又有人说，《色，戒》的女主角确有其人，证明我必有所据，而他说的这篇报导是近年才以回忆录形式出现的。当年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哪里轮得到我们这种平常百姓知道底细?记得王尔德说过，‘艺术并不模仿人生，只有人生模仿艺术”’。“我写的不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当然有人性，也有正常的人性的弱点，不然势必人物类型化。”
张爱玲的辩白是符合文学创作理论的。文学创作的客体是社会生活。“由于作家的体验，作为文学创作客体的社会生活被知觉化、情绪化、心灵化。……因此，作家笔下的生活就不那么‘客观’了，而是经过作家感觉的折光、情感的渲染、心智的灌注、理性的过滤了的生活”。所以，读者大可不必去计较王佳芝究竟是张爱玲还是郑苹如，王佳芝就是王佳芝。她只是一个文学艺术形象。
电影《色戒》延用了小说的结构，片中人物也基本在小说的框架之内，影片仅增加了王佳芝的家庭背景，还对原著中的留白进行了补充，利用视听艺术的优势，通过几场情欲戏和对白的渲染，使王佳芝人物形象的塑造比原著更丰满，突出了人性的表现。使王佳芝从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变成一个爱上大汉奸的女人的过程更自然。在小说中，读者很难看到王佳芝的爱，更看不到易先生的爱。在电影中，观众更容易看到一个为爱流泪的男人和一个为爱而埋葬自己的女人。因此有人说，李安理解了张爱玲，而且不止于理解。比理解更多。
二、民族大义视角下的王佳芝
影片开场是化名为麦太太的王佳芝和几个汉奸太太打麻将的一组镜头，后来又有若干次这样的镜头，似乎是暗示王佳芝成为麦太太本身就是一场赌博，而麦太太很少有赢的时候，直到最后不仅输掉了自己那鲜活的生命。还输掉了作为一个中国青年知识女性应有的民族气节!
原先的王佳芝也是有着一腔热血的爱国青年，自从参与以美人计暗杀易先生的行动，她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一条悲剧之路。在中国历史上，西施利用美色松懈了吴王夫差的斗志，帮助越王勾践复仇成功：貂蝉利用美色离间了董卓和吕布的关系，使董卓命丧黄泉。这二人可以称得上施展美人计成功的典范。而王佳芝却在人性矛盾冲突的关键时刻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以至于国人共愤的大汉奸得以逃命，却葬送了自己和几个爱国青年的性命。
自古至今，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在面临民族利益和个人得失的取舍时，有人选择了前者，也有人选择了后者。文天祥以一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让后人肃然起敬：吉鸿昌更是用“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唱响了令人荡气回肠的英雄之歌!袁世凯为满足自己做皇帝的私欲，不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终究逃脱不了国人的唾骂：汪精卫同样是为了个人的目的，成了中国最大的汉奸，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王佳芝为什么会做出如此选择?从心理角度看，在去珠宝店之前，王佳芝还处于“超我”的状态。这种“超我”的心理状态“像一个 监督者或警戒者，设法引导自我走向更高尚的途径”。易先生虽然是个令自己心仪的男人，但他终究是个汉奸。自己和他不仅是情人关系，更是“猎人”和“猎物”的关系。为了捍卫民族正义，宁可牺牲自己的个人情欲。于是她把易先生骗进了设好埋伏的珠宝店，在那里，她将成就自己的民族大义。在珠宝店，王佳芝看着易先生为她订购的大钻戒，听着易先生爱的表白，王佳芝的心理天平开始了摇摆。这时，一个王佳芝不愿选择又必须选择的命题摆在了面前：一个是卖国求荣、阴险毒辣的汉奸特务头子易先生，一个是像蛇一样往她心里面越钻越深的情人。如果这是两个不同的人，问题就不存在了：杀掉易先生，扑向情人的怀抱，既保存了民族大义，又收获了甜蜜爱情，不幸的是，易先生和这个“情人”是同一个人!残酷的现实和尖锐的矛盾就这样重重地压在了王佳芝这个青年女性的心上。
“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世界总是这样，到处都充满了矛盾，逼着人们在种种矛盾冲突中去艰难地选择。每一个旧的矛盾解决了。就会有新的矛盾产生了，人类社会就是在这样不断地解决矛盾又不断地产生矛盾的过程中艰难地前行。虽然人们期望着十全十美，但现实总是难以满足人们这种美好的愿望。就如同女人们在恣意寻欢和享受着性爱的同时。还必须为艰辛的十月怀胎和痛苦的一朝分娩买单一样，有得就会有失。
文天祥、吉鸿昌们得到了民族英雄的美誉，也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袁世凯、汪精卫们得到了他们渴望的地位和权势，却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和人格。孰是孰非?如何来判断人生的价值，怎样评价一种行为的善恶，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视角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人有两种不同的属性，即社会属性和生物属性。人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因此，生活在社会上的人就必然具备了社会的属性，人们需要遵守社会规则。在一定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氛围的影响下生活。而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也有评价人们行为善恶的不同标准。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里，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在面临国家民族利益与个人得失必须二选一的矛盾冲突时，保全国家民族利益就成了高尚之选。“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代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文天祥、吉鸿昌们的死就重于泰山，袁世凯、汪精卫们的死就轻于鸿毛。
那么，如何评价王佳芝的死呢?从人的社会属性来看，她的死不仅是毫无价值的，更是可耻的。王佳芝只是满足了个人的一己情欲，却让死有余辜的大汉奸易先生有机会继续卖国求荣、屠杀爱国民众，反而使和自己一样风华正茂的有志青年血染刑场。
人的社会属性是人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独特的性质。几千年来，我们的前辈哲人们争论不休的一个哲学命题就是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孟子是第一个提出人性本善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所谓的仁义礼智就是善。他认为人所具有的美好本性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是外来力量形成的，而是人本身固有的。荀子则是第一个提出人性本恶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认为人生来就是好利好色的，如果顺从人的本性，人类就会互相争夺，社会就会混乱，所以人必须在法规和道德的约束下，遏止自己恶的本性，才能变为善。
孟子和荀子对人性的探讨都只看到了人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作为生物人的人性是相同的，会直立行走，会说话，会劳动，会制造工具，会思维，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生物性质。人还有与其他动物相同的生物性质，如求生，爱美，吃饭，睡觉乃至性交等等。这些生物人的人性无所谓善还是恶，而社会人的人性就有了善恶之分。
从人的社会属性看，一个人的身上同时存在着善恶两种相互对立的性质，因而大善之人必有小恶之处，大恶之人也必有小善之举，这就是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就王佳芝而言，刺杀大汉奸易先生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此乃大善。爱上并放生自己心爱的男人是人性的本能，此乃小善。放生卖国求荣的大汉奸易先生违背了民族大义，此乃大恶。刺杀自己爱着并且也爱自己的男人，此乃小恶。王佳芝取大恶而弃小恶，弃大善而取小善，实非明智之举，反而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
三、个人情欲视角下的王佳芝
无论是读原著还是看电影，都会让人产生一些疑问：这样的作品有什么意义?王佳芝为什么要放走易先生，她真的爱上他了吗?这说明受众对创作者的动机有不同的看法，原著和电影对王佳芝思想转变过程的表现也有欠缺。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人们所关注的社会热点也更加大众化和多元化。文学艺术也是如此。“说社会的热点决定文学的热点是一点也不错的，当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追求、人际关系的准则、对生活的理解、特别是紧紧控制着人们的意识和精神的东西改变了以后，文学的观念、功能、审美时尚、主题选择、接受方式就没法不改变了”。与文艺创作相适应，现在的文艺批评正处在从离心到向心的转化之中，呈现出一种向心态势，也预示了批评的个性化前景。批评不再是单纯为时空政治和某项具体政策服务的工具，不再是创作的附庸”。也正因为如此，创作者只是把把暗杀行动作为故事发展的一条线索，试图脱离政治的约束，从人性的角度去描写一个爱情悲剧。
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影片《色戒》的大陆版对表现性行为的镜头进行了删减。从删减后的影片看，作品的完整性和艺术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与原著对比，影片的说服力要更强一点。首先，电影把原著中刻意隐藏的情欲充实放大了。这样不但诱发了媒体的炒作和观众的期待。而且还增强了王佳芝思想转变的元素。影片利用自身的视觉优势试图证实原著引用的一句话：“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为王佳芝最后放走易先生的行为作了十分必要的铺垫。其次，电影的编导增加了王佳芝家庭背景的环节，为王佳芝在关键时刻的转变增加了几分理由。
电影(大陆版)中表现王佳芝与易先生性行为的镜头有二段，有人认为这是创作者迎合观众的一种商业行为，他们质疑：离开了描写性行为的镜头难道就不行吗?对于性行为镜头的使用的确应当慎重，也确有一些创作者想通过此类镜头去吸引观众的眼球，以获取较高的票房价值。《色戒》则不然，其中对性行为的描写有益于塑造王佳芝这个典型形象，也是反映王佳芝在不同阶段心路历程的 必需。“真正的典型形象或者说高度典型化的形象不应该是偏倚于人的一种生存关系。如对政治关系、阶级关系的偏倚只能使性格走向偏至、畸形。使典型政治化，而是既要描写人的横向的现实社会关系，又要描写纵向的文化关系，还要挖掘人的心灵这口‘深井’”。王佳芝原是一个充满爱国激情的女大学生。为了刺杀大汉奸易先生不惜献出了自己的身体，而到最后，竟然在刺杀就要成功时放走了易先生，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如何让观众信服?
王佳芝和易先生的第一次只能叫性交，王佳芝只是易先生的泄欲对象和暗杀组织的绝色诱饵。他们没有前戏，就直接上演了一场SM式的性戏。完全处于被动姿势的王佳芝是否能够在这种虐待式的性交中获得快感，观众无法判断。但是镜头一晃，紧接着的场景就是观看苏州评弹，颇有意味的是一句“芳心乱”的唱词，似乎是编导要告诉观众王佳芝此时的心态。但他们之间的第二次一定可以称为做爱。
“精神分析学派把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本我包括所有原始的遗传的本能和欲望，其中最根本的是性欲冲动。本我遵循快乐原则，追求满足，无视社会价值”。在镜头中，王佳芝跟易先生第二次时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独守空房的怨妇，只是四天不见，她就在每一分钟的期盼，每一分钟的爱恨交加。易先生一句“我现在回来了，你还恨我吗”，王佳芝带着哭腔扑入易先生的怀抱：“不恨”。这次的姿势已经变成了传统式，王佳芝的表情告诉观众，她此时已经忘记自己的政治使命，从超我回归到了自我，从一个社会的人回归为一个生物的人，开始尽情地享受男女肉体的交融给她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快感，尽管这种快感的享受是致命的。“性的危险源于性所制造的巨大快感。不论是生理冲动还是美学的占有，性的快感具有如痴如醉的效果。人们可能疯狂地追逐这种快感，甚至不惜冒犯既定的社会秩序”。王佳芝沉溺其中，在疯狂地享受性爱带来快感的同时，走过了一段生物人的快乐人生，也为自己埋下了致命的祸根。
据说影片《色戒》的完整本里还有一场情欲戏，王佳芝在戏里采取了主动的姿势，体位的变化就是要告诉观众，王佳芝真的爱上了易先生这个男人。正因为如此，当她戴着那颗大钻戒，想到“他是爱我的”时，才完全进入了一个女人的角色，放走了爱着自己、自己也爱着的男人。实际上，“性描写审美价值的高下，不应单纯以性描写的多寡、细粗、乃至文野为准绳。关键在于创作主体的性观念和由这种性观念所支配的关照世界的眼光。……文学的性描写，只应该围绕着真正使之这所以为人的具有深刻本质意义的东西旋转，而不应该是性的自转”。《色戒》中的性描写，对于完成王佳芝的人物形象塑造至关重要，绝非只是赢取票房价值和观众眼球的招数。
为了使王佳芝的转变更合理，影片的创作者给王佳芝增加了家庭的背景。张爱玲的原著里并没有写她的家庭，而影片却通过读信，巧妙地告诉观众，她没有了母亲，父亲带着弟弟去了英国，王佳芝在上海是孑然一身，得不到来自家庭的关爱。这也为她比较容易地就坠入情网作了很好的铺垫。
最后，我们还可以透过影片的一些场景和细节。看一看王佳芝是如何爱上刺杀对象、以至于最后背叛自己的政治使命的。当王佳芝第一次扮演麦太太接近易家夫妇，并与易太太一起逛街之后，她的内心就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觉得“他跟想象的不一样”。等到二人在餐馆里单独约会，她的眼神已经开始含情脉脉了。在上海，她以一种幽怨的语调告诉邝裕民：“是不是他还有别的女人，公寓的空气里有香水”，这就说明王佳芝已经忘了自己跟易先生的偷情只是在执行一项伟大的任务，并非真的偷情。然而她却吃起醋来，这就说明王佳芝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爱国青年了，她正在转变为与易先生暗地偷情的真的麦太太。在影片中她在向老吴汇报工作时有一段发泄，“他比你们还要懂得戏假情真这一套，他不但要望我的身体里钻，还要像一条蛇一样，望我心里面越钻越深。……每次最后他身体一抽倒下来，我就在想，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你们是不是应该冲进来，朝他的后脑开枪”，然后嘶喊着：“然后他的血和脑浆就会喷到我一身”!这段歇斯底里式的发泄，明白无误地表示王佳芝已经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如果再不下手，她就可能演变为易先生的“猎物”，此时王佳芝的超我状态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一处日本娱乐场所，他们深情地相吻、拥抱。看起来真的就是一对幸福的情侣，丝毫看不出他们是“猎人”和“猎物”的关系。情到深处。王佳芝起身唱了一首《天涯歌女》，那情意绵绵的“人生呀谁不惜呀惜青春，小妹妹似线郎似针，郎呀穿在一起不离分”使易先生潸然泪下。如果只看此情此景，分明是一幅让人艳羡的情爱图。
有了上述众多情节的铺垫，在珠宝店里发生的故事就水到渠成了。王佳芝那期待的目光投向大钻戒，微微地抿着嘴唇，当听到易先生说“我对钻石不感兴趣，我只想看它戴在你手上”时。影片完成了对王佳芝从“猎人”到“猎物”转变的形象塑造。就在那一刻。一个准备刺杀汉奸的爱国青年完成了被易先生的爱所俘虏的裂变。此时王佳芝的超我意识已经完全崩溃，从而彻底进入了本我的精神状态，也把王佳芝上演的这出人性矛盾冲突的悲剧推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