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烧了吗?》是描写1944年8月解放巴黎全过程的纪实名著，作者是美国《新闻周刊》记者拉莱·柯林斯与法国《巴黎竞赛》记者多米尼克·拉皮埃尔。二人历时近三年搜集材料，翻阅了美、法、德三方面的军事档案，采访了上至艾森豪威尔、戴高乐高级助手，下至法、美、德普通士兵和巴黎市民共达800多人，采用了其中536人的亲身经历，成就了这部“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的佳作。该书1965年初版，2002年，由董乐山先生翻译的中文版在中国面世。
　　最近看《张东荪与他的时代》，勾起了对《巴黎烧了吗?》中一个细节的回忆。
　　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是希特勒临危授命的巴黎要塞司令官，因其无懈可击的忠诚而上位。披甲执戈十三年，他获得了“城市毁灭专家”的名声。在1944年7月，肖尔铁茨从希特勒那里得到的使命是，在盟军进攻巴黎时，让巴黎成为一片废墟。
　　维希政权的巴黎市长皮埃尔·泰丁格得到消息后，希望说动这位铁血将军不要像毁灭“乌克兰乡间交叉路口上的一个村庄”那样毁灭巴黎。书中对这一场游说的描写不到两页，却令人难忘。
　　起初，肖尔铁茨根本没把泰丁格的话当一回事。戏剧性的转折发生在这位矮壮的将军因感情激动而气喘咳嗽之后。泰丁格乘机建议两人到外面阳台上去，在那里，他们俯瞰到的巴黎美丽得令人心醉：一个身穿花布衣裙的漂亮姑娘骑车经过，一手接着被风吹起的裙子。在杜伊勒里花园的绿色草坪中间，未来的小水手们把他们的玩具帆船放到圆形小池塘里。在河的对岸，中午灿烂的阳光下，荣军院的金色圆顶闪闪发光，在它的背后，埃菲尔铁塔耸立在万里晴空之中。
　　泰丁格伸手指着他们面前展开的景色，向这个似乎没有感情的军人作了一次最后的痛切陈词：“给一位将军的任务常常是毁灭，不是保存。不妨设想将来有一天你有机会作为游客又站到这个阳台上来。再一次欣赏这些使我们欢乐、使我们悲伤的建筑物。你能够这么说，‘本来我是可以把这一切毁灭掉的，但是我把他们保存了下来，作为献给人类的礼物。我亲爱的将军，难道这不值得一个征服者感到光荣吗?”
　　这番话尽管没有让肖尔铁茨立刻回心转意，但当时的他闻言一时“沉默不语”，显然并没有当作耳旁风。本书作者采访到了肖尔铁茨，上述细节应该可靠。
　　巴黎烧了吗?这个希特勒败到临头还在催问的问题，答案是：巴黎没烧。城市得以幸存，固然最终决定于肖尔铁茨审时度势向盟军投降，然而泰丁格那与虎谋皮的勇气、感人肺腑的陈词，却铸就了历史上伟大的一瞬。
　　中国现代史上鼎革之际，也有过类似一幕。在《张东荪与他的时代》一书中，同为记者出身的作者记述道，1948年底至1949年初，国共逐鹿正酣，中共大军兵临北平，将这座五朝古都团团围住。在多种力量为北平和平解放纵横捭阖、傅作义将军举棋不定之时，北平第一任市长何其巩于1949年元旦第二天，邀请傅作义及其副手邓宝珊到家里吃晚饭。这顿饭吃了好几个小时，席间何其巩对傅作义谆谆劝导，指出蒋介石已是穷途末路、千夫所指、败局已定。最后，他饱含深情地对傅说：“我是北平第一任市长，这座古都，这么多建筑，能够完整地保存到现在，多么的不容易!”“希望你流芳千古，不要做民族罪人。”傅作义深受触动，当即表示决定率部起义。此次家宴，决定了奠定起义大局的“第二次出城谈判”。
　　当然，何其巩的这番游说对傅作义起义的作用不能夸大，它只是多种力量构成的合力中的一种。事实上，推动傅作义最终起义的原因相当复杂，而且根据邓野先生的研究，傅作义为起义还留了“寓兵于农”的一手，以备时局变化时东山再起，只是后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很快让他断了这个想法，主动向毛泽东坦白了自己还留有枪械弹药的事实。
　　何其巩游说博作义的一幕，不似泰丁格游说肖尔铁茨那般具有戏剧性和打动人心，但今日观之，仍令人感慨系之。彼时，何其巩已经从中国大学校长任上退下，隐居北平，但出于对文化古都的热爱，挺身而出。
　　关于何其巩，《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中的注释这样介绍：生于1899年，字克之，安徽桐城人，曾经任记者、西北军文书，1924年留学苏联，北伐时期任国民联军司令部秘书长。1928年国民党定于一尊并迁都南京后，北平特别市政府成立，为首任市长。任职期间主张“财政公开，造成廉洁政府”、增加教育经费(占市政经费29.5％)等。1936年接受任命为中国大学校长代理校长。北平沦陷期间，坚决不任伪职。
　　两座锋镝之下被改写了命运的历史名城，两场面向权力、暴力的苦心游说，尽管只是历史洪流中的涓涓一脉，却具有恒久的美与价值。
　　泰丁格的下落在《巴黎烧了吗?》中没有交代。何其巩的命运却似乎成谜。《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的最后一章介绍，1955年秋，何其巩因肝病不治在京逝世，时年五十六岁。而病逝前，家中竟然“不能举火”。作者对此不能索解，只做了合糊的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