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地震，也在国内的微博上引发“地震”，在热议中我欣然看到中国公民社会的觉醒。下面是被疯转的帖子，转的次数都在几万次，甚至十万次以上。
　　“潇湘晨报曹凌曦正在东京学习，他记录下了亲身经历，地震强度变大后，老师命令我们立刻躲在桌子底下，她一直站立在我们正中问。当地震有所减轻，老师要求我们什么也不要拿，赶紧离开教学楼，她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并关掉了电源。”
　　“朋友在日本发的‘围脖’：几百人在广场避震完毕，整个过程，无一人抽烟，服务员在跑，拿来一些毯子、热水、饼干，所有男人帮助女人，跑回大楼为女人拿东西，接来电线放收音机，3个小时后，人散，他妈的，地上没有一片垃圾，一点也没有。”
　　还有博友赞叹日本灾民避难时有秩序地坐在楼梯两侧，留下中间走道，不妨碍别人上下。
　　网友们最大的感慨是：为什么没有政府出面指挥，日本民众可以自组织，自管理，如此井然有序?
　　另一方面，有一些人看到日本死了人大声叫好，立刻也引发博友挞伐，比如凤凰卫视驻日记者李淼写道：“一些网友对日本地震的反应真让人痛心。汶川地震，很多日本普通老百姓在街头组织捐款，餐馆、24小时店，随处都有捐款箱。日本救援队为尽快出发(要等中方说yes)，在成田机场整整一晚待命；除政府外，各党也各尽所能，自民党包机向成都运送物资，作为惟一一个同行采访的中国记者，我可以证实。”
　　我们欣喜看到，多数网友走出了集体主义式的敌我仇恨，而以人道、人权的角度看待问题。这是公民意识的基础，一群总以敌我矛盾看待问题的人是无法组成公民社会的，他们一自我组织就会和其他组织打起来，如何产生秩序?公民必须以和平、宽恕与博爱的精神看待别人的灾难，这不止是普世的人道原则，也是中国“不忍人之心”的传统美德。当然宽容不表示忘却，在日本不能正视他们为亚洲人民带来的灾难前，我们要继续向他们呼吁，因为忘记人道灾难会是日本自己下一个悲剧的伏笔，也会变成我们自己的危机。我们宽恕却不能忘却。
　　有些网友把我们今日的不足归因于民族性，这又扯得太远了。公民意识的产生，公民道德的培养，公民责任感的教育，都需要时间，今天我们对国内社会的诸多批评是需要的，但千万不要悲观，更不要妄自菲薄。台湾也是花了近二十年，才见到公民社会的雏型。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1991年我解严后第一次回台湾，妈妈告诉我，她在台北市住不下去了，因为之前台北一年可以有两千多场抗议示威，示威群众不管人多人少都像暴民一样，常冲击这、冲击那好多次还把占铁路，搞得南北交通全断。
　　之后社会的乱象成为我对1990年代台湾最深的印象。一次我家门口的马路上停了一个醉汉的车，停在路中央，来了两辆警车五六个警察，竟然花了半个小时也无法把车移走。那时威权统治结束，警察声望又低，所以才懦弱到该执法的时候都不敢执法。
　　还有一次，又是一辆子把朋友家的巷道出口把占了，久久警察不来管(或是来了不敢管，车主人不在，你移他车，他刁民，可能会说车子里的钞票被警察拿了，闹成大新闻)，结果暴民管，过不去的车子，就拿了拐杖锁敲车，我一顿饭吃回来，车子几乎成了废铁。
　　最后老百姓自己受不了自己，社会产生了公民自觉运动，全台出现九千多个社区营造实例，人民自组织起来经营自己的邻里社区，共造美好家园。社会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参与各式各样公共事务治理，慈善团体更空前活跃，分担了大量的社会福利工作。知识分子更没闲着，不但在舆论阵地上大声呼唤公民道德与公民责任，还身体力行地参与社区营造与民间团体，据非正式统计，九二一大地震之后有两千多位教授下到灾区作志愿活动。
　　2006年我讶异地看到二十年的教育与训练，台湾公民社会渐趋成熟了，百万红杉军包围陈水扁时，却没起冲突暴动，走了后，也是地上垃圾捡走，保持干干净净。
　　对日本大灾后秩序井然的激赏无关哈日仇日，而是我们社会的公民意识正在觉醒，能够向我们很不喜欢的一个社会学习我们需要的东西。每一个转型成功成为发达经济体的社会都会要走过这个学习过程，所有东亚儒家文化的国家或地区也都走过来了，我们今日正走上这个历程，无需自贬，也不能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