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同情是亚当·斯密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但在其定义上仍有争议,表现为两个问题:其一,同情是否是情感;其二,同情是否是情感理解能力.从斯密的文本看,同情是旁观者的情感,来源于想象的处境转换;然而,旁观者在同情过程中不一定会转换为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因此,同情不是对情感的理解或理解能力,而是为评价当事人的情感是否具有合宜性提供参照.虽然否定同情是情感理解能力,但这并不代表斯密主张忽视他人的实际情感.相反,同情为有差异的个体情感创造了交流的基础,自我和他人在相互同情中达成一致,这也是道德生活的基础.斯密通过对同情概念的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同情是亚当·斯密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但在其定义上仍有争议,表现为两个问题:其一,同情是否是情感;其二,同情是否是情感理解能力.从斯密的文本看,同情是旁观者的情感,来源于想象的处境转换;然而,旁观者在同情过程中不一定会转换为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因此,同情不是对情感的理解或理解能力,而是为评价当事人的情感是否具有合宜性提供参照.虽然否定同情是情感理解能力,但这并不代表斯密主张忽视他人的实际情感.相反,同情为有差异的个体情感创造了交流的基础,自我和他人在相互同情中达成一致,这也是道德生活的基础.斯密通过对同情概念的不同诠释,开出了一条不同于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道德建构之路.澄清同情的含义,不仅有助于理解斯密的理论,也为涉及这一概念的其他研究(如镜像神经元)提供了清晰的理论资源.
其他文献
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在于超强的系统集成能力或“组装”能力.这种系统集成能力使中国成为“制造大国”.在迈向“制造强国”的征程中,中国在创新指数、科技投入与产出等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但是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仍然较大.当前需要在创新驱动、结构优化、对外合作三条路径上发力并寻求突破,加快“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实施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由控审失衡、控辩失衡、控方一头独大的权力配置引发的诸多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域外认罪协商特别是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相类似,为此有必要在与辩诉交易制度进行辩证比较的基础上,遵循端正检察院对该项制度适用率的考核导向,法院对量刑建议享有充分的司法审查权,强化律师的实质参与以及“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归位的完善路径,重塑控辩审三方关系,以期对该项制度作出更为科学的构建.
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呈现出从《莱茵报》时期对彰显特殊自由的市民社会与昭示普遍自由的政治国家间的对立所产生的“苦恼疑问”,到《德法年鉴》时期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所造成的手段与目的的颠倒而感到的“困惑不解”,再到《巴黎手稿》时期对因资产阶级私有制而造成的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的个体生活与类生活之间的斗争而提出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解答”发展的清晰的逻辑路线图.精神现象学揭示了自我意识的伦理性对苦恼性的超越历程,即从自我意识环节的苦恼意识,发展到理性环节的自我意识的颠倒(自由的普遍性与个体性的意识错乱),再到精神环节的
《春秋公羊传》中提出的"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重后果的倾向.董仲舒通过将"义"与"道"引入到经权理论之中,为"经""权"相反相成的经权观的道义论立场找到了一个相对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弥补了《公羊传》中的经权观只能通过在经权关系之外设置实践限制的方式来避免行权违背道义原则的不足.在坚持重道义的基础上,把道义与结果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贯立场.董仲舒经权观中道义论立场的明确和回归,反映了经权关系理论提出初期儒家学者对道义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的调适与平衡.
当前家庭农场在全国范围内呈井喷式发展,但立法缺失导致其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做好家庭农场立法是家庭农场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提升基层依法治理水平的必然趋势.针对家庭农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立法重点关注的实质内容应包括:通过确立一般规定来界定家庭农场的法律地位,通过制定特殊规范来厘清家庭农场内部人员及财产的法律关系,通过吸收政策规定明确家庭农场的市场准入规范.家庭农场立法还要注意与相关法律对接,主要是与《民法典》《合伙企业法》对接,与经济法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接,与土地经
应对公共风险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职能.但当代政府在公共风险识别和处置中面临着困境:一方面,公共风险具有“测不准”特征;另一方面,政府试图分散风险的措施有时会导致原本分散的风险集中化.后工业社会形态下社会基础结构剧烈变迁,风险配置逻辑呈现无差别化攻击的特征,人类个体生活方式解放导致其行为负外部性的大规模扩散,是当代公共风险应对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要走出公共风险应对困境,需要发挥政府集中秩序在公共风险应对中的核心作用,培育社会自发秩序以构建风险庇护之网,完善市场秩序以增强公共风险应对助力,尊重专业秩序以实现公
新发现的杨昌济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所编的《修身讲义》,是研究杨昌济和青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思想的重要资料.此书第一个特点,就是没有照搬当时已出版的伦理学教材或修身讲义普遍存在的以西方伦理学为蓝本的模式,全书重点就是讲修己.此书第二个特点,就是强调青年士子修身的第一要义,即是要立志做圣贤豪杰.为此,杨昌济举了圣贤豪杰的五个特质,明确指出进入圣门的下手工夫,十分强调要理会"圣贤气象".此书第三个特点,是强调全面发展自己的身体及精神之能力.为此,杨昌济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如何讲"卫生".此书第四个特点,是注意将哲学
在明代大礼议中,议礼双方立论基础的不同可以归结为情与礼的分歧.宗法派基于宗法礼制,主张继君统必先继宗统,让皇帝改换父母;人情派基于孝道亲情,主张继统不必继嗣,维护皇帝与父母的亲子关系.双方分别从情、礼出发,主要采用考论史例、诠释经典、探究典章、借助灾异共四种方式论证自己的主张.通过分析大礼议这一生动的道德实践案例,既可以管窥道德情感与道德规范、道德理性的关系,又可以为深化认知、研究利用传统道德资源提供一种可能的途径.
当下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领域中新兴技术的迭代所形成的对人类道德秩序的搅动使实验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受到了新的挑战.实验伦理学需要依赖新技术路径应对其他新兴技术所产生的道德难题,如利用大数据、虚拟现实研究人工智能的道德决策.但实验伦理学的新技术路径自身又会负载实验方法的科研伦理困境.因此,新兴技术既产生了新的道德难题,也推动了实验伦理学研究框架的变革,二者之间可能的协同演化关系是:新兴技术依靠实验伦理学获得道德合法性,实验伦理学则借助新兴技术扩展研究视野.
胡瑗性善论的特色是在肯定人皆禀有"五常之性"的同时,又认为圣人所禀为"天地之全性",弘扬"仁义"并把它落实于现实中也就率先成了圣人的使命与义务.但这并不是说禀有"善性"量较少的普通士人就可对此置之度外.在胡瑗看来,培育并推行"仁义"不仅是士人一生的志向,还是价值的终极追求.胡瑗对"天地"是否可以"道德"论之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受道家的影响,认为人与天地不同,天地不仁而人则有仁;其二,继承了《易传》《春秋繁露》的看法,认为天地有仁,圣人亦有仁.此中的"仁"与"不仁"之抵牾充分说明了胡瑗思想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