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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俭”作为一种生活理念和优秀美德，既出现在《论语》中，“礼，与其奢也，宁俭”“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也出现在道家经典《老子》中：“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可见，俭早在春秋时代已经成为一种通识。《太平御览》卷四百三十一曾将勤、俭约、俭啬归为一门。然而《太平御览》俭约类在取材上涉及的先秦文献仅包括《尚书》《礼记》《左传》《公羊传》《论语》，却忽略了《国语》对“俭”的论述，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国语》共有四条材料直接涉及俭，分别为《鲁语上·匠师庆谏庄公丹楹桷》《周语中·刘康公论鲁大夫俭与侈》《周语下·晋羊舌肸聘于周论单靖公敬俭让咨》《楚语上·申叔時论傅太子之道》。统观这四条文献，前三条中的“俭”基本内涵是生活节俭，《楚语》中的“俭”是“恭俭”之意。
“俭”最为通行的含义是对节俭，是对物质财富的珍惜和充分利用。这种对物质财富的珍惜，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上古，就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国语》基本切入点是“俭”是一种美德。看一个人在物质生活方面是否节俭，是判断其政治素质和政治前途的基本标准。曾有学者指出，儒家思想是短缺经济下的产物，儒家之礼的核心是物质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分配原则。
刘康公聘于鲁，季文子、孟献子皆俭，故刘康公断定两家皆能长处鲁，也就是能够长久地在鲁国执掌大权。晋羊舌肸聘于周论单靖公敬俭让，从而断定单子能够保证周朝的再度兴盛。这是两起发生在外交场合的事情，节俭就成了判断一个国家、王朝能否兴盛的标准之一，也成了判断政治家能否長期执政的标准之一。
《国语》行文，“俭”往往与“敬”联系在一起。“俭”如果只是停留在节约财富上，那只是达成了初步标准，“俭”在《国语》中之所以被值得肯定，主要是因为在“俭”的同时还做到了“中礼”。《诗经·魏风》就有不少讽刺国君“俭”而不中礼的诗歌。可见，“俭”是否得体，最终的判断标准是是否中礼，而对“礼”的最基本要求就是“敬”。在这种情况下，“俭”就超越了单纯的节约物质财富，而进入了“礼”的层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俭才成为一种美德。所以到了《楚语》中的“俭”就明白地与“恭”字搭配，成为了“恭俭”。
《国语》保存了不少上古的史料，据此可以判断中国“俭”文化的历史特征。总体而言，“俭”的基本特征有二。
首先，中国的俭文化起源早、影响范围大，影响时间久远。
根据文献记载及邵炳军先生研究，这四件事情分别发生于公元前670年、前613年-前591年之间、前599年、前550-524之间；但俭文化的提出要远远早于此，因为匠师庆之语来自古圣先王、刘康公之语来自于古语、羊舌肸所引之语来自史佚。前两者无具体的时间考证，唯史佚尚有文献可征。史佚是周武王时代的太史，对后世尤其是春秋文化的影响较大。《左传》曾六次提及史佚，分别为鲁文公十五年鲁叔彭生引史佚语论待亲之礼，鲁宣公十二年君子引史佚语论怙乱，鲁成公四年鲁季孙行父引史佚语劝谏鲁宣公，鲁僖公十五年秦公孙枝引史佚语论重怒陵人，鲁襄公十四年晋中行偃引史佚语劝谏晋君，鲁昭公元年秦公子鍼引史佚语论主客齿而不敬。1935年章太炎讲授诸子学时称：“墨家以《尹佚》二篇开端，尹佚即史佚也。”《尚书》载：“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筴祝。”如此看来，俭文化至迟到西周开国初期就被史佚提出并加以强调了。如果从西周初年算起，到晋羊舌肸聘于周的大致年代，俭文化至少已经盛行500年了。
从影响范围看，刘康公为周王室卿士，鲁匠师为鲁国掌匠大夫，申叔时为楚大夫，叔向为晋国上大夫。这些贵族分布于周王朝与鲁、楚、晋三国之间，其中楚国更是南方诸侯国的代表，这表明俭已是春秋时期的主流思想。这些周代贵族有崇高的政治、经济地位，应当不会有衣食之虞，但他们都极力推崇俭文化，这也显示了俭文化早已深入人心。
其次，俭是周礼的组成部分，具有强制性。
周公辅成王，制礼乐，颂声起，代表了西周初期的第一批思想家所达到了思想高度。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史佚在思想史上的价值，《尚书·周书·洛诰》中的“逸祝册”的价值。宋代黄度将逸认定为史逸，“王命作册也。命史逸作之，书于册”，史逸也就是史佚。《大戴礼记》记载，史佚与周公旦、召公奭、太公尚并称为西周四圣。《国语》中叔向所引“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就来自史佚。叔向接着称：
单子之贶我，礼也，皆有焉。夫宫室不崇，器无彤镂，俭也；身耸除洁，外内齐给，敬也；宴好享赐，不逾其上，让也；宾之礼事，放上而动，咨也。
“礼也，皆有也”指单公待我以礼，这些都做到了，可见敬、俭、让、咨都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然“俭”是周礼的组成部分，不俭就成了违礼行为，就会受到批评。匠师庆批评鲁庄公未能效仿鲁国前代君主，“先君俭而君侈，令德替矣”。公元前599年刘康公聘鲁，发币于大夫，季文子、孟献子皆俭，叔孙宣子、东门子家皆侈。周定王问鲁大夫孰贤，对曰：“季、孟其长处鲁乎？叔孙、东门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俭的首要价值就在于“俭所以足用也”。
“俭”的表层意义是对物质的珍惜，深层含义则是约束不放纵，从而成为楚国青年贵族的必修课程。楚国申叔时论教育太子时也提到：“明恭俭以导之孝，明敬戒以导之事。”恭俭何以能够引导出孝来？朱熹称：“恭俭所以事亲”，事亲之学实为孝敬之学。中国思想在孝敬老人方面，孝与敬并重，孔子更提出了“色养”的要求。这对于做子女的而言，的确需要一番长时间的培养才能修成这种品质。
无论是对物质财富的节用省俭，还是升华为对自身的约束不放纵，《国语》都给出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时刻提醒着俭的重要性，俭就可以善终，不俭就不会善终。那么，《国语》此论正确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与《国语》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及论证逻辑相关。
“俭”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若非经过《国语》的郑重讲述，其中的道理似乎显得略有浮泛。现在通过《国语》传递给读者，那么“俭”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说到底，这与《国语》这部经典的地位和论证逻辑密切相关。
首先，《国语》是准儒家经典，在思想史上，《国语》可以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相提并论。《四库全书总目》曾称儒家经典“如日中天”，其中记载的道理不容置疑。《国语》就曾经非常接近儒家经书的边缘，因为《国语》所探讨的话题，往往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不谋而合。
从四者经常记载相同的事件，就能看出这一点。刘康公引古语论鲁之大夫，此事还见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鲁宣公十年》记载稍略：“秋，刘康公来报聘。”《公羊传》：“秋，天王使王季子来聘。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王季子何？贵也。其贵奈何？母弟也。”《谷梁传》：“天王使王季子来聘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问也。”《公羊传》《谷梁传》站在周王室的立场上对刘康公提出了赞扬。陆九渊则对鲁国提出了批评：
宣公即位十年屡朝于齐，而未尝一朝于周。能奔诸侯之丧，而不能奔天王之丧。能使其贵卿会齐侯之葬，而不能使人会天王之葬。如是而天王犹使王季子来聘，则冠履倒置，君臣之伦汨丧殆尽矣！
可见，鲁国对周王室已大不敬矣。即便如此，刘康公仍然表现出来对鲁国的极大尊重，并且其对鲁国大夫的判断基本是正确的。
其次，《国语》的某些论述屡屡被后世学者加以强调和重视，也能说明《国语》在思想史上有较高的价值。楚国大夫申叔时曾详细阐述了太子教育思想，邵炳军先生称：
此论為我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对教学内容、手段、目的等教育理论最早进行全面而系统阐述之文，其教育理论上承西周初期之周公旦，下启春秋后期之少正卯、邓析、王駘、孔子，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之影响。
就此思想在古代社会的传承而言，战国孟子将恭俭一分为二，并分别诠释：“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汉代贾谊《新书》照录此文，南宋理学家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卷十八《学礼十三·保傅》也是全文照录。“恭俭”是礼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恭俭”在宋元明清已经成为皇帝基本修养的代名词。
《国语》内容要么与《春秋三传》可以相互参证，要么被后代学者重新编辑，成为礼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怪乎段玉裁主张要将《国语》列入经部，而实际上在《汉志》和《隋志》中，《国语》的确拥有这样的学术地位。可见，虽然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国语》虽然无经学之名，却有经学之实，而在古代学者的心目中，经学自然就是天经地义之学。俭既然是《国语》所强调的思想，自然应该引起重视。
第三，《国语》所诠释思想在周代的正确性和重要性，还可以从《国语》自身的论证逻辑上得到形象说明。《国语》是对西周、春秋时期思想家智慧的辑录和验证，是已经经过验证之后的思想和智慧的全面展示。《国语》的记言部分是思想的重要载体，记事部分是对记言部分的一种证明。如：
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众，王御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
整段内容的绝大部分都是密康公母亲在表达自己的认识。她认为德行、地位不够的人物，不应该拥有数量多而优越的物质待遇，所以劝告自己的儿子把三个美女贡献给周王。结果，密康公不同意。“一年，王灭密”五个字就是对密康公母亲思想的一种验证。这种验证是一种铁证，历史证明了密康公母亲的正确性，所以刘向就把密康公的母亲列入了《列女传》的《贤明》类。
可见，《国语》在形式上是历史，在内容上却是思想，是哲学。在这点上，古人持有不同的意见。《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将《国语》列入六艺略和经部，但《国语》最终也没有进入十三经序列，因此段玉裁主张扩大经书的范围，建议将《国语》也列入经部，他们看中的是《国语》中的思想内涵；《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列入“杂史”，看中的是其史料价值。实际上，这正是《国语》的特殊之处。研究者大多承认《左传》长于记事，而《国语》长于记言。然而，《国语》之记言部分也是历史的产物，并且，《国语》在记言之后，往往还有一段很简短的记事文字，对记言的内容给予了历史回应，并验证记言部分的正确性。
《国语》的这种论证逻辑似乎在警告后代读者，只有“俭”才能获得乐观的结果，不“俭”就会遭到悲观的结果。《国语》的确是在这种逻辑上警告世人的。
刘康公聘鲁，发币于大夫。季文子、孟献子皆俭，叔孙宣子、东门子家皆侈。刘康公断定：“季、孟其长处鲁乎！叔孙、东门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那么刘康公的判断正确吗？《国语》给出了答案：“十六年，鲁宣公卒。赴者未及，东门氏来告乱，子家奔齐。简王十一年，鲁叔孙宣伯亦奔齐，成公未殁二年”，刘康公的判断正确无误。
叔向论单靖公懂礼，并且断言单靖公子孙也会子孙繁盛。《国语》下两条是《单穆公谏景王将铸大钱》《单穆公谏景王将铸大钟》，单穆公是单靖公的曾孙。可见，叔向的判断也是正确的。
楚国申叔时论教育太子问题时，士亹认为：“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将至；若不欲善，善则不用”，申叔时认为对太子进行全面正确的教育，应该会取得正面效果。太子箴就是后来的楚恭王，《楚语》下一条就介绍了楚恭王的结局：
王卒，及葬，子囊议谥。大夫曰：“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善不从其过。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有是宠也，而知其过，可不谓‘恭’乎？若先君善，则请为‘恭’。”大夫从之。
根据《逸周书》卷六《谥法解》：
敬事供上曰恭，尊贤贵义曰恭，尊贤敬让曰恭，既过能改曰恭，执事坚固曰恭，安民长悌曰恭，执礼敬宾曰恭，芘亲之门曰恭，尊长让善曰恭，渊源流通曰恭。
楚恭王所获得的“恭”这一谥号，还算是一个正面的评价。由此得知对太子箴的教育也是比较成功的，也证明了申叔时有一定的眼光。
（作者系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国语》中“俭”文化的基本内涵
《国语》共有四条材料直接涉及俭，分别为《鲁语上·匠师庆谏庄公丹楹桷》《周语中·刘康公论鲁大夫俭与侈》《周语下·晋羊舌肸聘于周论单靖公敬俭让咨》《楚语上·申叔時论傅太子之道》。统观这四条文献，前三条中的“俭”基本内涵是生活节俭，《楚语》中的“俭”是“恭俭”之意。
“俭”最为通行的含义是对节俭，是对物质财富的珍惜和充分利用。这种对物质财富的珍惜，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上古，就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国语》基本切入点是“俭”是一种美德。看一个人在物质生活方面是否节俭，是判断其政治素质和政治前途的基本标准。曾有学者指出，儒家思想是短缺经济下的产物，儒家之礼的核心是物质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分配原则。
刘康公聘于鲁，季文子、孟献子皆俭，故刘康公断定两家皆能长处鲁，也就是能够长久地在鲁国执掌大权。晋羊舌肸聘于周论单靖公敬俭让，从而断定单子能够保证周朝的再度兴盛。这是两起发生在外交场合的事情，节俭就成了判断一个国家、王朝能否兴盛的标准之一，也成了判断政治家能否長期执政的标准之一。
《国语》行文，“俭”往往与“敬”联系在一起。“俭”如果只是停留在节约财富上，那只是达成了初步标准，“俭”在《国语》中之所以被值得肯定，主要是因为在“俭”的同时还做到了“中礼”。《诗经·魏风》就有不少讽刺国君“俭”而不中礼的诗歌。可见，“俭”是否得体，最终的判断标准是是否中礼，而对“礼”的最基本要求就是“敬”。在这种情况下，“俭”就超越了单纯的节约物质财富，而进入了“礼”的层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俭才成为一种美德。所以到了《楚语》中的“俭”就明白地与“恭”字搭配，成为了“恭俭”。
“俭”文化的特征
《国语》保存了不少上古的史料，据此可以判断中国“俭”文化的历史特征。总体而言，“俭”的基本特征有二。
首先，中国的俭文化起源早、影响范围大，影响时间久远。
根据文献记载及邵炳军先生研究，这四件事情分别发生于公元前670年、前613年-前591年之间、前599年、前550-524之间；但俭文化的提出要远远早于此，因为匠师庆之语来自古圣先王、刘康公之语来自于古语、羊舌肸所引之语来自史佚。前两者无具体的时间考证，唯史佚尚有文献可征。史佚是周武王时代的太史，对后世尤其是春秋文化的影响较大。《左传》曾六次提及史佚，分别为鲁文公十五年鲁叔彭生引史佚语论待亲之礼，鲁宣公十二年君子引史佚语论怙乱，鲁成公四年鲁季孙行父引史佚语劝谏鲁宣公，鲁僖公十五年秦公孙枝引史佚语论重怒陵人，鲁襄公十四年晋中行偃引史佚语劝谏晋君，鲁昭公元年秦公子鍼引史佚语论主客齿而不敬。1935年章太炎讲授诸子学时称：“墨家以《尹佚》二篇开端，尹佚即史佚也。”《尚书》载：“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筴祝。”如此看来，俭文化至迟到西周开国初期就被史佚提出并加以强调了。如果从西周初年算起，到晋羊舌肸聘于周的大致年代，俭文化至少已经盛行500年了。
从影响范围看，刘康公为周王室卿士，鲁匠师为鲁国掌匠大夫，申叔时为楚大夫，叔向为晋国上大夫。这些贵族分布于周王朝与鲁、楚、晋三国之间，其中楚国更是南方诸侯国的代表，这表明俭已是春秋时期的主流思想。这些周代贵族有崇高的政治、经济地位，应当不会有衣食之虞，但他们都极力推崇俭文化，这也显示了俭文化早已深入人心。
其次，俭是周礼的组成部分，具有强制性。
周公辅成王，制礼乐，颂声起，代表了西周初期的第一批思想家所达到了思想高度。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史佚在思想史上的价值，《尚书·周书·洛诰》中的“逸祝册”的价值。宋代黄度将逸认定为史逸，“王命作册也。命史逸作之，书于册”，史逸也就是史佚。《大戴礼记》记载，史佚与周公旦、召公奭、太公尚并称为西周四圣。《国语》中叔向所引“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就来自史佚。叔向接着称：
单子之贶我，礼也，皆有焉。夫宫室不崇，器无彤镂，俭也；身耸除洁，外内齐给，敬也；宴好享赐，不逾其上，让也；宾之礼事，放上而动，咨也。
“礼也，皆有也”指单公待我以礼，这些都做到了，可见敬、俭、让、咨都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然“俭”是周礼的组成部分，不俭就成了违礼行为，就会受到批评。匠师庆批评鲁庄公未能效仿鲁国前代君主，“先君俭而君侈，令德替矣”。公元前599年刘康公聘鲁，发币于大夫，季文子、孟献子皆俭，叔孙宣子、东门子家皆侈。周定王问鲁大夫孰贤，对曰：“季、孟其长处鲁乎？叔孙、东门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俭的首要价值就在于“俭所以足用也”。
“俭”的表层意义是对物质的珍惜，深层含义则是约束不放纵，从而成为楚国青年贵族的必修课程。楚国申叔时论教育太子时也提到：“明恭俭以导之孝，明敬戒以导之事。”恭俭何以能够引导出孝来？朱熹称：“恭俭所以事亲”，事亲之学实为孝敬之学。中国思想在孝敬老人方面，孝与敬并重，孔子更提出了“色养”的要求。这对于做子女的而言，的确需要一番长时间的培养才能修成这种品质。
无论是对物质财富的节用省俭，还是升华为对自身的约束不放纵，《国语》都给出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时刻提醒着俭的重要性，俭就可以善终，不俭就不会善终。那么，《国语》此论正确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与《国语》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及论证逻辑相关。
“俭”以书贵，亦为古训
“俭”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若非经过《国语》的郑重讲述，其中的道理似乎显得略有浮泛。现在通过《国语》传递给读者，那么“俭”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说到底，这与《国语》这部经典的地位和论证逻辑密切相关。
首先，《国语》是准儒家经典，在思想史上，《国语》可以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相提并论。《四库全书总目》曾称儒家经典“如日中天”，其中记载的道理不容置疑。《国语》就曾经非常接近儒家经书的边缘，因为《国语》所探讨的话题，往往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不谋而合。
从四者经常记载相同的事件，就能看出这一点。刘康公引古语论鲁之大夫，此事还见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鲁宣公十年》记载稍略：“秋，刘康公来报聘。”《公羊传》：“秋，天王使王季子来聘。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王季子何？贵也。其贵奈何？母弟也。”《谷梁传》：“天王使王季子来聘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问也。”《公羊传》《谷梁传》站在周王室的立场上对刘康公提出了赞扬。陆九渊则对鲁国提出了批评：
宣公即位十年屡朝于齐，而未尝一朝于周。能奔诸侯之丧，而不能奔天王之丧。能使其贵卿会齐侯之葬，而不能使人会天王之葬。如是而天王犹使王季子来聘，则冠履倒置，君臣之伦汨丧殆尽矣！
可见，鲁国对周王室已大不敬矣。即便如此，刘康公仍然表现出来对鲁国的极大尊重，并且其对鲁国大夫的判断基本是正确的。
其次，《国语》的某些论述屡屡被后世学者加以强调和重视，也能说明《国语》在思想史上有较高的价值。楚国大夫申叔时曾详细阐述了太子教育思想，邵炳军先生称：
此论為我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对教学内容、手段、目的等教育理论最早进行全面而系统阐述之文，其教育理论上承西周初期之周公旦，下启春秋后期之少正卯、邓析、王駘、孔子，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之影响。
就此思想在古代社会的传承而言，战国孟子将恭俭一分为二，并分别诠释：“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汉代贾谊《新书》照录此文，南宋理学家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卷十八《学礼十三·保傅》也是全文照录。“恭俭”是礼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恭俭”在宋元明清已经成为皇帝基本修养的代名词。
《国语》内容要么与《春秋三传》可以相互参证，要么被后代学者重新编辑，成为礼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怪乎段玉裁主张要将《国语》列入经部，而实际上在《汉志》和《隋志》中，《国语》的确拥有这样的学术地位。可见，虽然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国语》虽然无经学之名，却有经学之实，而在古代学者的心目中，经学自然就是天经地义之学。俭既然是《国语》所强调的思想，自然应该引起重视。
第三，《国语》所诠释思想在周代的正确性和重要性，还可以从《国语》自身的论证逻辑上得到形象说明。《国语》是对西周、春秋时期思想家智慧的辑录和验证，是已经经过验证之后的思想和智慧的全面展示。《国语》的记言部分是思想的重要载体，记事部分是对记言部分的一种证明。如：
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众，王御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
整段内容的绝大部分都是密康公母亲在表达自己的认识。她认为德行、地位不够的人物，不应该拥有数量多而优越的物质待遇，所以劝告自己的儿子把三个美女贡献给周王。结果，密康公不同意。“一年，王灭密”五个字就是对密康公母亲思想的一种验证。这种验证是一种铁证，历史证明了密康公母亲的正确性，所以刘向就把密康公的母亲列入了《列女传》的《贤明》类。
可见，《国语》在形式上是历史，在内容上却是思想，是哲学。在这点上，古人持有不同的意见。《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将《国语》列入六艺略和经部，但《国语》最终也没有进入十三经序列，因此段玉裁主张扩大经书的范围，建议将《国语》也列入经部，他们看中的是《国语》中的思想内涵；《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列入“杂史”，看中的是其史料价值。实际上，这正是《国语》的特殊之处。研究者大多承认《左传》长于记事，而《国语》长于记言。然而，《国语》之记言部分也是历史的产物，并且，《国语》在记言之后，往往还有一段很简短的记事文字，对记言的内容给予了历史回应，并验证记言部分的正确性。
《国语》的这种论证逻辑似乎在警告后代读者，只有“俭”才能获得乐观的结果，不“俭”就会遭到悲观的结果。《国语》的确是在这种逻辑上警告世人的。
刘康公聘鲁，发币于大夫。季文子、孟献子皆俭，叔孙宣子、东门子家皆侈。刘康公断定：“季、孟其长处鲁乎！叔孙、东门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那么刘康公的判断正确吗？《国语》给出了答案：“十六年，鲁宣公卒。赴者未及，东门氏来告乱，子家奔齐。简王十一年，鲁叔孙宣伯亦奔齐，成公未殁二年”，刘康公的判断正确无误。
叔向论单靖公懂礼，并且断言单靖公子孙也会子孙繁盛。《国语》下两条是《单穆公谏景王将铸大钱》《单穆公谏景王将铸大钟》，单穆公是单靖公的曾孙。可见，叔向的判断也是正确的。
楚国申叔时论教育太子问题时，士亹认为：“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将至；若不欲善，善则不用”，申叔时认为对太子进行全面正确的教育，应该会取得正面效果。太子箴就是后来的楚恭王，《楚语》下一条就介绍了楚恭王的结局：
王卒，及葬，子囊议谥。大夫曰：“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善不从其过。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有是宠也，而知其过，可不谓‘恭’乎？若先君善，则请为‘恭’。”大夫从之。
根据《逸周书》卷六《谥法解》：
敬事供上曰恭，尊贤贵义曰恭，尊贤敬让曰恭，既过能改曰恭，执事坚固曰恭，安民长悌曰恭，执礼敬宾曰恭，芘亲之门曰恭，尊长让善曰恭，渊源流通曰恭。
楚恭王所获得的“恭”这一谥号，还算是一个正面的评价。由此得知对太子箴的教育也是比较成功的，也证明了申叔时有一定的眼光。
（作者系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