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十月三日，俄罗斯汉学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他就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李福清（B. L. Riftin）先生，消息传来，不胜悲哀。李福清是中国学术界的老朋友，大家对他的生平事迹、学术贡献，甚至为人处事的方方面面都有许多了解，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我想说的是他对俄藏斯卡奇科夫（K.I.Skachkov，汉名孔琪庭，1821-1883）汉文藏书调查研究的贡献，以及在我调查这批藏书的过程中所给予的热情帮助。如果没有他的帮助，二○○五年我的莫斯科之行不会有什么收获；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李福清，现在学术界对斯卡奇科夫藏书的了解，恐怕还是一片渺茫。

　　我对斯卡奇科夫藏书的关注，始自二○○四年岁末朱玉麒发自新疆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他看到一篇李福清关于中国小说《姑妄言》的前言，其中提及：“Skachkov（斯卡奇科夫）对书籍的兴趣广泛，他买天文、地理、水利著作，也购买文学、宗教、历史、经济、语言、哲学、民族学等各种书，也特别注意各种历史地图，如宋代画的西夏图，或清代各种地图，如十八世纪的湖北图、嘉定府图、台湾图及较仔细的早期的台南图等等。另外，他还购买了一些有名的藏书家的书，如一八四八年去世的徐松的藏书及旧抄本（都有徐松的藏书章），和姚文田、姚元之的旧藏。”（2004-12-25信）二○○○年七月至二○○二年七月期间，朱玉麒与我合作从事中国古代边疆史地研究，整理徐松的《西域水道记》等著作，所以见到这样的消息倍感振奋。收到此信后，我随即托台湾友人郑阿财先生去购买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影印出版的《姑妄言》，想看看有没有更多的信息；同时根据李福清提示的线索，查到羽田亨在《元代驿传杂考》（《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册）中提到，他曾在一九一四年前往莫斯科抄录徐松所录《永乐大典·站赤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李福清的文章，我们知道一九七四年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曾出版麦尔纳尔克尼斯（A.I.Melnalknis）先生编《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写本和地图题录》一书。幸运的是，我在国家图书馆竟然很快找到了这本俄文旧书，其中有些是徐松的旧藏或有徐松的题跋。可能因为这本书是“文革”时入藏，所以很少有人借阅，让国内学界“错过”了许多值得关注的中文古籍善本和手绘地图方面的信息。
　　从二○○五年初看到斯卡奇科夫藏抄本与地图目录起，我就一直向往着去趟莫斯科，想对这个图籍宝藏一探究竟。此时距离一九九一年七月我首次探访前苏联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所藏敦煌卷子，已经过去十几个寒暑了，我所熟悉的孟列夫、邱古耶夫斯基都已先后作古，我也急切盼望去熟悉一下俄罗斯汉学界的现实“生态”。
　　我的运气一向很好，机会很快就来了。二○○五年七月四日，借着去圣彼得堡参加敦煌学会议的机会，我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中国民航班机，与郑阿财等诸位同行赴俄罗斯考察。一到莫斯科，李福清先生就来老北京饭店迎接我们。他个子不高，十分清瘦，眼中充满了机智，讲话颇为幽默。因为我们晚上就要换火车前往圣彼得堡，所以我把回到莫斯科时想看的徐松三种著作《西域水道记》、《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名目交给他，请他代为向国家图书馆（也叫列宁图书馆）申请。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斯卡奇科夫藏书里到底有多少徐松的著作，加之时间有限，也不能贪多，所以打算先把徐松有关西域的著作都调出来看看。其实，我最大的野心是想碰运气找找徐松自己修订《西域水道记》的笺条本卷三，因为这个本子的其他部分在徐松去世后为钱振常所得，后钱振常的儿子钱恂在清朝末年将包括此本的自家旧藏捐赠给了早稻田大学，这个本子于二○○○年被周振鹤重新“发现”。那么，卷三到哪里去了呢？是否在钱振常获得这个本子之前就散出去了？斯卡奇科夫在徐松去世的第二年（1849年）来到北京，并很快开始收集中国书籍，他的藏书里既然有徐松的藏书和抄本，那会不会有《西域水道记》笺条本卷三呢？

　　十天后，我们一行从圣彼得堡回到莫斯科。七月十五日，李福清先生如约而至，他先带我们参观了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东方中心，当我们大家走进东方中心主任的接待室时，那里已经放着我事先预约的几函《西域水道记》和其他徐松书的刻本，我轻轻打开一函，眼前一亮，里面居然有笺条，众人不禁惊叹！
　　按照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制度，手抄本和手绘地图放在国家图书馆的主楼二层善本部，而一般的东方国家的刻本书，都放在主楼的马路对面的东方中心。我们参观东方中心的书库时，就见到一些明清刻本和当代新书放在一起，即使中间有笺条的刻本书，也不会被当作善本对待的，而是按照书的主题作刻本归类。在主任接待室停留片刻，我们就去图书馆主楼写本部看抄本资料，我主要看事先为我准备好的《新疆赋》抄本，这个本子只有彭邦畴和张锡谦的跋，很可能是徐松本人所存最早的缮清本。

　　下午，李福清先生带我们再次回到东方中心，看我热切盼望的《西域水道记》笺条本。这里收藏有三种《西域水道记》的刻本，其中竟然两种有修订笺条。和早稻田大学所藏原本不同，这个本子的笺条不是夹在书里，而是哪里修改，就粘贴在哪里，有些则用朱笔录在天头地脚，其中一条署“穆”名，我推想或许是徐松的弟子张穆的过录本，这一点后来通过上面的印章与文字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手定底稿本上张穆的签印与改定文字相对照，得以最后落实。而当时馆方不许复制，也不许拍照，所以我的首要任务是抄录，抄到下午四点半，还没有录完。看着我焦急的样子，李福清决定去和图书馆方面商议，看能不能复制余下的部分。结果馆方批准复印十五条，后来通过李福清的斡旋，总共复印了十八条，这意味着，余下的文字较多的条目都复印了，而且分文未出，真是意想不到。由于书拿去复制，尚有大约四、五条较短的写在叶边的补注没有来得及过录，算是稍微的遗憾。但无论如何，在李福清先生的大力帮助下，这可以说是我这趟俄罗斯之行的最大收获了，既在惊喜之中，也在预期之外。 　　我从这个五卷合订本上，共录得三十九条文字。回京后与早稻田的笺条本对照，可知俄藏本应当是抄自徐松的原稿，与徐松所补文字相同。更为难得的是，其中十四条长短不一的文字是早稻田本原稿所佚失的内容。
　　东方中心所藏其他刻本中，还有一种《新疆赋》，没有什么特别处；又一册很薄的《新疆图志》，则颇有意思。这些都属于斯卡奇科夫的藏书。他所收藏的抄本和手绘地图已经著录在上文提到的一九七四年出版的目录中，但收藏在东方中心的刻本书，却一直未见目录出版。东方中心保存有两盒卡片目录，大多数是斯卡奇科夫本人所做，其中有不少书值得留意，遗憾的是，此行我没有时间看。我们也参观了书库，其中有六、七架斯卡奇科夫的藏书。匆匆翻阅其他中文刻本古籍，里面有满铁和大连图书馆的藏书。这些应当是一九五一年苏联红军从东北撤出时转移过来的“战利品”，但这类图书到底有多少，值得再来仔细调查。现在俄罗斯汉学发展相对滞后，而中国学者有机会来此深入调查的人又少，所以诸如此类的谜底不知何时才能弄清。

　　次日周六，图书馆不开门，我们在城里逛了一天，因为我脑子里放着斯卡奇科夫的藏书，对旅游没有兴致。十七日星期日，我便不再出门，闷在旅馆里写《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孔琪庭所获汉籍管窥》，但只是把手边带着的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李福清《古典小说与传说》、曹天生编《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等资料汇集了一下，尚未写到参观的收获部分。
　　十八日上午，我们应邀到李福清先生家，看他收集的年画和其他中国的图书。他托我找北大图书馆藏京剧本子《擒方腊》，因为他见过名为《武松擒方腊》的年画，但《水浒传》里说的擒方腊的人物不是武松，所以他想知道京剧如何写，看看是谁擒了方腊？他的收藏很丰富，可我们的时间很短，未能详细翻阅，就匆匆离开了莫斯科，离开了李福清。
　　我回到北京后，就托北大图书馆的同事帮他找这个京剧本子。他是从一本辞典上看到这个名字的，该辞典的作者没有提到更为详细的出处情况，所以北大图书馆馆员尽管费了不少力气，最终还是没有找到这本书，或许它不是一册单行本，总之是搜查未果。可喜的是，图书馆同事查到它的别名是《武松单臂擒方腊》、《平江南》，由此来看，京剧里“擒方腊”的，也是武松，与李福清看到的年画一致。我把这些情况写信告诉了他。
　　莫斯科分别后，李福清先生一直继续关注着斯卡奇科夫的藏书，而我和朱玉麒则努力推动《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写本和地图题录》的翻译。李福清时而来信提出一些问题，检索所及，如二○○五年八月十六日信中说：“现在列宁图书馆请我整理记录未整理的中文抄本，其中也有一些Skachkov收藏的，可以补北图要出版的目录。我有不少问题，可不可以请你指教？如《平定教匪纪事》（白莲教起义）出版过没有，是不是孤本？谢谢。”又同年九月十八日来信说：“不知你从日本回来了没有？我继续纪（记）录列宁图书馆藏中国抄本，问题很多。可不可以麻烦你请指教？”这期间，我一直忙于琐事，并没能帮太多忙。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又来信说：“好久没有给你写信。十二月我在西班牙调查汉籍，可惜收获不大。二月要来北京，可以带来Skachkov的材料与你讨论。”
　　二○○六年二月我们在北京迎来了李福清先生。十七日上午，我到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听他的讲演，谈俄罗斯收藏的年画。讲演结束后，我和国图的同行与他谈斯卡奇科夫藏书的整理工作。他说又找到二十余种手抄本，可以补入七四年的目录。王菡老师说目录的初稿已经译出，正在补充相关国内藏本的信息，她希望李福清和我各写一序。
　　这次回国后不久，他二月二十四日就来信问：“不知翻译Skachkov抄本目录情况如何？要不要写序？我继续整理Skachkov抄本（不知为什么目录未著录的），如湖南平苗修长城画的长图等。不知中国存否？”我觉得李福清为这本目录作序最合适，而我作为外人是无法了解斯卡奇科夫藏书递传全貌的，所以极力怂恿他来作全面的叙述。七月三十日我接到他的来信：“你请我给斯卡奇科夫抄本目录写序言，我花了很多工夫差不多写好了（一万多字），发现了不少档案的资料。”李福清既有学习中国文化所得的儒家涵养，虚心问学；也有西方学者的坦诚与自信，当仁不让；这两方面，都让人喜欢。现在，《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写本和地图题录》这本书已经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开篇李福清先生的长序是了解斯卡奇科夫藏书的必读之作。
　　我最后和李福清先生见面，大概是二○○九年十一月。当时他来北京访问。在此前一段时间里，北大正在酝酿成立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而国家图书馆也想利用与俄罗斯列宁图书馆的馆际交换，派人去做斯卡奇科夫藏刻本书的编目工作。带着这样的想法，我们与李福清正式会谈合作整理斯卡奇科夫藏书的工作，请他代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联系，双方合作整理编目，影印、整理出版并作专题研究，经费由中方负责等等。朱玉麒整理了《斯卡奇科夫所获汉籍整理研究计划》，交李福清带走。
　　遗憾的是，此后听说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心脏搭了桥，肠子也切除了一块。不过，我万没想到他竟然这样快地离开了我们。今天，我们失去了一位最了解斯卡奇科夫藏书的学者，我们也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俄罗斯汉学家，但我们不会失去李福清先生为整理、刊布斯卡奇科夫藏书所寄托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