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理600员工的企业家，到万余村民的党委书记。5月23日，民营企业家刘树生正式上任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桂花村党委书记。为搞好村里的基础设施等建设，刘树生给乡亲们送上了一份厚重的“见面礼”——30万元捐赠。此外，他还准备在该村筹建一个集体性质的公司，产权归村民所有。（见6月8日《第一财政日报》）
　　据报道，刘树生并不是巴南区基层党政人事开放性转变的“吃螃蟹者”。该区于2004年启动了“经济能人治村行动”，一批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机关事业单位的科、处级干部到基层党政组织担任“村官”，目前已有112名。
　　长期以来，政府选用“村官”的标准是“老实听话是能力，催粮催款看政绩”，因此“村官”主要由老贫农、老实人等“道德权威”担当。这样的“村官”虽然让人信得过，但他们往往习惯于用自己的道德力量维系一个村子的运转秩序。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渴望致富的农民，自然愿意把选票投给那些把自家搞得很红火的人，希望他们把“大家”也搞红火，这就使得经济能人执掌“村印”有了民意归依和基础。
　　事实上，鼓励经济能人执掌“村印”，重庆并非特例。早在10多年前，广东就开始鼓励经济能人当村官，目前富人执掌“村印”已成当地农村一道新景观，尤其在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更为常见。在江浙一带，富人执掌“村印”的比率也相当高，来自浙江义乌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当地富人出任“村官”的比率达到了43%，有的镇甚至高达60%以上。
　　由经济能人执掌“村印”，于广大村民而言，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减轻负担，带来经济收益。这些富人、能人在当选前的施政演说中，特别强调要让大家富起来，这对村民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在浙江义乌等地，富人们甚至可以以巨额捐赠的方式竞选村官，这种做法虽然遭到一些人质疑，但显而易见的好处却成了不争的事实。一些富人当上“村官”之后，也纷纷兑现自己的承诺，非但不要工资，而且乐于以个人资产提供公共资源，兴办公益事业，造福一方百姓。
　　经济能人出任“村官”的目的大多是为了留个好名声，过过当官的瘾，让家乡热土变变样。同时，“参政”还能给他们带来功利与非功利的双重收益——“村官”的政治身份可给他们带来招商批地等方面的实际便利，他们通过村委会这个政治舞台，进一步结识地方党委、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更好地保护和扩大既得利益，同时降低自身企业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比较而言，通过当村官想捞一把的人可说是少之又少。
　　农村情况尽管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是能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村经济，事实上是“能人经济”，农民增收致富离不开先富起来的能人带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让经济能人走上农村基层的政治舞台，意义非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