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残忍”，不是源自冷血，而是身不由己的无奈。这话用在广州番禺区外来工邓明建身上非常合适。这位二十年如一日细心服侍母亲的孝子，因服从病母求死的“命令”，买来两瓶农药，勾兑后递给母亲服食，眼看着其死去。他因此被指控故意杀人而站上被告席。3月26日，此案一审再次开庭。被告多名亲友为其写了求情信，检方亦建议轻判。
　　 单从母子情深的角度看待这种行为，确实很残忍，也于法不容。但是，我们无法就此断定邓明建是出于私心蓄意伤害，面对脾气大的母亲，他可能顺从惯了，亲戚们也都证实邓母此前多次有自杀念头。我们更无从质疑他的孝心，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邓明建全心全意照顾了母亲二十年，倒是邓母，经常念叨“活着受罪”之类的话。
　　 对于邓明建的刑事责任，法庭自有判决。但对于邓明建的道德责任，我们似乎不宜强加过多压力。立于伦理制高点的道德责难，难免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味，非亲身感受，想来旁人无法体会邓明建二十年来的艰辛，更无法体会眼睁睁看着母亲在自己手里死去的纠结和挣扎。也许，我们更应深思的是这种“残忍”背后的社会因素。
　　 笔者想到了日本电影《楢山节考》和民间传说《弃老山》，从中可一窥日本社会曾经的“残忍”：信州深山中的一个小村子里，由于赤贫而沿袭下一种传统，活到70岁的老人，都要被丢弃到楢山上等死，只是为了避免老人与家人分食口粮。从《斗鼠记》等民间传说中我们也可得知，在我国鄂西北一带，也曾经流行“弃老”的做法——年满60岁的老人，要被遗弃在一些“寄死窑”中。据报道，前段时间在武当山南麓，就发现了好几排“寄死窑”。
　　 把老人背上山，或丢弃在山洞任其自生自灭，并不比给母亲喝农药要“高尚”。这种残忍的“传统”，折射的是某些人群生存水平的低下，以及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的短板。今天的日本，再也不需要将老人背上山等死了，因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济制度已经足以供养老人。而“孝子”买农药助母“安乐死”一事，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应该是这种制度短板导致的“传统”，竟然“传承”到了今天。正如广州市检察院检察官杨斌所说，几乎每一个家庭悲剧背后，都可以看到救助体系的缺位，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金融学者陈志武教授认为，在传统社会中，生儿育女成了规避未来风险的具体手段，即“养子防老”。而现代社会，原来由“家”担当的养老等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市场承担，比如养老保险，当然，也包括社保、社会救济等政府公共服务。也就是说，养老逐渐从家庭走向了社会。果真如此，邓明建顺从母亲求死的命令，恰恰是制度短缺的结果。若论不孝，这里首先是社会制度的“不孝”。
　　 （据《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