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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个体户首破4000万户
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数据，截至目前，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约4060万户，从业人数约8000万，资金总额约2万亿元。分行业看，全国个体工商户90%集中在第三产业，8%在第二产业，2%在第一产业。分地区看，50%的个体工商户在东部地区，30%在中部地区，20%在西部地区。
改革开放后，我国个体经济总体呈现快速发展态势。1978年全国仅有14万个体户，到1999年达到了3160万户。
（《人民日报》）
食品企业质量状况须主动报告
国家质检总局日前表示，今年将在食品和消费品生产企业中率先实行“产品质量状况主动报告制度”。质检总局已培训了首席质量官2142人，在900余家大中型企业设立首席质检官。据介绍，首席质量官对本企业质量全面负责，行使质量安全“一票否决权”。
（人民网）
卫生部发布《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
此前，卫生部发布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该标准将于2013年6月1日正式施行。目前，已公布的302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覆盖了各类食品中涉及健康危害的数千项指标。此次《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出台后，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中的食品安全基础标准清理整合工作基本完成，下一步将着手开展食品标准清理整合工作。
新标准重新规定了食品中铬限量指标和稀土限量指标等。同时，新标准还清理了以往食品标准中限量规定的所有污染物，整合为铅、镉、汞、砷等13种污染物。所涉及的食品包括谷物、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品、调味品等20大类。删除了硒、铝、氟等三项指标，共设定160余个限量指标。卫生部有关人员表示，新标准基本满足了我国食品污染物控制需求。
（《文摘旬刊》）
“条形码之父”离世
当初与同学联手发明条形码的美国人诺曼·约瑟夫·伍德兰，因阿尔茨海默病，于2012年12月9日在家中去世，终年91岁。
1921年9月6日，伍德兰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大西洋市。上世纪40年代，他与大学同学伯纳德·西尔弗联手创立如今普及全球的条形码系统，1952年在美国获得专利权。这项专利后来以1.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美国飞歌公司，期限到上世纪60年代。因为条形码读取技术未能跟上，条形码当时属于一项超前发明。获得专利权22年后，条形码才在美国商店首次露脸。1974年，在美国俄亥俄州一家超级市场，一包果味口香糖成为接受条形码扫描的第一件商品。2011年，伍德兰和西尔弗双双名列美国发明家名人堂。
伍德兰和西尔弗在宾夕法尼亚州德雷克塞尔大学上学时，西尔弗偶然听到一名商店管理人员与工程学院主任的对话。商店管理人员希望工程学院主任引导学生，研究商家怎样才能在结账时捕捉商品信息。当时，伍德兰已经获得机械工程学士学位，进入美国军方原子弹开发项目组。他从研究生院辍学，集中精力从事条形码的研究。
当对条形码产生灵感时，伍德兰正坐在被海沙环绕的椅子上。仅会摩尔斯电码的他，用手指在沙滩上划道。他1999年对美国《史密森学会会刊》回忆那一刻：“我把四根手指插入沙中，我把手拉向自己的方向，划出四条线。我说：‘天哪！现在我有四条线。它们可以宽，可以窄，用以取代点和长画。’”
伍德兰1952年进入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上世纪70年代初，他加入IBM的一个小组，开发可读取条形码的激光扫描系统，以满足商家的迫切需求。商家希望借助新技术在结账时自动、快速读取商品信息，同时降低处理和库存管理成本。在IBM的努力下，条形码从申请专利时的圆形，发展成现在全球通用的矩形。如今，全球每天大约50亿件商品接受条形码扫描。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评论称，伍德兰的条形码引发了零售业变革。
（《每周文摘》）
周恩来诀别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总理在生命的最后那段时间，无限留恋人民大会堂这个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和那里为他服务过的工作人员。1975年7月，周总理自感来日不多了，他最后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服务员在门口迎接，周总理一见他们就说：“多日不见了，真想你们啊！我是来看你们，跟你们谈心，听你们唱歌的。”人们感觉到，这一次周总理不像以往那样，或接见外宾或参加其他的会议和活动，好像是专程来巡视人民大会堂。事后，大家才知道周总理的病情，他已知属于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实际上是来人民大会堂做人生告别的！
那天，周总理到了他曾经工作和活动过的每个厅室。他边走边看，时而和工作人员打招呼，时而停下来仔细打量室内的每一件陈设……每个服务人员脸上都挂着泪水和周总理握手，激动与难过交织，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将是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大家看到，周总理的身体更消瘦了，迈开脚步也更吃力了。周总理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从人民大会堂的北段、中段到南段看了他曾经开会、办公、接待过外宾的许多厅室。像过去一样，他边走边谈，询问陪他的每个同志的工作、学习、家庭和孩子的情况，并语重心长地说：“将来你们就是大会堂的元老了，对后来的新同志要搞好传帮带，把大会堂的好思想、好作风、好传统教给他们。”
周总理来到东大厅，坐下来休息。他以前知道这里有一个小伙子会拉二胡，便让人把他叫来。小伙子为周总理拉了《二泉映月》和《洪湖水浪打浪》。小伙子专注地演奏着，周总理一边细心地听着曲子，一边用手打着拍子……偌大个东大厅，只有二胡的美妙旋律。
周总理要走了，在和周总理握手告别时，有一位同志看到了他手上的斑点，说：“这是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的。”以此来掩盖人们对他病重的忧虑。为了不让周总理看到大家为他病情难过的心情，人们都强压着心痛、伴着笑脸送他上车。
就在卫士扶他即将上车的那一刻，周总理突然回过头深情地凝视着人民大会堂——这是动人心魄、揪人心肺的一回头。车子开动了，这之后周总理再也没有回到过人民大会堂，他已和人民大会堂作了最后的诀别。 （深圳新闻网）
蒋介石为何最欣赏戴笠
蒋介石用人有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既要是人才又要是奴才，两者缺一是不用的。
戴笠可以说是个典型的这样的人物，他的奴性超过了所有国民党的官僚和新贵，他的才干则比任何一个国民党的官僚或新贵都不逊色。戴笠不但办事干净利索，思考周全，尽量避免给蒋介石带来政治上的麻烦，而且能处处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体念蒋介石的苦心，故两人的协调到了相当默契的地步。
戴笠是蒋介石麾下特务中能坐上第一把交椅的第一人。他天生是当特务的材料：冷酷、心黑、冷静、灵活应变。他不是行刑的刽子手，但是死在他手下的人数不胜数。包括人称斧头帮帮主的王亚樵、民主斗士杨杏佛、《申报》老板史量才在内的知名人士，最终都在他下令后命丧黄泉。无论是投毒、爆炸、车祸、枪击，还是刀砍、斧劈、色诱、利逼，他精通任何杀人术和收买之计，最终都能将对手引入自己布下的天罗地网。
但是面对蒋介石，他却始终战战兢兢，不敢逾矩。虽然掌管着成千上万的下属，但他始终把自己看做“一人之下”。尽管他的势力已经大到可以直接和美国接触，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来访的时候，还提出过要见一见他。可是在蒋介石面前，他永远是一个学生，是一个奴才，是一条走狗。他丝毫不敢生半点外心，始终如同狗一样趴在地上，感激涕零地舔着蒋介石丢给他的残羹冷饭。
戴笠之所以对蒋介石如此驯服，除了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之外，还有对蒋介石提拔他的感激。他年轻时代是一个小混混，曾和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有过一面之缘。后来想尽办法考入黄埔军校，接近蒋介石，成为他的学生，并开始了情报收集工作。正是蒋介石的看重，让他得以出人头地，在乡里扬眉吐气。
而蒋介石之所以重用戴笠，除了他有特工才能之外，更重要的是戴笠身上的奴性是最强的。他从不想着篡权，也从不敢欺瞒蒋介石，真正和他心意相通，成为最死忠的部下。
蒋介石发展了这样一批“人才加奴才”的嫡系：陈立夫陈果夫兄弟、陈诚、胡宗南、戴笠等。他们也成为蒋介石最信任的“自家人”。
（《蒋介石官场现形录》）
你是什么车？
在去上海的飞机上，旁边坐的是一位先生，我们要共度一个多小时。由于飞行实在无聊，我们选择了聊天。他看着我的名片，问我职业生涯规划师是干什么的。
我对他说，生涯规划，就是帮助你搞明白三个问题：你是辆什么车，你要开往哪里，以及如何去。见他有点不明白，我又继续打比方：“比如说你，如果你自己是一辆车，你觉得会是辆什么车？”
他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想了想说：“我是一辆房车。就是那种后面带着卧室、卫生间、厨房什么的车，拉着一大家子跑。因为我喜欢一大家子一起出去郊游，我喜欢准备好所有东西，当遇到问题后能用到我的装备，我就会特别开心。在以前的公司，我也喜欢整个公司二三十人一起出去玩，大家跟一家人一样，组织得特别好，一个都不缺。”
“那你这辆房车，希望往哪里开？”我问。
他皱了皱眉，说：“这真是个问题，我以前在苏州上班，是分公司经理。公司不大，二三十人，像是家庭一样。”他有江苏人的儒雅，又有北方人的真诚。我想，做他的下属一定感觉不错。他接着说：“而且离家也近，下班回家就20分钟。去年因为业绩做得好，被公司调到总部发展。这都半年了，还是不太适应。”
“为什么呢？”
“公司期望未来把我往国际经理人的方向培养，但是北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加上一旦接触海外业务，因时差关系经常加班。下班提前回去也没劲，因为一个人住，回去也就是上上网。老婆孩子也都不想来，觉得适应不了。我那个部门虽然有七八个下属，但是都是公事公办，没有以前的那个感觉了。不过这里发展平台的确很好。”说到这里，他突然恍然大悟，“这么说吧，在这里，大家都把我当法拉利跑车使，银色那种，单座、反应快，希望我能参加比赛！”
“那你呢？”我问。
“我还是用房车的速度开。”他苦笑着指着行李架，“你看，来上海出差，趁机回家一趟，给家人和老同事带点东西。”
我对他说：“开房车和开跑车差别挺大的。一个可以慢慢开，四平八稳，到处都能照顾到；一个反应快速，转弯半径小，说走就走。如果用开房车的方式开跑车，可真有点别扭。你是想把自己改装成跑车拿第一，还是想做个平稳的房车，带大家去旅游？”
他若有所思。后来，我们就开始聊别的了。再后来，上海到了，和所有信誓旦旦地“多联系多联系”一样，我们如陌生人一样再未见面。
大概半年之后，我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谢谢你，和总部沟通以后，我还是决定放弃北京，回到苏州原来的公司。一个多月了，我觉得还是这样的生活适合我，我现在很快乐、安心，谢谢你的指点。”
我已经完全忘记他是谁了，只好回复：“真替您高兴，不过我手机里没有您的号码，您是？”
对方回答：“我是房车。”
你是辆什么车，你想最终去往哪里，你会以什么速度，走在什么路上，千万别用那些标准答案回答——我是辆法拉利、走在高速公路、开往迪拜、一路超车。要知道，除了这个，世上还有很多可能。
（《职场》）
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数据，截至目前，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约4060万户，从业人数约8000万，资金总额约2万亿元。分行业看，全国个体工商户90%集中在第三产业，8%在第二产业，2%在第一产业。分地区看，50%的个体工商户在东部地区，30%在中部地区，20%在西部地区。
改革开放后，我国个体经济总体呈现快速发展态势。1978年全国仅有14万个体户，到1999年达到了3160万户。
（《人民日报》）
食品企业质量状况须主动报告
国家质检总局日前表示，今年将在食品和消费品生产企业中率先实行“产品质量状况主动报告制度”。质检总局已培训了首席质量官2142人，在900余家大中型企业设立首席质检官。据介绍，首席质量官对本企业质量全面负责，行使质量安全“一票否决权”。
（人民网）
卫生部发布《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
此前，卫生部发布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该标准将于2013年6月1日正式施行。目前，已公布的302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覆盖了各类食品中涉及健康危害的数千项指标。此次《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出台后，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中的食品安全基础标准清理整合工作基本完成，下一步将着手开展食品标准清理整合工作。
新标准重新规定了食品中铬限量指标和稀土限量指标等。同时，新标准还清理了以往食品标准中限量规定的所有污染物，整合为铅、镉、汞、砷等13种污染物。所涉及的食品包括谷物、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品、调味品等20大类。删除了硒、铝、氟等三项指标，共设定160余个限量指标。卫生部有关人员表示，新标准基本满足了我国食品污染物控制需求。
（《文摘旬刊》）
“条形码之父”离世
当初与同学联手发明条形码的美国人诺曼·约瑟夫·伍德兰，因阿尔茨海默病，于2012年12月9日在家中去世，终年91岁。
1921年9月6日，伍德兰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大西洋市。上世纪40年代，他与大学同学伯纳德·西尔弗联手创立如今普及全球的条形码系统，1952年在美国获得专利权。这项专利后来以1.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美国飞歌公司，期限到上世纪60年代。因为条形码读取技术未能跟上，条形码当时属于一项超前发明。获得专利权22年后，条形码才在美国商店首次露脸。1974年，在美国俄亥俄州一家超级市场，一包果味口香糖成为接受条形码扫描的第一件商品。2011年，伍德兰和西尔弗双双名列美国发明家名人堂。
伍德兰和西尔弗在宾夕法尼亚州德雷克塞尔大学上学时，西尔弗偶然听到一名商店管理人员与工程学院主任的对话。商店管理人员希望工程学院主任引导学生，研究商家怎样才能在结账时捕捉商品信息。当时，伍德兰已经获得机械工程学士学位，进入美国军方原子弹开发项目组。他从研究生院辍学，集中精力从事条形码的研究。
当对条形码产生灵感时，伍德兰正坐在被海沙环绕的椅子上。仅会摩尔斯电码的他，用手指在沙滩上划道。他1999年对美国《史密森学会会刊》回忆那一刻：“我把四根手指插入沙中，我把手拉向自己的方向，划出四条线。我说：‘天哪！现在我有四条线。它们可以宽，可以窄，用以取代点和长画。’”
伍德兰1952年进入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上世纪70年代初，他加入IBM的一个小组，开发可读取条形码的激光扫描系统，以满足商家的迫切需求。商家希望借助新技术在结账时自动、快速读取商品信息，同时降低处理和库存管理成本。在IBM的努力下，条形码从申请专利时的圆形，发展成现在全球通用的矩形。如今，全球每天大约50亿件商品接受条形码扫描。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评论称，伍德兰的条形码引发了零售业变革。
（《每周文摘》）
周恩来诀别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总理在生命的最后那段时间，无限留恋人民大会堂这个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和那里为他服务过的工作人员。1975年7月，周总理自感来日不多了，他最后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服务员在门口迎接，周总理一见他们就说：“多日不见了，真想你们啊！我是来看你们，跟你们谈心，听你们唱歌的。”人们感觉到，这一次周总理不像以往那样，或接见外宾或参加其他的会议和活动，好像是专程来巡视人民大会堂。事后，大家才知道周总理的病情，他已知属于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实际上是来人民大会堂做人生告别的！
那天，周总理到了他曾经工作和活动过的每个厅室。他边走边看，时而和工作人员打招呼，时而停下来仔细打量室内的每一件陈设……每个服务人员脸上都挂着泪水和周总理握手，激动与难过交织，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将是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大家看到，周总理的身体更消瘦了，迈开脚步也更吃力了。周总理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从人民大会堂的北段、中段到南段看了他曾经开会、办公、接待过外宾的许多厅室。像过去一样，他边走边谈，询问陪他的每个同志的工作、学习、家庭和孩子的情况，并语重心长地说：“将来你们就是大会堂的元老了，对后来的新同志要搞好传帮带，把大会堂的好思想、好作风、好传统教给他们。”
周总理来到东大厅，坐下来休息。他以前知道这里有一个小伙子会拉二胡，便让人把他叫来。小伙子为周总理拉了《二泉映月》和《洪湖水浪打浪》。小伙子专注地演奏着，周总理一边细心地听着曲子，一边用手打着拍子……偌大个东大厅，只有二胡的美妙旋律。
周总理要走了，在和周总理握手告别时，有一位同志看到了他手上的斑点，说：“这是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的。”以此来掩盖人们对他病重的忧虑。为了不让周总理看到大家为他病情难过的心情，人们都强压着心痛、伴着笑脸送他上车。
就在卫士扶他即将上车的那一刻，周总理突然回过头深情地凝视着人民大会堂——这是动人心魄、揪人心肺的一回头。车子开动了，这之后周总理再也没有回到过人民大会堂，他已和人民大会堂作了最后的诀别。 （深圳新闻网）
蒋介石为何最欣赏戴笠
蒋介石用人有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既要是人才又要是奴才，两者缺一是不用的。
戴笠可以说是个典型的这样的人物，他的奴性超过了所有国民党的官僚和新贵，他的才干则比任何一个国民党的官僚或新贵都不逊色。戴笠不但办事干净利索，思考周全，尽量避免给蒋介石带来政治上的麻烦，而且能处处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体念蒋介石的苦心，故两人的协调到了相当默契的地步。
戴笠是蒋介石麾下特务中能坐上第一把交椅的第一人。他天生是当特务的材料：冷酷、心黑、冷静、灵活应变。他不是行刑的刽子手，但是死在他手下的人数不胜数。包括人称斧头帮帮主的王亚樵、民主斗士杨杏佛、《申报》老板史量才在内的知名人士，最终都在他下令后命丧黄泉。无论是投毒、爆炸、车祸、枪击，还是刀砍、斧劈、色诱、利逼，他精通任何杀人术和收买之计，最终都能将对手引入自己布下的天罗地网。
但是面对蒋介石，他却始终战战兢兢，不敢逾矩。虽然掌管着成千上万的下属，但他始终把自己看做“一人之下”。尽管他的势力已经大到可以直接和美国接触，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来访的时候，还提出过要见一见他。可是在蒋介石面前，他永远是一个学生，是一个奴才，是一条走狗。他丝毫不敢生半点外心，始终如同狗一样趴在地上，感激涕零地舔着蒋介石丢给他的残羹冷饭。
戴笠之所以对蒋介石如此驯服，除了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之外，还有对蒋介石提拔他的感激。他年轻时代是一个小混混，曾和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有过一面之缘。后来想尽办法考入黄埔军校，接近蒋介石，成为他的学生，并开始了情报收集工作。正是蒋介石的看重，让他得以出人头地，在乡里扬眉吐气。
而蒋介石之所以重用戴笠，除了他有特工才能之外，更重要的是戴笠身上的奴性是最强的。他从不想着篡权，也从不敢欺瞒蒋介石，真正和他心意相通，成为最死忠的部下。
蒋介石发展了这样一批“人才加奴才”的嫡系：陈立夫陈果夫兄弟、陈诚、胡宗南、戴笠等。他们也成为蒋介石最信任的“自家人”。
（《蒋介石官场现形录》）
你是什么车？
在去上海的飞机上，旁边坐的是一位先生，我们要共度一个多小时。由于飞行实在无聊，我们选择了聊天。他看着我的名片，问我职业生涯规划师是干什么的。
我对他说，生涯规划，就是帮助你搞明白三个问题：你是辆什么车，你要开往哪里，以及如何去。见他有点不明白，我又继续打比方：“比如说你，如果你自己是一辆车，你觉得会是辆什么车？”
他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想了想说：“我是一辆房车。就是那种后面带着卧室、卫生间、厨房什么的车，拉着一大家子跑。因为我喜欢一大家子一起出去郊游，我喜欢准备好所有东西，当遇到问题后能用到我的装备，我就会特别开心。在以前的公司，我也喜欢整个公司二三十人一起出去玩，大家跟一家人一样，组织得特别好，一个都不缺。”
“那你这辆房车，希望往哪里开？”我问。
他皱了皱眉，说：“这真是个问题，我以前在苏州上班，是分公司经理。公司不大，二三十人，像是家庭一样。”他有江苏人的儒雅，又有北方人的真诚。我想，做他的下属一定感觉不错。他接着说：“而且离家也近，下班回家就20分钟。去年因为业绩做得好，被公司调到总部发展。这都半年了，还是不太适应。”
“为什么呢？”
“公司期望未来把我往国际经理人的方向培养，但是北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加上一旦接触海外业务，因时差关系经常加班。下班提前回去也没劲，因为一个人住，回去也就是上上网。老婆孩子也都不想来，觉得适应不了。我那个部门虽然有七八个下属，但是都是公事公办，没有以前的那个感觉了。不过这里发展平台的确很好。”说到这里，他突然恍然大悟，“这么说吧，在这里，大家都把我当法拉利跑车使，银色那种，单座、反应快，希望我能参加比赛！”
“那你呢？”我问。
“我还是用房车的速度开。”他苦笑着指着行李架，“你看，来上海出差，趁机回家一趟，给家人和老同事带点东西。”
我对他说：“开房车和开跑车差别挺大的。一个可以慢慢开，四平八稳，到处都能照顾到；一个反应快速，转弯半径小，说走就走。如果用开房车的方式开跑车，可真有点别扭。你是想把自己改装成跑车拿第一，还是想做个平稳的房车，带大家去旅游？”
他若有所思。后来，我们就开始聊别的了。再后来，上海到了，和所有信誓旦旦地“多联系多联系”一样，我们如陌生人一样再未见面。
大概半年之后，我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谢谢你，和总部沟通以后，我还是决定放弃北京，回到苏州原来的公司。一个多月了，我觉得还是这样的生活适合我，我现在很快乐、安心，谢谢你的指点。”
我已经完全忘记他是谁了，只好回复：“真替您高兴，不过我手机里没有您的号码，您是？”
对方回答：“我是房车。”
你是辆什么车，你想最终去往哪里，你会以什么速度，走在什么路上，千万别用那些标准答案回答——我是辆法拉利、走在高速公路、开往迪拜、一路超车。要知道，除了这个，世上还有很多可能。
（《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