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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回归，我一直在这。”
娄烨下意识地接过话茬，很显然，他并不喜欢主持人说他终于“回归”。面对活动现场的这一插曲，台下的人很配合地笑了。
3月13日，娄烨出现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他导演的新片《浮城谜事》揭开了面纱。
这个被禁五年的导演，用这样一种不太高调的形式再次回到了中国观众的视线。然而，对于今后将面临怎样的情形，他还是像五年前说的“试试看”。
《浮城谜事》的外衣
两天后，娄烨生日。只是，他还在公司的剪辑室忙着《浮城谜事》的后期制作。“梦想者”电影公司在北京东四环外的某创意园区内，在一排白色的低矮建筑中并不起眼。晚上八点过，还在加班的公司同事开始分享他的生日蛋糕。
《浮城谜事》成为娄烨解禁后的第一部作品，上映的日期还是一个“谜”。“剧本通过审查这只是第一步，还有影片的审查，”娄烨说，“我尽量吧，试着在现有的框架下做一个自己的电影，行不行，我也不知道。”
2011年9月解禁前，娄烨向电影局提交了新片的剧本，等待意见反馈。别人只需交一份大纲，他则需要交完整剧本。电影局给出反馈意见，娄烨他们进行修改调整再送审，反反复复，经历了五个多月。
“我希望这部影片的整个送审过程最后是透明的，大家了解我碰到了什么问题，大家了解具体有哪些修改，这样我觉得对观众也是非常好的。”
对于外界所关注的他是否会为剧本通过做出妥协，娄烨并不打算轻易地说出答案，他更愿意说“大的方向没变”或是“尽量不去考虑导演不该考虑的”。
《浮城谜事》最初的素材来自国内某知名网络论坛的一篇帖子，事关在中国日益成为现象的婚外情。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与爱情有关的电影，“除了爱情，还有生活，也有死亡”。影片延续着娄烨电影中的市井、民间情结，集中表现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娄烨迷恋这样的故事，在他的意识中，“我们本身就生活在普通的环境之中，这一切本来就是很好的电影题材，是特别有意思的，就像镜子一样”。
娄烨的老搭档梅峰是《浮城谜事》剧本创作的核心人员，他的主业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师，编剧身份则缘于对电影的热爱。2009年的某天，梅峰最先在论坛发现了这篇帖子，就将故事讲给了娄烨，“他一听很兴奋，他说我们干脆做这个吧”。一年之后，剧本出炉，娄烨做了一些调整就最终确定。
“在一个稳定的婚姻关系里面，一个女人突然发现了自己的丈夫有外遇，自己之前的生活全被颠覆，然后她就开始发起一场战争。”梅峰对《中国周刊》记者表示，“人怎么样处置自己面临的问题，怎样解决自己的困境，这就成为影片所探讨的命题。”而让娄烨最有感触的是，“影片涉及很多从个人出发的细节感受，当这些感受堆积起来就是很复杂的生活，你会看到这些生活好像只是他的生活，而实际上这也是你自己的生活。”
然而，这个披上“婚外情”外衣的电影，还要面临影片审查与市场检验。尽管有着近20年电影创作经历，却依然表示“试试看”的娄烨说：“现在到上映，还有一个时间过程，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电影审查、发行、宣传，这些都需要时间和精力去完成，我们会尽量把它做好。”
“糊弄”的十年
把电影“做好”，娄烨是从《苏州河》开始的。
“从《苏州河》开始，我们进入了国际联合制片的轨道，之前都是纯糊弄。”耐安说。她从娄烨的第一部电影开始就充当着制片人的角色。娄烨在不同的场合表达着类似的观点，一再强调着他对早期作品的不满意。这种不满意，最后鬼使神差地成为他们走上独立电影道路的推手。
1985年，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考场，耐安第一次见到娄烨。这一年，娄烨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自认为“没那么自信”的耐安三年后，成为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学生。在整个上学期间，耐安与娄烨时有来往，“拍作业时就帮忙演或者起哄，在一起瞎混”。
1991年，从中戏毕业的耐安开始了与娄烨的第一次正式合作，延续至今。他们努力的方向就是艺术电影，“我们有我们电影的诉求：通过作品试着去引导，有意识地去建立中国艺术电影市场。在十年前，我就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我们这小小的创作团队只是垫脚石，尽管势单力薄，但总得有人去做这个事情。”
《周末情人》，这部1993年诞生的处女作，让初次踏入电影行业的娄烨与耐安意识到艺术电影在中国面临的严峻局势。在上世纪90年代，拍电影还属于体制内的事，每年都有具体的创作指标，电影必须有电影厂的厂标，资金也来自国家。耐安他们成为了独立寻求投资的先行者。电影最初的投资来自海南某房地产商，不巧的是赶上了当时的房地产泡沫，投资者破产了。耐安回忆道：“当片子拍到一半时，房地产商不能再投资了，资金链断了，出售厂标的福建电影厂也不能见死不救，就追加了投资，磕磕绊绊的，将处女作完成了。”然而，《周末情人》的送审过程相当漫长，直到三年后的1995年电影才得以上映，还是被安排到“不足百人的小厅放映”。
《苏州河》最初是与上海电影制作厂合作，一位民间投资人参与其中。同样的变故再次发生，《苏州河》刚筹备完成，投资人破产了，上影厂希望就此搁置。娄烨和耐安“决定自己干，自己找钱”，耐安向朋友借钱，自己也去拍电视剧挣钱。当《苏州河》拍摄完成，已经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后期制作。这时，他们想到了海外电影投资平台，开始寻找用于电影后期制作的基金。
2000年，在鹿特丹电影节，一个叫菲利浦·泊拜的法国人看到了《苏州河》的片花。菲利浦·泊拜在德国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电影公司，德国柏林伊圣制片公司。喜欢这部电影的菲利浦·泊拜找到耐安商谈合作，后期制作的资金才得以解决。
这一次，《苏州河》没有送去审查，就参加了国际电影节。《苏州河》也因此不得在中国上映，娄烨也第一次接到禁止拍摄电影的红牌。然而，《苏州河》斩获第29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虎奖、第25届巴黎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这让娄烨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也换来了国际市场与海外投资。《苏州河》在国外40多个国家上映，收回成本轻而易举。有外国的电影投资者找上门来，就有了《紫蝴蝶》。
娄烨的电影由此开启了国际联合制作，开始与现有的电影体制保持距离，远离“旁门左道的资金”，进入独立制作的轨道。
《紫蝴蝶》效应
2003年，《紫蝴蝶》在国内上映，这是新世纪至今，娄烨唯一一部在国内院线上映的电影。电影投资3000万，章子怡、刘烨等明星加盟，票房仅600万左右。但在娄烨看来，这部电影就如“蝴蝶效应”一般，深刻地影响到此后所有的电影创作。
1993年，娄烨完成了《紫蝴蝶》的第一稿剧本，故事被放在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章子怡饰演的东北姑娘辛夏因为亲眼目睹哥哥被日本人杀害，为报仇加入了民间抗日暗杀组织“紫蝴蝶”……为了再现1930年的上海，娄烨浏览旧上海报纸，看当时人们关心的事；阅读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人的状态》（又译《人的境遇》，以中国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为背景，描写抵抗运动的小说。获1933年龚古尔文学奖）了解抵抗组织；看过日本“新感觉派”代表人物横光利一取材于五卅时期上海的长篇小说《上海》，了解当时日本人眼中的上海。
这是一次关于历史的补课，“第一次大规模接触30年代的资料，你会潜移默化了解很多，你会知道当时的鲁迅、郁达夫在做什么，当时的文化界状态是怎么样的。比如对个体的关注、对现实社会的关照，就开始于这些作家，他们对于自己是时代的一员有着自信和坚定的态度，他们认为个人的眼光就是当时时代的参照。”这对娄烨此后的创作有着极其微妙的影响，他开始注重从一个日常生活的角度去折射纷繁复杂的社会与当下的时代。
同时，他发现了人们接触的1930年有着太多的“伪装”与编造，他试图去还原真实，找到人性。
娄烨跟摄影师说，要像拍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一样拍1930年代的上海。
这样做的结果是，《紫蝴蝶》得到了40多条修改意见。
《紫蝴蝶》的境外投资来自一家法国电影公司，这家公司是奥斯卡最佳电影奖《艺术家》的制作公司之一 。当时，合资片依旧不被允许，于是外国资本通过民间渠道投入上海电影制作厂，上影厂只负责出品。面对太多的修改意见，时任上海电影厂厂长朱永德和法国制片人找到了耐安，“我就一趟一趟地跑电影局，和他们相关部门的领导沟通，最后变成四条修改意见，听着四条不多，但肯定都是特别狠的地方”。
娄烨同意了修改，但他为此感到“筋疲力尽”，“让你没有太多的时间能够顾及到艺术本身、创作本身，跟创作没有关系的事情疲于奔命。”
采访中，耐安再次点起了一支烟，语气中充满了惋惜，“总觉得能再努力一下，可以不改这么多，不要对影片造成那么多的伤害。这种修改在今天看来是很奇怪的，今天可能就不用改了。在当时这就是很大的一种压力，是很难克服的困难”。
“这是一种不自由、受干扰的创作状态。”这次修改，让娄烨坚定信念彻底走上独立制片的道路。
“我们得不到体制的支持，但我们有海外市场的支撑、也有联合制片的经验，所以我们还能在这个行业里继续拍电影，”对于当初的决定，耐安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如果翅膀没有那么硬，你怎么敢做啊？”
于是，拍摄剧本已经成型的《颐和园》的冲动，在娄烨心中被点燃。
2002年的某天，娄烨找到梅峰，希望他写一点关于青春成长的故事。后来，这个故事就变成了《颐和园》。这一次的谈话，在此后对娄烨无数的关注中显得微不足道，却是一切喧嚣与聚焦的开端。
梅峰本科就读国际关系学院，比娄烨小一届，年龄也就相差三岁。大学时期，他们经历了共同的历史，当初的成长故事就成了创作的起点。
2005年，投资2700多万的《颐和园》开始拍摄。在导演看来，“这就是一部命中注定的作品”，娄烨曾说：“在2003、2004年的时候，就觉得不行，得拍出来，拍不出来以后的片子没法弄了，得把这个（《颐和园》）赶紧过去。”他们没有选择回避或是绕行，“我首先想拍的是一部爱情电影，不幸的是这一部爱情故事正好涉及到人们所要回避的。绕开它？我们试了。回避它？我们也试了。最后一个决定就是我们既没有绕开也没有回避，我们把它拍下来。”
2006年5月，第59届戛纳电影节的日期迫近，《颐和园》在没有获得官方许可的情形下参展了。对于违规参展，娄烨说：“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职业决定，这也符合国际电影行业的通行规则，我有五个制片人，两个销售商，我们和影片的利益有关，实际上是共同决定。参展意味着这部影片能够进行海外销售，这是很重要的，否则现在可能还在办公室放着，就是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
2006年9月1日，娄烨和耐安到电影局，听一位副局长宣读对他们的处罚决定。他们获得了“五年内不得拍片”的禁令。耐安也成为了国内第一位被禁的制片人。
五年
被禁那一年，娄烨41岁，刚过不惑之年，正是一个导演的黄金时期。
同样从事着表演工作的父母，是在禁拍令出来后一段时间才知道，“他们打电话问怎么样，我说没事呗，还能怎么说”。
外界将“不幸”贴到了娄烨身上，他却自称是“幸运的”。娄烨曾看过一本关于电影导演工作的小册子，作者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郑洞天。小册子中讲了许多电影史中被禁的导演和影片。小册子的结尾处说：所有立志于从事电影导演工作的年轻朋友们，请读一读电影史，这是对你从事这个行业非常重要的精神准备。
“我一直记得这句话”，小册子给予了娄烨精神上的宽慰。
他没有远离电影，没有重操旧业做动画、也没有接拍广告，尽管这些“都想过”，在娄烨心中，“电影太有意思了，太有趣了，它可以让你解脱很多，看淡很多事情”。同样被禁拍的耐安说：“状态肯定好不了，这是一种很微妙的事情，有来自周遭的目光，会觉得‘他们完了，导演在最好的创作年龄被禁了，没戏了，肯定完蛋了’，这是精神上的打击。实际工作也做不了，我们基本上90%的国内资源是不能用的，一些再小的需要别人帮忙的事情，都需要谨慎地对待。”
早过了四十不惑年龄的娄烨，不愿意分享自己焦虑的那一部分生活状态。面对“肯定会不愉快”的被禁遭遇，娄烨选择了一段时间的安静。2006年初冬，娄烨去了美国爱荷华州，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邀请他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娄烨怀念那段时光，“我很感谢聂华苓老师，让我躲开了很多是非，能够安静地待上一段时间，阅读，旁听爱荷华大学电影系的课程，和新认识的朋友聊天……”
写作班结束，娄烨继续工作。2007年，他正式开始了《春风沉醉的夜晚》的摄制工作，去南京看景。2009年，这部影片以法国、香港联合制作的身份参加戛纳电影节竞赛，并获得最佳编剧奖。这一年，他又开始创作新片《花》，这基本上是一部法国电影，大部分拍摄在巴黎完成，90%的对白是法语。《春风沉醉的夜晚》让外界咋舌的电影题材与直白的性爱场面，被解读为“与被禁对抗”，然而，娄烨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理性的回答，在今天禁止一个导演工作是困难的。”
资金来自外国，市场也在外国，面对“根本不用去想通过不通过”的创作环境，他的心情是复杂的，至少在那五年时间里，他失去了母语市场，同样也鲜有媒体关注。
2011年8月末，娄烨又一次出现在媒体的视线里，是新片《花》入围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非主竞赛单元。几天后，9月5日，五年的禁拍期结束。耐安询问电影局相关部门“是否需要办手续”，得到了“不需要”的答复。
这一天，娄烨人在威尼斯。他不确定记得自己干了什么，但喜好红酒的他“肯定是喝了一杯”。他的新片剧本已经送到电影局，等待一次陌生而熟悉的旅程。
娄烨下意识地接过话茬，很显然，他并不喜欢主持人说他终于“回归”。面对活动现场的这一插曲，台下的人很配合地笑了。
3月13日，娄烨出现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他导演的新片《浮城谜事》揭开了面纱。
这个被禁五年的导演，用这样一种不太高调的形式再次回到了中国观众的视线。然而，对于今后将面临怎样的情形，他还是像五年前说的“试试看”。
《浮城谜事》的外衣
两天后，娄烨生日。只是，他还在公司的剪辑室忙着《浮城谜事》的后期制作。“梦想者”电影公司在北京东四环外的某创意园区内，在一排白色的低矮建筑中并不起眼。晚上八点过，还在加班的公司同事开始分享他的生日蛋糕。
《浮城谜事》成为娄烨解禁后的第一部作品，上映的日期还是一个“谜”。“剧本通过审查这只是第一步，还有影片的审查，”娄烨说，“我尽量吧，试着在现有的框架下做一个自己的电影，行不行，我也不知道。”
2011年9月解禁前，娄烨向电影局提交了新片的剧本，等待意见反馈。别人只需交一份大纲，他则需要交完整剧本。电影局给出反馈意见，娄烨他们进行修改调整再送审，反反复复，经历了五个多月。
“我希望这部影片的整个送审过程最后是透明的，大家了解我碰到了什么问题，大家了解具体有哪些修改，这样我觉得对观众也是非常好的。”
对于外界所关注的他是否会为剧本通过做出妥协，娄烨并不打算轻易地说出答案，他更愿意说“大的方向没变”或是“尽量不去考虑导演不该考虑的”。
《浮城谜事》最初的素材来自国内某知名网络论坛的一篇帖子，事关在中国日益成为现象的婚外情。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与爱情有关的电影，“除了爱情，还有生活，也有死亡”。影片延续着娄烨电影中的市井、民间情结，集中表现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娄烨迷恋这样的故事，在他的意识中，“我们本身就生活在普通的环境之中，这一切本来就是很好的电影题材，是特别有意思的，就像镜子一样”。
娄烨的老搭档梅峰是《浮城谜事》剧本创作的核心人员，他的主业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师，编剧身份则缘于对电影的热爱。2009年的某天，梅峰最先在论坛发现了这篇帖子，就将故事讲给了娄烨，“他一听很兴奋，他说我们干脆做这个吧”。一年之后，剧本出炉，娄烨做了一些调整就最终确定。
“在一个稳定的婚姻关系里面，一个女人突然发现了自己的丈夫有外遇，自己之前的生活全被颠覆，然后她就开始发起一场战争。”梅峰对《中国周刊》记者表示，“人怎么样处置自己面临的问题，怎样解决自己的困境，这就成为影片所探讨的命题。”而让娄烨最有感触的是，“影片涉及很多从个人出发的细节感受，当这些感受堆积起来就是很复杂的生活，你会看到这些生活好像只是他的生活，而实际上这也是你自己的生活。”
然而，这个披上“婚外情”外衣的电影，还要面临影片审查与市场检验。尽管有着近20年电影创作经历，却依然表示“试试看”的娄烨说：“现在到上映，还有一个时间过程，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电影审查、发行、宣传，这些都需要时间和精力去完成，我们会尽量把它做好。”
“糊弄”的十年
把电影“做好”，娄烨是从《苏州河》开始的。
“从《苏州河》开始，我们进入了国际联合制片的轨道，之前都是纯糊弄。”耐安说。她从娄烨的第一部电影开始就充当着制片人的角色。娄烨在不同的场合表达着类似的观点，一再强调着他对早期作品的不满意。这种不满意，最后鬼使神差地成为他们走上独立电影道路的推手。
1985年，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考场，耐安第一次见到娄烨。这一年，娄烨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自认为“没那么自信”的耐安三年后，成为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学生。在整个上学期间，耐安与娄烨时有来往，“拍作业时就帮忙演或者起哄，在一起瞎混”。
1991年，从中戏毕业的耐安开始了与娄烨的第一次正式合作，延续至今。他们努力的方向就是艺术电影，“我们有我们电影的诉求：通过作品试着去引导，有意识地去建立中国艺术电影市场。在十年前，我就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我们这小小的创作团队只是垫脚石，尽管势单力薄，但总得有人去做这个事情。”
《周末情人》，这部1993年诞生的处女作，让初次踏入电影行业的娄烨与耐安意识到艺术电影在中国面临的严峻局势。在上世纪90年代，拍电影还属于体制内的事，每年都有具体的创作指标，电影必须有电影厂的厂标，资金也来自国家。耐安他们成为了独立寻求投资的先行者。电影最初的投资来自海南某房地产商，不巧的是赶上了当时的房地产泡沫，投资者破产了。耐安回忆道：“当片子拍到一半时，房地产商不能再投资了，资金链断了，出售厂标的福建电影厂也不能见死不救，就追加了投资，磕磕绊绊的，将处女作完成了。”然而，《周末情人》的送审过程相当漫长，直到三年后的1995年电影才得以上映，还是被安排到“不足百人的小厅放映”。
《苏州河》最初是与上海电影制作厂合作，一位民间投资人参与其中。同样的变故再次发生，《苏州河》刚筹备完成，投资人破产了，上影厂希望就此搁置。娄烨和耐安“决定自己干，自己找钱”，耐安向朋友借钱，自己也去拍电视剧挣钱。当《苏州河》拍摄完成，已经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后期制作。这时，他们想到了海外电影投资平台，开始寻找用于电影后期制作的基金。
2000年，在鹿特丹电影节，一个叫菲利浦·泊拜的法国人看到了《苏州河》的片花。菲利浦·泊拜在德国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电影公司，德国柏林伊圣制片公司。喜欢这部电影的菲利浦·泊拜找到耐安商谈合作，后期制作的资金才得以解决。
这一次，《苏州河》没有送去审查，就参加了国际电影节。《苏州河》也因此不得在中国上映，娄烨也第一次接到禁止拍摄电影的红牌。然而，《苏州河》斩获第29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虎奖、第25届巴黎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这让娄烨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也换来了国际市场与海外投资。《苏州河》在国外40多个国家上映，收回成本轻而易举。有外国的电影投资者找上门来，就有了《紫蝴蝶》。
娄烨的电影由此开启了国际联合制作，开始与现有的电影体制保持距离，远离“旁门左道的资金”，进入独立制作的轨道。
《紫蝴蝶》效应
2003年，《紫蝴蝶》在国内上映，这是新世纪至今，娄烨唯一一部在国内院线上映的电影。电影投资3000万，章子怡、刘烨等明星加盟，票房仅600万左右。但在娄烨看来，这部电影就如“蝴蝶效应”一般，深刻地影响到此后所有的电影创作。
1993年，娄烨完成了《紫蝴蝶》的第一稿剧本，故事被放在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章子怡饰演的东北姑娘辛夏因为亲眼目睹哥哥被日本人杀害，为报仇加入了民间抗日暗杀组织“紫蝴蝶”……为了再现1930年的上海，娄烨浏览旧上海报纸，看当时人们关心的事；阅读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人的状态》（又译《人的境遇》，以中国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为背景，描写抵抗运动的小说。获1933年龚古尔文学奖）了解抵抗组织；看过日本“新感觉派”代表人物横光利一取材于五卅时期上海的长篇小说《上海》，了解当时日本人眼中的上海。
这是一次关于历史的补课，“第一次大规模接触30年代的资料，你会潜移默化了解很多，你会知道当时的鲁迅、郁达夫在做什么，当时的文化界状态是怎么样的。比如对个体的关注、对现实社会的关照，就开始于这些作家，他们对于自己是时代的一员有着自信和坚定的态度，他们认为个人的眼光就是当时时代的参照。”这对娄烨此后的创作有着极其微妙的影响，他开始注重从一个日常生活的角度去折射纷繁复杂的社会与当下的时代。
同时，他发现了人们接触的1930年有着太多的“伪装”与编造，他试图去还原真实，找到人性。
娄烨跟摄影师说，要像拍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一样拍1930年代的上海。
这样做的结果是，《紫蝴蝶》得到了40多条修改意见。
《紫蝴蝶》的境外投资来自一家法国电影公司，这家公司是奥斯卡最佳电影奖《艺术家》的制作公司之一 。当时，合资片依旧不被允许，于是外国资本通过民间渠道投入上海电影制作厂，上影厂只负责出品。面对太多的修改意见，时任上海电影厂厂长朱永德和法国制片人找到了耐安，“我就一趟一趟地跑电影局，和他们相关部门的领导沟通，最后变成四条修改意见，听着四条不多，但肯定都是特别狠的地方”。
娄烨同意了修改，但他为此感到“筋疲力尽”，“让你没有太多的时间能够顾及到艺术本身、创作本身，跟创作没有关系的事情疲于奔命。”
采访中，耐安再次点起了一支烟，语气中充满了惋惜，“总觉得能再努力一下，可以不改这么多，不要对影片造成那么多的伤害。这种修改在今天看来是很奇怪的，今天可能就不用改了。在当时这就是很大的一种压力，是很难克服的困难”。
“这是一种不自由、受干扰的创作状态。”这次修改，让娄烨坚定信念彻底走上独立制片的道路。
“我们得不到体制的支持，但我们有海外市场的支撑、也有联合制片的经验，所以我们还能在这个行业里继续拍电影，”对于当初的决定，耐安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如果翅膀没有那么硬，你怎么敢做啊？”
于是，拍摄剧本已经成型的《颐和园》的冲动，在娄烨心中被点燃。
2002年的某天，娄烨找到梅峰，希望他写一点关于青春成长的故事。后来，这个故事就变成了《颐和园》。这一次的谈话，在此后对娄烨无数的关注中显得微不足道，却是一切喧嚣与聚焦的开端。
梅峰本科就读国际关系学院，比娄烨小一届，年龄也就相差三岁。大学时期，他们经历了共同的历史，当初的成长故事就成了创作的起点。
2005年，投资2700多万的《颐和园》开始拍摄。在导演看来，“这就是一部命中注定的作品”，娄烨曾说：“在2003、2004年的时候，就觉得不行，得拍出来，拍不出来以后的片子没法弄了，得把这个（《颐和园》）赶紧过去。”他们没有选择回避或是绕行，“我首先想拍的是一部爱情电影，不幸的是这一部爱情故事正好涉及到人们所要回避的。绕开它？我们试了。回避它？我们也试了。最后一个决定就是我们既没有绕开也没有回避，我们把它拍下来。”
2006年5月，第59届戛纳电影节的日期迫近，《颐和园》在没有获得官方许可的情形下参展了。对于违规参展，娄烨说：“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职业决定，这也符合国际电影行业的通行规则，我有五个制片人，两个销售商，我们和影片的利益有关，实际上是共同决定。参展意味着这部影片能够进行海外销售，这是很重要的，否则现在可能还在办公室放着，就是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
2006年9月1日，娄烨和耐安到电影局，听一位副局长宣读对他们的处罚决定。他们获得了“五年内不得拍片”的禁令。耐安也成为了国内第一位被禁的制片人。
五年
被禁那一年，娄烨41岁，刚过不惑之年，正是一个导演的黄金时期。
同样从事着表演工作的父母，是在禁拍令出来后一段时间才知道，“他们打电话问怎么样，我说没事呗，还能怎么说”。
外界将“不幸”贴到了娄烨身上，他却自称是“幸运的”。娄烨曾看过一本关于电影导演工作的小册子，作者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郑洞天。小册子中讲了许多电影史中被禁的导演和影片。小册子的结尾处说：所有立志于从事电影导演工作的年轻朋友们，请读一读电影史，这是对你从事这个行业非常重要的精神准备。
“我一直记得这句话”，小册子给予了娄烨精神上的宽慰。
他没有远离电影，没有重操旧业做动画、也没有接拍广告，尽管这些“都想过”，在娄烨心中，“电影太有意思了，太有趣了，它可以让你解脱很多，看淡很多事情”。同样被禁拍的耐安说：“状态肯定好不了，这是一种很微妙的事情，有来自周遭的目光，会觉得‘他们完了，导演在最好的创作年龄被禁了，没戏了，肯定完蛋了’，这是精神上的打击。实际工作也做不了，我们基本上90%的国内资源是不能用的，一些再小的需要别人帮忙的事情，都需要谨慎地对待。”
早过了四十不惑年龄的娄烨，不愿意分享自己焦虑的那一部分生活状态。面对“肯定会不愉快”的被禁遭遇，娄烨选择了一段时间的安静。2006年初冬，娄烨去了美国爱荷华州，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邀请他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娄烨怀念那段时光，“我很感谢聂华苓老师，让我躲开了很多是非，能够安静地待上一段时间，阅读，旁听爱荷华大学电影系的课程，和新认识的朋友聊天……”
写作班结束，娄烨继续工作。2007年，他正式开始了《春风沉醉的夜晚》的摄制工作，去南京看景。2009年，这部影片以法国、香港联合制作的身份参加戛纳电影节竞赛，并获得最佳编剧奖。这一年，他又开始创作新片《花》，这基本上是一部法国电影，大部分拍摄在巴黎完成，90%的对白是法语。《春风沉醉的夜晚》让外界咋舌的电影题材与直白的性爱场面，被解读为“与被禁对抗”，然而，娄烨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理性的回答，在今天禁止一个导演工作是困难的。”
资金来自外国，市场也在外国，面对“根本不用去想通过不通过”的创作环境，他的心情是复杂的，至少在那五年时间里，他失去了母语市场，同样也鲜有媒体关注。
2011年8月末，娄烨又一次出现在媒体的视线里，是新片《花》入围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非主竞赛单元。几天后，9月5日，五年的禁拍期结束。耐安询问电影局相关部门“是否需要办手续”，得到了“不需要”的答复。
这一天，娄烨人在威尼斯。他不确定记得自己干了什么，但喜好红酒的他“肯定是喝了一杯”。他的新片剧本已经送到电影局，等待一次陌生而熟悉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