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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梦到去世一年零三个月的父亲，他死在家里一个月后才被发现。
梦中，父亲和我去参加老松田的葬礼，他手里提着从葬礼上带回来的礼品袋子。父亲那天身穿二十年前退休时留下来的黑色西装，现在看起来又肥又大。父亲年迈的身体小了一圈，又一圈。
这些年父亲搬过几次家，每次都要扔很多东西，扔得最多的就是衣服，也有很多母亲的衣服。以前父亲的衣柜一多半都是西装和白衬衫，现在只剩下这件黑色和那件灰黑色的。
父亲一直盯着电车上显示站名的提示屏，“下一站滨松站。”
“到日暮里换车，是吗？”父亲问我。
“是，说过几次了，您就放心吧。”我说。
顺便说一下，这尽管是个梦，但和现实发生的一模一样。我也能记住我那天穿的衣服。上衣是深棕色的绸面礼服，下身是黑色的西服裙，拿的包是母亲留下来的黑色皮包，我只有在葬礼的时候用过。那天因为一点琐事，和父亲发生过争执，险些错过电车迟到了葬礼。
“我老了，老到不认路了。”
“你要知道你老了就不应该去那么远只为求一张签。”我说，这也是我和父亲争执的原因，“你万一出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
我和父亲约好新年第一天去神社参拜求签。便利店临时给我加班，非要我去不可，我只能和父亲商量推迟几天回去。结果父亲瞒着我，一个人坐了近两个小时的车，去了高尾山。父亲腿脚不好，想一想我就后怕。
“你不要觉得我不中用了。”在电车上父亲严厉地说，旁边的人轻声咳嗽了一声。
“好，好，我不和你吵。”
“松田的夫人还活着，是吗？”父亲问我。
“活着的，她女儿告诉我的。”我说，“她身体也不好，在住院，出不来。”
“看来也没几天活头了。”父亲说，电车剧烈摇晃了一下，父亲竟然纹丝不动。
“松田夫人比母亲小几岁吧，不知道她知不知道丈夫已经不在人世了。”
“是小几岁。”父亲说，“但当年你妈看上去比她年轻多了。我们当年结婚，同学里面哪个不羡慕我。尤其是老松田，发誓一定要找个比你妈还漂亮的夫人。结果他夫人给松田母亲灌了迷魂汤，他母亲非要松田跟她结婚不可，不然家业他一分也得不到。”
“最后还是得到了？”
“得到了，据说比他哥哥的还多。”父亲瞪着眼睛看了看我，要是这样看别人一定很不礼貌，但我知道这是他的病引起的突眼，“他拿着这些钱不知找过多少姑娘，个个比夫人漂亮。”
“夫人不知道吗？”
“知道能怎样？”父亲说，“他儿子结婚的时候，他把相好的艺伎叫去弹三弦。他喝醉了，上去伴舞耍酒疯，夫人看不下去离席了。”
“可是他们的关系看起来很好。”
“那是后来的事了。”
“因为什么事？”
“因为你母亲去世。”父亲说，“老松田那时候最可怜我，说我孤苦伶仃带着你，不如再找一个。我说吃惯了田屋的味增汤，别的都吃不下了—什么什么屋是我们同学里的隐语。我们都叫自己的媳妇用她娘家姓的第一个字，加上‘屋’，就跟居酒屋、寿司屋一样。你母亲姓田中对吧，所以是‘田屋’。松田夫人本姓关根，所以叫‘关屋’。”
“老松田听我这么一说，似乎是被佛祖踢了一脚，再稍微喝点酒就开始痛哭忏悔，说他对不起关屋。”
电车到了秋叶原，我和父亲面前坐着两个高中生模样的男生，之前一直在玩手机，电车已经停了还在玩。他们意识到已经到站要下车，匆忙往车外跑，一个人狠狠地踩了我的脚背，我差点叫出来。
“你没事吧。”父亲问我。
“没事，有点疼。”我皱着眉说。
“那你坐下。”
“你也坐一会吧，还早着呢。”
“到日暮里还早着呢，是吗？”父亲把“日暮里”三个字咬得很重。
“是，放心吧。”
父亲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亲自参加葬礼。这不是说父亲没有熟人去世，而是父亲不想参加，让人带去问候，或者是我去。这次接到老松田女儿的电话，说请父亲务必来送一程。毕竟是同学，后来又是同事，更是挚友。我跟父亲一说，父亲当即决定要去。我以为父亲是念在朋友情分上，后来才知道，父亲是想去看看松田夫人是否还活着。
倒也不是说父亲和松田的情谊不真挚。父亲常说，死了就死了，送什么送啊，等我死了就都见到了。也是母亲五十几岁就得癌症去世，让父亲后半生都在孤单和遗憾中度过。
他像是在比拼，看松田有没有把妻子“克死”，也体会一把丧妻之痛。只可惜，松田比父亲幸福，死在妻子前头。父亲当天中午也喝了几盅酒，也还是那么不胜酒力。
继续说梦里的事。唯一不同的是，我和父亲不是在日暮里站下的车，而是坐回了东京站，父亲说他要坐新干线回老家静冈。
接着我就醒了，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我正准备洗漱的时候，手机响了，我接电话，另一端是一起打工的小李。
“劳裟，你今天来上班吗？”
“去啊。”
“你昨天见到新店长了吗？”小李问我。
“没见到，没有请假，也没来上班。”
“聽老板说，他好像是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我很好奇。
“老板也是猜测，说他家没有空调，会不会是热死了？”
我笑了，觉得既好笑又可怜。
“这种天气的话，没有空调确实会热死人。”我说，“老板怎么知道他家没有空调的？”
“前几天实在热得让人发晕，新店长下班也不肯回家，直到晚上十点夜班的人来接班，他还坐在休息室看手机。问他为什么还不回家，他说家里没空调，今晚要趴在休息室里过夜。”小李是个中国人，日语很好，来日本十几年了。
“难怪有时看他邋邋遢遢，会不会是在店里过夜没回家？” “我现在也在怀疑呢。”小李说，“老板给他打电话了，电话号码竟然已经不存在了。”
“才一天号码就打不通了？也就是说他消失了？”
“嗯，消失了，这个日本人消失了。”小李说。
她总是喜欢拿日本人说事，说日本人这个不好，说日本人那个不好。一个日本人做的事，好像全部的日本人都做过。我知道，她心地善良，对日本人也没有她嘴上说的那么多偏见。她打工的经历比较多，刚开始日语不好，经常被日本人欺负。说起来，店里我跟她关系最好，经常赶在一起下班后去喝一杯。
小李跟一个日本人结了婚，日本人对她还算好，至少不像她抱怨的日本人那样讨厌。但心直口快的她从来不对我讲她丈夫是个怎样的人，好像结了婚之后她丈夫就变成了空气。
“你今天不会是晚班吧。”她问我。
“是啊，怎么了。”
“那你要跟铃木一起上班了。”她说，“就是你‘前夫’啊。”说着她哈哈大笑起来。
她说得对，一个同事叫铃木，和我的前夫很像。不是长得像，是他们做事动作缓慢，精细到令人发指这一点很像。父亲常说，男人做事要成块，女人做事要成砂。好比男人和女人同时填一个深坑，男人要负责往坑里扔大石头，把坑填满之后。女人往石头的缝隙里填砂，把坑填平。这样才能让性别的分配有意义。
我前夫和铃木这种男人，抢着女人的活干，男人的活却避得远远的。
跟铃木一起工作总结起来就是很累，他顶多算半个人手。正常的速度可以给两个客人结账的时间，他只能给一个人结完账。尤其是忙碌的时候，做到基本的礼仪就好，客人也会理解。可他偏要按部就班，问客人要筷子吗？要纸巾吗？要勺子吗？问个没完没了。老板也经常提醒他，忙的时候觉得有必要就给客人，觉得没有必要可以不给，客人如果需要会自己说。可他就是听不进去，还是一遍一遍地问。
再说我前夫，他是个穿大衣也要穿一分钟，出门前要提前二十分钟装包。后来他想跟我生孩子，我说你这样拖拉，生了孩子我会更累，拒绝了他。
之后就离婚了，他说要把他东西搬走的时候，我惊得一身冷汗—那么多东西，他得收拾几天才行！他在家收拾东西的几天我去了父亲家。等我回到家，房间倒是没有乱，只是少了前夫的东西。他收拾得十分精细，连餐具上的指纹都抹去了一样，关于他的尘埃一粒都没有剩下。
我家后面的树林常年住着一群乌鸦，每天早上都会开早会一样“哇哇哇”乱叫。刚进入夏天，我喜欢开窗睡觉，早上总要被吵醒，关着窗户又热，就只能开空调。可那个季节吹空调我又容易感冒，导致我恨死那些吵闹的乌鸦。听小李说，乌鸦在中国是会带来厄运的鸟。在日本倒是没有这种说法，可也没人喜欢乌鸦，尤其是城市居民，乌鸦简直就是公害。
今天的便利店工作我是晚上五点到十点，白天无事可做我一般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是睡觉。被小李的电话一吵我就睡不着了，电视也不想看，约了小李去喝杯咖啡。
便利店一起工作的人里，还有一个人我非常讨厌。我问小李，我怎么有这么多讨厌的人？小李说，你就是个麻烦的倒霉女人。
我心想，她讲话还真是不客气，麻烦也就算了，还要倒霉。
我问她，难道她就没有讨厌的人吗？
她说，她也有讨厌的人，只是不会干扰到她的生活和情绪。
这样一说我才发现，原来我讨厌一个人就会回避他，而当我无法回避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和情绪。可能就这样，麻烦和倒霉是有一定的联系吧。
我讨厌的另一个人是佐川，年纪比我大几岁，未婚女人。有人说她还是老处女，大概都是从她没结过婚推测出来的。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每次我跟她一起上班，总会觉得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和她。像是在说，两个没人要的老女人一起上班，是不是很好笑？
当然，我没有亲耳听谁这样说过。只是有时我们两个一起上班的时候，会有人说，又是你们俩一起啊。或者是，没有家庭的累赘真好。不知说这种话的人是什么心态，也不知道佐川听了怎样想，我总觉得阵阵羞耻。
好歹我结过婚，有过夫妻生活。我经常这样为自己辩解。可这样想的时候，我会更加羞耻。这难道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吗？总之和佐川一起上班，总是会让我胡思乱想，徒增烦恼。
还有她嘴很碎，什么事情都和别人讲。讲她最近做了什么，讲她最近和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喝了酒，講她接下来可能要去专门学校教英语。我们都知道她有去美国留学的经历，那也都是她二十几岁时候的事，现在她的英语就是纯正的日式英语。
还有一件事，使我讨厌她到了顶点，关于一个泰国男孩。
去年千叶县南部遭到台风袭击，摧毁了不少房屋田地和公共设施。我参加了灾后振兴的志愿者活动，到那边去清理垃圾。清理垃圾的时候，旁边的篮球场有一个皮肤暗黑的男孩子在打篮球。他穿着肥大的黑人牛仔裤，上身是黑色T恤衫，看起来很健壮。他的模样一派孩子气，带着牙套，两腮鼓鼓的。我不知怎的看他一个人打篮球看得入了迷，跟其他人分开了很远的距离，索性就坐在篮球场旁边被风吹倒的树桩上休息。
男孩抱着个篮球走过来，问我们在干什么。
我说在清理台风制造出的垃圾。我问他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打篮球。
他说他刚来日本不久，还不认识几个朋友。
我说他的日语不像是刚来日本，像是来了很长时间。
他说他叫勇，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泰国人，最近举家搬到了日本，然后就遇到了这场台风。
我闻到他身上的汗味，和另一种说不清的味道，是动物身上共有的气味。
我再看他的样子，脖子上全都是汗。脸上不知是原本就那样，还是蹭了灰尘，看起来脏兮兮的。可我总忍不住多看几眼他脏兮兮的样子，还有他抱着篮球的粗壮手指。
我把他介绍到店里打工。他工作很认真，很快就和其他人搞好了关系。其中也包括佐川。
佐川很喜欢和勇讲话，一会用日语一会用英语。勇的英语比她好得多，她回答不上来就用日语回答。讲日语的时候她还要纠正勇的发音，搞得勇十分尴尬，却又不得不跟她对话。 那天，我在更衣室里换衣服，一起下班的勇和佐川也回到休息室。大概是不知道我在更衣室，佐川对勇说，要不要一起去喝一杯？
勇说，我还不到二十岁，不能喝酒。
佐川说，你不说，我也不说，不会有人知道。勇坚持不肯去。她又问勇喜欢喝什么酒，说自己喜欢红酒，喝多少都不会醉。日本酒喝上一杯就醉了，要是再喝上一杯啤酒就肯定醉得不省人事，任人摆布。
我实在听不下去，在更衣室里说，你不会不知道在日本怂恿未成年人饮酒是违法的吧。
佐川吓得叫了一声，说她只是开个玩笑，她今晚已经约了男性朋友一起喝酒。
我和勇到了车站，看勇一脸的不高兴。我问他是不是因为佐川的话。
他说，没什么，今天有点累。
我说，那要不要一起吃个便饭？
不用，我妈让我下班就回家，勇说。
从那之后，勇上了一个星期的班就不见了，我怎么也联系不上他。
我好几次做梦梦见勇，梦见他粗壮的手掌在拍打篮球。那是个清晨，就在勇把手指伸向我的梦里的时候，乌鸦落在对面民居的屋顶大叫起来，把我吵醒后就直接飞走了。
我穿好衣服准备去车站，刚一出家门，看到马路对面的垃圾点有很多乌鸦在吃垃圾。装在袋子里的垃圾被那些黑黑的大鸟啄得到处都是，它们钢铁一样坚硬的长喙不费力就能把垃圾袋撕开，把能吃的垃圾吃掉，不能吃的就甩得路上到处都是。附近的人想了很多办法克制乌鸦搞乱垃圾点，无论是盖上网还是蒙上尼龙布，都照样被它们掀开。
现在有人做了个铁笼子，可一旦垃圾多了还得放在笼子外面，那些乌鸦还是有机可乘。
我绕路远远经过，我害怕这些黑家伙，怕被它们啄瞎双眼。
莫名的恐惧。父亲去世给我留下的除了悲伤还有遗憾，和另一种看不到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莫名的情绪和境地，一旦陷进去就走不出来。
我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得了抑郁症之类的精神疾病。问过患有抑郁症的朋友，我并没有那些症状。我不过是好像习惯了晚睡的人，无论怎样想纠正晚睡的习惯都做不到一样。
父亲如果不是糊涂了，也不会去参加老松田的葬礼，尽管他想看看松田夫人是不是已经去世。其实完全可以让我去参加，只要告诉他结果就行。但我没有发现父亲的变化，只是以为他也想去。
那天回到家，父亲说他想去四国走一走，回他读书的地方看一看。
我极力反对，觉得他像孩子般任性。我和他大吵了一架，不愉快地收场。我走的时候，父亲一个人坐在桌前哭起来，这还是任性。我几乎失去理性和耐心，对他的哭泣和某种悲伤情绪置若罔闻。
后来我灵光闪现，记起父亲和母亲就是在四国的爱媛县认识的，或许父亲想去四国与这有关，也可能无关。以他的状况，不应该有这种想法，我想。
年初和父亲见面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家。中间通过几次电话，也是差点吵起来，就赶紧挂了电话。
之后，我呵父亲大概两个半月没有通话，父亲在这两个半月中的某一天清晨，中午，或是晚上默默死在了家中。
父亲的遗体弄脏了房子，我因此赔偿了一大笔钱。父亲的存款也少得可怜。
他生前一直在当地的农协做义工，到了季节就去帮忙宣传当地的新鲜瓜果，或者是去东京的大商场里宣传农产品时帮着吆喝吆喝。父亲去世的消息也是农协最先发现，有活动需要父亲帮忙，打电话和邮寄信件都没有父亲的回复。农协特意跑到父亲家中敲门，这才发现父亲死在家里很久了。
我把父亲存款的一半捐给了农协，农协的会长对我感激不已，还以为我是个有钱人。
说起悲伤，也并没有多大悲伤，只是我一想起该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谁的时候，这其中不再包括父亲了。
另外警察说，父亲不是摔倒了爬不起来饿死的，也不是自杀死的，心脑血管疾病突发死亡的可能性比较大。
父亲的死，停留在我心中，就像一片一望无际的雪原，在我目光所及的地方有一只乌鸦，一直停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
不再悲伤，这也可以说是我那种莫名的情绪的其中一种。我确实早就不再依赖父亲，专科学校毕业之后，我和父亲更像是普通的亲人，如果我不叫他一声父亲，大可不必在乎他是怎样死在家中的。我常想，我和父親是怎样到了哪种关系的呢？争吵是很多，但我从来没有把那种争吵的气氛带出过父亲家。电话里的争吵也一样，挂了电话，我就一点也不生气了。也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我不去怨恨他，也就不会在意他。
父亲的东西我都扔掉了，只留下他的几本书和相册，看到母亲患病期间他们二人的合照，就好像是他们在那边相见之后邮给我的照片一样。
跟小李约在北千住的咖啡厅见面。她以前很讨厌喝咖啡，说自己小的时候喝过好多年的中药，也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人那么喜欢喝和中药一个味道的咖啡。嫁给了现在的丈夫，她开始跟着他一样喝咖啡，也喜欢上了。
那天我们都没点咖啡，她点了红茶和芝士蛋糕，我点的是柚子茶和蜂蜜饼。她刚下班，看起来很疲惫，头发散乱，好像刚跟谁打了一架。我看她眼圈红肿，开玩笑问她是不是哭了。她只是笑一笑，没有否认。
我们照常聊起店里的八卦，也有关于客人的。便利店有很多常客，每天像上班打卡一样，到了那个时间，前后差不了半个小时，他们就会出现在店里，买的东西也是固定的。有只买一杯咖啡的老社长，有只买巧克力的帅气职员，有只买一盒烟的阴郁女，有喜欢吃牛肉饼的驼背老太婆，也有从早上就开始喝酒的没牙老头。记住他们的面孔就可以猜到他们都会买什么，如果买了别的而没买经常买的东西，提醒一下，他们就会记起来，说谢谢提醒，不然就忘了。
“话说，那个总是微笑的老头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小李说。
“就是总是下午来店里，推着可以当凳子用的拐杖车的老头吗？”我说。
“对啊，好几个月都没见他来了。”小李说，“他身上的烟味比吸烟室里烟灰缸还大。” “是啊，有时穿着秋裤就来买东西。走路颤巍巍，真怕他摔倒了。”
“说不定就摔倒在家里，再也没能爬起来。”
“不知道他有没有子女。”
“有子女又能怎样，日本人的亲情那么单薄。”小李又开始说日本人的坏话，我没有在意。
“要是子女在外地，也没办法不是吗？”
“都是借口啦。”小李说。
我沒有把父亲的事告诉她，对她的话也不想往坏的地方猜想。我沉默，不想把话题进行下去。
“还有，你听说了吗？”小李说，“佐川谈了个比她小二十几岁的男朋友。”
“是吗？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听说是外国的，但不是中国人，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感觉窗外一个乌鸦模样的黑影飞过，等我抬起头却什么都没有，也可能是有人跑过去的黑影。
“是泰国人吗？”
“不清楚。”小李说。
“说到泰国人，我还记得以前店里有个泰国的小男孩，怎么突然不见了。听说是你介绍来的，是吗？”
“不是我介绍来的，是我最开始教他，所以最先认识他。”
“我就说，你怎么会认识泰国人呢？”
“佐川这人啊，其实还不错，就是太爱慕虚荣。找了个比自己小的男朋友，就到处炫耀。她在店里的联络簿上面写，‘下周二调休一天，和男朋友约会，有没有人愿意替我班’。后来有人不知好歹地问她。她乐得说和小男朋友谈恋爱怎样怎样浪漫。”
小李嘬了一口红茶说：“我听说她男朋友刚来日本，还不太会日语，很可能是把她当陪练。这样的外国人有很多。等日语练得差不多，不一脚把老太婆踢开才怪，更别说和她睡觉了。”
最后一句话她像是故意说给我听，好像我认为他们谈恋爱就是为了一起睡觉。我顺藤摸瓜问她：“你怎么知道他们有没有睡过？”
“如果不是很般配的两个人跨国恋，多半是有一方有目的。”小李说，“你不会真的觉得那些年轻姑娘嫁给日本人老头子是真爱吧。”
“这我倒是不全信。”我说。
“都是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已。”小李说。
她不再看我，望向窗外。半下午没什么行人，虽然阳光很好，可一点也照不进店里。店外也是一片楼的阴影，没有阳光。吧台里两鬓斑白的咖啡店老板穿着带有刺绣花纹的白色围裙，正在忙着洗杯子。吧台旁边有一扇门虚掩着，里面可能是老板的住宅，时常传出几声猫叫和人的咳嗽声。
“你和现在的丈夫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第一次问她关于她丈夫的事。
“朋友介绍的。”她说，看意思是不打算多说，我再没有追问。
“劳裟，你跟你前夫还有联系吗？”小李问我。
“他可能已经死了吧。”我说。
“你别开玩笑了。”小李说，“我前夫在中国，最近开始缠着我。”
“要和你复合？”
“他在中国的工作丢了，要我和他复婚，带他来日本。”小李说。
她终于肯看着我说话，尴尬地对我笑一笑。单看她的样子我就有些心疼她，不知她现在心里在想什么。或许她很在乎前夫，但现在又不能跟日本人离婚，这样她就没了在日本居住的合法资格。
“你还爱他对吗？”
“嗯，我们离婚不是因为感情破裂。”
“那你就回中国跟他好好过日子。”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只说到一半她就说：“我不会回去的，打死也不会。”
“那你爱日本人吗？”我也跟她一样，把她现在的丈夫的名字叫成了“日本人”。
“说不清楚，他比我大十五岁呢。”
“那你不是因为爱他才跟他结婚的？”
“倒也不是，毕竟是过日子，总不能跟自己讨厌的人在一起。”小李说，“我现在如果跟他离婚，我只能回国。”
“你也常说，日本有什么好的。”我故意气她，一解她总说日本人坏话的气。
“你这个日本人也很坏，故意气我。”小李说着朝我挤了个怪样子，笑了。
我也只能笑一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劝慰她。
我本来就不擅长安慰别人，也不擅长给别人拿主意。更主要的是我没什么主意，我觉得这样好，那样好，怎样都好。就像当初结婚，想的也是跟谁结婚都一样，不行就离婚。结果就真的离了婚。
我学校毕业之后，也是想随便找个工作就好，做什么都一样。进了一个小工厂做会计，没几年，工厂倒闭，我就开始没有正式工作，打零工度日。
对母亲我不太记得是怎样的感情，毕竟那个时候还年轻，我跟母亲的关系还算较亲近。在母亲病重的日子里，我流了不少眼泪，说了很多心里话。
但对父亲我却记得清清楚楚，也是那种没主意，无所谓的态度。我不让父亲去四国，不过是怕他出事，连累我不能正常轻松地生活。小李说得也没错，日本人的亲情是很淡薄，至少在我这里是这样。
小李稍微打扮一下，是个大方又不失精巧的女人，看起来比实际年纪小。听她说她以前是卖化妆品的，还被问过要不要进入演艺圈。后来她得罪了老板的情人，遭到开除。她只能回国，或想别的办法留下来，这才跟日本人结了婚。
我们一直坐到日落西山，窗外暗下来，都以为天黑了。走出咖啡厅，看到远处的屋顶还有夕阳洒落在上面。
铃木已经早就到了便利店，换好衣服在休息室玩手机。看我来了，他猛地站起来，问我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好像是在责怪我。
我说我和朋友去喝咖啡，结束得比较早。
他问是谁？
我重复说是朋友。
他问男人还是女人。
我白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他继续玩他的手机，也不再跟我讲话。
我换好了工作服，铃木旁边的凳子还空着，但我不想坐在他旁边，可也不想那么早的就去工作，就想去厕所里躲一躲。 铃木见我这就要走，说：“你这么早就去吗？”
我懒得理他，没有回他。
夜班，上班族都下班回家，附近的办公楼都空了，店里也就没什么客人光顾。可铃木怎能闲得下来，在巧克力和糖果的架子前不知做什么细工慢活，聚精会神地在做。我无聊翻看店里的通讯录，果然看到佐川写的那段话。听说的时候不觉得怎样，看到她的字让我想要笑。不知什么时候铃木回到了柜台里，问我在笑什么。
“嚇我一跳。”我说。
“你怕什么，有我在呢。”他说。
“我就是被你吓到的。”
“你做了什么亏心事吧。”他说，不怀好意地笑。
“你讲话注意些，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
“我懂，我懂，现在不是没人吗？”
“那不是有监控吗。”我指着墙角的监控说。
“怕什么，谁会无聊到翻摄像头看。”
“你别再狡辩，总之你答应我的事就要做到。”
“那你答应我的事呢？”铃木换一副很认真的面孔。
我有些慌张，不记得答应过他什么事：“什么事？”
“就那件事啊。”
“什么事啊？”
“也不知道你是真的忘了，还是假装不知道。”他说，“涉谷，涉谷啊。”
我这才记起，那个时候答应他等我过生日，一起去涉谷新建的摩天大楼上面看夜景，共进晚餐。
“现在和那个时候不一样了啊。”我说。
“有什么不一样？”
“关系不一样了。”我说。
“我们那个时候是什么关系？”他没完没了地问。这也就是他的性格，婆婆妈妈，想说的话又不肯直接说出来，非要借别人的嘴说出来才罢休。
“同事关系。”
“不会是你承认那个时候我们在谈恋爱，现在关系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分手了吗？”他竟然说出谈恋爱这样无耻的话。我很生气，如果不是店里有监控摄像头，我非给他一个大嘴巴。
“欢迎光临。”来了一个客人，是附近饭店的老板，围着围裙，买了一瓶苏打水。
“一共是100日元。”
“正好收您100日元。”
“谢谢光临。”
客人走了之后，我转头看到铃木躲在客人看不见的地方怪笑着盯着我。说实话，铃木是个长相风流的人，或许这有点难理解，就是说他并不是多么帅气迷人，可就是让人对他的笑容过目不忘。看到他会让人想起曾经暗恋过的那个人，但想不起那个人的长相，取而代之的就是铃木的面孔。
“你闲着就不能把那些货搬到库房里吗？”我指着刚送来的货物，摆在路中央很碍事。
“我闲着也不一定要干那个啊。”他说，“白天的工作已经够累了。”
“你总喊累，从来也看不出你有多累。”
铃木在建筑公司上班，不是正式员工，时间比较自由，便利店的工作可以赚些外快。虽然收入不算很多，加起来比一般的工薪阶层稍微高一些。
“你到底去不去，去的话我就提前预定。”
“不去，那天已经排班了。”我说。
第二天早上，我不是被乌鸦吵醒，是被铃木定的闹铃声吵醒。我明明让他把手机放到床头桌上，他还是放在我和他的枕头中间，吓得我心脏都快跳出来。更可恶的是，我醒了他居然还没醒，我狠狠给了他一个嘴巴。
“干嘛打我？”
“你的闹钟把我吵醒了。”
他开始笑，想要来亲我，被我一把推开，催他赶紧去上班。我讨厌自己素面朝天跟男人亲热，可能是这个时候心里很没底。
“我这就把看夜景展望台的票定了。”他边穿衣服边说。
“你不要得寸进尺，我不会去的。”我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他不管讲什么话都要用这种冷酷的语气。大概是把对前夫的不满都发泄在他身上，好在他这一类人都有耐心跟好脾气，从来不在意我的这种态度，反倒觉得有意思，是我在挑逗他。
“我下周休息一周，想去四国一趟。”
“去干什么。”他问我。
“算是旅行吧，没有目的。”
“我跟你一起去。”他说。
他今天格外让我讨厌，因为穿了一条浅蓝色宽腿牛仔裤，我最讨厌这种裤子，莫名地讨厌。
“不必了，我计划一个人去。”我说。
“改天我要带着枪来，把你们家房后的乌鸦全都打死。”窗外有乌鸦在叫，他说。
“那我可要谢谢你，为民除害。”
我以为他要走了，却又坐到我的床边问我：“你昨晚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我们的关系不一样了？究竟怎么不一样了？”
“你快走吧。”我开始讨厌他，这就是我们的关系不一样了的地方，但我不想告诉他，我不想跟他传达任何情绪。
我转过脸去不理他，直到他关上门我才放松身体，听着窗外有一声没一声的乌鸦叫进入了睡梦。
我梦中出现了一群乌鸦在上蹿下跳，落在地上的乌鸦变成了大老鼠，跳起来的大老鼠又变成了乌鸦。它们越跳越多，好像爆爆米花一样越来越密集地向我涌来，直到把我淹没。
我冒了一身冷汗醒来。
小学的时候，跟父母去过一次四国，具体去了哪里、做了什么都不记得，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来。那里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地方。
我把四国的四个县都走了一遍，花了一周时间就回到了东京。
旅途中跟小李联系过几次，她说她状态很不好，随时可能崩溃。
我想，她这样一个敏感而细腻的女人，夹在两个男人之间一定很痛苦。我问她怎么打算，她说她准备跟日本人离婚，黑在日本。
我说那样她前夫也没法来日本，这又何必呢，劝她从长计议。
回程的飞机摇摆了一阵子落地了，滑行期间下起小雨，东京的天空一片灰白。铃木说他会来接我，我只告诉了他航班的班次。他发来短信问我有没有落地。我说刚落地，大概出去还得一段时间。 我只拿了一个可以登机的小拖箱，不用等行李就直接出来，没花多少时间。到了出口，半天也没找到铃木。我有些生气，打算自己坐电车回家。正要走的时候，铃木从身后追上来抱住我的肩膀，问我怎么不等他就要走。
我说，明明是你没在出口等我。
我以为你还得很久才能出来，去抽了根烟，他说。
铃木开车很稳，不摇不晃。我起了个大早赶飞机，现在困得要命。铃木没完没了地讲着他父母正在闹离婚的事，我一点也没听进去。
看着远处的千叶乡下农舍画着圆弧跑到车后面，时间长了我有些晕车，便拉下窗户，细雨淋进车里落在我的脸上，十分凉爽。
“你跟小李结婚吧。”在我困到极点，说了这句话就睡着了。
等我醒来，已经到了东京市区，在高架桥上，高楼的间隙里可以看到红白相间的东京塔。雨停了，西方的天空放晴，冷漠的东京披上橘红色的霞光，有了些许温情。
“你刚才说什么？”铃木问我。
“我说什么了吗？”
“你说了，是让我跟谁结婚？”铃木说，“跟谁啊，跟你吗？”
“跟小李。”
“哪个小李？”
“便利店一起工作的小李。”
“我为什么要跟她结婚？我跟她没有工作以外的接触，你可别误会。”
我让铃木把车窗打开，放些新鲜空气进来，结果全都是汽车的尾气。
“你说我跟她结婚，你就答应跟我谈恋爱？”
“嗯，大概是这样的流程。”
“我们以后要是结婚呢？”
“那是以后的事，现在不用想。过几年小李可以得到永久居住权，你们就可以离婚。到时候你想跟谁结婚就跟谁结婚。”我说。
“那万一中途有别的女人要嫁给我怎么办。”
“你就对我那么没有信心吗？”
铃木大笑起来，伸出手来摸我的头，我觉得他是同意了。
我和小李制定了一个漫长的离婚计划，最终目的是要让日本人先提出离婚。不然他们离婚了之后，小李很快再婚会被入国管理局怀疑她的目的性。
小李的前夫夏天来日本旅游，主要是看望小李。那个夏天特别热，有时东京体感温度达到40度。
小李要带前夫去看夏日祭，逛花火大会。他们像年轻的恋人一样热衷于浪漫热烈的地方。
有几次我和铃木也被叫去，实际上只不过是看他们两个在秀恩爱。大热的天气，小李一直抱着前夫的胳膊，两个人的胳膊上全都是汗，交融在一起让人觉得甜蜜，却也很腻。
我问过小李，要不要把她就要跟鈴木假装结婚的事告诉前夫。
小李说先不要说，等把现在家里的日本人甩掉再说。
她前夫很有趣，讲话的时候表情很夸张。我听不懂他们用中文的交流，但小李一直在笑，一改平时上班时总是很疲惫的样子。
她前夫也很大方，不管买什么都是他出钱，把我和铃木的那份也付了。小李说这就是中国男人的魅力。铃木在一边有些尴尬，晚饭的钱总算是被他争取到。付了钱，花了五万多。我不好意思，五万日元不是小数目，说给他两万块算是补偿。他没有接受，反而买了一束花给我。
我和小李的离婚作战计划主要就是冷落现在的丈夫市川。不是简单的冷落，是带着厌恶和戏弄，又绝对不让他发现是故意的。
小李说我真是狠心，跟她这个外国人一起“迫害”同胞。她不说我还没有意识到真的是这样，可又一想，我从来没把小李当成外国人。
小李故意把饭菜做得很咸，往他的酒里兑水，周一上班的时候他的工作装还是脏的……市川工作一天回家发现小李在睡觉，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
市川察觉到小李一夜之间态度的转变，多次问她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没什么事，就是不想跟他过了。几个月过去，快到年底，市川也没有说离婚，只说没有把话说清楚之前，他不会同意离婚。
我和小李都没想到市川对她用情如此之深，一直以为他知道小李嫁给他不过是为了签证，又或许他在装糊涂。
我们的计划初步进展就遭遇失败，小李很沮丧，好像市川死也要跟她死在一个屋檐下。
这期间她发现前夫在中国似乎是有别的女人，正跟他闹得不可开交。小李被折磨得心力交瘁，我和她去喝了几次酒，都是她喝我看。
她说她不想回家，去哪都行，就是不想回家。
我说要不带她去我家住一天，她死活不肯给我添麻烦。最后，她还是哭着回家了。我送她回家，市川正趴在窗上抽烟，看到醉醺醺的小李也只叹了口气。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市川，跟印象里的完全不一样，他是个干干净净的中老年男人模样，并不是招人厌恶的糟老头子。
我回家已经很晚，路上没什么行人，越是远离车站人越稀少。我每天走惯了，也不觉得抄近路走的胡同阴森恐怖，那里有几栋没人住的房子。
像我们这样的市郊地带，随着日本少子化老龄化程度加深，这种空房子随处可见。前几天就看新闻说有一栋空房子不知什么原因起火，连带着烧了隔壁的两栋有人住的房子。
空房子的旁边是一个寺庙，从来没见有人出入寺庙。白天大门紧闭，晚上会看到房子里点着昏黄的小灯，院子里总是很干净。
前几天寺庙的松树被清理得只剩下粗壮的树干，树枝还没扔，堆在路边。
我路过的时候，一个黑影从树枝堆里窜出来，是一只黑猫，跳上墙，飞一般地又跳上房顶。
黑猫会不会白天变成乌鸦飞上天呢？
夜里我做了一个梦，一半真实，另一半是假的。梦里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我去上班。走在车站附近，污水车正伸着管子清理拉面店的下水道。路上飘散着下水道刺鼻的臭味，污染清晨的清新空气。往前走几步，一个男人躺在路边，仰面朝天，四肢伸展。他什么时候躺在那里，躺了多久，是死是活一概不知。抽水车的声音很大，但没有吵醒他。路上人不多，都像没看到他一样从他的脚边跨过。矶丸水产门外的垃圾桶上蹲着两只大乌鸦在东看西看。到这里都是真实的，是我在清晨亲眼目睹。 接下来的梦……乌鸦毫无防备地飞到地上躺着的男人身上，开始啄他的脸。
过了新年，便利店组织了一次聚会，大家都没发现少了佐川。中途有人问店长她人怎么没来。
店长说她过了新年就跟着男朋友去巴西了。
原来小男友是真的，是个巴西人。我和小李对视而苦笑，当初我们嘲笑佐川的话像是同为单身女人的嫉妒。
小李一刻都忍受不了当下的生活，每天回到跟市川一起的家里都是煎熬。她说再这样下去迟早要抑郁而终。更让她痛苦的是，经过那次有惊无险的外遇，她和前夫的关系变得更加真挚热烈，前夫开始催促她早些离婚。
二月是父亲的祭日，小李陪我一起去祭拜父亲。
她问我想念父亲吗？
我说不太想念。
她说她能理解这种感觉，就像她刚来到日本闯荡时，每当遇到难过的日子都会想念家人。那时候她几乎每天都和母亲通电话，从母亲那里得到慰藉和安全感。后来她发现母亲也帮不了她什么，她诉说在日本工作的苦闷，母亲也只是让她忍耐，或是让她回国。这些话已经无法抚慰她的内心，她不再那么依赖母亲，也就不会那样想念母亲。
她说尽管母亲在心中依旧是最重要的，但她有时想象母亲如果去世，她不再会像年轻的时候那样，觉得母亲不在她就没办法活下去。
给父母的坟墓清洗墓碑，献上一大束小李买的花。那天阳光很好，就是风很大。我们去的时候已经下午，回来的路上气温骤降，我们找了个商场的咖啡店坐下暖暖身子。
“我决定跟市川把话挑明，我要主动提出离婚。”
“这样没关系吗？”
“管不了那么多了，大不了继续黑在日本。”小李说。
“铃木答应跟你假结婚，你也不用黑在日本。”我说，“万一被入管局查到了再说。”
“嗯，谢谢你，劳裟。”小李说着开始流泪，“我以前从不相信日本人，虽然也被中国人骗过，可我总觉得日本人更不值得信任。可能这是我作为外国人的偏见，可我真的很信任你，像对我的家人一样。”
经过那件事，我和她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她去我家住过几次，我也趁市川不在，去她家吃过她做的饭菜。
我谈不上信任不信任日本人，我对身边的人不抱有友好的态度。正是这个原因，我身边没有一个靠得住的朋友，交往一段时间就自然断了联系。
小李见我没什么朋友，亲人也都不在，总问我不会感到孤独吗？
我说我比较能忍受孤独，不会在没人谈心的日常生活中崩溃，更主要的是我没有那么多话要说。
“小李，你也知道我沒什么朋友，说不定我们突然哪一天也会断了联系。”我说。
“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说着小李擦干眼泪笑了，“我会一直联系你，就算你不联系我。”
“是吗？”我说，“你决定什么时候跟市川说？”
“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也不用做思想斗争，随口就能说出来。”小李说，“他最近工作比较忙，我不给他做饭，他都是在外面吃了饭才回来。我们分房睡，他回来我就不会再出卧室，见面的机会很少。”
“你决定说的时候，把铃木叫出来一起吃个饭谈一谈。”我说。
“那就交给你了，我不跟他直接联系，免得你心里不自在。”小李说，“就算跟他结了婚也一样，我不会跟他单独约会，就算有事要说也一定叫上你。”
“你怕我不信任你吗？”
“我怕你不信任男人。”
我不知道小李怎么跟市川说的，她给我打电话说他同意离婚了，随时都可以。还说，在她没有找到住处之前可以暂住他那里。
小李说，听他说了这番话，她心里也有点难受，觉得自己太绝情。市川年纪也大了，年前就犯了哮喘病，他又不肯戒烟，只怕身体不久会垮掉。
我劝她好不容易脱离苦海，就不要再乱发慈悲了。
她说反悔是不可能的，不过在前夫来日本之前，她还想住在这里照顾市川，算是报恩。
一个多星期之后他们就离婚了。离婚后小李有半年的在留资格，这期间他可以跟铃木登记，或者是找到一份正式工作。
为了庆祝，铃木出钱请我和小李去一家高级日料吃海鲜刺身。又说了些他们假结婚的事。
铃木说这事不能急，在这六个月之内就好，能延长她的离婚时间就尽量延长，这样入管局的怀疑几率会小一些。
小李开始给市川做饭洗衣，像保姆一样关心他的衣食住行。
市川多次哀求小李复婚，都被小李拒绝。一次小李险些说出了离婚的实情。她一直骗市川，说她想离婚是因为不喜欢夫妻生活，想要回到单身生活。
她之所以没有马上搬走，一是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二是等一位朋友的房租到期后，她们另找房子开始合租。
我跟铃木的关系也更进了一步，当初答应他，只要他跟小李结婚，我就会跟他交往。
这件事小李是不知道的，我也没有必要告诉她。这样说，好像是我为了小李把自己抵押给铃木。
但我心里清楚，就算没有小李，这也是迟早的事。就算是交往，我并不想跟他像夫妻那样每日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恐怕真的朝夕相处了，会跟我和前夫的结局一样，他的生活习惯跟我前夫实在是太像。但那些缺点只要我们不住在一起，我就不会发现。
又到了夏天，小李的前夫再次来到日本，这次是跟其他中国人一起来找工作。如果能在这一个月期间谈成工作，他就可以留在日本。
她前夫比上次见胖了些，依旧跟小李十分亲密，看着让人肉麻。她前夫来之前，小李从市川家搬出来，搬到另一个中国朋友家里借住。如果她前夫能留下来，他们就一起找房子，如果不能她就自己找房子住。
她前夫来的第二天，我们四个人一起去市役所提交了结婚登记书。
我本以为这一切都开始变得顺顺利利，我和小李的感情生活也都可以安稳下来了。
他们登记后没几天，小李的前夫突然回中国了。 我问小李是因为没找到工作吗？
小李在电话里说是家里有人去世，回去奔丧。
我减少了便利店的工作时间，尽管对那里的工作环境和同事很满意，可路程太远，夏天坐那么久电车实在是难受。
我在家附近的药妆店找了兼职，一周四五天，每天五到八个小时不等。
那天下班回家，几只乌鸦一直在我回家路上的楼顶盘旋，尽管小得像苍蝇一样，叫声还是能传到我的耳朵里。
回到家看手机才发现有一个不认识的未接电话，我没有在意。洗了个澡，倒了杯冰咖啡正喝着。同一个号码又来了电话。
我接通之后发现对方是个中国人，尽管他说日语，可我一听就能听出来他跟小李讲日语的发音一模一样。
我问：“你是哪位？”
“刘兵的朋友，有些事要和你说。”
“刘兵是谁？”
他才想到解释说刘兵是小李的前夫。
我哦了一声，问：“有什么事吗？”
他开始解释他此番来电的目的。
刘兵上次来日本期间，无意间看到了小李手机上她和铃木的聊天记录。尽管都是日文，他拍成照片让会日语的朋友给翻译了一下。内容大概是小李和铃木此前见过面，在铃木家，一起做饭吃，也睡了。铃木问她下次什么时候去他家，小李说要等刘兵走了之后。铃木说，他真希望刘兵快点去死。小李说，只要刘兵死了，她就搬去跟他一起住。
刘兵看到些话气得快疯了，晚上他跟朋友喝了很多酒。喝了酒之后，在居酒屋跟一个中年日本人为了一点小事大打出手，把日本人打得嘴角流血。
他怕被警察找到，第二天就匆匆忙忙飞回了中国。
我听他说了这么多话，一时不知该怎样回应，冒出一句：“那刘兵还好吗？”
“他很好。”那个人说，“刘兵回中国之前记下了你的电话，本来不想告诉你这些话。可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告诉你比较好，免得你一直被骗。他还说，他不觉得小李做错了什么，一定是铃木先勾引小李。他回去之后，小李一再道歉，甚至以死相逼。”
我回憶了一下近期的铃木和小李，自从我减少便利店的出勤，确实很久没见过他们了。我已经有些忘记铃木的长相，可他怎么看都不像是个会说谎的人。
这样说来，他跟我前夫有本质的区别，前夫是个死脑筋的人，宁愿说出伤人的实话也不会说谎。至于小李，我想我能理解她，毕竟我也是时常感到弱小无助的女人。
放下电话，颤抖着把杯里的咖啡喝完。外面的阳光毒辣，开着空调房间里也还是有些湿热。我把空调开到最大，给小李拨通了电话。
“喂，是劳裟啊。”
小李的声音还是那样热情，这让我更加觉得做那种事并不是她的本意，不然她为何如此坦荡，无愧于我。
“你还好吗？”我说。
“我很好啊。”小李说，“我们好久没见到你，都在念叨你。”
我知道她说的“我们”是指便利店的同事，可我听着就像是她和铃木。
“念叨我什么呢？”
“说你不在，店里少了一个温柔美丽的大姐姐，连客人都会问你为什么一直不来，是不干了吗。”
“不是还有一个活泼开朗的李姐姐吗。”我说。
小李笑起来，说：“我最近在找房子，比较忙，我不联系你你不要生气。”
“怎么会呢。”我说。
又说了几句店里的闲话就挂了电话。
我给铃木打过去，没人接。
我在等铃木给我回电话，等了几天都没有回应。这无意间验证了我的猜想—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我之所以那么害怕乌鸦，跟小时候的经历有些关系。四年级的一天，我和几个同学一起放学回家，同学打闹的时候把学校用来展览的名贵兰花碰倒，花茎折断了。学校追查起来，没有人承认。
第二天我放学回家，母亲正在做咖喱。她关了煤气，把我叫到身边对我说，告密不是件好事。有时候看起来是件很正义的事，可是单纯为了告密而告发别人是非正义的。在告发别人之前要警告过当事人，如果他不肯自己承认错误，这时候再告发就是正义的。
母亲接着说，知道为什么隔壁的光头叔叔前几天头戴着假发出门，被乌鸦啄破头皮吗？就是因为他为了报私仇，向上级告发同事，那是他的报应。
因为我向老师告发了碰倒兰花的同学，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人愿意跟我做朋友。
我没等来铃木的电话，等来的却是小李的电话。
小李哭着说，她和铃木分别被叫到了入管局进行了问询。讯问过程中，他们不出意外地暴露了婚姻的虚假性。他们虽名为夫妻，可她不了解铃木，铃木也不了解她，不用入管局的审核精英们动用手段他们就会露馅。
小李哭着说话时语气很弱，突然她语气强硬起来，质问我：“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我们四个，刘兵在国内，他不会讲日语，更不会向入管局告发。铃木也不会……劳裟，是你吗？”
“如果你有证据指向是我，那就是我说的。”
“为什么？是因为你觉得我抢走了铃木吗？”
“你能抢走他吗？”
“劳裟！”小李在电话另一端大喊一声，听着怒不可遏。
“小李，你不要恨我。我是看你太不幸福了。”
“你懂吗？你能懂我的幸福吗？”小李大声哭喊，“我无路可走了，都是你……”
小李把电话挂断，从此再无音信。
比起小李，一个电话也不回的铃木显得更加无情。
我再没有联系铃木，把他在我家预备着的睡衣和洗漱用具全都扔了。
辞去便利店的工作，停止了和那里的同事的一切来往。我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家附近的药妆店，每周的排班时间也固定下来。我开始像正式社员一样每天上班下班，只不过按小时领工资。药妆店的正式社员比较多，都是比我年轻的新毕业生，我很难融入到他们中间。每天上班下班，跟客人说的话还算多，跟同事就只有寒暄和工作上的交谈。
期间我请了几天假回了一趟静冈，是叔叔联系不上父亲找到了我。
我告诉他父亲已经去世。他责怪我没有当时就通知他。
我解释说那段时间很憔悴，无法应付任何人的来访。
他说即便那样也该告诉他一声。这次他联系我是为了告诉我婶子去世了，如果有时间就回来一趟。
回静冈见到多年未见的三个堂姐和一个弟弟。两个姐姐也离了婚，弟弟的婚姻也不是很幸福。
从静冈回来又过上跟以前一样的生活，亮白色的太阳光、灰白色的阴云、银白色的月光，生活素净地覆盖着一层深深浅浅的白色。与之相对的就是乌鸦羽毛的黑色，让我更加恐惧。
又是一个清晨，我路过一家商店门口的广告牌，上面站着一只大乌鸦。它的喙上有很多磨损出来的灰白色划痕，看起来已经年纪很大，历经沧桑的样子。它的目光也透射出犀利的智者一样的光，远远地看着我走近它。
我那时像警察见到从他手底溜走的犯人一样，抓起路边啤酒箱里的空酒瓶，奋力朝它扔过去。它正要起飞已经来不及，被我的啤酒瓶打在头上。它从广告牌上跌落在地。
我穿着黑色皮鞋，跑过去补上几脚，直到它不再扑扇翅膀，身体还在神经性抽搐。看到这场谋杀案的路人都受到惊吓，以为我是个疯子。
我仓皇逃走，好像多逗留一分钟，就会唤来一群乌鸦围攻我。
再一次看到乌鸦，我变成了从警察手里溜走的犯人，因恐惧而无法前行，只能绕道另一条街。
在打死乌鸦的当日，短暂地以为我战胜了乌鸦，却只不过打死了一只乌鸦。
梦中，父亲和我去参加老松田的葬礼，他手里提着从葬礼上带回来的礼品袋子。父亲那天身穿二十年前退休时留下来的黑色西装，现在看起来又肥又大。父亲年迈的身体小了一圈，又一圈。
这些年父亲搬过几次家，每次都要扔很多东西，扔得最多的就是衣服，也有很多母亲的衣服。以前父亲的衣柜一多半都是西装和白衬衫，现在只剩下这件黑色和那件灰黑色的。
父亲一直盯着电车上显示站名的提示屏，“下一站滨松站。”
“到日暮里换车，是吗？”父亲问我。
“是，说过几次了，您就放心吧。”我说。
顺便说一下，这尽管是个梦，但和现实发生的一模一样。我也能记住我那天穿的衣服。上衣是深棕色的绸面礼服，下身是黑色的西服裙，拿的包是母亲留下来的黑色皮包，我只有在葬礼的时候用过。那天因为一点琐事，和父亲发生过争执，险些错过电车迟到了葬礼。
“我老了，老到不认路了。”
“你要知道你老了就不应该去那么远只为求一张签。”我说，这也是我和父亲争执的原因，“你万一出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
我和父亲约好新年第一天去神社参拜求签。便利店临时给我加班，非要我去不可，我只能和父亲商量推迟几天回去。结果父亲瞒着我，一个人坐了近两个小时的车，去了高尾山。父亲腿脚不好，想一想我就后怕。
“你不要觉得我不中用了。”在电车上父亲严厉地说，旁边的人轻声咳嗽了一声。
“好，好，我不和你吵。”
“松田的夫人还活着，是吗？”父亲问我。
“活着的，她女儿告诉我的。”我说，“她身体也不好，在住院，出不来。”
“看来也没几天活头了。”父亲说，电车剧烈摇晃了一下，父亲竟然纹丝不动。
“松田夫人比母亲小几岁吧，不知道她知不知道丈夫已经不在人世了。”
“是小几岁。”父亲说，“但当年你妈看上去比她年轻多了。我们当年结婚，同学里面哪个不羡慕我。尤其是老松田，发誓一定要找个比你妈还漂亮的夫人。结果他夫人给松田母亲灌了迷魂汤，他母亲非要松田跟她结婚不可，不然家业他一分也得不到。”
“最后还是得到了？”
“得到了，据说比他哥哥的还多。”父亲瞪着眼睛看了看我，要是这样看别人一定很不礼貌，但我知道这是他的病引起的突眼，“他拿着这些钱不知找过多少姑娘，个个比夫人漂亮。”
“夫人不知道吗？”
“知道能怎样？”父亲说，“他儿子结婚的时候，他把相好的艺伎叫去弹三弦。他喝醉了，上去伴舞耍酒疯，夫人看不下去离席了。”
“可是他们的关系看起来很好。”
“那是后来的事了。”
“因为什么事？”
“因为你母亲去世。”父亲说，“老松田那时候最可怜我，说我孤苦伶仃带着你，不如再找一个。我说吃惯了田屋的味增汤，别的都吃不下了—什么什么屋是我们同学里的隐语。我们都叫自己的媳妇用她娘家姓的第一个字，加上‘屋’，就跟居酒屋、寿司屋一样。你母亲姓田中对吧，所以是‘田屋’。松田夫人本姓关根，所以叫‘关屋’。”
“老松田听我这么一说，似乎是被佛祖踢了一脚，再稍微喝点酒就开始痛哭忏悔，说他对不起关屋。”
电车到了秋叶原，我和父亲面前坐着两个高中生模样的男生，之前一直在玩手机，电车已经停了还在玩。他们意识到已经到站要下车，匆忙往车外跑，一个人狠狠地踩了我的脚背，我差点叫出来。
“你没事吧。”父亲问我。
“没事，有点疼。”我皱着眉说。
“那你坐下。”
“你也坐一会吧，还早着呢。”
“到日暮里还早着呢，是吗？”父亲把“日暮里”三个字咬得很重。
“是，放心吧。”
父亲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亲自参加葬礼。这不是说父亲没有熟人去世，而是父亲不想参加，让人带去问候，或者是我去。这次接到老松田女儿的电话，说请父亲务必来送一程。毕竟是同学，后来又是同事，更是挚友。我跟父亲一说，父亲当即决定要去。我以为父亲是念在朋友情分上，后来才知道，父亲是想去看看松田夫人是否还活着。
倒也不是说父亲和松田的情谊不真挚。父亲常说，死了就死了，送什么送啊，等我死了就都见到了。也是母亲五十几岁就得癌症去世，让父亲后半生都在孤单和遗憾中度过。
他像是在比拼，看松田有没有把妻子“克死”，也体会一把丧妻之痛。只可惜，松田比父亲幸福，死在妻子前头。父亲当天中午也喝了几盅酒，也还是那么不胜酒力。
继续说梦里的事。唯一不同的是，我和父亲不是在日暮里站下的车，而是坐回了东京站，父亲说他要坐新干线回老家静冈。
接着我就醒了，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我正准备洗漱的时候，手机响了，我接电话，另一端是一起打工的小李。
“劳裟，你今天来上班吗？”
“去啊。”
“你昨天见到新店长了吗？”小李问我。
“没见到，没有请假，也没来上班。”
“聽老板说，他好像是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我很好奇。
“老板也是猜测，说他家没有空调，会不会是热死了？”
我笑了，觉得既好笑又可怜。
“这种天气的话，没有空调确实会热死人。”我说，“老板怎么知道他家没有空调的？”
“前几天实在热得让人发晕，新店长下班也不肯回家，直到晚上十点夜班的人来接班，他还坐在休息室看手机。问他为什么还不回家，他说家里没空调，今晚要趴在休息室里过夜。”小李是个中国人，日语很好，来日本十几年了。
“难怪有时看他邋邋遢遢，会不会是在店里过夜没回家？” “我现在也在怀疑呢。”小李说，“老板给他打电话了，电话号码竟然已经不存在了。”
“才一天号码就打不通了？也就是说他消失了？”
“嗯，消失了，这个日本人消失了。”小李说。
她总是喜欢拿日本人说事，说日本人这个不好，说日本人那个不好。一个日本人做的事，好像全部的日本人都做过。我知道，她心地善良，对日本人也没有她嘴上说的那么多偏见。她打工的经历比较多，刚开始日语不好，经常被日本人欺负。说起来，店里我跟她关系最好，经常赶在一起下班后去喝一杯。
小李跟一个日本人结了婚，日本人对她还算好，至少不像她抱怨的日本人那样讨厌。但心直口快的她从来不对我讲她丈夫是个怎样的人，好像结了婚之后她丈夫就变成了空气。
“你今天不会是晚班吧。”她问我。
“是啊，怎么了。”
“那你要跟铃木一起上班了。”她说，“就是你‘前夫’啊。”说着她哈哈大笑起来。
她说得对，一个同事叫铃木，和我的前夫很像。不是长得像，是他们做事动作缓慢，精细到令人发指这一点很像。父亲常说，男人做事要成块，女人做事要成砂。好比男人和女人同时填一个深坑，男人要负责往坑里扔大石头，把坑填满之后。女人往石头的缝隙里填砂，把坑填平。这样才能让性别的分配有意义。
我前夫和铃木这种男人，抢着女人的活干，男人的活却避得远远的。
跟铃木一起工作总结起来就是很累，他顶多算半个人手。正常的速度可以给两个客人结账的时间，他只能给一个人结完账。尤其是忙碌的时候，做到基本的礼仪就好，客人也会理解。可他偏要按部就班，问客人要筷子吗？要纸巾吗？要勺子吗？问个没完没了。老板也经常提醒他，忙的时候觉得有必要就给客人，觉得没有必要可以不给，客人如果需要会自己说。可他就是听不进去，还是一遍一遍地问。
再说我前夫，他是个穿大衣也要穿一分钟，出门前要提前二十分钟装包。后来他想跟我生孩子，我说你这样拖拉，生了孩子我会更累，拒绝了他。
之后就离婚了，他说要把他东西搬走的时候，我惊得一身冷汗—那么多东西，他得收拾几天才行！他在家收拾东西的几天我去了父亲家。等我回到家，房间倒是没有乱，只是少了前夫的东西。他收拾得十分精细，连餐具上的指纹都抹去了一样，关于他的尘埃一粒都没有剩下。
我家后面的树林常年住着一群乌鸦，每天早上都会开早会一样“哇哇哇”乱叫。刚进入夏天，我喜欢开窗睡觉，早上总要被吵醒，关着窗户又热，就只能开空调。可那个季节吹空调我又容易感冒，导致我恨死那些吵闹的乌鸦。听小李说，乌鸦在中国是会带来厄运的鸟。在日本倒是没有这种说法，可也没人喜欢乌鸦，尤其是城市居民，乌鸦简直就是公害。
今天的便利店工作我是晚上五点到十点，白天无事可做我一般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是睡觉。被小李的电话一吵我就睡不着了，电视也不想看，约了小李去喝杯咖啡。
便利店一起工作的人里，还有一个人我非常讨厌。我问小李，我怎么有这么多讨厌的人？小李说，你就是个麻烦的倒霉女人。
我心想，她讲话还真是不客气，麻烦也就算了，还要倒霉。
我问她，难道她就没有讨厌的人吗？
她说，她也有讨厌的人，只是不会干扰到她的生活和情绪。
这样一说我才发现，原来我讨厌一个人就会回避他，而当我无法回避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和情绪。可能就这样，麻烦和倒霉是有一定的联系吧。
我讨厌的另一个人是佐川，年纪比我大几岁，未婚女人。有人说她还是老处女，大概都是从她没结过婚推测出来的。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每次我跟她一起上班，总会觉得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和她。像是在说，两个没人要的老女人一起上班，是不是很好笑？
当然，我没有亲耳听谁这样说过。只是有时我们两个一起上班的时候，会有人说，又是你们俩一起啊。或者是，没有家庭的累赘真好。不知说这种话的人是什么心态，也不知道佐川听了怎样想，我总觉得阵阵羞耻。
好歹我结过婚，有过夫妻生活。我经常这样为自己辩解。可这样想的时候，我会更加羞耻。这难道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吗？总之和佐川一起上班，总是会让我胡思乱想，徒增烦恼。
还有她嘴很碎，什么事情都和别人讲。讲她最近做了什么，讲她最近和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喝了酒，講她接下来可能要去专门学校教英语。我们都知道她有去美国留学的经历，那也都是她二十几岁时候的事，现在她的英语就是纯正的日式英语。
还有一件事，使我讨厌她到了顶点，关于一个泰国男孩。
去年千叶县南部遭到台风袭击，摧毁了不少房屋田地和公共设施。我参加了灾后振兴的志愿者活动，到那边去清理垃圾。清理垃圾的时候，旁边的篮球场有一个皮肤暗黑的男孩子在打篮球。他穿着肥大的黑人牛仔裤，上身是黑色T恤衫，看起来很健壮。他的模样一派孩子气，带着牙套，两腮鼓鼓的。我不知怎的看他一个人打篮球看得入了迷，跟其他人分开了很远的距离，索性就坐在篮球场旁边被风吹倒的树桩上休息。
男孩抱着个篮球走过来，问我们在干什么。
我说在清理台风制造出的垃圾。我问他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打篮球。
他说他刚来日本不久，还不认识几个朋友。
我说他的日语不像是刚来日本，像是来了很长时间。
他说他叫勇，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泰国人，最近举家搬到了日本，然后就遇到了这场台风。
我闻到他身上的汗味，和另一种说不清的味道，是动物身上共有的气味。
我再看他的样子，脖子上全都是汗。脸上不知是原本就那样，还是蹭了灰尘，看起来脏兮兮的。可我总忍不住多看几眼他脏兮兮的样子，还有他抱着篮球的粗壮手指。
我把他介绍到店里打工。他工作很认真，很快就和其他人搞好了关系。其中也包括佐川。
佐川很喜欢和勇讲话，一会用日语一会用英语。勇的英语比她好得多，她回答不上来就用日语回答。讲日语的时候她还要纠正勇的发音，搞得勇十分尴尬，却又不得不跟她对话。 那天，我在更衣室里换衣服，一起下班的勇和佐川也回到休息室。大概是不知道我在更衣室，佐川对勇说，要不要一起去喝一杯？
勇说，我还不到二十岁，不能喝酒。
佐川说，你不说，我也不说，不会有人知道。勇坚持不肯去。她又问勇喜欢喝什么酒，说自己喜欢红酒，喝多少都不会醉。日本酒喝上一杯就醉了，要是再喝上一杯啤酒就肯定醉得不省人事，任人摆布。
我实在听不下去，在更衣室里说，你不会不知道在日本怂恿未成年人饮酒是违法的吧。
佐川吓得叫了一声，说她只是开个玩笑，她今晚已经约了男性朋友一起喝酒。
我和勇到了车站，看勇一脸的不高兴。我问他是不是因为佐川的话。
他说，没什么，今天有点累。
我说，那要不要一起吃个便饭？
不用，我妈让我下班就回家，勇说。
从那之后，勇上了一个星期的班就不见了，我怎么也联系不上他。
我好几次做梦梦见勇，梦见他粗壮的手掌在拍打篮球。那是个清晨，就在勇把手指伸向我的梦里的时候，乌鸦落在对面民居的屋顶大叫起来，把我吵醒后就直接飞走了。
我穿好衣服准备去车站，刚一出家门，看到马路对面的垃圾点有很多乌鸦在吃垃圾。装在袋子里的垃圾被那些黑黑的大鸟啄得到处都是，它们钢铁一样坚硬的长喙不费力就能把垃圾袋撕开，把能吃的垃圾吃掉，不能吃的就甩得路上到处都是。附近的人想了很多办法克制乌鸦搞乱垃圾点，无论是盖上网还是蒙上尼龙布，都照样被它们掀开。
现在有人做了个铁笼子，可一旦垃圾多了还得放在笼子外面，那些乌鸦还是有机可乘。
我绕路远远经过，我害怕这些黑家伙，怕被它们啄瞎双眼。
莫名的恐惧。父亲去世给我留下的除了悲伤还有遗憾，和另一种看不到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莫名的情绪和境地，一旦陷进去就走不出来。
我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得了抑郁症之类的精神疾病。问过患有抑郁症的朋友，我并没有那些症状。我不过是好像习惯了晚睡的人，无论怎样想纠正晚睡的习惯都做不到一样。
父亲如果不是糊涂了，也不会去参加老松田的葬礼，尽管他想看看松田夫人是不是已经去世。其实完全可以让我去参加，只要告诉他结果就行。但我没有发现父亲的变化，只是以为他也想去。
那天回到家，父亲说他想去四国走一走，回他读书的地方看一看。
我极力反对，觉得他像孩子般任性。我和他大吵了一架，不愉快地收场。我走的时候，父亲一个人坐在桌前哭起来，这还是任性。我几乎失去理性和耐心，对他的哭泣和某种悲伤情绪置若罔闻。
后来我灵光闪现，记起父亲和母亲就是在四国的爱媛县认识的，或许父亲想去四国与这有关，也可能无关。以他的状况，不应该有这种想法，我想。
年初和父亲见面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家。中间通过几次电话，也是差点吵起来，就赶紧挂了电话。
之后，我呵父亲大概两个半月没有通话，父亲在这两个半月中的某一天清晨，中午，或是晚上默默死在了家中。
父亲的遗体弄脏了房子，我因此赔偿了一大笔钱。父亲的存款也少得可怜。
他生前一直在当地的农协做义工，到了季节就去帮忙宣传当地的新鲜瓜果，或者是去东京的大商场里宣传农产品时帮着吆喝吆喝。父亲去世的消息也是农协最先发现，有活动需要父亲帮忙，打电话和邮寄信件都没有父亲的回复。农协特意跑到父亲家中敲门，这才发现父亲死在家里很久了。
我把父亲存款的一半捐给了农协，农协的会长对我感激不已，还以为我是个有钱人。
说起悲伤，也并没有多大悲伤，只是我一想起该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谁的时候，这其中不再包括父亲了。
另外警察说，父亲不是摔倒了爬不起来饿死的，也不是自杀死的，心脑血管疾病突发死亡的可能性比较大。
父亲的死，停留在我心中，就像一片一望无际的雪原，在我目光所及的地方有一只乌鸦，一直停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
不再悲伤，这也可以说是我那种莫名的情绪的其中一种。我确实早就不再依赖父亲，专科学校毕业之后，我和父亲更像是普通的亲人，如果我不叫他一声父亲，大可不必在乎他是怎样死在家中的。我常想，我和父親是怎样到了哪种关系的呢？争吵是很多，但我从来没有把那种争吵的气氛带出过父亲家。电话里的争吵也一样，挂了电话，我就一点也不生气了。也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我不去怨恨他，也就不会在意他。
父亲的东西我都扔掉了，只留下他的几本书和相册，看到母亲患病期间他们二人的合照，就好像是他们在那边相见之后邮给我的照片一样。
跟小李约在北千住的咖啡厅见面。她以前很讨厌喝咖啡，说自己小的时候喝过好多年的中药，也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人那么喜欢喝和中药一个味道的咖啡。嫁给了现在的丈夫，她开始跟着他一样喝咖啡，也喜欢上了。
那天我们都没点咖啡，她点了红茶和芝士蛋糕，我点的是柚子茶和蜂蜜饼。她刚下班，看起来很疲惫，头发散乱，好像刚跟谁打了一架。我看她眼圈红肿，开玩笑问她是不是哭了。她只是笑一笑，没有否认。
我们照常聊起店里的八卦，也有关于客人的。便利店有很多常客，每天像上班打卡一样，到了那个时间，前后差不了半个小时，他们就会出现在店里，买的东西也是固定的。有只买一杯咖啡的老社长，有只买巧克力的帅气职员，有只买一盒烟的阴郁女，有喜欢吃牛肉饼的驼背老太婆，也有从早上就开始喝酒的没牙老头。记住他们的面孔就可以猜到他们都会买什么，如果买了别的而没买经常买的东西，提醒一下，他们就会记起来，说谢谢提醒，不然就忘了。
“话说，那个总是微笑的老头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小李说。
“就是总是下午来店里，推着可以当凳子用的拐杖车的老头吗？”我说。
“对啊，好几个月都没见他来了。”小李说，“他身上的烟味比吸烟室里烟灰缸还大。” “是啊，有时穿着秋裤就来买东西。走路颤巍巍，真怕他摔倒了。”
“说不定就摔倒在家里，再也没能爬起来。”
“不知道他有没有子女。”
“有子女又能怎样，日本人的亲情那么单薄。”小李又开始说日本人的坏话，我没有在意。
“要是子女在外地，也没办法不是吗？”
“都是借口啦。”小李说。
我沒有把父亲的事告诉她，对她的话也不想往坏的地方猜想。我沉默，不想把话题进行下去。
“还有，你听说了吗？”小李说，“佐川谈了个比她小二十几岁的男朋友。”
“是吗？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听说是外国的，但不是中国人，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感觉窗外一个乌鸦模样的黑影飞过，等我抬起头却什么都没有，也可能是有人跑过去的黑影。
“是泰国人吗？”
“不清楚。”小李说。
“说到泰国人，我还记得以前店里有个泰国的小男孩，怎么突然不见了。听说是你介绍来的，是吗？”
“不是我介绍来的，是我最开始教他，所以最先认识他。”
“我就说，你怎么会认识泰国人呢？”
“佐川这人啊，其实还不错，就是太爱慕虚荣。找了个比自己小的男朋友，就到处炫耀。她在店里的联络簿上面写，‘下周二调休一天，和男朋友约会，有没有人愿意替我班’。后来有人不知好歹地问她。她乐得说和小男朋友谈恋爱怎样怎样浪漫。”
小李嘬了一口红茶说：“我听说她男朋友刚来日本，还不太会日语，很可能是把她当陪练。这样的外国人有很多。等日语练得差不多，不一脚把老太婆踢开才怪，更别说和她睡觉了。”
最后一句话她像是故意说给我听，好像我认为他们谈恋爱就是为了一起睡觉。我顺藤摸瓜问她：“你怎么知道他们有没有睡过？”
“如果不是很般配的两个人跨国恋，多半是有一方有目的。”小李说，“你不会真的觉得那些年轻姑娘嫁给日本人老头子是真爱吧。”
“这我倒是不全信。”我说。
“都是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已。”小李说。
她不再看我，望向窗外。半下午没什么行人，虽然阳光很好，可一点也照不进店里。店外也是一片楼的阴影，没有阳光。吧台里两鬓斑白的咖啡店老板穿着带有刺绣花纹的白色围裙，正在忙着洗杯子。吧台旁边有一扇门虚掩着，里面可能是老板的住宅，时常传出几声猫叫和人的咳嗽声。
“你和现在的丈夫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第一次问她关于她丈夫的事。
“朋友介绍的。”她说，看意思是不打算多说，我再没有追问。
“劳裟，你跟你前夫还有联系吗？”小李问我。
“他可能已经死了吧。”我说。
“你别开玩笑了。”小李说，“我前夫在中国，最近开始缠着我。”
“要和你复合？”
“他在中国的工作丢了，要我和他复婚，带他来日本。”小李说。
她终于肯看着我说话，尴尬地对我笑一笑。单看她的样子我就有些心疼她，不知她现在心里在想什么。或许她很在乎前夫，但现在又不能跟日本人离婚，这样她就没了在日本居住的合法资格。
“你还爱他对吗？”
“嗯，我们离婚不是因为感情破裂。”
“那你就回中国跟他好好过日子。”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只说到一半她就说：“我不会回去的，打死也不会。”
“那你爱日本人吗？”我也跟她一样，把她现在的丈夫的名字叫成了“日本人”。
“说不清楚，他比我大十五岁呢。”
“那你不是因为爱他才跟他结婚的？”
“倒也不是，毕竟是过日子，总不能跟自己讨厌的人在一起。”小李说，“我现在如果跟他离婚，我只能回国。”
“你也常说，日本有什么好的。”我故意气她，一解她总说日本人坏话的气。
“你这个日本人也很坏，故意气我。”小李说着朝我挤了个怪样子，笑了。
我也只能笑一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劝慰她。
我本来就不擅长安慰别人，也不擅长给别人拿主意。更主要的是我没什么主意，我觉得这样好，那样好，怎样都好。就像当初结婚，想的也是跟谁结婚都一样，不行就离婚。结果就真的离了婚。
我学校毕业之后，也是想随便找个工作就好，做什么都一样。进了一个小工厂做会计，没几年，工厂倒闭，我就开始没有正式工作，打零工度日。
对母亲我不太记得是怎样的感情，毕竟那个时候还年轻，我跟母亲的关系还算较亲近。在母亲病重的日子里，我流了不少眼泪，说了很多心里话。
但对父亲我却记得清清楚楚，也是那种没主意，无所谓的态度。我不让父亲去四国，不过是怕他出事，连累我不能正常轻松地生活。小李说得也没错，日本人的亲情是很淡薄，至少在我这里是这样。
小李稍微打扮一下，是个大方又不失精巧的女人，看起来比实际年纪小。听她说她以前是卖化妆品的，还被问过要不要进入演艺圈。后来她得罪了老板的情人，遭到开除。她只能回国，或想别的办法留下来，这才跟日本人结了婚。
我们一直坐到日落西山，窗外暗下来，都以为天黑了。走出咖啡厅，看到远处的屋顶还有夕阳洒落在上面。
铃木已经早就到了便利店，换好衣服在休息室玩手机。看我来了，他猛地站起来，问我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好像是在责怪我。
我说我和朋友去喝咖啡，结束得比较早。
他问是谁？
我重复说是朋友。
他问男人还是女人。
我白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他继续玩他的手机，也不再跟我讲话。
我换好了工作服，铃木旁边的凳子还空着，但我不想坐在他旁边，可也不想那么早的就去工作，就想去厕所里躲一躲。 铃木见我这就要走，说：“你这么早就去吗？”
我懒得理他，没有回他。
夜班，上班族都下班回家，附近的办公楼都空了，店里也就没什么客人光顾。可铃木怎能闲得下来，在巧克力和糖果的架子前不知做什么细工慢活，聚精会神地在做。我无聊翻看店里的通讯录，果然看到佐川写的那段话。听说的时候不觉得怎样，看到她的字让我想要笑。不知什么时候铃木回到了柜台里，问我在笑什么。
“嚇我一跳。”我说。
“你怕什么，有我在呢。”他说。
“我就是被你吓到的。”
“你做了什么亏心事吧。”他说，不怀好意地笑。
“你讲话注意些，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
“我懂，我懂，现在不是没人吗？”
“那不是有监控吗。”我指着墙角的监控说。
“怕什么，谁会无聊到翻摄像头看。”
“你别再狡辩，总之你答应我的事就要做到。”
“那你答应我的事呢？”铃木换一副很认真的面孔。
我有些慌张，不记得答应过他什么事：“什么事？”
“就那件事啊。”
“什么事啊？”
“也不知道你是真的忘了，还是假装不知道。”他说，“涉谷，涉谷啊。”
我这才记起，那个时候答应他等我过生日，一起去涉谷新建的摩天大楼上面看夜景，共进晚餐。
“现在和那个时候不一样了啊。”我说。
“有什么不一样？”
“关系不一样了。”我说。
“我们那个时候是什么关系？”他没完没了地问。这也就是他的性格，婆婆妈妈，想说的话又不肯直接说出来，非要借别人的嘴说出来才罢休。
“同事关系。”
“不会是你承认那个时候我们在谈恋爱，现在关系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分手了吗？”他竟然说出谈恋爱这样无耻的话。我很生气，如果不是店里有监控摄像头，我非给他一个大嘴巴。
“欢迎光临。”来了一个客人，是附近饭店的老板，围着围裙，买了一瓶苏打水。
“一共是100日元。”
“正好收您100日元。”
“谢谢光临。”
客人走了之后，我转头看到铃木躲在客人看不见的地方怪笑着盯着我。说实话，铃木是个长相风流的人，或许这有点难理解，就是说他并不是多么帅气迷人，可就是让人对他的笑容过目不忘。看到他会让人想起曾经暗恋过的那个人，但想不起那个人的长相，取而代之的就是铃木的面孔。
“你闲着就不能把那些货搬到库房里吗？”我指着刚送来的货物，摆在路中央很碍事。
“我闲着也不一定要干那个啊。”他说，“白天的工作已经够累了。”
“你总喊累，从来也看不出你有多累。”
铃木在建筑公司上班，不是正式员工，时间比较自由，便利店的工作可以赚些外快。虽然收入不算很多，加起来比一般的工薪阶层稍微高一些。
“你到底去不去，去的话我就提前预定。”
“不去，那天已经排班了。”我说。
第二天早上，我不是被乌鸦吵醒，是被铃木定的闹铃声吵醒。我明明让他把手机放到床头桌上，他还是放在我和他的枕头中间，吓得我心脏都快跳出来。更可恶的是，我醒了他居然还没醒，我狠狠给了他一个嘴巴。
“干嘛打我？”
“你的闹钟把我吵醒了。”
他开始笑，想要来亲我，被我一把推开，催他赶紧去上班。我讨厌自己素面朝天跟男人亲热，可能是这个时候心里很没底。
“我这就把看夜景展望台的票定了。”他边穿衣服边说。
“你不要得寸进尺，我不会去的。”我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他不管讲什么话都要用这种冷酷的语气。大概是把对前夫的不满都发泄在他身上，好在他这一类人都有耐心跟好脾气，从来不在意我的这种态度，反倒觉得有意思，是我在挑逗他。
“我下周休息一周，想去四国一趟。”
“去干什么。”他问我。
“算是旅行吧，没有目的。”
“我跟你一起去。”他说。
他今天格外让我讨厌，因为穿了一条浅蓝色宽腿牛仔裤，我最讨厌这种裤子，莫名地讨厌。
“不必了，我计划一个人去。”我说。
“改天我要带着枪来，把你们家房后的乌鸦全都打死。”窗外有乌鸦在叫，他说。
“那我可要谢谢你，为民除害。”
我以为他要走了，却又坐到我的床边问我：“你昨晚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我们的关系不一样了？究竟怎么不一样了？”
“你快走吧。”我开始讨厌他，这就是我们的关系不一样了的地方，但我不想告诉他，我不想跟他传达任何情绪。
我转过脸去不理他，直到他关上门我才放松身体，听着窗外有一声没一声的乌鸦叫进入了睡梦。
我梦中出现了一群乌鸦在上蹿下跳，落在地上的乌鸦变成了大老鼠，跳起来的大老鼠又变成了乌鸦。它们越跳越多，好像爆爆米花一样越来越密集地向我涌来，直到把我淹没。
我冒了一身冷汗醒来。
小学的时候，跟父母去过一次四国，具体去了哪里、做了什么都不记得，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来。那里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地方。
我把四国的四个县都走了一遍，花了一周时间就回到了东京。
旅途中跟小李联系过几次，她说她状态很不好，随时可能崩溃。
我想，她这样一个敏感而细腻的女人，夹在两个男人之间一定很痛苦。我问她怎么打算，她说她准备跟日本人离婚，黑在日本。
我说那样她前夫也没法来日本，这又何必呢，劝她从长计议。
回程的飞机摇摆了一阵子落地了，滑行期间下起小雨，东京的天空一片灰白。铃木说他会来接我，我只告诉了他航班的班次。他发来短信问我有没有落地。我说刚落地，大概出去还得一段时间。 我只拿了一个可以登机的小拖箱，不用等行李就直接出来，没花多少时间。到了出口，半天也没找到铃木。我有些生气，打算自己坐电车回家。正要走的时候，铃木从身后追上来抱住我的肩膀，问我怎么不等他就要走。
我说，明明是你没在出口等我。
我以为你还得很久才能出来，去抽了根烟，他说。
铃木开车很稳，不摇不晃。我起了个大早赶飞机，现在困得要命。铃木没完没了地讲着他父母正在闹离婚的事，我一点也没听进去。
看着远处的千叶乡下农舍画着圆弧跑到车后面，时间长了我有些晕车，便拉下窗户，细雨淋进车里落在我的脸上，十分凉爽。
“你跟小李结婚吧。”在我困到极点，说了这句话就睡着了。
等我醒来，已经到了东京市区，在高架桥上，高楼的间隙里可以看到红白相间的东京塔。雨停了，西方的天空放晴，冷漠的东京披上橘红色的霞光，有了些许温情。
“你刚才说什么？”铃木问我。
“我说什么了吗？”
“你说了，是让我跟谁结婚？”铃木说，“跟谁啊，跟你吗？”
“跟小李。”
“哪个小李？”
“便利店一起工作的小李。”
“我为什么要跟她结婚？我跟她没有工作以外的接触，你可别误会。”
我让铃木把车窗打开，放些新鲜空气进来，结果全都是汽车的尾气。
“你说我跟她结婚，你就答应跟我谈恋爱？”
“嗯，大概是这样的流程。”
“我们以后要是结婚呢？”
“那是以后的事，现在不用想。过几年小李可以得到永久居住权，你们就可以离婚。到时候你想跟谁结婚就跟谁结婚。”我说。
“那万一中途有别的女人要嫁给我怎么办。”
“你就对我那么没有信心吗？”
铃木大笑起来，伸出手来摸我的头，我觉得他是同意了。
我和小李制定了一个漫长的离婚计划，最终目的是要让日本人先提出离婚。不然他们离婚了之后，小李很快再婚会被入国管理局怀疑她的目的性。
小李的前夫夏天来日本旅游，主要是看望小李。那个夏天特别热，有时东京体感温度达到40度。
小李要带前夫去看夏日祭，逛花火大会。他们像年轻的恋人一样热衷于浪漫热烈的地方。
有几次我和铃木也被叫去，实际上只不过是看他们两个在秀恩爱。大热的天气，小李一直抱着前夫的胳膊，两个人的胳膊上全都是汗，交融在一起让人觉得甜蜜，却也很腻。
我问过小李，要不要把她就要跟鈴木假装结婚的事告诉前夫。
小李说先不要说，等把现在家里的日本人甩掉再说。
她前夫很有趣，讲话的时候表情很夸张。我听不懂他们用中文的交流，但小李一直在笑，一改平时上班时总是很疲惫的样子。
她前夫也很大方，不管买什么都是他出钱，把我和铃木的那份也付了。小李说这就是中国男人的魅力。铃木在一边有些尴尬，晚饭的钱总算是被他争取到。付了钱，花了五万多。我不好意思，五万日元不是小数目，说给他两万块算是补偿。他没有接受，反而买了一束花给我。
我和小李的离婚作战计划主要就是冷落现在的丈夫市川。不是简单的冷落，是带着厌恶和戏弄，又绝对不让他发现是故意的。
小李说我真是狠心，跟她这个外国人一起“迫害”同胞。她不说我还没有意识到真的是这样，可又一想，我从来没把小李当成外国人。
小李故意把饭菜做得很咸，往他的酒里兑水，周一上班的时候他的工作装还是脏的……市川工作一天回家发现小李在睡觉，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
市川察觉到小李一夜之间态度的转变，多次问她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没什么事，就是不想跟他过了。几个月过去，快到年底，市川也没有说离婚，只说没有把话说清楚之前，他不会同意离婚。
我和小李都没想到市川对她用情如此之深，一直以为他知道小李嫁给他不过是为了签证，又或许他在装糊涂。
我们的计划初步进展就遭遇失败，小李很沮丧，好像市川死也要跟她死在一个屋檐下。
这期间她发现前夫在中国似乎是有别的女人，正跟他闹得不可开交。小李被折磨得心力交瘁，我和她去喝了几次酒，都是她喝我看。
她说她不想回家，去哪都行，就是不想回家。
我说要不带她去我家住一天，她死活不肯给我添麻烦。最后，她还是哭着回家了。我送她回家，市川正趴在窗上抽烟，看到醉醺醺的小李也只叹了口气。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市川，跟印象里的完全不一样，他是个干干净净的中老年男人模样，并不是招人厌恶的糟老头子。
我回家已经很晚，路上没什么行人，越是远离车站人越稀少。我每天走惯了，也不觉得抄近路走的胡同阴森恐怖，那里有几栋没人住的房子。
像我们这样的市郊地带，随着日本少子化老龄化程度加深，这种空房子随处可见。前几天就看新闻说有一栋空房子不知什么原因起火，连带着烧了隔壁的两栋有人住的房子。
空房子的旁边是一个寺庙，从来没见有人出入寺庙。白天大门紧闭，晚上会看到房子里点着昏黄的小灯，院子里总是很干净。
前几天寺庙的松树被清理得只剩下粗壮的树干，树枝还没扔，堆在路边。
我路过的时候，一个黑影从树枝堆里窜出来，是一只黑猫，跳上墙，飞一般地又跳上房顶。
黑猫会不会白天变成乌鸦飞上天呢？
夜里我做了一个梦，一半真实，另一半是假的。梦里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我去上班。走在车站附近，污水车正伸着管子清理拉面店的下水道。路上飘散着下水道刺鼻的臭味，污染清晨的清新空气。往前走几步，一个男人躺在路边，仰面朝天，四肢伸展。他什么时候躺在那里，躺了多久，是死是活一概不知。抽水车的声音很大，但没有吵醒他。路上人不多，都像没看到他一样从他的脚边跨过。矶丸水产门外的垃圾桶上蹲着两只大乌鸦在东看西看。到这里都是真实的，是我在清晨亲眼目睹。 接下来的梦……乌鸦毫无防备地飞到地上躺着的男人身上，开始啄他的脸。
过了新年，便利店组织了一次聚会，大家都没发现少了佐川。中途有人问店长她人怎么没来。
店长说她过了新年就跟着男朋友去巴西了。
原来小男友是真的，是个巴西人。我和小李对视而苦笑，当初我们嘲笑佐川的话像是同为单身女人的嫉妒。
小李一刻都忍受不了当下的生活，每天回到跟市川一起的家里都是煎熬。她说再这样下去迟早要抑郁而终。更让她痛苦的是，经过那次有惊无险的外遇，她和前夫的关系变得更加真挚热烈，前夫开始催促她早些离婚。
二月是父亲的祭日，小李陪我一起去祭拜父亲。
她问我想念父亲吗？
我说不太想念。
她说她能理解这种感觉，就像她刚来到日本闯荡时，每当遇到难过的日子都会想念家人。那时候她几乎每天都和母亲通电话，从母亲那里得到慰藉和安全感。后来她发现母亲也帮不了她什么，她诉说在日本工作的苦闷，母亲也只是让她忍耐，或是让她回国。这些话已经无法抚慰她的内心，她不再那么依赖母亲，也就不会那样想念母亲。
她说尽管母亲在心中依旧是最重要的，但她有时想象母亲如果去世，她不再会像年轻的时候那样，觉得母亲不在她就没办法活下去。
给父母的坟墓清洗墓碑，献上一大束小李买的花。那天阳光很好，就是风很大。我们去的时候已经下午，回来的路上气温骤降，我们找了个商场的咖啡店坐下暖暖身子。
“我决定跟市川把话挑明，我要主动提出离婚。”
“这样没关系吗？”
“管不了那么多了，大不了继续黑在日本。”小李说。
“铃木答应跟你假结婚，你也不用黑在日本。”我说，“万一被入管局查到了再说。”
“嗯，谢谢你，劳裟。”小李说着开始流泪，“我以前从不相信日本人，虽然也被中国人骗过，可我总觉得日本人更不值得信任。可能这是我作为外国人的偏见，可我真的很信任你，像对我的家人一样。”
经过那件事，我和她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她去我家住过几次，我也趁市川不在，去她家吃过她做的饭菜。
我谈不上信任不信任日本人，我对身边的人不抱有友好的态度。正是这个原因，我身边没有一个靠得住的朋友，交往一段时间就自然断了联系。
小李见我没什么朋友，亲人也都不在，总问我不会感到孤独吗？
我说我比较能忍受孤独，不会在没人谈心的日常生活中崩溃，更主要的是我没有那么多话要说。
“小李，你也知道我沒什么朋友，说不定我们突然哪一天也会断了联系。”我说。
“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说着小李擦干眼泪笑了，“我会一直联系你，就算你不联系我。”
“是吗？”我说，“你决定什么时候跟市川说？”
“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也不用做思想斗争，随口就能说出来。”小李说，“他最近工作比较忙，我不给他做饭，他都是在外面吃了饭才回来。我们分房睡，他回来我就不会再出卧室，见面的机会很少。”
“你决定说的时候，把铃木叫出来一起吃个饭谈一谈。”我说。
“那就交给你了，我不跟他直接联系，免得你心里不自在。”小李说，“就算跟他结了婚也一样，我不会跟他单独约会，就算有事要说也一定叫上你。”
“你怕我不信任你吗？”
“我怕你不信任男人。”
我不知道小李怎么跟市川说的，她给我打电话说他同意离婚了，随时都可以。还说，在她没有找到住处之前可以暂住他那里。
小李说，听他说了这番话，她心里也有点难受，觉得自己太绝情。市川年纪也大了，年前就犯了哮喘病，他又不肯戒烟，只怕身体不久会垮掉。
我劝她好不容易脱离苦海，就不要再乱发慈悲了。
她说反悔是不可能的，不过在前夫来日本之前，她还想住在这里照顾市川，算是报恩。
一个多星期之后他们就离婚了。离婚后小李有半年的在留资格，这期间他可以跟铃木登记，或者是找到一份正式工作。
为了庆祝，铃木出钱请我和小李去一家高级日料吃海鲜刺身。又说了些他们假结婚的事。
铃木说这事不能急，在这六个月之内就好，能延长她的离婚时间就尽量延长，这样入管局的怀疑几率会小一些。
小李开始给市川做饭洗衣，像保姆一样关心他的衣食住行。
市川多次哀求小李复婚，都被小李拒绝。一次小李险些说出了离婚的实情。她一直骗市川，说她想离婚是因为不喜欢夫妻生活，想要回到单身生活。
她之所以没有马上搬走，一是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二是等一位朋友的房租到期后，她们另找房子开始合租。
我跟铃木的关系也更进了一步，当初答应他，只要他跟小李结婚，我就会跟他交往。
这件事小李是不知道的，我也没有必要告诉她。这样说，好像是我为了小李把自己抵押给铃木。
但我心里清楚，就算没有小李，这也是迟早的事。就算是交往，我并不想跟他像夫妻那样每日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恐怕真的朝夕相处了，会跟我和前夫的结局一样，他的生活习惯跟我前夫实在是太像。但那些缺点只要我们不住在一起，我就不会发现。
又到了夏天，小李的前夫再次来到日本，这次是跟其他中国人一起来找工作。如果能在这一个月期间谈成工作，他就可以留在日本。
她前夫比上次见胖了些，依旧跟小李十分亲密，看着让人肉麻。她前夫来之前，小李从市川家搬出来，搬到另一个中国朋友家里借住。如果她前夫能留下来，他们就一起找房子，如果不能她就自己找房子住。
她前夫来的第二天，我们四个人一起去市役所提交了结婚登记书。
我本以为这一切都开始变得顺顺利利，我和小李的感情生活也都可以安稳下来了。
他们登记后没几天，小李的前夫突然回中国了。 我问小李是因为没找到工作吗？
小李在电话里说是家里有人去世，回去奔丧。
我减少了便利店的工作时间，尽管对那里的工作环境和同事很满意，可路程太远，夏天坐那么久电车实在是难受。
我在家附近的药妆店找了兼职，一周四五天，每天五到八个小时不等。
那天下班回家，几只乌鸦一直在我回家路上的楼顶盘旋，尽管小得像苍蝇一样，叫声还是能传到我的耳朵里。
回到家看手机才发现有一个不认识的未接电话，我没有在意。洗了个澡，倒了杯冰咖啡正喝着。同一个号码又来了电话。
我接通之后发现对方是个中国人，尽管他说日语，可我一听就能听出来他跟小李讲日语的发音一模一样。
我问：“你是哪位？”
“刘兵的朋友，有些事要和你说。”
“刘兵是谁？”
他才想到解释说刘兵是小李的前夫。
我哦了一声，问：“有什么事吗？”
他开始解释他此番来电的目的。
刘兵上次来日本期间，无意间看到了小李手机上她和铃木的聊天记录。尽管都是日文，他拍成照片让会日语的朋友给翻译了一下。内容大概是小李和铃木此前见过面，在铃木家，一起做饭吃，也睡了。铃木问她下次什么时候去他家，小李说要等刘兵走了之后。铃木说，他真希望刘兵快点去死。小李说，只要刘兵死了，她就搬去跟他一起住。
刘兵看到些话气得快疯了，晚上他跟朋友喝了很多酒。喝了酒之后，在居酒屋跟一个中年日本人为了一点小事大打出手，把日本人打得嘴角流血。
他怕被警察找到，第二天就匆匆忙忙飞回了中国。
我听他说了这么多话，一时不知该怎样回应，冒出一句：“那刘兵还好吗？”
“他很好。”那个人说，“刘兵回中国之前记下了你的电话，本来不想告诉你这些话。可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告诉你比较好，免得你一直被骗。他还说，他不觉得小李做错了什么，一定是铃木先勾引小李。他回去之后，小李一再道歉，甚至以死相逼。”
我回憶了一下近期的铃木和小李，自从我减少便利店的出勤，确实很久没见过他们了。我已经有些忘记铃木的长相，可他怎么看都不像是个会说谎的人。
这样说来，他跟我前夫有本质的区别，前夫是个死脑筋的人，宁愿说出伤人的实话也不会说谎。至于小李，我想我能理解她，毕竟我也是时常感到弱小无助的女人。
放下电话，颤抖着把杯里的咖啡喝完。外面的阳光毒辣，开着空调房间里也还是有些湿热。我把空调开到最大，给小李拨通了电话。
“喂，是劳裟啊。”
小李的声音还是那样热情，这让我更加觉得做那种事并不是她的本意，不然她为何如此坦荡，无愧于我。
“你还好吗？”我说。
“我很好啊。”小李说，“我们好久没见到你，都在念叨你。”
我知道她说的“我们”是指便利店的同事，可我听着就像是她和铃木。
“念叨我什么呢？”
“说你不在，店里少了一个温柔美丽的大姐姐，连客人都会问你为什么一直不来，是不干了吗。”
“不是还有一个活泼开朗的李姐姐吗。”我说。
小李笑起来，说：“我最近在找房子，比较忙，我不联系你你不要生气。”
“怎么会呢。”我说。
又说了几句店里的闲话就挂了电话。
我给铃木打过去，没人接。
我在等铃木给我回电话，等了几天都没有回应。这无意间验证了我的猜想—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我之所以那么害怕乌鸦，跟小时候的经历有些关系。四年级的一天，我和几个同学一起放学回家，同学打闹的时候把学校用来展览的名贵兰花碰倒，花茎折断了。学校追查起来，没有人承认。
第二天我放学回家，母亲正在做咖喱。她关了煤气，把我叫到身边对我说，告密不是件好事。有时候看起来是件很正义的事，可是单纯为了告密而告发别人是非正义的。在告发别人之前要警告过当事人，如果他不肯自己承认错误，这时候再告发就是正义的。
母亲接着说，知道为什么隔壁的光头叔叔前几天头戴着假发出门，被乌鸦啄破头皮吗？就是因为他为了报私仇，向上级告发同事，那是他的报应。
因为我向老师告发了碰倒兰花的同学，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人愿意跟我做朋友。
我没等来铃木的电话，等来的却是小李的电话。
小李哭着说，她和铃木分别被叫到了入管局进行了问询。讯问过程中，他们不出意外地暴露了婚姻的虚假性。他们虽名为夫妻，可她不了解铃木，铃木也不了解她，不用入管局的审核精英们动用手段他们就会露馅。
小李哭着说话时语气很弱，突然她语气强硬起来，质问我：“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我们四个，刘兵在国内，他不会讲日语，更不会向入管局告发。铃木也不会……劳裟，是你吗？”
“如果你有证据指向是我，那就是我说的。”
“为什么？是因为你觉得我抢走了铃木吗？”
“你能抢走他吗？”
“劳裟！”小李在电话另一端大喊一声，听着怒不可遏。
“小李，你不要恨我。我是看你太不幸福了。”
“你懂吗？你能懂我的幸福吗？”小李大声哭喊，“我无路可走了，都是你……”
小李把电话挂断，从此再无音信。
比起小李，一个电话也不回的铃木显得更加无情。
我再没有联系铃木，把他在我家预备着的睡衣和洗漱用具全都扔了。
辞去便利店的工作，停止了和那里的同事的一切来往。我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家附近的药妆店，每周的排班时间也固定下来。我开始像正式社员一样每天上班下班，只不过按小时领工资。药妆店的正式社员比较多，都是比我年轻的新毕业生，我很难融入到他们中间。每天上班下班，跟客人说的话还算多，跟同事就只有寒暄和工作上的交谈。
期间我请了几天假回了一趟静冈，是叔叔联系不上父亲找到了我。
我告诉他父亲已经去世。他责怪我没有当时就通知他。
我解释说那段时间很憔悴，无法应付任何人的来访。
他说即便那样也该告诉他一声。这次他联系我是为了告诉我婶子去世了，如果有时间就回来一趟。
回静冈见到多年未见的三个堂姐和一个弟弟。两个姐姐也离了婚，弟弟的婚姻也不是很幸福。
从静冈回来又过上跟以前一样的生活，亮白色的太阳光、灰白色的阴云、银白色的月光，生活素净地覆盖着一层深深浅浅的白色。与之相对的就是乌鸦羽毛的黑色，让我更加恐惧。
又是一个清晨，我路过一家商店门口的广告牌，上面站着一只大乌鸦。它的喙上有很多磨损出来的灰白色划痕，看起来已经年纪很大，历经沧桑的样子。它的目光也透射出犀利的智者一样的光，远远地看着我走近它。
我那时像警察见到从他手底溜走的犯人一样，抓起路边啤酒箱里的空酒瓶，奋力朝它扔过去。它正要起飞已经来不及，被我的啤酒瓶打在头上。它从广告牌上跌落在地。
我穿着黑色皮鞋，跑过去补上几脚，直到它不再扑扇翅膀，身体还在神经性抽搐。看到这场谋杀案的路人都受到惊吓，以为我是个疯子。
我仓皇逃走，好像多逗留一分钟，就会唤来一群乌鸦围攻我。
再一次看到乌鸦，我变成了从警察手里溜走的犯人，因恐惧而无法前行，只能绕道另一条街。
在打死乌鸦的当日，短暂地以为我战胜了乌鸦，却只不过打死了一只乌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