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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搞创新，究竟难在哪儿？哪个决策尤其关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指出，企业家面临各种选择，比如做什么产品，到哪里融资，用什么人。有一条尤其要引起重视：把企业放在哪儿？把自己放在哪儿？与谁为伍？
创新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强壮”起来？从经验看，就是把支撑创新的力量凑到一起，使其达到一个起码的浓度。
自从踏上被称为“创业的国度”的以色列土地，我们就到处留意这个国家的与众不同之处。私董会上，周其仁问大家：“来到以色列，你们看到了什么创新？”
有人说：“强制兵役制度。”
周其仁说：“新加坡、韩国，只要人口少，周围有强敌的都用这个办法。”
还有人说：“所有犹太人的门上都有一个装置，里头装有犹太的一段古语。”
周其仁：“那是犹太传统，算不上创新吧。”
又有人讲：“进以色列海关，不用填入关表。”
“好，这个观察很细致，入关手续极简，说明他们对自己的信息和安保技术有把握。”
“除此之外，還有什么新鲜的？”周其仁接着追问，“在以色列坐大巴，感到司机的服务有什么不同？耶路撒冷老城里的那些小商贩，跟国内的有什么区别？就直接观察而言，以色列人日常应用的多数技术并不比我们那里高明多少，城市比其他发达国家更朴实一些，绝大多数以色列人该干什么干什么。早上我在海边跑步，见到一个壮壮的男子，戴副手套在垃圾桶里捡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创业的国度》这本书，题目是不是有点言过其实了？”
但参访过几家以色列公司后，我们有了新印象。这个2013年总人口只有800万刚出头的国家，居然拥有3.8万名科学家。高科技部门贡献了总就业的10%、经济总量的15%，以及出口的50%。研发经费占GDP的4.2%，雄踞全球第一。其他如初创企业、风险投资，以及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数量，都名列世界前茅。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每家机构都会自豪地告诉你，有多少改变世界的关键技术来自以色列研发中心、以色列初创企业和以色列人！
“这就带出一个猜测，即使在创新的国度，创新也是少数人的活动。”周其仁说。800万人口里有3.8万名科学家，全球比例最高，可毕竟也是极少的一部分。这就带出一个关键的课题：创新为什么难？
“创新从一个个新想法开始，但新想法总难以在多数人那里获得响应，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随大流。如果新想法冒出来人见人笑，谁也不支持尝试，创新就会被按住。所以恐怕要承认，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一般是远离创新，甚至是与创新对立的，这就是创新的困难所在。新想法一呼无人应，久而久之就淡了，大家一起回归平庸。
“什么情况下创新可以‘强壮’起来？从经验看，可能是把支撑创新的力量凑到一起，达到一个起码的浓度。什么叫浓度？就是有相似想法的人聚集起来，以很高的频率相互激发。
“历史上，科学、艺术、技术，甚至手艺，凡涉及创造的行为，一定会有同类分子凑在一块儿，达到一个起码的密度或浓度。古典时代，所谓‘言必称希腊’，其实就是希腊个别的城邦。文艺复兴，离不开佛罗伦萨那个地方。产生了休谟、斯密、里德等一大批影响现代世界思想家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实际上就集中在爱丁堡的几所大学、几间酒馆和咖啡馆。17世纪，那里是个小城镇，人口不过几万，野蛮痕迹处处可见，但就是因为凑成了一个小环境，形成了一个氛围，许多领域的伟大人物、思想、著作，就一连串地往外冒。当代也一样，说美国科技创新了得，讲来讲去主要就一个硅谷——斯坦福大学周边一块不大的地方，创新元素凑够了，达到起码的浓度，新想法和新成果就像喷泉一般涌流。”
这对中国老总们有什么借鉴意义？
“做企业面临各种决策：进军什么产业，做什么产品，到哪里融资，用什么人……可有一项最重要，那就是为企业选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环境，还有把你自己放到哪儿。立志创新，一定要把自己和公司放到对创新有呼有应的环境里去。从全中国看，改革开放30多年，论创新环境，恐怕只有深圳、中关村等几个地方有模有样。无非就是那里的创新响应度高一点，‘怪怪的人’多一点，大家‘见怪不怪’，日日夜夜集中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谋求创新。”
举座听得目不转睛，周其仁接着讲：“人在什么情况下干事越干越带劲儿？有同伙的时候。什么叫同伙？第一，他愿意听你说，哪怕是惊世骇俗之见；第二，他能听得懂，能呼应和响应；第三，即便不能呼应和响应，他也关注你、欣赏你。有时候一个人的想法，就是讲给那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听的，就是做给那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看的。听完你的想法，鼓掌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响应，如果急不可待地要补充和讨论，那是更大的鼓励。相反，如果一呼无人应，一个人再强大，在创新上也难以成事，所以孤掌难鸣的事情不能干。
“谁心里没有一点儿火？问题是浓度不够，小火很快就灭了。所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搞创新非得有一个‘群’，有了‘群’，浓度超过临界值，才能发生更多‘反应’，才能走出一条事先完全没有想过的‘道’来。”
2011年，以色列的魏茨曼科学研究所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全球最适合学术研发机构”的第二名。据说这家研究所的科学家只需过条街，就能到对面的生物科技中心，与相关产、学、研界人士交流。《创业的国度》一书中也特别提及以色列经济崛起的关键，即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总结的“集群效应”：
在某一特定地域中，大量相互关联的组织在空间上集聚，比如企业、政府机构、大学，集群会为其所在地区带来指数级增长。
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做着相关的工作，更容易获得专业信息。集群不仅存在于工作场所，而且会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咖啡馆里、接孩子的路上、教堂里，处处都会有集群的痕迹。
周其仁说：“所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好公司都是抱团的。我们生在一个地方，不一定非要在那个地方干事。中国传统文化对离开家乡的评价是很低的，讲求落叶归根，一旦背井离乡、客死他乡，好像就很惨。其实现代化对很多地方的人来说就是‘客死他乡’，那我们就下决心别死在出生之地。虽然爱乡之情人皆有之，但干事业要选对地方。孟母三迁，是为了孩子。企业家为了公司，为了实现梦想，当迁则迁，莫要含糊。” （留 痕摘自机械工业出版社《做踏踏实实的企业家——周其仁随访以色列七夕谈》一书，勾 犇图）
创新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强壮”起来？从经验看，就是把支撑创新的力量凑到一起，使其达到一个起码的浓度。
自从踏上被称为“创业的国度”的以色列土地，我们就到处留意这个国家的与众不同之处。私董会上，周其仁问大家：“来到以色列，你们看到了什么创新？”
有人说：“强制兵役制度。”
周其仁说：“新加坡、韩国，只要人口少，周围有强敌的都用这个办法。”
还有人说：“所有犹太人的门上都有一个装置，里头装有犹太的一段古语。”
周其仁：“那是犹太传统，算不上创新吧。”
又有人讲：“进以色列海关，不用填入关表。”
“好，这个观察很细致，入关手续极简，说明他们对自己的信息和安保技术有把握。”
“除此之外，還有什么新鲜的？”周其仁接着追问，“在以色列坐大巴，感到司机的服务有什么不同？耶路撒冷老城里的那些小商贩，跟国内的有什么区别？就直接观察而言，以色列人日常应用的多数技术并不比我们那里高明多少，城市比其他发达国家更朴实一些，绝大多数以色列人该干什么干什么。早上我在海边跑步，见到一个壮壮的男子，戴副手套在垃圾桶里捡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创业的国度》这本书，题目是不是有点言过其实了？”
但参访过几家以色列公司后，我们有了新印象。这个2013年总人口只有800万刚出头的国家，居然拥有3.8万名科学家。高科技部门贡献了总就业的10%、经济总量的15%，以及出口的50%。研发经费占GDP的4.2%，雄踞全球第一。其他如初创企业、风险投资，以及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数量，都名列世界前茅。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每家机构都会自豪地告诉你，有多少改变世界的关键技术来自以色列研发中心、以色列初创企业和以色列人！
“这就带出一个猜测，即使在创新的国度，创新也是少数人的活动。”周其仁说。800万人口里有3.8万名科学家，全球比例最高，可毕竟也是极少的一部分。这就带出一个关键的课题：创新为什么难？
“创新从一个个新想法开始，但新想法总难以在多数人那里获得响应，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随大流。如果新想法冒出来人见人笑，谁也不支持尝试，创新就会被按住。所以恐怕要承认，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一般是远离创新，甚至是与创新对立的，这就是创新的困难所在。新想法一呼无人应，久而久之就淡了，大家一起回归平庸。
“什么情况下创新可以‘强壮’起来？从经验看，可能是把支撑创新的力量凑到一起，达到一个起码的浓度。什么叫浓度？就是有相似想法的人聚集起来，以很高的频率相互激发。
“历史上，科学、艺术、技术，甚至手艺，凡涉及创造的行为，一定会有同类分子凑在一块儿，达到一个起码的密度或浓度。古典时代，所谓‘言必称希腊’，其实就是希腊个别的城邦。文艺复兴，离不开佛罗伦萨那个地方。产生了休谟、斯密、里德等一大批影响现代世界思想家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实际上就集中在爱丁堡的几所大学、几间酒馆和咖啡馆。17世纪，那里是个小城镇，人口不过几万，野蛮痕迹处处可见，但就是因为凑成了一个小环境，形成了一个氛围，许多领域的伟大人物、思想、著作，就一连串地往外冒。当代也一样，说美国科技创新了得，讲来讲去主要就一个硅谷——斯坦福大学周边一块不大的地方，创新元素凑够了，达到起码的浓度，新想法和新成果就像喷泉一般涌流。”
这对中国老总们有什么借鉴意义？
“做企业面临各种决策：进军什么产业，做什么产品，到哪里融资，用什么人……可有一项最重要，那就是为企业选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环境，还有把你自己放到哪儿。立志创新，一定要把自己和公司放到对创新有呼有应的环境里去。从全中国看，改革开放30多年，论创新环境，恐怕只有深圳、中关村等几个地方有模有样。无非就是那里的创新响应度高一点，‘怪怪的人’多一点，大家‘见怪不怪’，日日夜夜集中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谋求创新。”
举座听得目不转睛，周其仁接着讲：“人在什么情况下干事越干越带劲儿？有同伙的时候。什么叫同伙？第一，他愿意听你说，哪怕是惊世骇俗之见；第二，他能听得懂，能呼应和响应；第三，即便不能呼应和响应，他也关注你、欣赏你。有时候一个人的想法，就是讲给那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听的，就是做给那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看的。听完你的想法，鼓掌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响应，如果急不可待地要补充和讨论，那是更大的鼓励。相反，如果一呼无人应，一个人再强大，在创新上也难以成事，所以孤掌难鸣的事情不能干。
“谁心里没有一点儿火？问题是浓度不够，小火很快就灭了。所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搞创新非得有一个‘群’，有了‘群’，浓度超过临界值，才能发生更多‘反应’，才能走出一条事先完全没有想过的‘道’来。”
2011年，以色列的魏茨曼科学研究所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全球最适合学术研发机构”的第二名。据说这家研究所的科学家只需过条街，就能到对面的生物科技中心，与相关产、学、研界人士交流。《创业的国度》一书中也特别提及以色列经济崛起的关键，即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总结的“集群效应”：
在某一特定地域中，大量相互关联的组织在空间上集聚，比如企业、政府机构、大学，集群会为其所在地区带来指数级增长。
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做着相关的工作，更容易获得专业信息。集群不仅存在于工作场所，而且会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咖啡馆里、接孩子的路上、教堂里，处处都会有集群的痕迹。
周其仁说：“所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好公司都是抱团的。我们生在一个地方，不一定非要在那个地方干事。中国传统文化对离开家乡的评价是很低的，讲求落叶归根，一旦背井离乡、客死他乡，好像就很惨。其实现代化对很多地方的人来说就是‘客死他乡’，那我们就下决心别死在出生之地。虽然爱乡之情人皆有之，但干事业要选对地方。孟母三迁，是为了孩子。企业家为了公司，为了实现梦想，当迁则迁，莫要含糊。” （留 痕摘自机械工业出版社《做踏踏实实的企业家——周其仁随访以色列七夕谈》一书，勾 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