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四处访谱，也常常去神保町几家经营中国古籍的老店里读书，与店主也渐成稔友，甚至还专为我去民间访书、购书。一次，由女儿因之陪着到了东京著名的静嘉堂文库。老馆长是位八十多岁的学者，知我要来读书，他早早地就在客厅里等着，并热情地请馆员出示藏书书目。在这里，我读到了久违而心仪的《周公瑾印说》等善本、孤本书，喜出望外。尤其可感的是馆员见我提笔抄录效率甚低，询我是否要复印，这真是求之不得，中我下怀。翌日，居然从“宅急便”（日本快递）收到复印的全书，厚厚一叠，分文不收，书厚情更厚。一个“资”字头国家的文库，居然对读书人如此地重学术而轻利益，这着实让我感慨了多时。七年后，在一九九四年终于又出版了增订本，这二版书较之一版，居然厚了一厘米。这一厘米可是整整七年的收获。
　　追书之路本没有尽头。沉潜于世的旧书如撒在大湖底的珠玉，往往期而不得，但也偶有珠玉天降的喜悦。记得多年前，虞山有位徐姓先生来信称，家藏一本清初的《深柳堂图书谱》，要交换我的书法一件。书寄来，果然是未见之孤本，然此谱当非完本。对方又来书称果然又在旧舍发现了余册，然要我先寄他一张画作才能邮来。我如求奉画以图完璧。谁知，不日来函称：“实在是喜欢你的作品，所以编了这谎话，请勿责怪为是。”谁叫我那样痴迷于斯？也算是可恼也可哂的一桩轶事。
　　追书路漫漫，去年秋季，与友人结伴薄游港岛，总还惦记着天下未见之书。荷月夜访老友林章松，离香港市区一个很僻远的社区。在他的书房里见到了林林种种的印谱。虽少史上的名谱巨帙，而不乏罕见的小家集谱。喜其有闻所未闻者，虽艺有难入大雅者，但作为史实是足以扩充《年表》的。是夜，一书在握如入无人之境，不仅冷落了主人自顾自地抄录一通，而嗜谱似我的林先生不嗔不责，之后还邮给我他呕心沥血、以数年之功整理的旧谱辑录，以己之粮，充我之饥，意尤厚，情可感。
　　半个多世纪的追书之路，悠长而渺远。过不来，一切枉然，过来了就有了一粒果实。但缺憾里总伴着收获，不能去怀。记得在1977年前后，我已录有笔记一摞，收旧谱百种。对于收书，我素不用“藏”字，因收书为读书、用书，而非“藏”也。这些书得暇翻览，的是体验到孔夫子尝韶乐的滋味。然而当时一家三代、五口之家，蜗居于十平方米斗室里，活人都难以安卧，岂能先让闲书安卧？这堆书成了既占地盘，又挤压空气的一大负担。无奈只得从中拣出不太“有用”的六十七种，像卖亲生儿女似地卖给了古籍书店。这六十七种旧谱，卖了一块五角三分钱。这割肉般割去的书，其中之少数，至今都未能再见到过重本，成了我追书、读书、收书历程中无奈的痛。
　　印学曾被称为雕虫小技。我所专攻的《印学年表》及篆刻艺术益是小技、末技。可是我与生俱来地有此酸醎之好，它在我的心目中是大技、是至道，是我精神追求的全部。时空的凄风苦雨，使偌多的古籍似片片老叶凋零，乃至化为尘泥，而我的钩玄索隐似是力图将能拣得的老叶，再装点到印史这株老树的枝杆上。二版已行世十八年，续读到的旧谱及可系年的史料条目约逾五千。今夏将出三版，较前两版更似翔实、结实，然较之与浩瀚的古来印史也仅是小巫而已，遂口占一绝以纪之—
　　一剑五十年，
　　磨刃复磨心。
　　撩去千重障，
　　神游天外云。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