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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1日下午，重庆南开中学的一间教室里，由天则经济研究所（下称天则所）主办的“茅于轼学术思想传授班”正在上课。这里还是茅于轼昔年就读的学校。84岁的茅于轼像70年前一样坐在学生座位的前排，听着台上的法律学者王建勋主讲宪政。
下课后，“学生”茅于轼举手提出了一个问题：民主和独裁政体究竟哪个好一些？
在茅于轼自己看来，在条件不够的情形下，乱哄哄的民主未必会强过独裁。
这番问答，跟近月来连续的两场风波有关。此前4月25日，茅于轼在辽宁沈阳作一场关于非公经济问题的学术报告。当他讲到剩余价值剥削理论是错误的观点时，台下的一名听众开始大声喊叫，说他在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名听众的身份是辽宁省党史研究会副秘书长。
九天之后，茅于轼的湖南长沙之行引起更大风波，数名男子聚集在广场举着领袖像打出横幅，其中有“打倒美国豢养的汉奸走狗”等字样。他的讲演最后改在一个小型场所进行。在讲座中，茅于轼首先谈到了钓鱼岛冲突，以及国家利益和老百姓利益的关系，认为有人宣称“要为钓鱼岛牺牲”是不可思议的。随后他再次提到“最低工资标准不一定是好事”的著名话题。
在反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集体主义道德的同时，茅于轼本人则彻底奉行利他的人生准则，回应了他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你准备用多高的代价去实践道德的呼唤”的提问，构成了理性头脑与济世情怀紧密统一的奇异风景。
当天，茅于轼在他有156万余粉丝的微博上发言：“他们不明白自己的利益到底在哪儿，喜欢听灌米汤式的宣传。这真是我们国家的危险所在。”
对于他的发言方式，《环球时报》发表署名“单仁平”的社论说，“公众对茅的经济学观点印象不深，他成为舆论焦点，大多是因为与经济关系不大，反而跟政治牵涉较深的言论。”茅于轼就此发表博文声明，他从未试图引起冲突或做大众政治焦点，只是选择了发言，目的正是理性思考求同存异。
在天则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盛洪看来，茅于轼的发言容易引来非议的原因，恰恰由于他是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心目中从未放弃过自由市场的图景，以及严格的逻辑思维方式。
作为一位研究数学出身的经济学家，茅于轼着力于以清晰的逻辑清除人们头脑中的观念误区，这使得他会与习惯冲突性思维和情绪化表达的社会氛围发生错位，始终处在舆论的风暴眼中。他自己却一如既往地平静。
茅于轼的学术助理岑科略带隐忧：“他成为一个悲剧性的纪念，还是未来的标杆性人物，取决于今后的转折。”
颇有预示意味的是，茅于轼早年的经济学研究并非始于宁静的书斋，而是在一辆奔驰的蒸汽火车头上开始的。
作为实习机车驾驶和司炉的大学毕业生，茅于轼考虑的是通过怎样的速度调配，保证正点的同时减少燃煤消耗。由于对多拉快跑的贡献，他获得了铁路局奖励的一支钢笔、一套绒衣。这鼓励他在以后的十几年中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最后推导出了择优分配原理。
即使是被打成“右派”下放和在“文革”中被批斗，也没有阻止他的思考。跟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者如顾准、杨小凯一样，茅于轼只能在信息闭塞的黑暗中摸索前行，思想轨迹却与“二战”以后国外的数理经济学进展暗合。
“文革”结束之后，茅于轼“发现了桃花源”，基本完成了他的均衡价格最优理论，亦即以后的择优分配原理。1980年，他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了《择优分配原理简介》，两年后又出版了专著。这是他一生思想和言行的立足点。
盛洪描述，这一时期的茅于轼从对计划经济的现实思考开始，形成了一套独立的接近微观经济学的产投效益理论。以后接触西方经济学，茅于轼又发现计划经济根本做不到资源最佳配置，不存在完美的“计算机乌托邦”，反而会造成大跃进和大饥荒的恶果——在其中他亲尝了浮肿和以蚂蚱为食的苦味——只有市场本身才可能接近边际效益。于是茅于轼走向主流的自由市场理论，形成《择优分配原理》一书，确立了他的经济学家地位。茅于轼自称，“用独一无二的方法解释了微观经济学。”
这一理论在当时计划经济理论的背景下让人耳目一新，影响了一大批年轻学者，张维迎、宋国青、王国乡等人即是其中代表。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对《财经》记者回忆，1982年在西北大学召开的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上，身为研究生的他第一次听茅于轼讲择优分配理论，深受感染，竟在大会发言中声言“有些经济学家不是考虑中国怎么富强发展，而是死抱计划经济教条，良心何在”，因而得罪了权威，幸赖茅于轼勉力圆场。
上世纪80年代，自由市场理论成为经济改革的思想原动力，张维迎在价格双轨制改革中起到了理论先导作用，他的讨论价格问题的论文是经茅于轼修改后发表的。
自由市场的理想状态是自由选择和公平竞争。随着现实的发展，中国市场不规范的问题开始体现出来。怎样保证一个有效的市场？茅于轼自述，他由此步入了制度经济学领地，这一次是年轻学者盛洪启发了他。
盛洪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与茅于轼相识。他回忆，最初是茅于轼看到他的文章后直接来信，二人从此交流日频。制度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在路径上稍有分歧，前者认为，每个个体的自利行为并非全都会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有时会陷入全体受损的“囚徒困境”。但由于两种理论的大部分主张是重合的，对于从实际中领悟经济理论又充满社会关切的茅于轼来说，接受起来并不困难。市场经濟的前提是产权界定和行使，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机构来保障产权？维护公平竞争，是借助政府干预，还是诉诸道德自律？茅于轼晚年注意力的焦点，端倪已现。
茅于轼的挚友杨小凯是其走出单纯数理经济学的另一个带路人。2004年过世的杨小凯曾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茅于轼回忆，他曾将《择优分配原理》一书的油印稿寄给杨小凯，后者逐字逐句读完。以后杨小凯考入中国社科院，二人在一次会议上相遇，杨小凯谈到自己专注于分工理论。分工理论超越了静止市场模型下的数学推理，着眼于人类的分工和消费，由此导致对人类情感、文化传统和信仰的重视。杨小凯本人后来成为基督徒。 好友的思想和人生轨迹，对茅于轼冲击很大。他表示，自己和杨小凯有相似性，都是由数理经济学出发回归对人的关注。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茅于轼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一起创办天则所，聚集了一批同道，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包括证券市场和国企改革。和一部分注意市场失灵的学者不同，茅于轼对加强政府干预的凱恩斯式理论心存畏忌。他的注意力自然转向市场经济的道德问题，在90年代后期出版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
这本书以小说《镜花缘》中“君子国”的交易困难开始，论述了市场中的自利和利他问题，指出自利观念是市场的前提，自利利他的商业活动最有益于社会，过去几十年宣扬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观念不可行，但在市场不平等的前提下又存在损己为人的道德需求。茅于轼心目中的解决之道是：尽可能实现市场交换的自由和平等，保障人权，反对特权，尤其是限制政府权力。这在历次修改再版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越来越明显。
2002年，在广东珠海打工的岑科因为阅读《生活中的经济学》结识了茅于轼，数年后成为茅的亲密助手。他描述，茅于轼的思想有一个清晰的逻辑脉络：建立市场经济，前提是主体平等和产权明确，人人平等而没有特权。从市场推导到人权保护，最后得到结论：市场经济就是取消特权，遵守规则。
由此，从数量经济学开始，茅于轼渐次触及到法治和宪政。
张维迎评述这位早年精神导师的思想轨迹说，茅于轼从一个研究技术问题的工程师开始，发展成为数量经济学家，到上世纪90年代越来越趋向一个人文经济学家，更多从社会制度、文化、道德思想问题出发，将经济学生活化，而其中又贯穿着清晰的经济学思路。如果说当初茅于轼关心的是配置资源，以后则更多考虑人的幸福。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茅于轼称为“经济改革战友”的张维迎因为发表一篇“为钱正名”的文章，引起全国声讨，被批判为“精神污染”。20年后，张维迎又因“官员是改革中最大利益受损群体”的发言遭遇一众口水。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近年的茅于轼身上。从“国企应该破产”开始，到“大学不应降低收费”“春运不涨价不一定好”“廉租房不应该修厕所”“18亿亩土地红线必须取消”“不应该设立最低工资”，以至于他的行事原则——“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都引起了剧烈的争议。
这些不满一部分来自计划体制的原教旨维护者，是由茅于轼站在市场经济立场上对计划体制及集体思想的彻底批判引起的，但也有一部分来自普通民众的不适应。
盛洪解释说，大众习惯于直观的思维方式，不了解经济学的内部推导过程，这一过程又不是线性的一对一关系。把推导结论直接提供给大众，后者接受起来就有困难。譬如说最低工资的副作用，是经济学常识：因为企业主可以选择少雇人，最后造成工人失业，吃亏的还是工人。但是大众看不到这个因果链条，只觉得茅于轼是在为老板说话。
对于茅于轼受到的一些攻击，曾饱受争议的张维迎“感同身受”。
茅于轼的另一名学生张敢明则婉言：“西方经济学如同牛顿力学，在‘低速’情况下十分接近真实，但在‘高速’情况下就不再适用。当今社会正在加速前进，西方经济学所产生的某些政策主张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偏差，既有的西方经济学应当从范式上加以革新。而茅老师在他所信奉的范式中，始终保持着严肃、认真乃至虔诚的学者风范。”
这段话隐晦地透露了，茅于轼心目中始终存在着那个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理想市场图景。虽然此后经过了现实的打磨，接触了制度经济学以至法治宪政理念，这个自己独立探索出来的自由市场范式却没有褪色，此后的一切关注，仍然是虔诚地试图接近这样一个自由的市场。张维迎坦承，在经济学家群体中，他和茅于轼都是自由市场的坚定信仰者。
茅于轼对“市场失灵”的说法很警惕。“市场犯错误，最终它会自己纠正，政府犯错误却不会自动纠正。相比之下，还是市场比较能够自我解决问题，不可能完全放弃它。”他在《八十回望》中说。大多数情形所谓的“市场失灵”，在其看来，正是市场化不够的后果。
至于中国的现实，如同盛洪所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同时，政治体制却没有发生变化，掌握公权力的人发现了在市场条件下寻租的诀窍。
这些行为一方面很隐蔽，一方面又戴着市场化的面具出现，这使很多人对市场化发生反感。教育、医疗、住房的产业化改革，都引发了社会情绪。
学者秦晖分析，在强大的公权力作用下，与国外的自由派和社会派争相讨好民众，最终引发“次贷危机”不同，中国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争相讨好政府，自由派帮助政府卸脱义务，却并不敢要求放权；保守派支持政府扩权，却不敢要求社会福利。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由派学者茅于轼一系列针砭社会福利的言论，就显得引人注目。虽然背后暗含的是其一贯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思路，试图揭示“政府提供的福利出自老百姓自己”，却容易给人忽视民众利益、帮助政府卸脱义务的口实。
“经济学家只讲市场已经不够了，市场化必须纳入宪政框架中来。”盛洪说。 另外，张维迎这样的自由市场派学者，也在2013年天则所的新年寄语中期待走向宪政民主。岑科在各种讲座辩论中更是强烈地感到了这种需求。
茅于轼也认为，眼下经济学家起作用的高峰期已经过去，让位于法政学者。但他强调，宪政首先是观念问题，是遵守一个约定的规则。或许由于“文革”中所谓“大民主”的经历，对于与宪政通常并列出现的民主，茅于轼保持着深深的警惕。这使得他更愿意撤后一步，从法治和观念角度去谈论宪政，而非直接呼吁政改。
李慎之是茅于轼自认“对我有重要影响的几个人”之一，他生前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将茅于轼调入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改变了其人生轨迹。李慎之以后成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精神领袖之一，茅于轼认为自己的观念和他很接近。不过，两人的关注重点仍有明显区别：李慎之着力于批判专制主义，建立公民社会，并在《风雨苍黄五十年》等文中疾呼政改；茅于轼则着眼于消除贫富对立思维，强调自由平等人权。 实际上，茅于轼主持的天则所，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展了扶持基层民主选举的项目，民间学者周鸿陵的“新时代教育研究院”挂靠在茅于轼私人名下完成了北京九道湾的街区直选项目；熊伟则在茅于轼支持下向2004年“两会”代表递交《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建议稿，成为当年代表签名最多的议案之一。
不过，对这方面的工作茅于軾说得不多。“现在首先还是建立法治，谈不上宪政，谈宪政反而可能有害。”他说。
岑科认为，茅于轼的说话方式，看起来是退了一步，实际也可以说是提前了一步：着眼于清除思维误区，为宪政打下观念根基。
但这样的发言位置，也很容易成为孤独者。一旦大众传播中隐去茅于轼发言的背景，拎出其中一二看点，冷静的警示也就激发成为风暴了。
初去茅于轼家里，有件事让岑科印象很深。聊天中茅于轼接到一个电话，第二天他要去北京西站接来京的一群农村妇女：她们前来茅于轼创办的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下称富平学校）学习保姆技能。
“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是茅于轼的处世原则。1993年开始，茅于轼拿自己的存款作为启动资金，先后创办了小额贷款基金和富平学校。前者使数千名山西和甘肃农民受益，后者截至2012年培训了2.3万名保姆。在富平项目中，张维迎带头捐款10万元并帮助募款100万元。
晚年的茅于轼为各种项目捐款共计100多万元，花掉了他收入的主要部分。其夫人赵燕玲讲，茅于轼写稿用的纸都是废纸，打印用纸也要正反两面使用，两人从来不下馆子，家里也不用保姆，省下来的钱用来做扶贫项目。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曾说：“要说体会农民的艰苦，关心农民的不公平待遇，茅老师必然排在第一。”但相比起“为富人说话”，茅于轼的“为穷人办事”未引起足够关切，对他的攻击却常常来自底层人士。
说起那些攻击他的人，茅于轼提到一个词“洗脑”。
“‘洗脑’很起作用。”这是他最近常在思考的问题。“洗脑”使得人们的思想感情可以背离自己的利益，这挑战了最优分配理论中的“理性人”前提。但他仍旧相信，理性仍旧是人的本质，“洗脑”现象是可以消除的。在一条微博中，他认为，“如果一旦人们改变了思想方法，情况就会大变。”
茅于轼想要推广的思想方法，是科学和逻辑。在讲到宪政时，他强调首先需要一个合乎逻辑、又能实用的法律体系。对那些打电话到家中谩骂的人，他评论，“不讲逻辑。”
这使他不遗余力要校正人们的观念误区。但是强烈的社会冲突以至贫富对立，让人们的思想感情处于不理性状态，这是茅于轼异常担忧的“文革”特征。
“文革”中的街头，身为摘帽“右派”的茅于轼在扫街时曾遭到红卫兵用带铜扣的军用皮带毒打，险些丧命。这使他异常警惕“斗争”思维。“如果我们不是把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而是彼此对立，发动工农大众清算富人，我们将重新陷入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这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他的记忆中，这样的灾难从太平天国就开始了。他特意提到，在那次以均贫富为号召的农民造反中，死亡人数是一个天文数字。
盛洪说，茅于轼真正的关注点是要人们冷静看待和弥合社会冲突。“真正的冲突有多少，未必有人们感到的那么多。茅老师想辨识清楚，我们到底有多大冲突，理性地对话调解。”
上世纪80年代，茅于轼是最早理解和传播“帕累托改进”观念的经济学家之一，影响深远。这个观念后来本土化为“增量改革，做大蛋糕”。眼下，很多人认为帕累托改进的空间已经耗尽，必须进行利益调整。茅于轼也接受了这一现实，但他仍然相信“还有很大的帕累托改进空间”，这是化解社会冲突的最有效方式。
“讲道理，平等沟通，即使是对于一个年轻人。”这是岑科在茅于轼身边感受最深的。
早年茅于轼正是以这样的态度，结识和影响了一大批年轻学子，提携他们成长为经济学家。在天则所的日常运行中，盛洪、张曙光等人和茅于轼也常有争论，但都能够遵守规则而达成解决，“和而不同”。
对于那些攻击他的人，茅于轼不会回骂，而是试图探索他们的思维方式。在沈阳的研讨会上，众人制止喊叫的那名辽宁省党史研究会副秘书长时，茅于轼在讲台上喊了一句，“不要对他动武。”
对于半夜被辱骂电话骚扰以及被上门谩骂，赵燕玲曾经感到难以忍受，茅于轼总是安慰她说，这比“文革”时批斗打人强多了。
岑科说，他在茅于轼身上感到一种最可贵的宽容态度，这是眼下鸿沟遍地的中国特别需要的。“不是说他说的话都对，但他总是保持着理性、温和、平等的立场。”这是他推崇茅于轼的根本原因。
对他人宽容的同时，茅于轼律己甚严。王建勋称茅于轼为“君子”，这也是李慎之对茅于轼的评语。至今茅于轼每次出差，夫人赵燕玲都要给他准备拖鞋牙刷，避免一次性用品。家里洗衣服、洗脸的脏水都用来冲马桶。在讲座上，他要是发现后面的人看不见，就会站起来讲。
“一次我请他做讲座，出来时打不到车，他就和我们一起在路旁等了很久，一点也没有不耐烦。当时我心里有些潮乎乎的感觉。”岑科说。
在反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集体主义道德的同时，茅于轼本人则彻底奉行利他的人生准则，回应了他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你准备用多高的代价去实践道德的呼唤”的提问，构成了理性头脑与济世情怀紧密统一的奇异风景。
“中国可以实现温和改革。”虽然经过了连续的风波，茅于轼仍然对这一点比较有信心。在他的心中，一直存在着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描绘的“文明的终结”图景：全世界接受了普世价值，建立了市场、人权、法治的共同体，再也没有大的冲突和变革。
由此出发，茅于轼还在思考经济学上的“社会终结”：人口寿命、社会财富增加由100多年来的上升曲线逐渐变平，最后基本成为一条平行线，达到类似社会边际效益的均衡点。
“我们下一代的日子会比我们好。”茅于轼说，但不能因此忘掉过去的受难者，“我们要想想那些在冲突中死去的人，他们想说些什么。他们有很多的话要讲，很多的教训留给我们。”
下课后，“学生”茅于轼举手提出了一个问题：民主和独裁政体究竟哪个好一些？
在茅于轼自己看来，在条件不够的情形下，乱哄哄的民主未必会强过独裁。
这番问答，跟近月来连续的两场风波有关。此前4月25日，茅于轼在辽宁沈阳作一场关于非公经济问题的学术报告。当他讲到剩余价值剥削理论是错误的观点时，台下的一名听众开始大声喊叫，说他在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名听众的身份是辽宁省党史研究会副秘书长。
九天之后，茅于轼的湖南长沙之行引起更大风波，数名男子聚集在广场举着领袖像打出横幅，其中有“打倒美国豢养的汉奸走狗”等字样。他的讲演最后改在一个小型场所进行。在讲座中，茅于轼首先谈到了钓鱼岛冲突，以及国家利益和老百姓利益的关系，认为有人宣称“要为钓鱼岛牺牲”是不可思议的。随后他再次提到“最低工资标准不一定是好事”的著名话题。
当天，茅于轼在他有156万余粉丝的微博上发言：“他们不明白自己的利益到底在哪儿，喜欢听灌米汤式的宣传。这真是我们国家的危险所在。”
对于他的发言方式，《环球时报》发表署名“单仁平”的社论说，“公众对茅的经济学观点印象不深，他成为舆论焦点，大多是因为与经济关系不大，反而跟政治牵涉较深的言论。”茅于轼就此发表博文声明，他从未试图引起冲突或做大众政治焦点，只是选择了发言，目的正是理性思考求同存异。
在天则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盛洪看来，茅于轼的发言容易引来非议的原因，恰恰由于他是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心目中从未放弃过自由市场的图景，以及严格的逻辑思维方式。
作为一位研究数学出身的经济学家，茅于轼着力于以清晰的逻辑清除人们头脑中的观念误区，这使得他会与习惯冲突性思维和情绪化表达的社会氛围发生错位，始终处在舆论的风暴眼中。他自己却一如既往地平静。
茅于轼的学术助理岑科略带隐忧：“他成为一个悲剧性的纪念，还是未来的标杆性人物，取决于今后的转折。”
从择优分配到法治宪政
颇有预示意味的是，茅于轼早年的经济学研究并非始于宁静的书斋，而是在一辆奔驰的蒸汽火车头上开始的。
作为实习机车驾驶和司炉的大学毕业生，茅于轼考虑的是通过怎样的速度调配，保证正点的同时减少燃煤消耗。由于对多拉快跑的贡献，他获得了铁路局奖励的一支钢笔、一套绒衣。这鼓励他在以后的十几年中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最后推导出了择优分配原理。
即使是被打成“右派”下放和在“文革”中被批斗，也没有阻止他的思考。跟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者如顾准、杨小凯一样，茅于轼只能在信息闭塞的黑暗中摸索前行，思想轨迹却与“二战”以后国外的数理经济学进展暗合。
“文革”结束之后，茅于轼“发现了桃花源”，基本完成了他的均衡价格最优理论，亦即以后的择优分配原理。1980年，他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了《择优分配原理简介》，两年后又出版了专著。这是他一生思想和言行的立足点。
盛洪描述，这一时期的茅于轼从对计划经济的现实思考开始，形成了一套独立的接近微观经济学的产投效益理论。以后接触西方经济学，茅于轼又发现计划经济根本做不到资源最佳配置，不存在完美的“计算机乌托邦”，反而会造成大跃进和大饥荒的恶果——在其中他亲尝了浮肿和以蚂蚱为食的苦味——只有市场本身才可能接近边际效益。于是茅于轼走向主流的自由市场理论，形成《择优分配原理》一书，确立了他的经济学家地位。茅于轼自称，“用独一无二的方法解释了微观经济学。”
这一理论在当时计划经济理论的背景下让人耳目一新，影响了一大批年轻学者，张维迎、宋国青、王国乡等人即是其中代表。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对《财经》记者回忆，1982年在西北大学召开的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上，身为研究生的他第一次听茅于轼讲择优分配理论，深受感染，竟在大会发言中声言“有些经济学家不是考虑中国怎么富强发展，而是死抱计划经济教条，良心何在”，因而得罪了权威，幸赖茅于轼勉力圆场。
上世纪80年代，自由市场理论成为经济改革的思想原动力，张维迎在价格双轨制改革中起到了理论先导作用，他的讨论价格问题的论文是经茅于轼修改后发表的。
自由市场的理想状态是自由选择和公平竞争。随着现实的发展，中国市场不规范的问题开始体现出来。怎样保证一个有效的市场？茅于轼自述，他由此步入了制度经济学领地，这一次是年轻学者盛洪启发了他。
盛洪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与茅于轼相识。他回忆，最初是茅于轼看到他的文章后直接来信，二人从此交流日频。制度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在路径上稍有分歧，前者认为，每个个体的自利行为并非全都会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有时会陷入全体受损的“囚徒困境”。但由于两种理论的大部分主张是重合的，对于从实际中领悟经济理论又充满社会关切的茅于轼来说，接受起来并不困难。市场经濟的前提是产权界定和行使，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机构来保障产权？维护公平竞争，是借助政府干预，还是诉诸道德自律？茅于轼晚年注意力的焦点，端倪已现。
茅于轼的挚友杨小凯是其走出单纯数理经济学的另一个带路人。2004年过世的杨小凯曾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茅于轼回忆，他曾将《择优分配原理》一书的油印稿寄给杨小凯，后者逐字逐句读完。以后杨小凯考入中国社科院，二人在一次会议上相遇，杨小凯谈到自己专注于分工理论。分工理论超越了静止市场模型下的数学推理，着眼于人类的分工和消费，由此导致对人类情感、文化传统和信仰的重视。杨小凯本人后来成为基督徒。 好友的思想和人生轨迹，对茅于轼冲击很大。他表示，自己和杨小凯有相似性，都是由数理经济学出发回归对人的关注。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茅于轼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一起创办天则所，聚集了一批同道，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包括证券市场和国企改革。和一部分注意市场失灵的学者不同，茅于轼对加强政府干预的凱恩斯式理论心存畏忌。他的注意力自然转向市场经济的道德问题，在90年代后期出版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
这本书以小说《镜花缘》中“君子国”的交易困难开始，论述了市场中的自利和利他问题，指出自利观念是市场的前提，自利利他的商业活动最有益于社会，过去几十年宣扬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观念不可行，但在市场不平等的前提下又存在损己为人的道德需求。茅于轼心目中的解决之道是：尽可能实现市场交换的自由和平等，保障人权，反对特权，尤其是限制政府权力。这在历次修改再版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越来越明显。
2002年，在广东珠海打工的岑科因为阅读《生活中的经济学》结识了茅于轼，数年后成为茅的亲密助手。他描述，茅于轼的思想有一个清晰的逻辑脉络：建立市场经济，前提是主体平等和产权明确，人人平等而没有特权。从市场推导到人权保护，最后得到结论：市场经济就是取消特权，遵守规则。
由此，从数量经济学开始，茅于轼渐次触及到法治和宪政。
张维迎评述这位早年精神导师的思想轨迹说，茅于轼从一个研究技术问题的工程师开始，发展成为数量经济学家，到上世纪90年代越来越趋向一个人文经济学家，更多从社会制度、文化、道德思想问题出发，将经济学生活化，而其中又贯穿着清晰的经济学思路。如果说当初茅于轼关心的是配置资源，以后则更多考虑人的幸福。
提前一步的发言方式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茅于轼称为“经济改革战友”的张维迎因为发表一篇“为钱正名”的文章，引起全国声讨，被批判为“精神污染”。20年后，张维迎又因“官员是改革中最大利益受损群体”的发言遭遇一众口水。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近年的茅于轼身上。从“国企应该破产”开始，到“大学不应降低收费”“春运不涨价不一定好”“廉租房不应该修厕所”“18亿亩土地红线必须取消”“不应该设立最低工资”，以至于他的行事原则——“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都引起了剧烈的争议。
这些不满一部分来自计划体制的原教旨维护者，是由茅于轼站在市场经济立场上对计划体制及集体思想的彻底批判引起的，但也有一部分来自普通民众的不适应。
盛洪解释说，大众习惯于直观的思维方式，不了解经济学的内部推导过程，这一过程又不是线性的一对一关系。把推导结论直接提供给大众，后者接受起来就有困难。譬如说最低工资的副作用，是经济学常识：因为企业主可以选择少雇人，最后造成工人失业，吃亏的还是工人。但是大众看不到这个因果链条，只觉得茅于轼是在为老板说话。
对于茅于轼受到的一些攻击，曾饱受争议的张维迎“感同身受”。
茅于轼的另一名学生张敢明则婉言：“西方经济学如同牛顿力学，在‘低速’情况下十分接近真实，但在‘高速’情况下就不再适用。当今社会正在加速前进，西方经济学所产生的某些政策主张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偏差，既有的西方经济学应当从范式上加以革新。而茅老师在他所信奉的范式中，始终保持着严肃、认真乃至虔诚的学者风范。”
这段话隐晦地透露了，茅于轼心目中始终存在着那个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理想市场图景。虽然此后经过了现实的打磨，接触了制度经济学以至法治宪政理念，这个自己独立探索出来的自由市场范式却没有褪色，此后的一切关注，仍然是虔诚地试图接近这样一个自由的市场。张维迎坦承，在经济学家群体中，他和茅于轼都是自由市场的坚定信仰者。
茅于轼对“市场失灵”的说法很警惕。“市场犯错误，最终它会自己纠正，政府犯错误却不会自动纠正。相比之下，还是市场比较能够自我解决问题，不可能完全放弃它。”他在《八十回望》中说。大多数情形所谓的“市场失灵”，在其看来，正是市场化不够的后果。
至于中国的现实，如同盛洪所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同时，政治体制却没有发生变化，掌握公权力的人发现了在市场条件下寻租的诀窍。
这些行为一方面很隐蔽，一方面又戴着市场化的面具出现，这使很多人对市场化发生反感。教育、医疗、住房的产业化改革，都引发了社会情绪。
学者秦晖分析，在强大的公权力作用下，与国外的自由派和社会派争相讨好民众，最终引发“次贷危机”不同，中国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争相讨好政府，自由派帮助政府卸脱义务，却并不敢要求放权；保守派支持政府扩权，却不敢要求社会福利。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由派学者茅于轼一系列针砭社会福利的言论，就显得引人注目。虽然背后暗含的是其一贯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思路，试图揭示“政府提供的福利出自老百姓自己”，却容易给人忽视民众利益、帮助政府卸脱义务的口实。
“经济学家只讲市场已经不够了，市场化必须纳入宪政框架中来。”盛洪说。 另外，张维迎这样的自由市场派学者，也在2013年天则所的新年寄语中期待走向宪政民主。岑科在各种讲座辩论中更是强烈地感到了这种需求。
茅于轼也认为，眼下经济学家起作用的高峰期已经过去，让位于法政学者。但他强调，宪政首先是观念问题，是遵守一个约定的规则。或许由于“文革”中所谓“大民主”的经历，对于与宪政通常并列出现的民主，茅于轼保持着深深的警惕。这使得他更愿意撤后一步，从法治和观念角度去谈论宪政，而非直接呼吁政改。
李慎之是茅于轼自认“对我有重要影响的几个人”之一，他生前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将茅于轼调入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改变了其人生轨迹。李慎之以后成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精神领袖之一，茅于轼认为自己的观念和他很接近。不过，两人的关注重点仍有明显区别：李慎之着力于批判专制主义，建立公民社会，并在《风雨苍黄五十年》等文中疾呼政改；茅于轼则着眼于消除贫富对立思维，强调自由平等人权。 实际上，茅于轼主持的天则所，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展了扶持基层民主选举的项目，民间学者周鸿陵的“新时代教育研究院”挂靠在茅于轼私人名下完成了北京九道湾的街区直选项目；熊伟则在茅于轼支持下向2004年“两会”代表递交《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建议稿，成为当年代表签名最多的议案之一。
不过，对这方面的工作茅于軾说得不多。“现在首先还是建立法治，谈不上宪政，谈宪政反而可能有害。”他说。
岑科认为，茅于轼的说话方式，看起来是退了一步，实际也可以说是提前了一步：着眼于清除思维误区，为宪政打下观念根基。
但这样的发言位置，也很容易成为孤独者。一旦大众传播中隐去茅于轼发言的背景，拎出其中一二看点，冷静的警示也就激发成为风暴了。
不能忘掉过去的受难者
初去茅于轼家里，有件事让岑科印象很深。聊天中茅于轼接到一个电话，第二天他要去北京西站接来京的一群农村妇女：她们前来茅于轼创办的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下称富平学校）学习保姆技能。
“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是茅于轼的处世原则。1993年开始，茅于轼拿自己的存款作为启动资金，先后创办了小额贷款基金和富平学校。前者使数千名山西和甘肃农民受益，后者截至2012年培训了2.3万名保姆。在富平项目中，张维迎带头捐款10万元并帮助募款100万元。
晚年的茅于轼为各种项目捐款共计100多万元，花掉了他收入的主要部分。其夫人赵燕玲讲，茅于轼写稿用的纸都是废纸，打印用纸也要正反两面使用，两人从来不下馆子，家里也不用保姆，省下来的钱用来做扶贫项目。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曾说：“要说体会农民的艰苦，关心农民的不公平待遇，茅老师必然排在第一。”但相比起“为富人说话”，茅于轼的“为穷人办事”未引起足够关切，对他的攻击却常常来自底层人士。
说起那些攻击他的人，茅于轼提到一个词“洗脑”。
“‘洗脑’很起作用。”这是他最近常在思考的问题。“洗脑”使得人们的思想感情可以背离自己的利益，这挑战了最优分配理论中的“理性人”前提。但他仍旧相信，理性仍旧是人的本质，“洗脑”现象是可以消除的。在一条微博中，他认为，“如果一旦人们改变了思想方法，情况就会大变。”
茅于轼想要推广的思想方法，是科学和逻辑。在讲到宪政时，他强调首先需要一个合乎逻辑、又能实用的法律体系。对那些打电话到家中谩骂的人，他评论，“不讲逻辑。”
这使他不遗余力要校正人们的观念误区。但是强烈的社会冲突以至贫富对立，让人们的思想感情处于不理性状态，这是茅于轼异常担忧的“文革”特征。
“文革”中的街头，身为摘帽“右派”的茅于轼在扫街时曾遭到红卫兵用带铜扣的军用皮带毒打，险些丧命。这使他异常警惕“斗争”思维。“如果我们不是把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而是彼此对立，发动工农大众清算富人，我们将重新陷入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这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他的记忆中，这样的灾难从太平天国就开始了。他特意提到，在那次以均贫富为号召的农民造反中，死亡人数是一个天文数字。
盛洪说，茅于轼真正的关注点是要人们冷静看待和弥合社会冲突。“真正的冲突有多少，未必有人们感到的那么多。茅老师想辨识清楚，我们到底有多大冲突，理性地对话调解。”
上世纪80年代，茅于轼是最早理解和传播“帕累托改进”观念的经济学家之一，影响深远。这个观念后来本土化为“增量改革，做大蛋糕”。眼下，很多人认为帕累托改进的空间已经耗尽，必须进行利益调整。茅于轼也接受了这一现实，但他仍然相信“还有很大的帕累托改进空间”，这是化解社会冲突的最有效方式。
“讲道理，平等沟通，即使是对于一个年轻人。”这是岑科在茅于轼身边感受最深的。
早年茅于轼正是以这样的态度，结识和影响了一大批年轻学子，提携他们成长为经济学家。在天则所的日常运行中，盛洪、张曙光等人和茅于轼也常有争论，但都能够遵守规则而达成解决，“和而不同”。
对于那些攻击他的人，茅于轼不会回骂，而是试图探索他们的思维方式。在沈阳的研讨会上，众人制止喊叫的那名辽宁省党史研究会副秘书长时，茅于轼在讲台上喊了一句，“不要对他动武。”
对于半夜被辱骂电话骚扰以及被上门谩骂，赵燕玲曾经感到难以忍受，茅于轼总是安慰她说，这比“文革”时批斗打人强多了。
岑科说，他在茅于轼身上感到一种最可贵的宽容态度，这是眼下鸿沟遍地的中国特别需要的。“不是说他说的话都对，但他总是保持着理性、温和、平等的立场。”这是他推崇茅于轼的根本原因。
对他人宽容的同时，茅于轼律己甚严。王建勋称茅于轼为“君子”，这也是李慎之对茅于轼的评语。至今茅于轼每次出差，夫人赵燕玲都要给他准备拖鞋牙刷，避免一次性用品。家里洗衣服、洗脸的脏水都用来冲马桶。在讲座上，他要是发现后面的人看不见，就会站起来讲。
“一次我请他做讲座，出来时打不到车，他就和我们一起在路旁等了很久，一点也没有不耐烦。当时我心里有些潮乎乎的感觉。”岑科说。
在反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集体主义道德的同时，茅于轼本人则彻底奉行利他的人生准则，回应了他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你准备用多高的代价去实践道德的呼唤”的提问，构成了理性头脑与济世情怀紧密统一的奇异风景。
“中国可以实现温和改革。”虽然经过了连续的风波，茅于轼仍然对这一点比较有信心。在他的心中，一直存在着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描绘的“文明的终结”图景：全世界接受了普世价值，建立了市场、人权、法治的共同体，再也没有大的冲突和变革。
由此出发，茅于轼还在思考经济学上的“社会终结”：人口寿命、社会财富增加由100多年来的上升曲线逐渐变平，最后基本成为一条平行线，达到类似社会边际效益的均衡点。
“我们下一代的日子会比我们好。”茅于轼说，但不能因此忘掉过去的受难者，“我们要想想那些在冲突中死去的人，他们想说些什么。他们有很多的话要讲，很多的教训留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