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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早期文明的出土文物中，记叙各文明领袖丰功伟绩的石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按照它们用料的考究与艺术上的精雕细琢，应该属于那个时代的高昂奢侈品。在综合对比研究和考察中，我们选取那些记录了王的形象、功绩的特殊石板，除了对王的权力、武功有着夸张刻画的共同性，这些纪功碑在材质、细节信息方面也显示着不少值得注意的异同。
【关键词】 两河流域;纳拉姆辛胜利石碑;特权;信息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5-0042-02
出土于两河流域苏萨地区的纳拉姆辛胜利石碑（Victory Stele of Naram-Sin），翔实生动地描绘了一位阿卡德帝国雄才伟略的君主——纳拉姆辛的英姿。画面中他戴着一顶有角的头盔，这件不一般的饰品和他名字中独特的“辛（Sin，阿卡德语中意为神）”表示他是神王一般的人物，也正是因为纳拉姆辛自称为神的惊世之举，这块石碑被认为可能是第一件将国王描述成神明的古文物，“是最早带有纪念统治者的功绩、宣扬其权力性质的纪念碑，在世界美术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石碑在公元前12世纪被埃兰国王舒特鲁克 · 纳可杭特夺去并遭到损毁，今天残留的部分仍然高达2.23米，材料为粉红色石灰岩。
通过纳拉姆辛胜利石碑解读出的信息如何从史实中找到例证？或者说背后更加丰富的信息是什么？纳拉姆辛（Naram-Sin）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2280—2244年，具体年份不详。纳拉姆辛继承了萨尔贡的伟业，继续扩展阿卡德帝国的版图，令国势达至顶峰。据目前考古资料看，他是第一位自封为神的美索不达米亚国王，亦是第一个被称作“四方之王”的统治者。他的扩张令人惊叹，今天波斯湾沿岸一带的广阔领域即在他的征服下纳入阿卡德帝国版图。这也与《世界经典雕塑建筑鉴赏辞典》中称此纪功碑为“最早宣扬其权力性质的纪念碑”说法相印证。不过，就石碑的诞生而言，似乎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两河流域地区不仅农作物十分有限，矿产资源也十分匮乏。纳拉姆辛胜利石碑经检测为粉红色石灰岩，且高度超过两米。这样稀缺的矿产岩石被用于非实用性的纪功碑，当时统治者对自己权威的重视可见一斑。至于这些粉色石灰岩的来源，推测可能有外来贸易输入和对外战争掠夺两种渠道可能。如果是对外贸易，目前查阅的资料表明，纳拉姆辛曾与一个名叫“美路哈”的国度进行过大规模贸易，“美路哈”很可能是指印度河流域文明，证据就是在乌尔和埃什努那等地发现的印度印章，上面刻有尚未破译的印度文字。而印度河流域早期的哈拉巴文化有着数量丰富、造型优美的石灰岩雕像。但直接通过战争掠夺而来的证据更加充分，按照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中的说法，纳拉姆辛（书中称奈拉木仙）打败了位于波斯湾南部尽头的马根（Magan）国王麦纽木，而此次征服马根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石料和木材以建筑他的庙宇，此事载于纳拉姆辛另一尊闪绿岩雕像之上。
阿卡德帝国灭亡后，乌尔第三王朝成为两河流域新主人。在探讨的主题下，这个时代的一件重要文物是描绘了乌尔第三王朝开国君主乌尔纳木（Ur-Namma）功业的浮雕。遗憾的是，对于这件文物的资料知之甚少，只知道其年代大概位于乌尔纳木统治后期（乌尔纳木在位时间约为前2113—2095，此浮雕年代推测为前2097—2080）。根据之前的经验，可以推测画面中就座于王位、雄踞众人头顶的那位尊者应该就是乌尔纳木，他的面前是一盆植株，或许象征着农业。他下方的大众也没有全副武装，其中一人肩上扛的似乎是锄头。总之，可理解为这块浮雕没有展现出军队、杀戮等等主题，君主的形象也较为温和，和纳拉姆辛胜利石碑的风格出入很大。这番推论并不是异想天开，作为王朝开创者，乌尔纳木在统治前期南征北战，继阿卡德王国之后，重新统一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他的前半生是野蛮的、暴力的;但新王朝建立以后，乌尔纳木致力于复兴农业，组织了诸如修建运河、重整交通之类的大型公共工程，还出台了迄今所知历史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乌尔纳木法典》，这样看来，他的后半生是文明的、和平的。诞生于其统治末期的歌功颂德作品，可能也是考虑到此方面因素，所以着重强调了这位君主注重民生法制建设的后半生。
说到埃及早期文明的领袖和纪念胜利这两项关键词，纳尔迈调色板（Narmer Palette）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忽视。虽然它的真正作用体现在它的命名中：“调色板”，但长达63厘米的体型显然将它和普通调色板区分开来：它太大太重而无法用作个人的调色板，所以它更可能是有宗教用途的，专门地被制成神庙用品。再加上调色板正反两面信息丰富的画面，将它理解为一面纪功碑也有合理性可循。石板正面描绘了国王纳尔迈所率领的一支队伍，他们位于两个装饰牛头左下方，和纳拉姆辛胜利石碑的手法一样，纳尔迈被描绘成行列中的最高大者。这件文物对于敌人的描绘在数量上要大于纳拉姆辛胜利石碑，不过细节和情感表现上逊色：纳尔迈调色板中刻画了众多人头落地的战俘，但好像没有恐惧、臣服的感情，只有冰冷的死亡，这些死去的战俘明显异于纳拉姆辛面前那个跪地求饶的敌人。正面中央和下方的画面被认为蕴含一些神话，有关长颈异兽、公牛的象征众说纷纭。反面由于纳尔迈的动作也常被称为“击打面”，和正面一样，高大的纳尔迈、以动物为象征化身的神灵。一些说法指出，反面那只鸟脚下的花朵象征战争中被杀死敌人的数量，每一朵花代表数量1000，那么這场战役中就一共有6000敌人被消灭。此外，我们还注意到人像旁一些简短的、表示名字的象形文字。
有关纳尔迈调色板的材质，没有文献专门指出。根据对图片的观察和一些文献中对它采用“石板”的称呼，可以推断它也是岩石制成，不过岩石在埃及似乎并不匮乏，且应用十分广泛。和两河流域不一样的情况还不仅仅局限于此，古埃及人对待敌人的态度似乎更加无情，敌人往往被毫无情感色彩的计数代替，即便展现在画面中也是没有任何反应动作的无头死尸——而一排排相似的死尸本身又极具计数特点。这种风格在后来的第二王朝君主哈谢海（Khasekhemwy）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其雕像基座言简意赅地雕刻着“杀死北方的敌人42709人”和“48205人”字样。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些雕像与哈谢海姆本人知之甚少，无法再进一步分析其特征特点。还有一点十分醒目，对比阿卡德帝国直接称王为神，甚至以日月相衬的做法，古埃及的纪功碑又低调不少：动物和异兽抢了不少纳尔迈的风头，而这些动物本身又似乎是神的化身。这让我联想到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曾这样说：“埃及人的大部分风俗习惯也和其他人恰恰相反……埃及人却总是和畜类居住在一起”，以及之后对埃及人狂热地追求牺牲所用的牛的洁净神圣的描述可以解释这个不同，即埃及人崇拜动物和牲畜的传统。
这三件文物共同之处皆在于对国王形象的高大化、中心化，这是这些早期文明中中央集权政治出现的例证，它们特殊的用料彰显王室不同于凡人的特权。从阿卡德帝国军威逼人的纳拉姆辛胜利石碑到乌尔第三王朝乌尔纳木浮雕上的欣欣向荣，折射出两河流域文明从分裂混战到同一安定的演变，是不同历史背景下治国政策的对比。古埃及纳尔迈调色板上对被打败敌人“数据化”的呈现可能反映出战争规模的宏大，毕竟纳拉姆辛胜利石碑只是反映了对一个山地小部落的征讨，而纳尔迈和哈谢海姆则被广泛认为是发动了使得上下埃及统一的大型战役的君主。两个文明对神灵的抽象表达也显现出它们各自不同的神话传统。此外，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是，三件文物上的文字少之又少，具体故事情节采取了绘画雕刻的形式，这应该与他们从图画到文字转变的思维有关——这方面的相关问题，本文就不再展开论述了。
参考文献：
[1]（加）崔格尔.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83.
[2]朱伯雄.世界经典雕塑建筑鉴赏辞典[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38.
[3]蒯世西.新编中外历史大系手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213.
[4]（英）塞顿 · 劳埃德.美索不达米亚考古[M].杨建华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25.
[5]周启迪.世界上古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37-39，79，91-93.
[6]（美）希提.阿拉伯通史[M].马坚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22.
[7]郭子林.论埃及早期王室墓葬与早期王权[J].西亚非洲，2010年，（9）：17-22.
[8]（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25+128.
【关键词】 两河流域;纳拉姆辛胜利石碑;特权;信息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5-0042-02
出土于两河流域苏萨地区的纳拉姆辛胜利石碑（Victory Stele of Naram-Sin），翔实生动地描绘了一位阿卡德帝国雄才伟略的君主——纳拉姆辛的英姿。画面中他戴着一顶有角的头盔，这件不一般的饰品和他名字中独特的“辛（Sin，阿卡德语中意为神）”表示他是神王一般的人物，也正是因为纳拉姆辛自称为神的惊世之举，这块石碑被认为可能是第一件将国王描述成神明的古文物，“是最早带有纪念统治者的功绩、宣扬其权力性质的纪念碑，在世界美术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石碑在公元前12世纪被埃兰国王舒特鲁克 · 纳可杭特夺去并遭到损毁，今天残留的部分仍然高达2.23米，材料为粉红色石灰岩。
通过纳拉姆辛胜利石碑解读出的信息如何从史实中找到例证？或者说背后更加丰富的信息是什么？纳拉姆辛（Naram-Sin）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2280—2244年，具体年份不详。纳拉姆辛继承了萨尔贡的伟业，继续扩展阿卡德帝国的版图，令国势达至顶峰。据目前考古资料看，他是第一位自封为神的美索不达米亚国王，亦是第一个被称作“四方之王”的统治者。他的扩张令人惊叹，今天波斯湾沿岸一带的广阔领域即在他的征服下纳入阿卡德帝国版图。这也与《世界经典雕塑建筑鉴赏辞典》中称此纪功碑为“最早宣扬其权力性质的纪念碑”说法相印证。不过，就石碑的诞生而言，似乎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两河流域地区不仅农作物十分有限，矿产资源也十分匮乏。纳拉姆辛胜利石碑经检测为粉红色石灰岩，且高度超过两米。这样稀缺的矿产岩石被用于非实用性的纪功碑，当时统治者对自己权威的重视可见一斑。至于这些粉色石灰岩的来源，推测可能有外来贸易输入和对外战争掠夺两种渠道可能。如果是对外贸易，目前查阅的资料表明，纳拉姆辛曾与一个名叫“美路哈”的国度进行过大规模贸易，“美路哈”很可能是指印度河流域文明，证据就是在乌尔和埃什努那等地发现的印度印章，上面刻有尚未破译的印度文字。而印度河流域早期的哈拉巴文化有着数量丰富、造型优美的石灰岩雕像。但直接通过战争掠夺而来的证据更加充分，按照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中的说法，纳拉姆辛（书中称奈拉木仙）打败了位于波斯湾南部尽头的马根（Magan）国王麦纽木，而此次征服马根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石料和木材以建筑他的庙宇，此事载于纳拉姆辛另一尊闪绿岩雕像之上。
阿卡德帝国灭亡后，乌尔第三王朝成为两河流域新主人。在探讨的主题下，这个时代的一件重要文物是描绘了乌尔第三王朝开国君主乌尔纳木（Ur-Namma）功业的浮雕。遗憾的是，对于这件文物的资料知之甚少，只知道其年代大概位于乌尔纳木统治后期（乌尔纳木在位时间约为前2113—2095，此浮雕年代推测为前2097—2080）。根据之前的经验，可以推测画面中就座于王位、雄踞众人头顶的那位尊者应该就是乌尔纳木，他的面前是一盆植株，或许象征着农业。他下方的大众也没有全副武装，其中一人肩上扛的似乎是锄头。总之，可理解为这块浮雕没有展现出军队、杀戮等等主题，君主的形象也较为温和，和纳拉姆辛胜利石碑的风格出入很大。这番推论并不是异想天开，作为王朝开创者，乌尔纳木在统治前期南征北战，继阿卡德王国之后，重新统一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他的前半生是野蛮的、暴力的;但新王朝建立以后，乌尔纳木致力于复兴农业，组织了诸如修建运河、重整交通之类的大型公共工程，还出台了迄今所知历史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乌尔纳木法典》，这样看来，他的后半生是文明的、和平的。诞生于其统治末期的歌功颂德作品，可能也是考虑到此方面因素，所以着重强调了这位君主注重民生法制建设的后半生。
说到埃及早期文明的领袖和纪念胜利这两项关键词，纳尔迈调色板（Narmer Palette）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忽视。虽然它的真正作用体现在它的命名中：“调色板”，但长达63厘米的体型显然将它和普通调色板区分开来：它太大太重而无法用作个人的调色板，所以它更可能是有宗教用途的，专门地被制成神庙用品。再加上调色板正反两面信息丰富的画面，将它理解为一面纪功碑也有合理性可循。石板正面描绘了国王纳尔迈所率领的一支队伍，他们位于两个装饰牛头左下方，和纳拉姆辛胜利石碑的手法一样，纳尔迈被描绘成行列中的最高大者。这件文物对于敌人的描绘在数量上要大于纳拉姆辛胜利石碑，不过细节和情感表现上逊色：纳尔迈调色板中刻画了众多人头落地的战俘，但好像没有恐惧、臣服的感情，只有冰冷的死亡，这些死去的战俘明显异于纳拉姆辛面前那个跪地求饶的敌人。正面中央和下方的画面被认为蕴含一些神话，有关长颈异兽、公牛的象征众说纷纭。反面由于纳尔迈的动作也常被称为“击打面”，和正面一样，高大的纳尔迈、以动物为象征化身的神灵。一些说法指出，反面那只鸟脚下的花朵象征战争中被杀死敌人的数量，每一朵花代表数量1000，那么這场战役中就一共有6000敌人被消灭。此外，我们还注意到人像旁一些简短的、表示名字的象形文字。
有关纳尔迈调色板的材质，没有文献专门指出。根据对图片的观察和一些文献中对它采用“石板”的称呼，可以推断它也是岩石制成，不过岩石在埃及似乎并不匮乏，且应用十分广泛。和两河流域不一样的情况还不仅仅局限于此，古埃及人对待敌人的态度似乎更加无情，敌人往往被毫无情感色彩的计数代替，即便展现在画面中也是没有任何反应动作的无头死尸——而一排排相似的死尸本身又极具计数特点。这种风格在后来的第二王朝君主哈谢海（Khasekhemwy）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其雕像基座言简意赅地雕刻着“杀死北方的敌人42709人”和“48205人”字样。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些雕像与哈谢海姆本人知之甚少，无法再进一步分析其特征特点。还有一点十分醒目，对比阿卡德帝国直接称王为神，甚至以日月相衬的做法，古埃及的纪功碑又低调不少：动物和异兽抢了不少纳尔迈的风头，而这些动物本身又似乎是神的化身。这让我联想到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曾这样说：“埃及人的大部分风俗习惯也和其他人恰恰相反……埃及人却总是和畜类居住在一起”，以及之后对埃及人狂热地追求牺牲所用的牛的洁净神圣的描述可以解释这个不同，即埃及人崇拜动物和牲畜的传统。
这三件文物共同之处皆在于对国王形象的高大化、中心化，这是这些早期文明中中央集权政治出现的例证，它们特殊的用料彰显王室不同于凡人的特权。从阿卡德帝国军威逼人的纳拉姆辛胜利石碑到乌尔第三王朝乌尔纳木浮雕上的欣欣向荣，折射出两河流域文明从分裂混战到同一安定的演变，是不同历史背景下治国政策的对比。古埃及纳尔迈调色板上对被打败敌人“数据化”的呈现可能反映出战争规模的宏大，毕竟纳拉姆辛胜利石碑只是反映了对一个山地小部落的征讨，而纳尔迈和哈谢海姆则被广泛认为是发动了使得上下埃及统一的大型战役的君主。两个文明对神灵的抽象表达也显现出它们各自不同的神话传统。此外，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是，三件文物上的文字少之又少，具体故事情节采取了绘画雕刻的形式，这应该与他们从图画到文字转变的思维有关——这方面的相关问题，本文就不再展开论述了。
参考文献：
[1]（加）崔格尔.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83.
[2]朱伯雄.世界经典雕塑建筑鉴赏辞典[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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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塞顿 · 劳埃德.美索不达米亚考古[M].杨建华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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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郭子林.论埃及早期王室墓葬与早期王权[J].西亚非洲，2010年，（9）：17-22.
[8]（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25+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