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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当代大众文化的诸种艺术呈现中，其喜剧性出现了一些时代异变与精神偏差，与真正的喜剧意识和良好的审美品格悖逆，亟需坚决抵制和及时矫正。“三俗”之风和过度娱乐化、奢靡化、道德滑坡等弊病必须坚决革除；对于大众文化生产的段子化、杂耍化、拼贴化、感官化以及“养眼”与“愚乐”式审美噱头横飞等时疫，喜剧精神的坚守和文化自觉的矫正至关重要；焕发喜剧蕴含的批判精神、智性清透和通俗智慧，构建文化消费的伦理精神是必由之路。
【关键词】喜剧性；异变；矫正；大众文化；喜剧精神
作为新时期以来的主流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在实践功能上具有消解神圣、提倡个性、解放思想和加强民主的积极作用，这对于遭受“文革”重创的人性的重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既有利于人们追求个性的解放也有利于文化的普及。然而，大众文化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其发展与品质往往被市场机制所控制，为盈利而制作，大众文化消费则往往表现出盲目性、庸俗性和过度的娱乐性。在大众文化的产销运作过程中，平庸化的东西常常被奉为新潮而流为时尚，深刻而崇高的东西则常常被视为落伍而遭鄙弃。这种现象亟需国家治理的有效干预和人文思想的深度滋养。人们原本期待大众文化产品用各种艺术形式所蕴含的幽默与轻松来减轻人们精神世界的重荷，把人类的精神状况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上①，因此对始料未及的“三俗”顽疾深恶痛绝，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反三俗”②与文化变革的方略，以重塑公众的正义感和是非观。归根结底，文化是人化，对社会的责任承担主要表现为对民族精神的传扬、对时代精神的构建和对人的灵魂的塑造与道德提升。“三俗”是物欲社会的折射，是对文化失去了起码的尊重和敬畏，与“通俗、风俗、习俗”无关。
世纪之交以来，从“入世”到“文化产业振兴”，从“文化软实力”的强调到“文化中国”的复兴，国内大众文化发展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友好，但是其“内在品质”却仍然呈现大幅度滑坡的趋势，文化生产、营销与消费中出现的媚俗化、低俗化、恶俗化现象依然严重，文化消费过分追求趣味的庸俗、畸形与功利，从而滋生出人们肤浅俗气的娱乐需要，这有悖于人性的自由发展和自觉提升，更远离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享受与文化自觉。不可思议的是，消费社会的问题不仅仅在于过度满足和制造欲望，还在于把苦难和不幸等原本让人珍惜生命的反思，转化为消费资源，产生一种所谓的“自恋型幸福”③，从而加剧了媒介信息社会中的意义“内爆”④和价值分裂，与文化作为国家的精神旗帜、个人的灵魂家园、世界存在的希望背道而驰。
一、段子生产的喜剧噱头与文艺创演的民粹市场
幽默是一种智力的优越感，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平等气氛。从艺术哲学视角看，相对于悲剧美学核心所在的悲悯的净化，喜剧美学重在智性的清透，而非纯粹的娱乐。大众文化的喜剧性应该是一种“内在伟大与严肃”“外在有趣与可笑”的“轻盈诗学”，是直面现实、迎接挑战的“举重若轻”，而非逃避挑战、浑噩和谐的游艺与杂耍。⑤当大众文化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可消费”艺术的主要形式时，“消费者本位”开始取代“创作主体”，艺术作为一种消遣和娱乐的手段，迎合大众逃避日常生活沉闷乏味的心理需要，使他们得到“无须努力的享乐”。这些具有“模糊的致幻力量”“虚无缥缈的梦境”“轻松净化的承诺”⑥要素的大众文化产品实则是丧失了喜剧精神的“伪喜剧”，徒有喜剧轻松、欢快、热闹的外壳，而缺乏“撕破”与“反省”的内在力量。
随着商业社会的形成与新媒体的崛起，艺术创演的“快餐化”与“消费化”日趋加重，宣示崇高理想、塑造高尚人格、弘扬伟大精神、展示美好心灵的审美创造，不但沦为口号与空泛的形式，而且就连幽默中的清透、滑稽里的智性、俏皮中的警醒也日益被娱乐时尚的追逐和声光感官的刺激所代替。文艺界的一些人随波逐流，以纯“娱乐”的心理与姿态从事创演。“今天写，明天演，后天丢”和“说书单纯讲故事，唱曲非要加伴舞，韵诵只把技巧弄，谐谑嬉闹卖粗俗”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些所谓的曲艺“革新”，“小品化”“歌舞化”倾向十分严重，形成了对曲艺以口头语言进行“说唱”叙述的表演特质的背离；其中，将“相声剧”当作相声进行经营、指称和宣传的行为，就是这种糊涂“革新”的典型例证。
看看曾经代表艺术创演先锋、而今却沦落为只有抄袭没有思想的“小剧场话剧”的生存状态：《拿什么整死你，我的爱人》《暗恋紫竹园》《天生我SONG我忍了》《天上嫦娥是我姐》……这些被网友批为“雷死人不偿命”的取名，并非出自论坛热帖或哪部网络小说，而源于想象中蛮有档次的小剧场话剧。有圈内人士直言：看时下南北小剧场，一半是“恶搞+段子”，一半是“言情+段子”，好像话剧走进小剧场，不编“段子”就会没票房。话剧真正需要的语言的犀利与思辨的机敏，有意思的故事与有意思的人物，一一被“段子”肢解了！话剧已经变成了“说剧”，讲大白话，甩闲聊，聊出一星半点儿的情节来就算完事。“恶搞”成风，美其名曰“减压喜剧”；“拿来”至上，放眼一看尽是“改编”；人文精神的稀薄让它们沦为“餐前小点”和“谈情说爱的佐料”。一位剧评家忧虑地说，如果总是依赖插科打诨、哗众取宠生存，依靠改编他人作品巧取票房，小剧场将很难有未来。⑦
当前为人们所熟知的不少小品，更是以糟践残疾人、侮辱别人或者自己的生理、智力缺陷为乐，把“骗”和“被骗”当作可笑，把“骗人”当成成功和胜利，甚至公然以粗俗的黄色段子、猥亵的身体语言作为“笑点”。从根本上讲，粗陋的表演透出的是一种艺人的弱智化和反智化倾向。曾经红极一时的某著名小品演员、面对来自不同方面对于其二人转团队创演的批评，发出的“主题就是快乐，快乐就是主题”“二人转就是大俗的艺术，‘雅’就是二人转的死亡”和“二人转就是野生的藝术”等宣言，体现的不仅仅是对批评的不屑，还透露出有意“放弃担当”、刻意“追求娱乐”和着意“甘当草莽”的“古惑仔”风范与文化立场。这些言论一个十分显见的偏颇，就是将艺术的功能简单化、扁平化，将属于审美风格范畴而非高下好坏范畴的“俗”与“雅”对立起来并“是非化”，将艺术创演与精神审美的人文内涵粗鄙化、浅表化。其片面和狭隘，必然会使自身对于二人转“通俗”品格的理解陷入粗俗、低俗乃至恶俗的误读而浑然不觉。⑧ 也许是因为喜剧比悲剧更能表达人们所处的困境以及更切中要害，20世纪后期以来的文学和艺术普遍存在喜剧化的倾向。特别是最近20年间，在经济全球化大潮背景下，在高科技与现代传媒的强强联手下，国内大众文化作品的喜剧性迅速被娱乐性和身体快感所裹挟，喜剧性噱头满天飞但喜剧精神基本沦丧。正如著名学者钱钟书所说：“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⑨表层性的快乐常常充满笑语喧哗的情绪，而深层次的愉悦却常常拥有默默无语的情感。美学思考的缺失、狂欢意识的扭曲、审美正义的虚位以及身体美学生理化、快感美学时尚化，完全取代了真正的喜剧精神；智性的幽默被热闹的忽悠所取代，喜剧的严肃能量被色情的粗俗段子所取代。⑩当前国内的某些文艺创演往往打着“观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的文化“民粹主义”旗号，呈现普遍性的精神“软骨病”与谋财“疯狂症”。
基于迎合市场与讨好受众的商品化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每年的生产量大得惊人，但能够公映面世的却不尽人意；在内容生产上，专心于利润的最大化甚至不惜大量地恶插广告，甚至以媚俗、低俗、恶俗为荣。
对于“思想能量的缺失与喜剧噱头的横飞”这一现象，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对于文艺创演中的“三俗”之风以及过度娱乐化、消费化、奢靡化、道德滑坡等错误倾向，我们应该坚决抵制；对于大众文化生产段子化、杂耍化、拼贴化、感官化日盛以及“养眼”与“愚乐”式审美噱头横飞等时弊，喜剧精神的坚守和文化自觉的矫正至关重要。在“内容为王”的文化创意时代，迅速提升大众文化的人文含量和审美品质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二、喜剧性审美的正义之维与文化自觉的时代矫正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要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这种“有的放矢”的矫正可谓“对症下药”，代表了国家高层对文艺发展走向的调控和引导。文艺工作的总战略应该是：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文化是化人的，不是化钱的；急功近利地拿文化去化钱，以牺牲人的素质为代价，是要吃大亏的。艺术是养心的，提高精神境界不能止于养眼，好的作品应该能从视听快感升华为精神美感，进而养心。“有品”的文艺，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
文艺批评是文艺创演的镜子，是疗治不良创作症候的良药，是引导文艺创演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繁荣文艺创作，离不开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文艺批评理应发挥文化引领作用，以督促文化内涵的丰厚和艺术品质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辩证统一是评判文艺作品价值的最高准绳。在《致斐·拉萨尔》中，恩格斯把“美学观点”置于“历史观点”之前，因为考察一部文艺作品在美学上的优劣程度，即审美化、艺术化的程度，应当是第一步的工作。如果一部文艺作品经不住美学标准的检验，即它不是靠审美的方式去把握世界，而是公式化、概念化、说教式地把握世界时，就不值得再对它进行历史评析。
当前，亟须扎实开展两项工作，一是针对文艺发展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和文化治理；二是广大民众的喜剧美学启蒙和传媒素养提升。文艺生产领域的金钱至上和谋财无道等乱象，本身就与精神领域的供给不足、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有很大的关系。矫正大众文化发展中的“三俗”顽疾和文艺生产中过度娱乐化、消费化、奢靡化、道德滑坡等错误倾向，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的共同治理能力；政府应当全面创新文化管理机制与手段，简政放权，通过制度安排，利用和借助文化的特有功能用以克服与解决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各类文化异变问题，实现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参与共治的“文化治理”。文化治理，顾名思义，是通过发挥文化功能实现和促进社会的治理，其核心在于百姓参与和提升文化品质。
要抵制“三俗”之风，改变“喜剧性噱头满天飞但喜剧精神基本沦丧”的局面，还要警惕和防范打着各种旗号的文化“民粹主義”的忽悠和煽动，尤其是“超女式”民主，最大程度地践行文化正义。“超女式”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民粹，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它忽略了民主仅只是一种“程序性工具”，而非终极的“价值性目标”，从而造成对民主缺乏“防范之心”。?
虽然社会审美风尚的发展将日益同整个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和满足联系在一起，呈现出与大众直接利益的内在互动，但我们要警惕和防止其中潜藏的文化超越性消退的危险。在消费主义的冲击下，市场经济环境中低俗、媚俗、庸俗的品位和一些极不健康的文化内容在市场至上、利润第一的理念引导下，甚至已成为一些大众传播平台的主动选择，?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视角审视，经济理性的过度扩张、文化正义的缺失以及娱乐至死的泛滥、技术主义的偏执、活命哲学的涌动等导致了文化的失重。这种文化生态危机在美学上的症候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而审美思考虚位，并上升为美学主调的喜剧美学沦落为平面化的快感美学，文艺实践中的审美正义和美学品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期盼在不远的将来，生态文明的社会转型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将会推动社会公平与文化正义的进一步落实，促进文化生态的改善与再平衡，有利于大众文化的人文化以及人文生态的良性化。同时，媒介素养的提升、审美修养的提高以及以文艺实践的底线伦理的共识为基础的审美伦理的探索、以意义世界的生成等为目标的美学重构，均将有助于文化内涵的丰富与精神品质的提高。真正意义上的喜剧美学取代平面化的快感美学，审美目的情境化与审美纵深层次化的美学探险与美善统一理念下的审美伦理底线的坚守，将为新时代的文艺实践把握方向。
文艺生态的改善、文明教化的重塑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工程，保持清醒而理性的文化自觉是首位的。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说：“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这样，人们就会更理智一些，从而摆脱各种无意义的冲动和盲目的举动。”?他以“16字经”来诠释这种可贵的“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艺创演一是要自觉地继承、发扬本国度、本民族、本地区的优秀文化传统，珍视资源、突出特色，做到“各美其美”；二是要自觉地借鉴吸纳其他国度、其他民族、其他地区的优秀文化成果，开拓视野、为我所用，做到“美人之美”；三是要自觉地立足现实，将前两者交融、整合，并进而创新，做到“美美与共”；果如是，便能构建和谐世界，实现“天下大同”了。显然，这种“文化自觉”是建立在各种文明“和而不同”、和谐互补的基础上的，与西方流行的“文明冲突论”无干。文化管理者有了这种“文化自觉”，于国家、于民族、于地区实乃大幸，就能造福于民，功在千秋；文化从业者有了这种“文化自觉”，于文学、于艺术、于新闻出版倍增活力，就能多出人才，多出精品，真正做到“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总之，“文化自觉”既是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也是文艺引领者力求科学化的动力，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新，必然是缘于哲学层面上思维方式的创新；而艺术审美的实现，也是以哲学为最高境界，这样才有可能达到艺术化、审美化的较高程度。 三、结语：精神成长与文化致强
进入21世纪以来，多数国家面临同一种危机和隐患：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精神的活动和精神的追求则被忽视、被冷淡、被挤压、被驱赶。这样发展下去，人就有可能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成为没有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单纯的技术性的动物和功利性的动物。因此，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下拯救精神，就成了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呼声。我们当代的艺术应该回应这个时代要求，要更多地关注心灵世界及精神品质问题。
经济只能致富，文化方能致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要发展市场经济，更要发展文化。是资本立国，还是文化立国，这显然是更为核心的文化自觉问题。按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观点，“社会”被定义为“市场”，“人”被定义为“经济人”，所有社会关系均被还原为商品关系，所有的价值尺度均被还原为交换价值尺度。这种典型的资本立国模式，其实缺失的是一种更为广阔而又合理的文化自觉。因此，对于当下中国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自觉必须回答文化的复兴应从哪里来、应往何处去的问题。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要求我们积极重视资本的效率功能，但由于资本内在的秉性决定了它既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面，又有作为市场运作的润滑剂、推进器的功能，这就需要我们要拥有一种更为先进的文化自觉意识、比资本世界观更高一层的文化世界观。
美關乎人的精神生活，引导人去追求崇高价值。一个要成为伟大国家的民族不能只重视经济而轻视文化，更不能把文化只当作发展经济的手段。任何把文化当作手段的做法都是对文化本身的损害与扼杀。一种文化或思想拥有力量，不是因为它是一种可以控制、统治他人的武器，而在于它有助于人类的自由发展与自我完善。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数字化、虚拟化改变着当代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自觉已被现代化所充盈，文化的视觉功能、商业功能、休闲功能越来越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因此，将文化内涵中的信仰、传统、习俗、价值观、审美和惯例，输入到冰冷的物质产品和财富实体中，使生硬的“丛林竞争”式的市场变为充满着人文精神和人文智慧的博弈空间，使缺乏更多文化关照的财富创造方式变为精神与物质相互贯通的财富聚集，是实现文化自觉的重要方式，即：不断放大文化在市场中所关联的创意功能，商品所关涉的文化符号象征意义；建立智能化的文化知识产权交易市场，让文化自觉变成市场的倍增器、市场的发动机和市场有机体的精气神等。同时，构建文化消费的伦理精神、丰富其价值意蕴，将文化消费内化为对人的终极关怀、外化为人的诗意生活的希望。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过：“全球化的后传统社会的伦理指的是承认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及幸福和自我实现的普遍权利。”也就是说，文化消费的伦理精神包含文化消费的人伦精神和文化消费主体的德性精神，既是追求消费文化和谐的力量，也是追求主体自觉和人格价值的力量。
注释：
①俞吾金、戴志祥：《铸造新的时代精神──米兰·昆德拉的话语世界》，《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②“三俗”指文艺界、大众传媒（也包括互联网）、批评界等在创作、表演、生产等方面表现出的庸俗、低俗、媚俗（甚至包括“鄙俗”和“恶俗”）之风，最早得名于2006年4月的中国曲协苏州会议上。“反三俗”是针对文化艺术创作中的“三俗”之风以及过度娱乐化、消费化、奢靡化、道德滑坡等错误倾向而提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2010年7月23日就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问题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会上时任总书记胡锦涛提出要“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是当时的中央最高层首次明确强调抵制“三俗”之风，从而推动“反三俗”话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自此文艺界风气大为改观，革弊鼎新的局面出现。
③徐岱：《审美正义与伦理美学》，《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④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借用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的“内爆”概念，特指后现代社会媒介过度引发的“意义的内爆”，亦即媒介意义的瘫痪导致意义的内爆。“内爆”在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中显然已经成为一个负面的词语，将各种真实、意义和价值的界限进行摧毁的“内爆”，在社会内部首先成为一种破坏、一种颠覆，最终，这种“内爆”又变成了对社会大众的控制。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oas Kellner）进一步指出：“媒体信息和符号制造术四处播散，渗透到了社会领域，意义在中性化了的信息、娱乐、广告以及政治流中变得平淡无奇……面对信息的无休无止的狂轰滥炸，面对各种意图使人们去购买、消费、工作、选举、填写意见或参加社会活动的持续不断的鼓动和教唆，大众已经感到不堪其扰并充满了厌恶之情。于是，冷漠的大众变成了忧郁而沉默的大多数，一切意义、信息和教唆蛊惑均内爆于其中，就好像被黑洞吞噬了一样。”（凯尔纳：《波德里亚：一个批判性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⑤傅守祥：《喜剧美学的知识考古与时代精神发微》，《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⑥〔美〕马泰·卡琳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45-283页。
⑦范昕：《小剧场话剧正被“段子”肢解》，《文汇报》2009年11月24日头版。
⑧吴文科：《从赵本山的二人转“走红”看曲艺当下命运》，《人民日报》2009年7月9日。
⑨钱钟书：《说笑》，《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⑩傅守祥：《文艺有品 导向为魂》，《中国教育报》2014年11月14日第6版。
《习近平：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0/15/c_1112840544.htm，2014年10月15日。
仲呈祥：《重在引领 贵在自觉》，《文汇报》2008年3月10日。
王菲：《“超女式”民主：是民粹而非民主》，《学海》2007年第5期。
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上）》，《群言》2005年第1期。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
仲呈祥：《读丹增编著<文化慧眼读云南>感言》，丹增编著：《文化慧眼读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傅守祥：《文化正义：消费时代的文化生态与审美伦理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1页。
叶朗：《美指向高远的精神境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21日第24版。
〔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页。
【关键词】喜剧性；异变；矫正；大众文化；喜剧精神
作为新时期以来的主流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在实践功能上具有消解神圣、提倡个性、解放思想和加强民主的积极作用，这对于遭受“文革”重创的人性的重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既有利于人们追求个性的解放也有利于文化的普及。然而，大众文化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其发展与品质往往被市场机制所控制，为盈利而制作，大众文化消费则往往表现出盲目性、庸俗性和过度的娱乐性。在大众文化的产销运作过程中，平庸化的东西常常被奉为新潮而流为时尚，深刻而崇高的东西则常常被视为落伍而遭鄙弃。这种现象亟需国家治理的有效干预和人文思想的深度滋养。人们原本期待大众文化产品用各种艺术形式所蕴含的幽默与轻松来减轻人们精神世界的重荷，把人类的精神状况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上①，因此对始料未及的“三俗”顽疾深恶痛绝，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反三俗”②与文化变革的方略，以重塑公众的正义感和是非观。归根结底，文化是人化，对社会的责任承担主要表现为对民族精神的传扬、对时代精神的构建和对人的灵魂的塑造与道德提升。“三俗”是物欲社会的折射，是对文化失去了起码的尊重和敬畏，与“通俗、风俗、习俗”无关。
世纪之交以来，从“入世”到“文化产业振兴”，从“文化软实力”的强调到“文化中国”的复兴，国内大众文化发展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友好，但是其“内在品质”却仍然呈现大幅度滑坡的趋势，文化生产、营销与消费中出现的媚俗化、低俗化、恶俗化现象依然严重，文化消费过分追求趣味的庸俗、畸形与功利，从而滋生出人们肤浅俗气的娱乐需要，这有悖于人性的自由发展和自觉提升，更远离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享受与文化自觉。不可思议的是，消费社会的问题不仅仅在于过度满足和制造欲望，还在于把苦难和不幸等原本让人珍惜生命的反思，转化为消费资源，产生一种所谓的“自恋型幸福”③，从而加剧了媒介信息社会中的意义“内爆”④和价值分裂，与文化作为国家的精神旗帜、个人的灵魂家园、世界存在的希望背道而驰。
一、段子生产的喜剧噱头与文艺创演的民粹市场
幽默是一种智力的优越感，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平等气氛。从艺术哲学视角看，相对于悲剧美学核心所在的悲悯的净化，喜剧美学重在智性的清透，而非纯粹的娱乐。大众文化的喜剧性应该是一种“内在伟大与严肃”“外在有趣与可笑”的“轻盈诗学”，是直面现实、迎接挑战的“举重若轻”，而非逃避挑战、浑噩和谐的游艺与杂耍。⑤当大众文化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可消费”艺术的主要形式时，“消费者本位”开始取代“创作主体”，艺术作为一种消遣和娱乐的手段，迎合大众逃避日常生活沉闷乏味的心理需要，使他们得到“无须努力的享乐”。这些具有“模糊的致幻力量”“虚无缥缈的梦境”“轻松净化的承诺”⑥要素的大众文化产品实则是丧失了喜剧精神的“伪喜剧”，徒有喜剧轻松、欢快、热闹的外壳，而缺乏“撕破”与“反省”的内在力量。
随着商业社会的形成与新媒体的崛起，艺术创演的“快餐化”与“消费化”日趋加重，宣示崇高理想、塑造高尚人格、弘扬伟大精神、展示美好心灵的审美创造，不但沦为口号与空泛的形式，而且就连幽默中的清透、滑稽里的智性、俏皮中的警醒也日益被娱乐时尚的追逐和声光感官的刺激所代替。文艺界的一些人随波逐流，以纯“娱乐”的心理与姿态从事创演。“今天写，明天演，后天丢”和“说书单纯讲故事，唱曲非要加伴舞，韵诵只把技巧弄，谐谑嬉闹卖粗俗”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些所谓的曲艺“革新”，“小品化”“歌舞化”倾向十分严重，形成了对曲艺以口头语言进行“说唱”叙述的表演特质的背离；其中，将“相声剧”当作相声进行经营、指称和宣传的行为，就是这种糊涂“革新”的典型例证。
看看曾经代表艺术创演先锋、而今却沦落为只有抄袭没有思想的“小剧场话剧”的生存状态：《拿什么整死你，我的爱人》《暗恋紫竹园》《天生我SONG我忍了》《天上嫦娥是我姐》……这些被网友批为“雷死人不偿命”的取名，并非出自论坛热帖或哪部网络小说，而源于想象中蛮有档次的小剧场话剧。有圈内人士直言：看时下南北小剧场，一半是“恶搞+段子”，一半是“言情+段子”，好像话剧走进小剧场，不编“段子”就会没票房。话剧真正需要的语言的犀利与思辨的机敏，有意思的故事与有意思的人物，一一被“段子”肢解了！话剧已经变成了“说剧”，讲大白话，甩闲聊，聊出一星半点儿的情节来就算完事。“恶搞”成风，美其名曰“减压喜剧”；“拿来”至上，放眼一看尽是“改编”；人文精神的稀薄让它们沦为“餐前小点”和“谈情说爱的佐料”。一位剧评家忧虑地说，如果总是依赖插科打诨、哗众取宠生存，依靠改编他人作品巧取票房，小剧场将很难有未来。⑦
当前为人们所熟知的不少小品，更是以糟践残疾人、侮辱别人或者自己的生理、智力缺陷为乐，把“骗”和“被骗”当作可笑，把“骗人”当成成功和胜利，甚至公然以粗俗的黄色段子、猥亵的身体语言作为“笑点”。从根本上讲，粗陋的表演透出的是一种艺人的弱智化和反智化倾向。曾经红极一时的某著名小品演员、面对来自不同方面对于其二人转团队创演的批评，发出的“主题就是快乐，快乐就是主题”“二人转就是大俗的艺术，‘雅’就是二人转的死亡”和“二人转就是野生的藝术”等宣言，体现的不仅仅是对批评的不屑，还透露出有意“放弃担当”、刻意“追求娱乐”和着意“甘当草莽”的“古惑仔”风范与文化立场。这些言论一个十分显见的偏颇，就是将艺术的功能简单化、扁平化，将属于审美风格范畴而非高下好坏范畴的“俗”与“雅”对立起来并“是非化”，将艺术创演与精神审美的人文内涵粗鄙化、浅表化。其片面和狭隘，必然会使自身对于二人转“通俗”品格的理解陷入粗俗、低俗乃至恶俗的误读而浑然不觉。⑧ 也许是因为喜剧比悲剧更能表达人们所处的困境以及更切中要害，20世纪后期以来的文学和艺术普遍存在喜剧化的倾向。特别是最近20年间，在经济全球化大潮背景下，在高科技与现代传媒的强强联手下，国内大众文化作品的喜剧性迅速被娱乐性和身体快感所裹挟，喜剧性噱头满天飞但喜剧精神基本沦丧。正如著名学者钱钟书所说：“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⑨表层性的快乐常常充满笑语喧哗的情绪，而深层次的愉悦却常常拥有默默无语的情感。美学思考的缺失、狂欢意识的扭曲、审美正义的虚位以及身体美学生理化、快感美学时尚化，完全取代了真正的喜剧精神；智性的幽默被热闹的忽悠所取代，喜剧的严肃能量被色情的粗俗段子所取代。⑩当前国内的某些文艺创演往往打着“观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的文化“民粹主义”旗号，呈现普遍性的精神“软骨病”与谋财“疯狂症”。
基于迎合市场与讨好受众的商品化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每年的生产量大得惊人，但能够公映面世的却不尽人意；在内容生产上，专心于利润的最大化甚至不惜大量地恶插广告，甚至以媚俗、低俗、恶俗为荣。
对于“思想能量的缺失与喜剧噱头的横飞”这一现象，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对于文艺创演中的“三俗”之风以及过度娱乐化、消费化、奢靡化、道德滑坡等错误倾向，我们应该坚决抵制；对于大众文化生产段子化、杂耍化、拼贴化、感官化日盛以及“养眼”与“愚乐”式审美噱头横飞等时弊，喜剧精神的坚守和文化自觉的矫正至关重要。在“内容为王”的文化创意时代，迅速提升大众文化的人文含量和审美品质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二、喜剧性审美的正义之维与文化自觉的时代矫正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要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这种“有的放矢”的矫正可谓“对症下药”，代表了国家高层对文艺发展走向的调控和引导。文艺工作的总战略应该是：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文化是化人的，不是化钱的；急功近利地拿文化去化钱，以牺牲人的素质为代价，是要吃大亏的。艺术是养心的，提高精神境界不能止于养眼，好的作品应该能从视听快感升华为精神美感，进而养心。“有品”的文艺，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
文艺批评是文艺创演的镜子，是疗治不良创作症候的良药，是引导文艺创演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繁荣文艺创作，离不开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文艺批评理应发挥文化引领作用，以督促文化内涵的丰厚和艺术品质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辩证统一是评判文艺作品价值的最高准绳。在《致斐·拉萨尔》中，恩格斯把“美学观点”置于“历史观点”之前，因为考察一部文艺作品在美学上的优劣程度，即审美化、艺术化的程度，应当是第一步的工作。如果一部文艺作品经不住美学标准的检验，即它不是靠审美的方式去把握世界，而是公式化、概念化、说教式地把握世界时，就不值得再对它进行历史评析。
当前，亟须扎实开展两项工作，一是针对文艺发展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和文化治理；二是广大民众的喜剧美学启蒙和传媒素养提升。文艺生产领域的金钱至上和谋财无道等乱象，本身就与精神领域的供给不足、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有很大的关系。矫正大众文化发展中的“三俗”顽疾和文艺生产中过度娱乐化、消费化、奢靡化、道德滑坡等错误倾向，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的共同治理能力；政府应当全面创新文化管理机制与手段，简政放权，通过制度安排，利用和借助文化的特有功能用以克服与解决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各类文化异变问题，实现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参与共治的“文化治理”。文化治理，顾名思义，是通过发挥文化功能实现和促进社会的治理，其核心在于百姓参与和提升文化品质。
要抵制“三俗”之风，改变“喜剧性噱头满天飞但喜剧精神基本沦丧”的局面，还要警惕和防范打着各种旗号的文化“民粹主義”的忽悠和煽动，尤其是“超女式”民主，最大程度地践行文化正义。“超女式”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民粹，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它忽略了民主仅只是一种“程序性工具”，而非终极的“价值性目标”，从而造成对民主缺乏“防范之心”。?
虽然社会审美风尚的发展将日益同整个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和满足联系在一起，呈现出与大众直接利益的内在互动，但我们要警惕和防止其中潜藏的文化超越性消退的危险。在消费主义的冲击下，市场经济环境中低俗、媚俗、庸俗的品位和一些极不健康的文化内容在市场至上、利润第一的理念引导下，甚至已成为一些大众传播平台的主动选择，?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视角审视，经济理性的过度扩张、文化正义的缺失以及娱乐至死的泛滥、技术主义的偏执、活命哲学的涌动等导致了文化的失重。这种文化生态危机在美学上的症候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而审美思考虚位，并上升为美学主调的喜剧美学沦落为平面化的快感美学，文艺实践中的审美正义和美学品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期盼在不远的将来，生态文明的社会转型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将会推动社会公平与文化正义的进一步落实，促进文化生态的改善与再平衡，有利于大众文化的人文化以及人文生态的良性化。同时，媒介素养的提升、审美修养的提高以及以文艺实践的底线伦理的共识为基础的审美伦理的探索、以意义世界的生成等为目标的美学重构，均将有助于文化内涵的丰富与精神品质的提高。真正意义上的喜剧美学取代平面化的快感美学，审美目的情境化与审美纵深层次化的美学探险与美善统一理念下的审美伦理底线的坚守，将为新时代的文艺实践把握方向。
文艺生态的改善、文明教化的重塑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工程，保持清醒而理性的文化自觉是首位的。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说：“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这样，人们就会更理智一些，从而摆脱各种无意义的冲动和盲目的举动。”?他以“16字经”来诠释这种可贵的“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艺创演一是要自觉地继承、发扬本国度、本民族、本地区的优秀文化传统，珍视资源、突出特色，做到“各美其美”；二是要自觉地借鉴吸纳其他国度、其他民族、其他地区的优秀文化成果，开拓视野、为我所用，做到“美人之美”；三是要自觉地立足现实，将前两者交融、整合，并进而创新，做到“美美与共”；果如是，便能构建和谐世界，实现“天下大同”了。显然，这种“文化自觉”是建立在各种文明“和而不同”、和谐互补的基础上的，与西方流行的“文明冲突论”无干。文化管理者有了这种“文化自觉”，于国家、于民族、于地区实乃大幸，就能造福于民，功在千秋；文化从业者有了这种“文化自觉”，于文学、于艺术、于新闻出版倍增活力，就能多出人才，多出精品，真正做到“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总之，“文化自觉”既是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也是文艺引领者力求科学化的动力，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新，必然是缘于哲学层面上思维方式的创新；而艺术审美的实现，也是以哲学为最高境界，这样才有可能达到艺术化、审美化的较高程度。 三、结语：精神成长与文化致强
进入21世纪以来，多数国家面临同一种危机和隐患：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精神的活动和精神的追求则被忽视、被冷淡、被挤压、被驱赶。这样发展下去，人就有可能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成为没有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单纯的技术性的动物和功利性的动物。因此，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下拯救精神，就成了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呼声。我们当代的艺术应该回应这个时代要求，要更多地关注心灵世界及精神品质问题。
经济只能致富，文化方能致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要发展市场经济，更要发展文化。是资本立国，还是文化立国，这显然是更为核心的文化自觉问题。按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观点，“社会”被定义为“市场”，“人”被定义为“经济人”，所有社会关系均被还原为商品关系，所有的价值尺度均被还原为交换价值尺度。这种典型的资本立国模式，其实缺失的是一种更为广阔而又合理的文化自觉。因此，对于当下中国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自觉必须回答文化的复兴应从哪里来、应往何处去的问题。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要求我们积极重视资本的效率功能，但由于资本内在的秉性决定了它既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面，又有作为市场运作的润滑剂、推进器的功能，这就需要我们要拥有一种更为先进的文化自觉意识、比资本世界观更高一层的文化世界观。
美關乎人的精神生活，引导人去追求崇高价值。一个要成为伟大国家的民族不能只重视经济而轻视文化，更不能把文化只当作发展经济的手段。任何把文化当作手段的做法都是对文化本身的损害与扼杀。一种文化或思想拥有力量，不是因为它是一种可以控制、统治他人的武器，而在于它有助于人类的自由发展与自我完善。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数字化、虚拟化改变着当代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自觉已被现代化所充盈，文化的视觉功能、商业功能、休闲功能越来越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因此，将文化内涵中的信仰、传统、习俗、价值观、审美和惯例，输入到冰冷的物质产品和财富实体中，使生硬的“丛林竞争”式的市场变为充满着人文精神和人文智慧的博弈空间，使缺乏更多文化关照的财富创造方式变为精神与物质相互贯通的财富聚集，是实现文化自觉的重要方式，即：不断放大文化在市场中所关联的创意功能，商品所关涉的文化符号象征意义；建立智能化的文化知识产权交易市场，让文化自觉变成市场的倍增器、市场的发动机和市场有机体的精气神等。同时，构建文化消费的伦理精神、丰富其价值意蕴，将文化消费内化为对人的终极关怀、外化为人的诗意生活的希望。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过：“全球化的后传统社会的伦理指的是承认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及幸福和自我实现的普遍权利。”也就是说，文化消费的伦理精神包含文化消费的人伦精神和文化消费主体的德性精神，既是追求消费文化和谐的力量，也是追求主体自觉和人格价值的力量。
注释：
①俞吾金、戴志祥：《铸造新的时代精神──米兰·昆德拉的话语世界》，《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②“三俗”指文艺界、大众传媒（也包括互联网）、批评界等在创作、表演、生产等方面表现出的庸俗、低俗、媚俗（甚至包括“鄙俗”和“恶俗”）之风，最早得名于2006年4月的中国曲协苏州会议上。“反三俗”是针对文化艺术创作中的“三俗”之风以及过度娱乐化、消费化、奢靡化、道德滑坡等错误倾向而提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2010年7月23日就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问题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会上时任总书记胡锦涛提出要“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是当时的中央最高层首次明确强调抵制“三俗”之风，从而推动“反三俗”话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自此文艺界风气大为改观，革弊鼎新的局面出现。
③徐岱：《审美正义与伦理美学》，《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④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借用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的“内爆”概念，特指后现代社会媒介过度引发的“意义的内爆”，亦即媒介意义的瘫痪导致意义的内爆。“内爆”在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中显然已经成为一个负面的词语，将各种真实、意义和价值的界限进行摧毁的“内爆”，在社会内部首先成为一种破坏、一种颠覆，最终，这种“内爆”又变成了对社会大众的控制。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oas Kellner）进一步指出：“媒体信息和符号制造术四处播散，渗透到了社会领域，意义在中性化了的信息、娱乐、广告以及政治流中变得平淡无奇……面对信息的无休无止的狂轰滥炸，面对各种意图使人们去购买、消费、工作、选举、填写意见或参加社会活动的持续不断的鼓动和教唆，大众已经感到不堪其扰并充满了厌恶之情。于是，冷漠的大众变成了忧郁而沉默的大多数，一切意义、信息和教唆蛊惑均内爆于其中，就好像被黑洞吞噬了一样。”（凯尔纳：《波德里亚：一个批判性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⑤傅守祥：《喜剧美学的知识考古与时代精神发微》，《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⑥〔美〕马泰·卡琳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45-283页。
⑦范昕：《小剧场话剧正被“段子”肢解》，《文汇报》2009年11月24日头版。
⑧吴文科：《从赵本山的二人转“走红”看曲艺当下命运》，《人民日报》2009年7月9日。
⑨钱钟书：《说笑》，《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⑩傅守祥：《文艺有品 导向为魂》，《中国教育报》2014年11月14日第6版。
《习近平：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0/15/c_1112840544.htm，2014年10月15日。
仲呈祥：《重在引领 贵在自觉》，《文汇报》2008年3月10日。
王菲：《“超女式”民主：是民粹而非民主》，《学海》2007年第5期。
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上）》，《群言》2005年第1期。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
仲呈祥：《读丹增编著<文化慧眼读云南>感言》，丹增编著：《文化慧眼读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傅守祥：《文化正义：消费时代的文化生态与审美伦理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1页。
叶朗：《美指向高远的精神境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21日第24版。
〔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