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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泼烦，在汉语词典里找不到相关的词条，但在中国北方方言里使用率极高，在青海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的意思可以理解为“烦恼、烦心、煎熬”，是心理上的一种痛苦和折磨。
长篇小说《泼烦》写的就是青海河湟地区农民阶层生存和生命状态中的那些泼烦事儿。是一部河湟谷地的《秦腔》。
桃花乡的千户台村只是当今中国农村的一个截面和缩影，小说里的一些场面和境遇，在当下中国绝对不是偶然的，其真实性已经远远超出了小说本身。
《泼烦》，没有宏大的乡土叙事，是四平八稳，波澜不惊的，是十分琐碎和片断的。但集中在深秋和严冬里的一个个故事和细节的背后是一股股的凉气——生存的困境、心灵的寂寞、精神的虚无和颓废、生命的迷茫和失落、价值的无序和混乱，无不透露着以往经典乡土生活的衰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包括农村知识分子）的流失，农村、农民遭遇的迷茫和冷落是何等的触目惊心，看似热闹而丰实多彩的物质背后，是精神的颓废、文化的缺失和价值的混乱。
《泼烦》是“转型期”河湟地区农村、农民人文动荡和心理变迁史、小说中农民的迷惘、困惑、犹豫和彷徨，甚至心灵上的疼痛是刻骨铭心的。在人的肉体被现代文明和象牙塔娇惯得一天天脆弱，人的灵魂在利益的追逐中也日益卑琐时，《泼烦》以良知更多地给了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以博大、宽容、无畏的人格力量，营造着理想中的乡土和精神家园。
作者简介：
李明华，1964年出生于青海乐都县湟水河畔，1982年发表习作。鲁迅文学院第十三期中青年作家高级研究班学员，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青海省作协主席团委员，乐都县文联主席、《柳湾》文学季刊主编。散文《抱愧“花儿”》、《亲近柳湾》、《女人二题》曾获省部级文学奖，长篇小说《夜》纳入农家书屋工程。
八
早晨我刚起床，乡政府的会计推开了门，他抱着一条“双虎”牌的高档毛毯挤了进来，说是乡里安排送我的，说完便走了。我有点受宠若惊，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堕落了一个个像我这样见钱眼开的人。
我看了看天色，阴沉得像农户门扇上张贴的门神那样狰狞可怕，似乎永远就是一种一成不变的表情。也不管刮风还是下雪，脑海中只有一个走的念头，哪怕天下刀子，我也要走。对我来说下雨下雪没有什么不一样，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凡天晴的日子我会享受太阳的温暖和空气的新鲜，天阴下雨的日子我会躲在家里看书睡觉，有时甚至一觉睡到中午。反正这么多年来也没有谁能改变我这自由散漫玩世不恭的恶习。母亲似乎怂恿我睡懒觉，我跟母亲以二比一的优势彻底压倒了父亲，父亲已经放弃了我，说我无可救药，说我朽木不可雕，将来等他们去世了，一定坐吃山空，我對他们的预言不以为然。
我几乎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雨对庄稼无利，什么时候下雪对农事有利，小学中学大学，大考小考一路考下去，我都为分数绞尽脑汁，从未关心过天时与收成有什么关系。我的老师大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们为了跳出农门卖过身上的血掉过身上的肉，可一旦他们跳出了农门就从未提及过农事，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把村庄默默地记在心里，记着清明节，记着祖坟准确的方位。他们一方面铭心刻骨地仇视着城市的所作所为和形形色色的不公平，一方面却向往着城市的花天酒地和灯红酒绿，他们的心情矛盾透了。他们即使日进万斗，发了乡里人眼中的大财，升了乡里人眼中的大官，在城里人模狗样地活着，也还是像农民一样过着精打细算十分俭朴的生活。因此，在乡下人眼里他们是城里人，在城里人眼中他们是乡下人。
有许多时候，我的做人已经没有了什么标准，我跟许多人一样也在绞尽脑汁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弄钱，尽管目前我还是口袋空空，丝毫没有发迹的迹象，但有个好的收入是我所望也是众之所望。其实，这是我自作多情的谦虚，在许多机关上班的人像我一样的也不是个别，他们才不关心天时与庄稼有什么关系，年迈的老百姓在想什么盼什么。他们现在都一个个变得猴精猴精的，几乎都在为自己的上级忙碌着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务，光文件和通知一年就得发几百个，尽管这些文件没有什么作用，还得一如既往发下去，他们的头发就是这样熬白的。不过也有偷闲的时候，哪一天上司不在，就别想找到他们的人影，一般要么都在茶园里挖坑，今天你赢了我几百，明天我赢了你几百，挖得天昏地暗，一片空白，睡梦中都是哗啦哔啦洗牌的声音。要么寻找各种借口办私事，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干好干坏一个样，三十多年的工龄快退休了还爬在办事员、科员位子上的是大多数。看来在这个群体中几乎没有鹤立鸡群的机会，只好像农村里那些晒太阳的老人一样推日子下山。他们大多数是投胎投错了的，在基层一呆就是一辈子。与其花一大笔钱把窝挪到县城，还不如安安稳稳自由自在呆在乡下。
我也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十足的孤家寡人，让人们说说道道，我一天天向着现实和实惠的方向转化。但个人认为我还没有转化到推日子下山和堕落到不可救药的那一步，我还在道貌岸然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不是吗？我这次下来挂职就是一个突飞猛进，连我们办公室主任都这么说。
我所挂职的村子，是个计划生育先进村，精神文明先进村，综合治安先进村，先进多得像牛身上的毛快让我记不住了，村子的名儿叫千户台。我是个喜欢突发奇想的人，我想，千户台曾经是不是一个千户大头人的农庄，我这个小人物说了不算数，但从目前的种种迹象看，多少年前在这里进行过大规模的牛羊放牧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在这里还保留着一些藏民族的口语和牛羊依稀可辨的圈场，其中就有两个地方叫圈窝子，还有一个地方叫马圈的。
在湟水谷地的浅垴山地区，无论从人口的基数看，还是从土地的多少说，千户台都是个无可争议的举足轻重的大村。上级把我安排在这里挂职，是对我生活经历和政治生命的一次庄严考验，说文雅一点，是对我今后进入仕途的一种“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砺练。这不是我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临行前计生委办公室主任小王就是这么说的。说我这次下去是读经，是组织人事部门拉的名单，我不知道是读经还是镀金，反正说得让我充满了一种庄严和悲壮。我这才傻头傻脑地下乡来了。
这里的二百二十四户人家，在我没有到来之前，像一群山雀干旱地蹴在三面环山的半坡的凹处。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方方圆圆的门户，整齐划一地朝一条时流时涸的河滩蹴蹴巴巴地洞开着，与对面山腰里古时候金客们淘金留下的一个个洞穴冷酷无情地对峙着，远远看上去，也像很多个人为的洞口，有气无力地张望着山外来风和所有陌生的来客。我坚信我不是个什么人物，我的到来除了给这个村增加了一个口粮的负担，一面睡觉的炕，也不会改变什么，我对自己从来都不是那么乐观。
千户台处在桃花乡大沟岔里的一个小沟岔里。走在山梁上细细打量，是一条七曲八弯没头没脑的沟，沟的出口处是一个瓶颈。因此，很像是一个口小内大的葫芦，这种奇特的地形造成了千户台冬暖夏热的小气候，庄稼也往往比同样海拔的沟岔早熟三五天。因为这一点点优势，这里的人们往往在脸上表现出一些像城里人比乡下人优越的表情。远看，涌着满眼的淡黄，一会儿几户人家，一会儿几户人家，不知还会出现多少户人家。满眼的淡黄之中，浮现着一些隐约可辨的屋顶，有三角形的，长方形的，正方形的，组成一个个不规则的图案。许多时候，静得出奇，静得使人产生不了一点想法。还好，只要踏踏实实深入进去，生命的信息随处可见。鸡犬在此间放声鸣叫，牛羊在这里无奈地哞咩，炊烟在这里一日三次地随随便便袅袅娜娜，慵常得有些散漫，有些似醉非醉腰来腿不来的样子。偶尔也能看见几个时尚一点的年轻女子从不远处走过，都显得过于结实、粗糙，想必是光阴和劳顿使她们变成这样的。
旱是这里的特点，有时老天有些翻脸不认人，度日如年。如果遇上雨水丰广之年，一年又有了三年的收成，这使得多少年来这里的人口没有减少，相反地，像施足了美国二氨的庄稼与日俱增，让村里的文书想统计出一个准确的数据都很困难。
走在山路上有些空寂，走一会儿不见人，再走一会儿还是不见人，人在这儿似乎成了珍稀动物和沙石里的金子似的，是不是这里都实施了调庄移民工程。面对这些空落落的环境，我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一打听，才知道男人们大都出门挣钱去了，一般都叫打工，他们的岁数大都在十七八岁至五十七八岁之间，往往过了正月十五就卷了铺盖出了远门。年轻一些的女人凭着年轻也同样外出去打工，她们走出村子时土里土气的，回来时一个个变得洋气了，有的画了眉，有的涂了口红，像一只狐狸。政府把这种打工叫劳务经济，也叫走出去经济，自然条件好一些的村子，娃们也都寄宿在乡一级的学校。因此，人烟稀少得让人有些孤独，有些遗忘，有些可怕。只有几个白发苍苍的老汉，在村巷里迷迷糊糊半醒半睡无所谓赢输地打着一个子儿一毛钱的牛九牌，打发着冗长苍白的光阴。见陌生人向他们走来，迟钝地张望着，好长一会儿，他们中一个精明一点的老者以同志相问，似乎还在上个世纪。几个豁牙的老女人，先豁了的是上门牙，后豁了的是下门牙，她们围坐在一起，亲切地相互抓着对方的手，一边搓摸着，一边问寒问暖，有时也问张家的长李家的短，她们掉了牙的嘴皱皱巴巴的像包子。
这会儿，正好是秋收季节，说不定好多的青壮年男女就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们的步履十分匆忙，只是我没有赶上这种场面。他们夏半年兴致勃勃目中无人地离开了村子，神采飞扬地去城里的建筑工地上打工挣钱。这一半是自觉自愿，家庭不宽松的光阴所迫，一半是政府的主导。总之，哪儿苦哪儿累，他们就出现在哪儿，绝对让你不会是一不留神就挣到钱，就发了财。
他们中的许多人冬半年又疲疲踏踏像一个流浪汉回到村子，回到生养他们的地方。从他们的精神状态中不难看出，他们辛勤的劳动永远不会挣到自己所希望的那个钱。他们中的一部分干脆在城里呆了七年八年，娶了女人生了孩子，村里人都以为他们已经是响当当的城里人，但他们像有钱人的“二奶”、“三奶”，没有一个明朗的货真价实的名分，高额的就医、上学和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把他们原本就饱经风霜的脸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人们亲眼看着城市的建设日新月异，天翻地覆得面目全非，他们却是流落在花花绿绿城市里的一群无头苍蝇，一群没有思想的牛羊，只能触及到城市灯红酒绿中吃剩的残汤剩菜和一些花花绿绿的垃圾。他们之中最有思想的人，在夜深人静时，爬在简陋的工棚里写诗。许多写诗的人已经忘记了写诗，或者从上半身写到下半身，或者干脆玩钱，玩物，玩女人，玩得已经不知道自己还是个诗人了，他们却十分认真地写诗，真有点可笑。他们写出来的诗永远是同一首诗：
昨夜入城市，
归来泪满巾。
满身鑼绮者，
不是养蚕人。
我把手里的行李掂了掂，无聊而无望地站在山路上，看隐晦的天空下满眼灰黄的枯景。山之脚，一方平缓的空地上，一群渺小的人和牲口像坚韧不拔的蚁族在旱场上张扬平凡的日子。隐隐约约听见手扶拖拉机发动机的声音一波一波泛着疲乏的气息，像遥远处沉闷的雷声，这可能是今年碾了头场麦子的一户人家。从高处往低处看，我的眼帘里越来越清晰，一个老头开着手扶拖拉机，开得十分缓慢而迟笨，不是挂了二档就是三档，在旱场上十分吃力地转着圈。他可能是被逼上梁山的，儿子们出去打工了，他靠谁呢，只要不咽下最后一口气，他还得勇往直前干下去。跟他作配合的是个手脚不太灵活的老女人，手里的叉扬一下一下挑着被磙子碾出来的麦杆，她几乎是似醒非醒的，她不知道这一场粮食碾到什么时候才能碾下来。不远处的一把黑伞下面，一个六七岁的男孩似是而非地张望着两个老人碾场，这可能是二位老人的孙子。
天和地沉闷得一片聊无生机。我使劲吸了一口长气，不免有了吼几嗓子的冲动，看来这无疑是个生产“花儿”和“少年”的地方。我哼唱了一首传统的“花儿”，这里的“花儿”有几十种令，我哼唱的是一种叫“水红花令”的“花儿”，歌词大致是这样的：上去高山望平川，平川里有一朵牡丹；看去容易摘去难，摘不到手里是枉然。
一切都十分正常，我的不十分地道的传统唱法并没有引起大山的共鸣，我向前后左右瞧一眼仍不见人，壮着胆子古怪地吼了一嗓子，把刚才传统的“花儿”吼成了不伦不类的摇滚。鸟有鸟语兽有兽言，五音不全的我不驴不马不牛不羊，马上让山野里那些环保的生灵们大惊失色。一只胆小的鸟儿差点从白杨树枝上掉下来，它的翅膀慌乱地抖动了几下，才恢复了平衡。它们的神情个个不安和古怪，我与它们就这样相互古怪着面面相觑。看来山里的禽兽不仅环保，胆子也小得有点可怜。
偶尔遇见十几只没有见过多大世面的环保型绵羊，也把头突然抬起来，长时间瞧着我有点儿古怪的嘴脸是不怀好意的，是虎视眈眈的，然后扯长脖子“咩——”发出一声两声胆惊受怕的哀叫，好像我是它们常见的那些口袋里有几个臭钱就牛皮哄哄的骑着两个排气筒的摩托车，轰足油门在村巷里“日儿——日儿”横冲直撞的羊贩子或屠户似的，只是在它们眼里今天换了另外一套衣服而已，长了另一张嘴脸而已。我看了看自己的衣着和神情，再十分自信地摸了摸自己脸上安详的棱角，我深信我的生命不是父母亲马马虎虎培育的，我的长相是对得起我的父母亲的，鼻子是鼻子嘴是嘴，有模有样光鲜光鲜的，似乎不是那种一眼就让人们看个水落石出的不是个东西的人。但连羊们都对我如此敌意地看待，想一下自己的境遇，不免心里有些悲凉。等我走远了，确信我把它们不怎么样时，那些羊才安静下来恢复了常态。它们慵懒地吃草，慵懒地用尾巴甩打着向它们攻击的蚊虫，它们以群体的行动慵懒地前行。
看来真如哲人们说的那样，一切都要经过时间和实践的考验。我勾着头一路走去。
我走在山腰里，一个红头巾的女人从一架岭上急匆匆走过来，像一朵雨后天晴的野山丹花鲜艳无比，我的眼前突然美好了一下。她慌慌地向远处看了几眼，双手在腰里鼓捣了一阵，朝下一蹲，一个肥大的屁股在光天化日下白亮亮露了出来，白得光芒四射，白得过目不忘，让我一阵疯狂的瘙痒和刻骨铭心。她的水火毫不留情，一切都看得明明白白、水落石出。她可能是怆忙出击，没有看见放羊的老人。老人脸上露出一丝欣赏的笑容，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便宜的眼福，他把烟袋叼在嘴上，看着，笑着，就仿佛是看一场皮影戏。他看见不远处的我也正好看着他，他突然又觉得不道德而变得十分惶恐，慌慌地又把目光移到远处的羊身上，就像偷了别人的东西。
阳光下，女人的屁股硕硕的白亮亮的，无孔不入地刺痛了我的眼睛。我眯眼望去，红头巾的女人已匆匆翻过了一架山岭。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我不知道是凶是吉，老人们常说，看见这种东西凶多吉少，我的眼睛咋这么不争气呢，我真想把自己抽一个耳光。一路小跑，顺着山腰下去。我刚放松了步子松松垮垮走了几步，一泡结结实实的麻雀屎不偏不斜水水地落在我的肩膀上，这肯定是一泡母雀儿屎，我能感觉到水气溅到我脸上的感觉，直溅得我目瞪口呆，气憋胸闷，直想呕吐。我发了一会儿呆，朝天空一望，骂了一句十分肮脏恶毒的话，已不见飞禽的踪影，只有山雀们在对面密匝匝的黑刺林里尽情地唱秋，唱得争先恐后如火如荼。我继续朝前走，千户台村横陈在我的眼前。
村口，一棵遮天蔽日的柳树像一朵绿色的云彩，吸引了我的目光。柳树的主干已经面目全非，看不出它就是一棵树，两人或三人才能合抱的庞大躯体，裹满了大红大紫的缎子、绸子的被面，还有白色的和黄色的哈达，在山风的鼓胀下，显得臃肿、富贵和神秘，在人们的双手能够企及的枝干上也挂满了绸缎，挂得一天天见长，挂得纷纷扬扬，挂得让人不可思议。刚挂上去的，红得鲜艳。浅红的，大红的，深红的，各有各的长短，各有各的红。时间久了的，已经泛出一些破败的污迹和白来，更久的，已经开始风化，在秋风中一点点飘落。
树底下是两只鸡，都是公鸡，己经没有多少毛了，像久经沙场的斗雞。一只是绑了腿的，一只是剪了翅膀弄伤了腿的，一高一低跳来跳去，怎么跳也跳不出几米远的地方，像地狱中带着镣铐跳舞的两个小鬼。听这里的村民们说，大凡把鸡弄成这个样子，一般都是敬神的。
人们习惯上把这种树叫神树，把这个神秘的高高在上的地方叫峨博。多少年来，人们把这种现象叫迷信，四清运动时，曾大规模进行过破除，峨博上的东西清除了，但柳树甚至连一个枝叶谁也不敢动，其生命力像久治不愈的牛皮癣，跟这村口的柳树一样，更加天长地久地在春风秋雨中疯长着。起初也许是村里的一个人由于某一种愿望，在柳树上挂了一条红色的头绳或者一绺儿布条，每遇天灾人祸或疾病缠身，人们无法解脱命运的不及和对生命的敬畏，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就在柳树上相继挂了红色的布或被面，同时也少不了许诺一个美好而虚无的愿望。若干年后，就变成了这种臃肿富贵的样子，像一件硕大无比而又有神秘色彩的袈裟，在村口的劲风中飘飘扬扬，呼呼啦啦。远远看着这地方就与众不同，就有了一种敬畏的神情，天长地久，峨博成了一种神的象征。骑着骡马的路过这里要滚鞍下马，为一点边角地头大打出手的人家，支书和村长能解决的，当然好，公事公办，不能解决的，也不免来这里心事重重山盟海誓吃一回咒，添了人丁的也不乏到这里煨一把桑烧几个纸钱。总之，它似乎无时无刻不在牵系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命轮回。
我仰视着柳树庞大的树冠，婆娑的枝条倾刻间在秋风里开始沙沙作响。其实沙沙作响的枝条与我毫无关系，我坚信自己没有仙风灵气。那哗哗颤抖的叶片把风和声音传向比远方更远的地方，让人觉得风不是从云里生出的，而是从柳树庞大的树冠中生出来的。我还没有收回仰视的目光，就听得那大红大紫臃肿富贵的柳树躯体，似乎软软地种子破土似地冒出一个动着的东西来，就有咔嚓咔嚓一些金属的碰撞声突如其来，向我小偷一样靠近。我仔细一看，是一个半人半鬼肮脏不堪、头发花白的老女人。这女人让人过目不忘。她身上穿着跟柳树上裹着的大同小异，华丽得像一只展开翅膀的马鸡，只是一些花花绿绿的布条有些纷乱。她的头发纷乱得稀里糊涂，可能多少年没有洗过，也没有修剪过。腰和腿上串绑了许多红的、黄的、黑的、白的金属的碎片，有圆形的、椭圆形的、方形的、三角形的，跳跃时发出咔嚓咔嚓响器一样的声音来。她手里提着一块铜锣，黄铜的，是块破锣。缺了的一牙是三分之一的样子，剩下三分之二的一牙，还开着一个对勾一样的缝子，看来有点年头了。我正担心这剩下的三分之二的一牙，是不是倾刻间会断裂成一分为二，就听得“咣”一下破锣响。
我吓了一跳，向后退了一步木木地看个究竟。这突如其来的破锣声，要在清晨或傍晚，肯定会吓坏我的。还好，这会儿是白天，我深信她不是鬼。
她“咣”又敲了一下锣，朝我鬼怪一样走来。她不是迎接我，分明是不让我走路，她把胳膊伸得特别开，企图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挡住我的去路。一手是破锣，一手是锣锤，胳膊显得更长了一些。我向右走，她向右拦住了去路，我向左走，她又向左拦住了去路。脏乱不堪的衣服故意往我身上蹭，好像我很久已前就是她等待的仇人，就与她不共戴天。一种长时间没有洗衣服没有洗澡的馊抹布一样的味儿只呛得我天旋地转。
我有点措手不及，像一种梦境。我向前走一步，她向后退一步，我向后退一步，她向前进一步，这样来回了几次，我终于偃旗息鼓了。我向她笑了笑谦虚地掬了一躬，她说道：
此路是我修，
此树是我栽；
若要过此路，
留下买路财。
她“咣”又敲了一下锣，向前跳了两步，她跳的是“文革”时期标准的忠字步。她高吭地说道：
胭脂香粉者脸上弹，
织锦缎主袄儿身上穿，
空肚子不唱个“乱弹”，
今天想吃个加肉者干拌，
我田寡妇没钱着干蛋。
“三个代表”是样板，
想进千户台参观，
每人五块的票钱，
等我吃了加肉者干板，
欢欢儿唱一个“乱弹”。
她的唱词十分明白，我赶紧给了她五块钱，她嗨嗨一笑说：“你是代表呀！你是个好代表。”说时，就同样友好地让我走过去了。她把破锣和锣锤熟练地别在腰里，她的一双手脏得不能再脏了，一只手向我招手再见，一只手从怀里拿出一瓶喝剩的矿泉水要我喝，往我嘴里塞，塞得差点弄破我的嘴唇。我摆了摆手示意不喝，她朝我奋力一洒，又给了我一个非常现代的飞吻，飞得发出了很响很水的声音。我不知道是一次艳遇，还是一次不幸的遭遇，我今天的运气实在糟透了。她的奢望实在太低了，我仅用五块钱把她远远地抛在身后，一路走下去。
我要去的头一个地方是村委，村委和村里的小学是同一个院子，在向阳的坡地上陈着。门是很气派的砖混结构的门，鹤立鸡群在方方正正的黄土庄廓墙的中央，无疑凸现出千户台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尽管民政部门以危房改造的由头在显眼的路口盖起了一些好看的千篇一律的房子，但不论怎样掩饰也掩盖不了点和面、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与大多数农户的住房还是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反差。
村委的门口是一个高高大大的照壁，立得挺拔有力，立得理直气壮和不可一世。我久久地看了，觉着照壁很有些风水。这照壁果真让我言准，一打听，开工之前确实是让风水先生下过罗盘的，多少年来村里都稳稳当当的。
照壁很有些讲究，立得也是地方，正好挡住了远处的山豁口和近处一座楼式厕所。照壁不同凡响，楣头镶上了二流水的玲珑的琉璃瓦，瓦上镶了龙，只是龙有些瘦，倒像是蛇，红红的，在阳光下放射着正大光明暖洋洋气堂堂的红光，向着村里的天空丰足而无限地散射着。走近了，才知是村里的村务公开栏。
我顺着泛起一层尘土的村路酸溜溜地走进去，陌生地张望，五间水泥盖板房像备战备荒时代的防空攻势横陈在眼前。细看，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房子，墙壁上的混泥土已经有好几处泛化出了一层白花花的硝，像一团一团破旧不新的棉花团，飘飘的，粉粉的，欲滴欲飘，似乎难以经得住山风的摇憾和穿透，看来也该到了修缮的时候了。也许许多人到过千户台，到过千户台的头头脑脑都有跟我同样的感受，尤其是一些直接与此事相关的人，但过后不久由于一些更要紧更非做不可的事务去做，便忘了。或许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事情，许多十分重要的事情就是这样被忽视被彻底遗忘的。
我推开挂着“党员活动室”牌子的门，小心往里探，满屋的是无所事事的男人，面色一个个灰不溜溜含糊不清，眼睛惺惺的像喝醉了酒似的，他们一明一灭吸着烟，一声两声的干咳在烟雾和寂静中惊响。一看就知道长时间不食不睡，衣服大都是散皮豁眼的，帽子在头上像抽了一根筋或者缺了一块不该缺的东西，跟电视剧中某个反面场景和细节有点相似。一声两声的谩骂和对方一声不吭的表情清清楚楚地说明了谁赢了谁输了。见我是个陌生人，像下乡干部，他们麻木的神经突然活起来，马上停了手中的牛九牌，“天、牛、虎、鱼”的喊声也随之休止。有几个胆小的已做了偷偷往外溜的准备。我知道，这些人从来不怕乡里的书记和乡长，怕的是穿警服的人。
“请问，这是村委？”我看看众人。
众曰：“就是。”
等了一会儿，坐在靠近门口的中年男人摸了摸手中黑不溜秋的牛九牌，然后放在一边。看看我说：“同志，你是下乡的还是三个代表的。”
“下乡的。”
中年男人马上站起来，很尴尬地搓着手，神情明显有点慌张，不知手脚放在哪儿更合适，他的鼻洼里也明显渗出了汗。他眼睁睁看了一会儿，大概对我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判断和定位，脸色才慢慢恢复了正常。他是这个小学的校长，断定我不是教育局的下乡干部，跟他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从瘦不拉叽的脸上露出一丝多云转晴的笑：“找书记，还是村长？”
“都行。”
中年男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就像一個处世不深的生意人上当受骗后追回了一笔让人骗走的货款，很愉悦的样子。可能是他让上头的检查怕了。他找了一条已经无法辨别是什么颜色的抹布，将一张椅子马马虎虎地擦了一把，觉着不干净又用袖口顺势抹了一下，让我坐下，递一支劣质烟，跨出门口高声喊道：“王学义，过来一下！跑！”见来人走得慢，又加紧节奏说：“快跑！”
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学生手里卷着一本书跑过来，袖口上使劲抹一把鼻涕，立正，敬了一个少先队队礼说：“校长，啥事?”
“跑！喊书记去！就说是有下乡的。”
“就是下乡吃饭的？”
“滚！就知道吃。”小学校长狠狠瞪了一眼。
“我妈就是这么说的。”
“你娘的腿。不吃饭咋下乡？像你，不吃饭咋念书？连一点礼数都没有，快滚！”小学校长想踢一脚，抬起的脚落了空，差一点把自己摔了一跤。
满屋的人都哈哈大笑。“这是谁家的娃，也不看个火色。”有人说了一句话。
屋里没有声音。有我这个下乡的陌生人突如其来，在还没有弄清我的真实身份是官是民是匪是警是人是鬼，我此行的来头是福是祸之前，牛九牌是不能玩了，大家都开始抽烟，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
突然，“吱——”一个长长的富有力量的响屁，仿佛是谁家的门巷里或墙旮旯里要么是被窝筒筒里牛气冲天、不可一世地传来，众人闻声一望，是个二十一二岁的年轻人。
“你这个驴逑货，年轻轻的，又不搞那个同性娈（恋），尻子咋就让人日松了？”旁边的老汉粗鲁地骂。
众人都嗨嗨嗨地笑。那个年轻人也大咧咧地笑，笑得有些儿得意忘形和不知饭香屁臭。好像刚才的屁跟自己无关，好像他为自己不同寻常的屁产生的效果而自豪，好像那个词汇对他没有一点儿羞辱。
屋里安静了许多，一团白烟底气十足蒸蒸日上，人们的面孔都充满了等待和不安，我知道他们的目光都在抱怨我这个不速之客，快快让我滚蛋，他们好继续玩下去，尤其是刚才输了钱的想翻本。
坐了一会儿，不见支书来。一群泥猴一样的小学生在院里摇头晃脑随心所欲念着“人口手，刀弓车……”，像是小和尚念经。起初干劲极足，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狠不得把沙哑的嗓子喊破，慢慢地有气无力，有口无心了，他们专心致志地等着中午的铃声，像新婚的夫妻等着夜晚的到来。
院子里安静下来，一群红嘴乌鸦落在校院里最高的两棵杨树上，一片稀里糊涂的黑，一群麻雀落在最低的两棵杨树上，一片灰，大有井水不犯河水的势头，它们静静地蹲在树杈上不急于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名堂。我看了许久，终于明白了它们在等待着一个机会，等学生放学后，这些聪明绝顶的生灵会铺天盖地落下来，享受学生们撒落在操场和教室里的各种美食。只听得“哇”的一声，红嘴乌鸦便会爬满操场，而麻雀们吱吱喳喳涌进了教室，自在的日子年复一年。
几个老师已经在院子里挑好了最阳光灿烂的地方暖暖地晒太阳，晒日子，一边说着什么，一边无聊地张望着苍茫的天空，不时地看一眼手表上的时针，是不是快到了中午。快到中午了。
又等了一会儿，仍不见支书来。
“驴逑日的，想必大白天的搂着谁家的女人过阴天哩！”老汉想接着玩牌，想着赶紧打发走了我。
“你才过阴天哩!人家过了四十奔五十的人了，早就没劲了！”放了响屁的年轻人终于有了可乘之机，回敬了一句。
“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你懂个屁！现如今计划生育硬政策的好处，上环的上了环，结扎的结扎，都是双保险，这个岁数才知道搂哩！不信，问你妈去！”老汉自我感觉很好。
众人都嘻嘻地笑。年轻人脸一红，不说话，气得嘴唇突突地动，也没有更合适的话要说，狠狠瞅一眼老汉。
小学校长又递一支烟，问我贵姓。
我说：“免贵姓李。”
“赵钱孙李的李，大姓，这是大姓。我也姓李，叫李卫国。”李卫国笑一下，好像找到了知音似的。
我跟他不太懂行地说了几句中国目前的教育，再说现实的，方知前几天他让教育局的人检查不合格，扣了一月工资。
问什么原因。
“缺一种表格。”
“表格就那么重要?”我有点吃惊。
“表格上墙就是成绩，没有表格，干多少也是没干。”李卫国满脸的无可奈何。
我说：“也是。如今啥工作都进行量化管理，不好干，尤其是女人在农村的教师，又是种地，又是教书，够累的。你是民办老师转的正吧？”
李卫国会意地一笑，他的表情分明告诉我，我对他的同情和理解他十分感激，他说：“你当教育局长就好了。”
我笑了一下。
说话间，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步履沉沉地走了进来，他大腹便便，脑满肠肥，营养状况绝对高于那些圈养的野生动物，他的体型像一条装满了粮食的麻袋，足以证明村里盈实的日子和美好前景。他的走路把地踏得极响，满脸的肉，满脖子的肉，满身的肉，但又不显得肥胖吃力，整个像一个重量级的摔跤运动员，是我进村后看到的最标致得体的男人了。
“来了。”李卫国向我指点。
我忙起身等候，看李卫国，已乘机溜出了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钻进了教室，再看校园里，也不知什么时候将放羊式教学变成课堂教学的。他可能是被检查怕了，连村里的支书也怕得不行。
那人进了门。
“他就是村支书。”老汉看支书一眼。
我忙取出烟来，给支书一支，支书果断摆了一下不要的手势，没有接，跟我握手，挺热情。
“书记贵姓？”我掏出乡政府开的介绍信。
“刘，刘少奇的刘，叫刘天来。”
支书将我拿介绍信的手果断挡回去。问：“下乡？”
“是。这次比较长，是挂职，明确的职位是副村长。”
“好，挂职好，十天半月也行，一年二载也好。有个县上的机关干部来挂职是好事，我们村就有了可靠的娘家人。这样吧，李同志，就住王村长家，便于了解情况和开展工作。你看行不行？”
“行，客随主便。”
“你，老马，领李同志走一趟，就说是我说的，我还有急事。”
支书向旁边的老汉望一眼，急死忙活地走了。他官儿不大，倒好像是个日理万机的大忙人，匆忙欢实的脚步像农村里那些走东家跑西家吃张家喝李家花言巧语的媒婆。问老马，才知支书还是个小包工头。我打量着他狼狈不堪的样子，也就是四包、五包看别人的脸色受气，在别人的牙缝里挣点苦工钱的那种人，除半公半私的一堆破事，这几天他正为村里修路的事忙得焦头烂额。
我还没有进村之前，村里争取来了水泥路户户通项目，通往村里的五公里主干道项目资金已全部到位，水泥、沙石料、搅拌机也轰轰烈烈运到了村口，热火朝天的场面在沉静的千户台随处可见，那些从主干道通往各家各户门口蜘蛛网似的长长短短的巷道,原则上要让村民自筹一半。村里几乎没有一分钱的集体资金，只好从各家各户收，按户头不按人头。上面一再强调，这是改革开放成果共享工程，无论如何要避免给农民摊派的口实，如果哪个村出现因修路农民越级上访或出了不应该出的问题，二话不说，干脆收回项目给其他村，让这个村永远享受不到水泥路，享受不到阳光雨露，让他们暗无天日泥泞不堪。谁都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受益的是自己和子孙后代，可只要是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多好的事磨多少嘴皮子都像啃他们逑头上的筋一样难。其实，别看几百块钱，有些农户确实无力支付。
老汉掖了一下衣襟，不满地看了一眼支书远去的背影，也不跟我打声招呼，罗圈腿一蜷一蜷地走了。我便跟了上去。
唉——
十七十八上学木匠，
二十上学了个画匠；
画龙画虎者画月亮，
尕妹的俊模样画上。
“花儿”和“少年”一般的情况是触景生情，惯用的手法是比兴，这我是清楚的。我看了看周围的境况，眼前没有一点有关人类色情的行为发生，甚至连村巷里的动物都是规规矩矩呆头呆脑没有发情的迹象，我不知道老汉为什么此时此刻会有如此的闲情逸致。听见老汉一曲一折地哼哼着“花儿”，冗长的拖腔从村南拖到村北，心里真有些不惑。
这是一首老掉牙的“花儿”。我说：“老汉家，你咋庄子里唱‘花儿’哩？老人们不是说‘花椒树上你甭上，上去时扎手哩；庄子里到了你甭唱，唱了是打嘴哩’吗？”
“不要紧，那是过去的老皇历了，现如今改革开放，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铆足了劲儿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哗啦啦变了，一切都变了，“花儿”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管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满大街的人都唱，连女人们都在庄子里把“花儿”唱欢了。你还不知道吧，一些好看的女人打扮得花里胡哨的在茶园里唱“花儿”挣大钱哩，唱得连家都不想回，把男人和娃都忘了，心头到的老板明目张胆往口袋里大把大把塞钱，还有的老板从女人肥嘟嘟的两个奶头缝里狠狠地往下塞，直塞得女人们心花怒放，浑身酸软，往口袋里装钱时连客气话都不说哩。你说这世道咋日鬼的，我老漢家不给儿媳妇唱就算是正经的。”
我说：“也是。这是一个变革的社会。”
“我们老汉家也就干嘴没食地唱个呗，口袋里没钱干唱呀！”老汉干咂了几下嘴指着村长家的庄廓说：“你去吧，我就不进去了。王村长是个好人。”
“我是头一回，你领我进去吧。”
“你自己去。是你吃饭还是我吃饭？三个代表走了，第三年是三千名干部下乡，如今的先进性又来了个下村吃饭的，还死要面子。”老汉一脸不悦地自言自语着，对我一点也不客气。
我说：“老汉家，我又没惹你，你咋这么说话呢？”
“你让我咋说？我对谁都一个样。来下乡的每次都一样，开了个会，出了个黑板报，刷了个标语，写了个规划，不就是‘四了’干部吗，有啥了不起，料得你也尿不出银屙不了金。”老汉还在为我搅了他们玩牌的兴致而耿耿于怀，把我说得一针见血，我没有一点反驳的勇气。
回转身时，只听得一阵力量很大的惊乱，杂沓的奔蹄声中从小学校门口窜进一前一后两头牛，一黄一黑，黄的是雌的，黑的是雄的，雌在前，雄在后。雄牛张张狂狂地举着傲然的头角，紧追不舍，前蹄奋力一顿，整个身子优美地腾空而立，接着两条前腿雄健准确地搭在了雌牛的腰上，腹下那繁衍生命的灵物像蛇一样灵活地伸了出来，急不可待地寻找着该找的地方。倾刻间围观了许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们评头论足，饶有兴趣地指指点点。
老汉朝我笑了一下骂道：“这是谁家的骚牛，颠颠狂狂的，也不拴好了，狗日的不是个东西，大白天日的，你的逑想日谁就日谁，你以为你是村里的支书呀！”说时，随手拣了一块破砖头嗖一下摔了过去，落空了。
黄色的雌牛扭动着身子，灵巧地一摆，从重压之下挣脱出来，跑出了校门，钻进了一片白杨林，庞大的雄牛迟笨地挡在密匝匝已经成林的黑刺林外面，无法靠近，对着里面的雌牛发出一声沉重冗长的吼叫。紧随其后的老汉幸灾乐祸地嘲我一笑说：“嗨嗨，日，你也有日不成的时候！”
他报复似地又摔过去一块砖头，正好打在雄牛的肚子上，说：“狗日的东西，我让你日！”
哞——哞——
雄牛扬起头，伸长脖子，发出了一声雄壮的狂叫。它腹下那个细长的水淋淋的东西拧来拧去，像一条秋蛇的头颅趾高气扬。
老汉还似乎不解心头之恨，他又拣起一块破砖头嗖一下，不偏不斜，磅一声十分准确地打在那个红红的肉肉的东西上，只打得水花四溅，一片白亮亮的光芒在腹下一闪，刚才还不可一世的雄牛，差点打了一个筋斗，惊慌失措地收了一下腰腹，噗哧噗哧地喷着白气松松垮垮地跑了。
一只红嘴鸦从树上慌乱地飞了起来，漆黑的翅膀一闪一闪有些迟缓，它失魂落魄地“哇”了一声。我心里咯噔一下，看来支书还真不一般，他在女人的事情上就那么优秀吗。我冲老汉的背身喊道：“支书的东西厉害吗？”
老汉高声回应道：“这你得问问村里的年轻女人们，看你年轻轻的，你就是个县长也弄不出啥名堂，算了，我不跟你说，说了也干说。”说时，老汉又来了一首民谣，算是补充：
狗日的追得上了房，
见了“手抓”像只狼。
碰上钱儿叫亲娘，
酒喝三杯就发狂。
见了女人想上床，
户户都有丈母娘。
我复回转身时，见一女教师站在教室门口，年轻又不乏几分姿色，可能是刚从师范分配来不久的特岗老师，因为近十年没有分配正式的老师了，这么年轻的女老师不光学生见不到，村民们也很少见到。她以手加额，孤芳地往远处张望，如一坡红芬而忧怨的马莲花，那些墙壁上泛起的硝土像街面上小贩手里一晃一晃的棉花糖，在秋风里一飘一飘的，一鼓一鼓的，似乎还泛动着白色的粉末。我目视了许久还是没有掉下来，几位晒太阳的男老师的目光情不自禁地被女教师有点儿冷艳的孤芳吸引过去，明知看不出什么结果，还是自作多情地望了很久。我心头突然莫名其妙地热了一下，荒寂的山野这是唯一的看点和畅想。
我提着行李朝村长家走去。
九
王村长叫王全和，他光棍一条，戴着一顶灰“的卡”帽，厚厚的油垢，泛着幽幽的锅黑样的光泽，像一个长年贩猪肉或者是贩猪下水的小老板，远远就让人主动把嗅觉封闭起来。不靠近说话不礼貌，靠近说话，有一股浓浓的呛人的垢痂味横冲直撞，没有点精神准备是无法承受的。
他上身至少穿了四五层衣服或者更多，新的旧的紧的松的老式的旧式的浅色的深色的，都变成了同一种颜色，黑，黑得透亮。那些西装的、中山装的、军便服的领口沉沉地堆满了他的脖子，整个脖子不见肉，只见一层一层的领口齐齐地十分累赘而脚踏实地地码着，像农村女人精心制作的千层饼，给人一种懒散臃肿劳累不堪的感觉，似乎连随便扭动一下脖子都很费劲。因此，他的脖子是繁杂的，木木的，好长时间没有动一下的意思，即使为了某种需要和生理上的条件反射努力动一下，也像木偶和皮影人一样，有些迟钝和机械。也许他打小就缺少扣扭扣的良好习惯，整个胸前自由自在地敞开着，就是山民们常说的散皮豁眼，而衣服扭扣从来都是一颗不少的。对他来说，他身上所有的衣服扭扣都是一种装饰，或者干脆就是多余。看村长的面相，六十七八岁的光景。细细瞧他走路的样子，左边的衣襟煽得厉害一些，顺着他走路时一煽一煽的衣襟，再留心看他的腿，才知道有点瘸。
问村长的年龄，说是平七十。七十岁了还当村长，真是个奇迹，这个村的青壮年男人都干什么去了。
我哗啦哗啦摇响了村长家的门环。我从半敞的门里看见村长衣襟一煽一煽从门巷里走来，他一边走一边说：“门开着。又没养着狗，摇啥么？”说时打开门，见我是一张陌生面孔，便主动跟我握手，说明来意后，他机械地说：“欢迎，欢迎。”然后，果断从裤带上解下一串钥匙，取下其中一把给我，“李同志你拿好，不要丢了。”随手一指东屋。
一面老式的房子，五间，门扇是黑的，门窗是黑的，柱子也是黑的，倒是几个红沙石凿成的棱角分明的柱顶石，在日月天光中还坚韧不拔地保持着新鲜坚硬的石质，在午后温暖的阳光下幽幽地泛着红。我的目光在那里集中了好长一会儿，村长见我新奇，便主动说：“我的父亲是个远近闻名的石匠，谁都说，全庄子就这几块石头好看，现在能打这种石头的人再也没有了。去年红嘴庙修大庙，木料倒不难，难的是石匠，石匠是从河州（临夏）请的。你说从河州请石匠，要花多少钱，不心疼呀！”
我点了点头，伸出手摸了摸柱顶石的石纹，村长像是想起了什么，他也摸了摸柱顶石上清晰的石纹，像摸到了祖先的额头和骨头，表情刹那间变得庄严而沧桑起来。
望一眼老式的花格窗，跟村长是半斤八两。糊上去的报纸破了几处，经风一吹，“啪——哒”一声，“啪——哒”又一声，活像一个有气无力的农村病女人有气无力地拉风匣。在千户台，这样的房子不是一家二家，少说也有半数多，听说县上正在启动农村危房改造，但条件特别高，不是五保户，就是低保户，要么是残疾人。第一批八户已经结束，现在启动的是第二批。因此，支书和村长的权力一天天见长。
“王村长，现在危房改造力度这么大，你这房子也该改造了。”
“不急，等社员们改完了再说。”
“等社员们改完了，怕是你早入土了。”
“入土为安，入土了就好了。再说村里老的东西已经不多了，你看那花格窗，还有那房子上的花槽，留着也是个念想。”村长的回答十分简洁，没有更多的解释，似自言自语。
午后的阳光格外暖和，暖和得想踏踏实实睡在院子里不想起来了。空中偶尔有三五只山雀吱吱喳喳匆匆忙忙地一滑而过，像变魔术似的，瞬间便不见了踪影，它们的日子几乎比人类还忙。一只成年的山鹰在更高的天空孤独地盘旋了很久，划出一道经久不衰的美丽弧线，大有不可一世的自信，很久很久还是两手空空消失在了空中。
空中再也看不到飞翔的生命，倒是秋天的苍蝇泛滥成灾。几朵白云奇形怪状地浮着，像脱离了茎叶的棉花团儿。向阳的东房台基上更加暖和，在嗡嗡作响的苍蝇声中，我跟村长蹲在院子里阳光最好的地方谝干蛋。村长看起来又笨又老态龙钟，但心智一点都不麻木，是农村里属于人精的那种人，他不说村里张家李家和实质性的事情，尽谝些政策怎样得力，还有关于我们下乡干部的好话和近些年来农村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不知不觉把我的一盒烟抽完了，我摸捏着口袋，做山穷水尽状，起身去屋里拿烟。见村长突然不好意思起来，赶忙摸一下自己的口袋。
“把他先人的，咋光顾谝逑干蛋了！来，抽我的。”村长说着将一个烟袋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我。
烟袋是用熟羊皮缝制的，走线也是皮子的，看来有些年头了。小巧精致，由于天长日久的摸捏，黑黑的，油油的，几乎用手指搓一下力能搓出二两油来。烟杆特长，烟锅是黄铜的，亮亮的；烟嘴是绿色的，我摸了一下，不像玻璃，也不像塑料。问村长，说是翡翠。翡翠就翡翠吧，其实什么都行，反正看上去很古很好玩。凭着好奇心我笨拙地装好一锅旱烟，还没抽上几口就惊天动地地打了一个喷嚏，着实把村长吓了一跳。我壮着胆儿又固执地抽了一小口，吸进去的似乎不是烟，而是穿肠过肚的辣面、胡椒面，来不及细细回味，只呛得我眼泪鼻涕满脸，好长一会儿接不上气。
村长在我的背上耐心地捶着，像有钱人家里的丫环侍候着娇生惯养的老爷，我一边咳一边抹着呛出的眼泪。等我不咳了，村长说：“你们工作人是棉花包包里长大的，软着呐。”村长眯眼一笑说，“经不住老黄烟，是吧？你是新媳妇坐轿子头一回吧，不要紧，啥事儿得有个过程，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其实，纸烟还是好，干净，就是太贵，太快，还没吸几口就完了，不划算，庄稼人消费太浪费。”
在千户台我算是解决了住的困难。尽管目前吃饭还是个问题，但心里已经踏实了许多。我抬头朝远处望了一眼，山腰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拉着架子车转过了弯路，一团麦捆缓缓进入我的眼帘，拉车的是个老汉，后面推车的是个年轻女人，看来，这家的壮劳力八成打工还没有回来。山洼里，四个毛驴驮着麦捆一晃一晃走着，只见毛驴的头一动一动，不见驴身和驴尾，赶牲口的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孩，他已经过早承担了一个成年男人才能承担的责任，他一手往嘴里添东西，一手甩动着鞭子。他嘴里的东西刚咽下去，童声童气地喊了一首“花儿”：
三岁的马驹儿带笼头，
尾巴上挽着个绣球；
三天的新媳妇回门走，
女婿娃跟在个后头。
此时，一只十分老练霸道的公鸡，从村长家的庄廓墙上气宇昂然一探一探地走过来，它可能是妻妾成群，带理不理地看着院子里的十几只年轻的年老的母鸡，投下一条拉长了的像口袋一样的影子，慢慢地若无其事地向前移动，好像这空寂的大院里它是个人物似的，把一切都没有看在眼里。它的双腿在地上用力一站奋力昂起脖子，悠长而响亮地打了一个鸣，天唰一下黑了，黑得措手不及。秋末冬初的天气，短得只剩下一个麻利的女人做三顿饭的工夫，山里的太阳说落就落了。太阳一落山，一切生命都不那么明朗了，像那些喜欢喝酒又无自制力的人喝醉了酒似的，变得稀里糊涂了。除了风，山野里空寂得无聊，再也铺捉不到一点生命的迹象。
为了节省些燃料，村长家少煨了一面炕，我只好跟村长“挤”在一个满间炕上。天下的炕，窗根儿烫，村长德高望重，年势已高，理所当然睡了临窗靠墙的一面，我随之挤在村长的旁边，不挤就得睡冰炕，这已经是无法避免的事。但到了晚上脱衣睡觉时，我就有些不自在，我跟村长只要有谁动一下，就有一老一少的影子在微微泛黄的炕墙上晃着，晃得像二个皮影人儿。村长把腿和屁股蹴蹴巴巴伸进了被窝，哗啦哗啦把所有的上衣都脱了，露出满身污垢的排骨，间或，有些迟缓地脱了裤子露出半截瘦骨嶙峋的屁股。他从被窝里抽出裤子褡在被子上说：“睡吧。”说时，钻了进去，头上的帽子岿然不动。哪有睡觉不脱鞋帽的，我对村长这一古怪异常的行为十分好奇，其实，他在洗脸时也没有脱帽的习惯。看看村长的表情特别深沉，把话咽了进去。
我只好硬了头皮也脱，但不知道把秋裤脱了还是留着，正在为难时村长说：“两个大男人睡觉，还讲究个啥哩，睡吧，睡吧。脱，脱光了舒坦。”
我窸窸窣窣地脱衣服，直觉得很不习惯，很不自在。刚睡下不久，就觉得肚子里的东西在开始寻找一个流畅的出口。水火不留情，我咬着嘴唇坚持了一会儿，终于坚持不住了，急不可待的尿把我从被窝里赶了出来。听见不安稳的声音，村长问我：“冷吗？”
“不冷，我想尿尿。”
“刚睡下哪来的尿，给。”
随着一声木木的响，村长把他的夜壶递在我的头下，我说：“不用，不用！”我哗一下爬起来披了衣服，在院子里哗哗地尿了。
村長说：“这娃没一点礼数，咋院子里整呢？你在当院里尿还不如用我的夜壶。”
听见村长上纲上线的话，我赶紧憋住了尿。我在四下里寻不见路灯开关，一下撞在屋柱上，把我撞得晕头转向，分不清东西南北了，我在窗户上扳了几下，窗户岿然不动。
村长说：“已经尿了就放开尿吧，憋坏了弄不成女人，那可了不得哩！”我便没皮没脸哗哗尿了。
夜里，我隐约感到村长为我掖被子，我哼哼着没有领情，我是下村干部，我有些儿心安理得。
半夜里我又醒来了，迷迷糊糊中有几声零零星星的狗叫声，叫得十分遥远而苍茫，叫得有些儿颠颠狂狂不负责任，像在梦境里似的，汪汪汪汪挣扎了一会儿就又没有了。
我居住的县城已经很长时候没有听见动物亲切的叫声了，我每天听到的尽是霹雳啪啦的鞭炮声和汽车喇叭声，那些生动和新鲜的动物的声音差不多遗忘了。我立马把耳朵立起来，我听见村长轻轻地咳了几声，村长醒着，我翻身爬在枕头上说：“村长，狗在叫呢？”
“睡吧，鸡叫狗咬，事出有因，这跟城里的灯红酒绿莺歌燕舞是一个理儿，该叫的让它去叫。”
“村长，你真了不起，能说出如此经典的词汇。”
“这算啥经典！养下羊儿是吃肉的，养下母猪是打窝的，养下鸡儿狗儿就是叫的，你不让它叫还让它唱？”村长很快把话引到别处去了。
村长能说出如此哲学的话，我有点刮目相看，我很想请教话里的弦外之音，但我贪婪无度的瞌睡遇到了舒适无比的枕头，像困倦的婴儿遇上了母亲的怀抱，像饥饿中的婴儿遇上了母亲的乳房，加之那天晚上的炕特别暖和，就不多问了。我翻过身去，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境里一些陌生的人在村巷里踉踉跄跄地来来往往，一个个都忙忙碌碌，一个个行色匆匆，看不清在忙碌什么。我往日梦见的都是生活中的熟人，最近梦见的都是一些陌生人，不知做怎样的解释。
我刚睡着，就做了一个恶梦。我梦见村口遇到的那个老女人了，她戴着一具可怕的面具又向我张牙舞爪走来，她每走一步，身上就发出咔嚓咔嚓没完没了金属碎片的声音，她的面目非常可怕，跟传说中的幽灵厉鬼一模一样，她不是向我要钱，她伸出一双手向我的脸来抓，那是一双只剩下骨头的像聊斋中女鬼的手。只听得“咣”一声锣响，我被惊醒。我醒来时村长还没有入睡，他爬在炕上抽烟，我的枕头掉在地上。
我说：“村长，还没睡呀？”
“人老了没瞌睡。”
“我问你个事。”
“问吧。”
“村口大柳树下那个老女人是咋回事？”
村长说：“你是说田寡妇田玉英吧，她是个疯子。你进村时她是不是问你要钱了？”
我点了点头说：“她是咋疯的？”
村长叹了一声,在炕沿上嗑了几下烟灰,讲了一些田寡妇的事情，村长的叙说像过去的贫协主席在一群小学生面前苦大仇深地忆苦思甜。村长说：“她男人是74年平整土地时让塌方压死的，她的疯跟千户台的干旱和水有关系。现时好了，退耕还林草让山里到处有了水，过去那个苦焦呀，人和牲口没水吃，旱死牲口是常有的事。”
村长的回忆把我带进了千户台悲壮的历史。我才知道，生活在这里是多么的不易，在这里当一个村长又是多么不简单，我也从此认识到在这大山里活着是多么艰难。
千户台这地方说它是穷山恶水，有点言过，但毕竟不是什么山青水秀、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水贵如油，民谣中说：“养女嫑嫁千户台，吃饭不难吃水难。”要是遇上旱天年，全村人就要到四里外的泉湾沟去驮泉水。打一趟来回，需要两小时光景。到了冬天，还算好一点，全村人可以在泛起一层白碱的河滩背冰块，有用背斗背的，也有用牛毛口袋背的。总之，一切生产工具都有了用武之地。然而，这种水含碱量高，受冻后变甜，馋得难忍，往往要喝个痛快。痛快是痛快，可随之而来的是满肚子炮声雷响，往往屙了一肚子稀，连续几次，屙尽了便放响屁。
干旱是千户台的主宰，像水是鱼的主宰，它无情而可怕地摧毁着人们美好的欲望和温柔的心情，瘦枯了这里鲜活的庄稼和旺盛的生命。干旱是千户台人最强大的敌人，它使庄稼人高贵的人格有时变得十分鄙贱和低廉，使女人们高尚的贞洁不免变得乏味和廉价。六月天，山梁上的庄稼嘎吧作响，大有燃烧之势；就是喜热的旱蛇，也盘踞于阴湿的一隅喘着粗气。因此，常有旱死庄稼、牲口的事情。而水便成了这里最诱人的事物，像时下有钱又想长寿的人吃的名贵中草药。水，是一个冬天的话题。
千户台人吃水要走4里山路去驮，4里外的那一口泉眼，是千户台人的命根子，泉眼旁那个用石头垒起来的峨博越垒越大，成了方圆好几里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度。千户台的男人们后半夜还没有焐热自己女人的屁股，在两个乳房上胡乱摸着乱七八糟在女人的脸上拱几下，就开始从暖烘烘的被窝里爬起来，揉一揉惺惺忪忪的眼睛，高一脚浅一脚地摸黑做着自己十分熟悉的事儿。男人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是喂饱牲口，然后驮了半人高的水桶，怀里揣上生铁疙瘩一样结实的青稞面干粮，日夜兼程去赶早。
水被那些身强体壮的男人们气喘吁吁长途跋涉驮回家来，一阵响响的水声后是要上锁的。面柜可以不锁，庄廓外的洋芋窖也可以不锁，但水给你一百个胆儿也不能不锁。在千户台，除了具备一口硕大的水窖，家家都有一只粗大的桦木水橱，木桶里的水倒进水橱，就像钱放进了保险柜，是要上锁的。
人们亲眼看见一个动情的景象，一把老式的让山里人的手摸捏得贼亮贼亮的黄铜钥匙，挂在主人的腰间，走动时一响一晃一响一晃，在刺目的阳光中泛出金子一样的光芒，显示着这家主人的尊严，也显示着水的神圣不可侵犯。千户台人都知道祖上留下的那条与邻人相处的规矩，借粮食借面借钱不借水。至于奢侈地洗一回脸和身子，那多半是姑娘待嫁时的事，或者小伙子相亲时才能铺张一回。有一个故事可笑而悲壮，小伙子年满十八岁了，和媒人说好了去相亲，特地起个大早，足足用一脸盆水把自己的头和脸非常认真地洗了一遍，正看着一面镜子，可媒人突然变卦不去了，小伙子一下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他不是哭见不到姑娘，而是可惜那一脸盆水。
千户台人是名副其实地靠天吃饭。为了生存，他们与命运抗争的最有力的武器，便是攒足了力气挖水窖，说是水窖，其实是一口旱井，口小内大，蓄水量大，水源便是老天赐予庄稼人的雨水积雪。下雨的日子，窖口上放一层过滤网，雨水就带着草木、驴马粪蛋子直往里冲。就是这种水也需要严格的《乡规民约》和因地制宜的行政手段才能进行公平分配。
千户台人多么希望夏日的雨水和冬天的白雪盛满自家的水窖，但这神圣的权力掌握在村长的手里，尽管那时不叫村长，叫大队长，但行使的权力是一样的。哪一块山坡、哪一片地的雨水和积雪归哪一家的哪一口水窖，都详详细细记在大队长的本子和村会计的帐上。区划清楚，泾渭分明，跨越一尺，就是侵犯他人财产的行为。每当雪后山民们扫雪的时候，大队长就带着四个民兵戴着红袖章执勤，那种庄严比批斗会还严肃。有个叫刘三有的小队会计，“四人帮”垮台那年让社员们批斗得差一点上了吊，罪名便是某年某月某日分雨水和积雪不公，倚仗权势给自己家多分了积雪。
千户台无论如何应该找出水源。王村长四处张罗着找打井队。本县的打井队一听千户台这地方就犯怵，不要说打井，就是走一趟千户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县城打一个来回要整整走l20里路，更何况机械设备又怎么拖上去？村长顶着上面的压力动用了村里的储备粮和全部男劳力，从甘肃请来了一支打井队。打井队进村之前，他组织社员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从鼓动宣传、文明用语、粮水供给都做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一句话，就是千方百計让打井队的每一个人高兴，让每一个人使出牛一样的力气和猴子一样的聪明。
打井队进了村，千户台人像侍奉皇上一样侍奉着打井队的人。男人们攒足了力气，三星高照的时候就从炕头上爬起来，成群结队地赶着牲口浩浩荡荡远征4里外的泉湾沟，专为打井队驮水，供他们吃喝洗涮。女人们平生头一回胆大无畏地奢侈了金贵的水，把手和头脸洗得白白净净，变着法儿给打井队炮制山里最好吃的饭菜。千户台活泛得如同喜鹊造屋，村长整天价和打井队的人滚爬在一起，又是泡茶，又是递烟，那种殷勤如同一个孝子伺候着父母。可是，男人们的力气和汗水凝成的泉水以及女人们的滋温和精心操练的饭菜拴不住打井队人的心。10天、20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不见水。高个儿头把式开始怀疑自己的风水经验了，他打了三十年井，从解放前打到现在，也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他的招数黔驴技穷。他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他的脸上失去了权威的神情，他料定这儿找不出水。
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乘村长去了邻村和千户台男人被泉水驮乏的累身子，头把式带着他的打井队打算不辞而别了。其实，心细的女人们早就发现了这个动机，只是心照不宣。女人们正好来了个守株待兔。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被几个妇女在山豁口挡住了去路。为首的是寡妇田玉英，她不急不恼，张开双臂冲头把式说：“想溜，不见水，你们溜不了。”
“咋个溜不了，你们想干啥，我们又不是你们抓来的犯人！”头把式打量着夜色中不愠不火的几个女人，回敬了一句。
田寡妇仍旧张着双臂，不急不恼地说：“说溜不了就是溜不了，我们在你们所有经过的路道口都埋上了炸雷，不只一个，是十几个，不信你往前走一步。想溜，今晚上就跟我们一搭儿死个领干。”
甘肃这支走南闯北的打井队，有技术，却也不乏匪气，眼下对这几个不愠不火的女人，一时不知如何对付才好。
打井队退回了村里。
当晚，田寡妇将一水橱泉水狠心挥霍一空，把自己洗了个白白净净，微弱的灯光下，二十九岁的女人躯体丰腴透亮。她勇敢而高昂着狍鹿一样的头颅闯进了头把式的窝棚，刹那间，一群男人的面前田寡妇像一只美丽的野狐，又像坟堆里来回游荡的幽灵。这突如其来的雪白的身子和迷人的光彩，让头把式惊出了一身冷汗。直到田寡妇又重复了山豁口的话：“我说溜不了就是溜不了。”头把式的心才稍稍平静下来。
美丽而滋润的泉水把田寡妇身子洗涤得光彩夺目，让人过目难忘。她像戏剧中的一个小旦，缓缓踏着细碎的脚步走上前去，双手毫不犹豫地扳住头把式的双臂说：“你们该要的我们给了，我们该有的也都给了，我就把话撂在这里，今晚上我把身子也给了，要也是你的不要也是你的，你看着办！”
“不，你不能这样。”头把式怕了。
田寡妇说：“你不敢要？是吧，你连女人的身子都不敢要，你还能打出来个井。今晚上你要也是要了，不要也是要了，反正我这一身肉你都看見了。只要留下来，今晚上就算啥事儿都没发生，想悄没声息地溜走，那我就不客气，对不起，明天去公社告你强奸民女，蹲你十年八年的劳改还算是轻的。哪头轻哪头重，你个家掂量？”
那天夜里，田寡妇义无反顾地钻进了头巴式汗浸浸的被窝，头巴式也色胆包天心安理得地睡了。早晨，一阵麻雀欢实的叫声过后，头巴式走出窝棚时，围满了村里的人，头巴式默认了。
在女人们强大的色情攻势下，打井队留下了，10天，20天，又是一个月。村长心里清楚是什么留住了打井队，看看田寡妇的气色，闭一闭眼，狠一把心，心里只有一个打井和水的念头。打井队以百倍的信心和女人们给予他们酒一样的精气，使出了十八般武艺，千户台没有水。在一个阴云密布的早晨，头把式山穷水尽地跪在一群妇女面前央求道：“你们给了我们十倍的力气，我们无法笼络深奥的水脉，这是自然的法力，是命，没办法。让我们回去吧!不让我们走，我们就跪着双腿叫你们是妈。”
千户台用贞洁和青春换不来水，面对这种场面村长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村长疲软地蹲在地上，一边孩子般嚎哭，一边用拳头胡乱敲打着头。他愤然抬起头，高声喝道：“滚，你们都给我滚，还愣着等啥?”
村长回忆到这些往事时，脸上流露出羞愧和不安的神情，一些无法叙说的隐情似乎触及到了他的伤心处。
我说：“那田玉英是咋疯的？”
“她在跟村里的一个女人骂仗时，那女人破口骂她是卖屄，她第二天就变得疯疯癫癫了。”
“那她咋生活呢？”
“她没儿没女，打那后，她成了村里的五保户。”
村长慢慢地合上了眼睛，他已经没有勇气也没有力气回忆那些屈辱的往事，一些干涩的老泪像透明的虫子，从他皱皱巴巴的眼窝里吃力地爬出来，在他那老气横秋的脸上蜿蜒蠕动。（未完待续）
长篇小说《泼烦》写的就是青海河湟地区农民阶层生存和生命状态中的那些泼烦事儿。是一部河湟谷地的《秦腔》。
桃花乡的千户台村只是当今中国农村的一个截面和缩影，小说里的一些场面和境遇，在当下中国绝对不是偶然的，其真实性已经远远超出了小说本身。
《泼烦》，没有宏大的乡土叙事，是四平八稳，波澜不惊的，是十分琐碎和片断的。但集中在深秋和严冬里的一个个故事和细节的背后是一股股的凉气——生存的困境、心灵的寂寞、精神的虚无和颓废、生命的迷茫和失落、价值的无序和混乱，无不透露着以往经典乡土生活的衰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包括农村知识分子）的流失，农村、农民遭遇的迷茫和冷落是何等的触目惊心，看似热闹而丰实多彩的物质背后，是精神的颓废、文化的缺失和价值的混乱。
《泼烦》是“转型期”河湟地区农村、农民人文动荡和心理变迁史、小说中农民的迷惘、困惑、犹豫和彷徨，甚至心灵上的疼痛是刻骨铭心的。在人的肉体被现代文明和象牙塔娇惯得一天天脆弱，人的灵魂在利益的追逐中也日益卑琐时，《泼烦》以良知更多地给了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以博大、宽容、无畏的人格力量，营造着理想中的乡土和精神家园。
作者简介：
李明华，1964年出生于青海乐都县湟水河畔，1982年发表习作。鲁迅文学院第十三期中青年作家高级研究班学员，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青海省作协主席团委员，乐都县文联主席、《柳湾》文学季刊主编。散文《抱愧“花儿”》、《亲近柳湾》、《女人二题》曾获省部级文学奖，长篇小说《夜》纳入农家书屋工程。
八
早晨我刚起床，乡政府的会计推开了门，他抱着一条“双虎”牌的高档毛毯挤了进来，说是乡里安排送我的，说完便走了。我有点受宠若惊，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堕落了一个个像我这样见钱眼开的人。
我看了看天色，阴沉得像农户门扇上张贴的门神那样狰狞可怕，似乎永远就是一种一成不变的表情。也不管刮风还是下雪，脑海中只有一个走的念头，哪怕天下刀子，我也要走。对我来说下雨下雪没有什么不一样，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凡天晴的日子我会享受太阳的温暖和空气的新鲜，天阴下雨的日子我会躲在家里看书睡觉，有时甚至一觉睡到中午。反正这么多年来也没有谁能改变我这自由散漫玩世不恭的恶习。母亲似乎怂恿我睡懒觉，我跟母亲以二比一的优势彻底压倒了父亲，父亲已经放弃了我，说我无可救药，说我朽木不可雕，将来等他们去世了，一定坐吃山空，我對他们的预言不以为然。
我几乎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雨对庄稼无利，什么时候下雪对农事有利，小学中学大学，大考小考一路考下去，我都为分数绞尽脑汁，从未关心过天时与收成有什么关系。我的老师大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们为了跳出农门卖过身上的血掉过身上的肉，可一旦他们跳出了农门就从未提及过农事，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把村庄默默地记在心里，记着清明节，记着祖坟准确的方位。他们一方面铭心刻骨地仇视着城市的所作所为和形形色色的不公平，一方面却向往着城市的花天酒地和灯红酒绿，他们的心情矛盾透了。他们即使日进万斗，发了乡里人眼中的大财，升了乡里人眼中的大官，在城里人模狗样地活着，也还是像农民一样过着精打细算十分俭朴的生活。因此，在乡下人眼里他们是城里人，在城里人眼中他们是乡下人。
有许多时候，我的做人已经没有了什么标准，我跟许多人一样也在绞尽脑汁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弄钱，尽管目前我还是口袋空空，丝毫没有发迹的迹象，但有个好的收入是我所望也是众之所望。其实，这是我自作多情的谦虚，在许多机关上班的人像我一样的也不是个别，他们才不关心天时与庄稼有什么关系，年迈的老百姓在想什么盼什么。他们现在都一个个变得猴精猴精的，几乎都在为自己的上级忙碌着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务，光文件和通知一年就得发几百个，尽管这些文件没有什么作用，还得一如既往发下去，他们的头发就是这样熬白的。不过也有偷闲的时候，哪一天上司不在，就别想找到他们的人影，一般要么都在茶园里挖坑，今天你赢了我几百，明天我赢了你几百，挖得天昏地暗，一片空白，睡梦中都是哗啦哔啦洗牌的声音。要么寻找各种借口办私事，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干好干坏一个样，三十多年的工龄快退休了还爬在办事员、科员位子上的是大多数。看来在这个群体中几乎没有鹤立鸡群的机会，只好像农村里那些晒太阳的老人一样推日子下山。他们大多数是投胎投错了的，在基层一呆就是一辈子。与其花一大笔钱把窝挪到县城，还不如安安稳稳自由自在呆在乡下。
我也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十足的孤家寡人，让人们说说道道，我一天天向着现实和实惠的方向转化。但个人认为我还没有转化到推日子下山和堕落到不可救药的那一步，我还在道貌岸然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不是吗？我这次下来挂职就是一个突飞猛进，连我们办公室主任都这么说。
我所挂职的村子，是个计划生育先进村，精神文明先进村，综合治安先进村，先进多得像牛身上的毛快让我记不住了，村子的名儿叫千户台。我是个喜欢突发奇想的人，我想，千户台曾经是不是一个千户大头人的农庄，我这个小人物说了不算数，但从目前的种种迹象看，多少年前在这里进行过大规模的牛羊放牧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在这里还保留着一些藏民族的口语和牛羊依稀可辨的圈场，其中就有两个地方叫圈窝子，还有一个地方叫马圈的。
在湟水谷地的浅垴山地区，无论从人口的基数看，还是从土地的多少说，千户台都是个无可争议的举足轻重的大村。上级把我安排在这里挂职，是对我生活经历和政治生命的一次庄严考验，说文雅一点，是对我今后进入仕途的一种“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砺练。这不是我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临行前计生委办公室主任小王就是这么说的。说我这次下去是读经，是组织人事部门拉的名单，我不知道是读经还是镀金，反正说得让我充满了一种庄严和悲壮。我这才傻头傻脑地下乡来了。
这里的二百二十四户人家，在我没有到来之前，像一群山雀干旱地蹴在三面环山的半坡的凹处。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方方圆圆的门户，整齐划一地朝一条时流时涸的河滩蹴蹴巴巴地洞开着，与对面山腰里古时候金客们淘金留下的一个个洞穴冷酷无情地对峙着，远远看上去，也像很多个人为的洞口，有气无力地张望着山外来风和所有陌生的来客。我坚信我不是个什么人物，我的到来除了给这个村增加了一个口粮的负担，一面睡觉的炕，也不会改变什么，我对自己从来都不是那么乐观。
千户台处在桃花乡大沟岔里的一个小沟岔里。走在山梁上细细打量，是一条七曲八弯没头没脑的沟，沟的出口处是一个瓶颈。因此，很像是一个口小内大的葫芦，这种奇特的地形造成了千户台冬暖夏热的小气候，庄稼也往往比同样海拔的沟岔早熟三五天。因为这一点点优势，这里的人们往往在脸上表现出一些像城里人比乡下人优越的表情。远看，涌着满眼的淡黄，一会儿几户人家，一会儿几户人家，不知还会出现多少户人家。满眼的淡黄之中，浮现着一些隐约可辨的屋顶，有三角形的，长方形的，正方形的，组成一个个不规则的图案。许多时候，静得出奇，静得使人产生不了一点想法。还好，只要踏踏实实深入进去，生命的信息随处可见。鸡犬在此间放声鸣叫，牛羊在这里无奈地哞咩，炊烟在这里一日三次地随随便便袅袅娜娜，慵常得有些散漫，有些似醉非醉腰来腿不来的样子。偶尔也能看见几个时尚一点的年轻女子从不远处走过，都显得过于结实、粗糙，想必是光阴和劳顿使她们变成这样的。
旱是这里的特点，有时老天有些翻脸不认人，度日如年。如果遇上雨水丰广之年，一年又有了三年的收成，这使得多少年来这里的人口没有减少，相反地，像施足了美国二氨的庄稼与日俱增，让村里的文书想统计出一个准确的数据都很困难。
走在山路上有些空寂，走一会儿不见人，再走一会儿还是不见人，人在这儿似乎成了珍稀动物和沙石里的金子似的，是不是这里都实施了调庄移民工程。面对这些空落落的环境，我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一打听，才知道男人们大都出门挣钱去了，一般都叫打工，他们的岁数大都在十七八岁至五十七八岁之间，往往过了正月十五就卷了铺盖出了远门。年轻一些的女人凭着年轻也同样外出去打工，她们走出村子时土里土气的，回来时一个个变得洋气了，有的画了眉，有的涂了口红，像一只狐狸。政府把这种打工叫劳务经济，也叫走出去经济，自然条件好一些的村子，娃们也都寄宿在乡一级的学校。因此，人烟稀少得让人有些孤独，有些遗忘，有些可怕。只有几个白发苍苍的老汉，在村巷里迷迷糊糊半醒半睡无所谓赢输地打着一个子儿一毛钱的牛九牌，打发着冗长苍白的光阴。见陌生人向他们走来，迟钝地张望着，好长一会儿，他们中一个精明一点的老者以同志相问，似乎还在上个世纪。几个豁牙的老女人，先豁了的是上门牙，后豁了的是下门牙，她们围坐在一起，亲切地相互抓着对方的手，一边搓摸着，一边问寒问暖，有时也问张家的长李家的短，她们掉了牙的嘴皱皱巴巴的像包子。
这会儿，正好是秋收季节，说不定好多的青壮年男女就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们的步履十分匆忙，只是我没有赶上这种场面。他们夏半年兴致勃勃目中无人地离开了村子，神采飞扬地去城里的建筑工地上打工挣钱。这一半是自觉自愿，家庭不宽松的光阴所迫，一半是政府的主导。总之，哪儿苦哪儿累，他们就出现在哪儿，绝对让你不会是一不留神就挣到钱，就发了财。
他们中的许多人冬半年又疲疲踏踏像一个流浪汉回到村子，回到生养他们的地方。从他们的精神状态中不难看出，他们辛勤的劳动永远不会挣到自己所希望的那个钱。他们中的一部分干脆在城里呆了七年八年，娶了女人生了孩子，村里人都以为他们已经是响当当的城里人，但他们像有钱人的“二奶”、“三奶”，没有一个明朗的货真价实的名分，高额的就医、上学和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把他们原本就饱经风霜的脸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人们亲眼看着城市的建设日新月异，天翻地覆得面目全非，他们却是流落在花花绿绿城市里的一群无头苍蝇，一群没有思想的牛羊，只能触及到城市灯红酒绿中吃剩的残汤剩菜和一些花花绿绿的垃圾。他们之中最有思想的人，在夜深人静时，爬在简陋的工棚里写诗。许多写诗的人已经忘记了写诗，或者从上半身写到下半身，或者干脆玩钱，玩物，玩女人，玩得已经不知道自己还是个诗人了，他们却十分认真地写诗，真有点可笑。他们写出来的诗永远是同一首诗：
昨夜入城市，
归来泪满巾。
满身鑼绮者，
不是养蚕人。
我把手里的行李掂了掂，无聊而无望地站在山路上，看隐晦的天空下满眼灰黄的枯景。山之脚，一方平缓的空地上，一群渺小的人和牲口像坚韧不拔的蚁族在旱场上张扬平凡的日子。隐隐约约听见手扶拖拉机发动机的声音一波一波泛着疲乏的气息，像遥远处沉闷的雷声，这可能是今年碾了头场麦子的一户人家。从高处往低处看，我的眼帘里越来越清晰，一个老头开着手扶拖拉机，开得十分缓慢而迟笨，不是挂了二档就是三档，在旱场上十分吃力地转着圈。他可能是被逼上梁山的，儿子们出去打工了，他靠谁呢，只要不咽下最后一口气，他还得勇往直前干下去。跟他作配合的是个手脚不太灵活的老女人，手里的叉扬一下一下挑着被磙子碾出来的麦杆，她几乎是似醒非醒的，她不知道这一场粮食碾到什么时候才能碾下来。不远处的一把黑伞下面，一个六七岁的男孩似是而非地张望着两个老人碾场，这可能是二位老人的孙子。
天和地沉闷得一片聊无生机。我使劲吸了一口长气，不免有了吼几嗓子的冲动，看来这无疑是个生产“花儿”和“少年”的地方。我哼唱了一首传统的“花儿”，这里的“花儿”有几十种令，我哼唱的是一种叫“水红花令”的“花儿”，歌词大致是这样的：上去高山望平川，平川里有一朵牡丹；看去容易摘去难，摘不到手里是枉然。
一切都十分正常，我的不十分地道的传统唱法并没有引起大山的共鸣，我向前后左右瞧一眼仍不见人，壮着胆子古怪地吼了一嗓子，把刚才传统的“花儿”吼成了不伦不类的摇滚。鸟有鸟语兽有兽言，五音不全的我不驴不马不牛不羊，马上让山野里那些环保的生灵们大惊失色。一只胆小的鸟儿差点从白杨树枝上掉下来，它的翅膀慌乱地抖动了几下，才恢复了平衡。它们的神情个个不安和古怪，我与它们就这样相互古怪着面面相觑。看来山里的禽兽不仅环保，胆子也小得有点可怜。
偶尔遇见十几只没有见过多大世面的环保型绵羊，也把头突然抬起来，长时间瞧着我有点儿古怪的嘴脸是不怀好意的，是虎视眈眈的，然后扯长脖子“咩——”发出一声两声胆惊受怕的哀叫，好像我是它们常见的那些口袋里有几个臭钱就牛皮哄哄的骑着两个排气筒的摩托车，轰足油门在村巷里“日儿——日儿”横冲直撞的羊贩子或屠户似的，只是在它们眼里今天换了另外一套衣服而已，长了另一张嘴脸而已。我看了看自己的衣着和神情，再十分自信地摸了摸自己脸上安详的棱角，我深信我的生命不是父母亲马马虎虎培育的，我的长相是对得起我的父母亲的，鼻子是鼻子嘴是嘴，有模有样光鲜光鲜的，似乎不是那种一眼就让人们看个水落石出的不是个东西的人。但连羊们都对我如此敌意地看待，想一下自己的境遇，不免心里有些悲凉。等我走远了，确信我把它们不怎么样时，那些羊才安静下来恢复了常态。它们慵懒地吃草，慵懒地用尾巴甩打着向它们攻击的蚊虫，它们以群体的行动慵懒地前行。
看来真如哲人们说的那样，一切都要经过时间和实践的考验。我勾着头一路走去。
我走在山腰里，一个红头巾的女人从一架岭上急匆匆走过来，像一朵雨后天晴的野山丹花鲜艳无比，我的眼前突然美好了一下。她慌慌地向远处看了几眼，双手在腰里鼓捣了一阵，朝下一蹲，一个肥大的屁股在光天化日下白亮亮露了出来，白得光芒四射，白得过目不忘，让我一阵疯狂的瘙痒和刻骨铭心。她的水火毫不留情，一切都看得明明白白、水落石出。她可能是怆忙出击，没有看见放羊的老人。老人脸上露出一丝欣赏的笑容，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便宜的眼福，他把烟袋叼在嘴上，看着，笑着，就仿佛是看一场皮影戏。他看见不远处的我也正好看着他，他突然又觉得不道德而变得十分惶恐，慌慌地又把目光移到远处的羊身上，就像偷了别人的东西。
阳光下，女人的屁股硕硕的白亮亮的，无孔不入地刺痛了我的眼睛。我眯眼望去，红头巾的女人已匆匆翻过了一架山岭。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我不知道是凶是吉，老人们常说，看见这种东西凶多吉少，我的眼睛咋这么不争气呢，我真想把自己抽一个耳光。一路小跑，顺着山腰下去。我刚放松了步子松松垮垮走了几步，一泡结结实实的麻雀屎不偏不斜水水地落在我的肩膀上，这肯定是一泡母雀儿屎，我能感觉到水气溅到我脸上的感觉，直溅得我目瞪口呆，气憋胸闷，直想呕吐。我发了一会儿呆，朝天空一望，骂了一句十分肮脏恶毒的话，已不见飞禽的踪影，只有山雀们在对面密匝匝的黑刺林里尽情地唱秋，唱得争先恐后如火如荼。我继续朝前走，千户台村横陈在我的眼前。
村口，一棵遮天蔽日的柳树像一朵绿色的云彩，吸引了我的目光。柳树的主干已经面目全非，看不出它就是一棵树，两人或三人才能合抱的庞大躯体，裹满了大红大紫的缎子、绸子的被面，还有白色的和黄色的哈达，在山风的鼓胀下，显得臃肿、富贵和神秘，在人们的双手能够企及的枝干上也挂满了绸缎，挂得一天天见长，挂得纷纷扬扬，挂得让人不可思议。刚挂上去的，红得鲜艳。浅红的，大红的，深红的，各有各的长短，各有各的红。时间久了的，已经泛出一些破败的污迹和白来，更久的，已经开始风化，在秋风中一点点飘落。
树底下是两只鸡，都是公鸡，己经没有多少毛了，像久经沙场的斗雞。一只是绑了腿的，一只是剪了翅膀弄伤了腿的，一高一低跳来跳去，怎么跳也跳不出几米远的地方，像地狱中带着镣铐跳舞的两个小鬼。听这里的村民们说，大凡把鸡弄成这个样子，一般都是敬神的。
人们习惯上把这种树叫神树，把这个神秘的高高在上的地方叫峨博。多少年来，人们把这种现象叫迷信，四清运动时，曾大规模进行过破除，峨博上的东西清除了，但柳树甚至连一个枝叶谁也不敢动，其生命力像久治不愈的牛皮癣，跟这村口的柳树一样，更加天长地久地在春风秋雨中疯长着。起初也许是村里的一个人由于某一种愿望，在柳树上挂了一条红色的头绳或者一绺儿布条，每遇天灾人祸或疾病缠身，人们无法解脱命运的不及和对生命的敬畏，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就在柳树上相继挂了红色的布或被面，同时也少不了许诺一个美好而虚无的愿望。若干年后，就变成了这种臃肿富贵的样子，像一件硕大无比而又有神秘色彩的袈裟，在村口的劲风中飘飘扬扬，呼呼啦啦。远远看着这地方就与众不同，就有了一种敬畏的神情，天长地久，峨博成了一种神的象征。骑着骡马的路过这里要滚鞍下马，为一点边角地头大打出手的人家，支书和村长能解决的，当然好，公事公办，不能解决的，也不免来这里心事重重山盟海誓吃一回咒，添了人丁的也不乏到这里煨一把桑烧几个纸钱。总之，它似乎无时无刻不在牵系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命轮回。
我仰视着柳树庞大的树冠，婆娑的枝条倾刻间在秋风里开始沙沙作响。其实沙沙作响的枝条与我毫无关系，我坚信自己没有仙风灵气。那哗哗颤抖的叶片把风和声音传向比远方更远的地方，让人觉得风不是从云里生出的，而是从柳树庞大的树冠中生出来的。我还没有收回仰视的目光，就听得那大红大紫臃肿富贵的柳树躯体，似乎软软地种子破土似地冒出一个动着的东西来，就有咔嚓咔嚓一些金属的碰撞声突如其来，向我小偷一样靠近。我仔细一看，是一个半人半鬼肮脏不堪、头发花白的老女人。这女人让人过目不忘。她身上穿着跟柳树上裹着的大同小异，华丽得像一只展开翅膀的马鸡，只是一些花花绿绿的布条有些纷乱。她的头发纷乱得稀里糊涂，可能多少年没有洗过，也没有修剪过。腰和腿上串绑了许多红的、黄的、黑的、白的金属的碎片，有圆形的、椭圆形的、方形的、三角形的，跳跃时发出咔嚓咔嚓响器一样的声音来。她手里提着一块铜锣，黄铜的，是块破锣。缺了的一牙是三分之一的样子，剩下三分之二的一牙，还开着一个对勾一样的缝子，看来有点年头了。我正担心这剩下的三分之二的一牙，是不是倾刻间会断裂成一分为二，就听得“咣”一下破锣响。
我吓了一跳，向后退了一步木木地看个究竟。这突如其来的破锣声，要在清晨或傍晚，肯定会吓坏我的。还好，这会儿是白天，我深信她不是鬼。
她“咣”又敲了一下锣，朝我鬼怪一样走来。她不是迎接我，分明是不让我走路，她把胳膊伸得特别开，企图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挡住我的去路。一手是破锣，一手是锣锤，胳膊显得更长了一些。我向右走，她向右拦住了去路，我向左走，她又向左拦住了去路。脏乱不堪的衣服故意往我身上蹭，好像我很久已前就是她等待的仇人，就与她不共戴天。一种长时间没有洗衣服没有洗澡的馊抹布一样的味儿只呛得我天旋地转。
我有点措手不及，像一种梦境。我向前走一步，她向后退一步，我向后退一步，她向前进一步，这样来回了几次，我终于偃旗息鼓了。我向她笑了笑谦虚地掬了一躬，她说道：
此路是我修，
此树是我栽；
若要过此路，
留下买路财。
她“咣”又敲了一下锣，向前跳了两步，她跳的是“文革”时期标准的忠字步。她高吭地说道：
胭脂香粉者脸上弹，
织锦缎主袄儿身上穿，
空肚子不唱个“乱弹”，
今天想吃个加肉者干拌，
我田寡妇没钱着干蛋。
“三个代表”是样板，
想进千户台参观，
每人五块的票钱，
等我吃了加肉者干板，
欢欢儿唱一个“乱弹”。
她的唱词十分明白，我赶紧给了她五块钱，她嗨嗨一笑说：“你是代表呀！你是个好代表。”说时，就同样友好地让我走过去了。她把破锣和锣锤熟练地别在腰里，她的一双手脏得不能再脏了，一只手向我招手再见，一只手从怀里拿出一瓶喝剩的矿泉水要我喝，往我嘴里塞，塞得差点弄破我的嘴唇。我摆了摆手示意不喝，她朝我奋力一洒，又给了我一个非常现代的飞吻，飞得发出了很响很水的声音。我不知道是一次艳遇，还是一次不幸的遭遇，我今天的运气实在糟透了。她的奢望实在太低了，我仅用五块钱把她远远地抛在身后，一路走下去。
我要去的头一个地方是村委，村委和村里的小学是同一个院子，在向阳的坡地上陈着。门是很气派的砖混结构的门，鹤立鸡群在方方正正的黄土庄廓墙的中央，无疑凸现出千户台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尽管民政部门以危房改造的由头在显眼的路口盖起了一些好看的千篇一律的房子，但不论怎样掩饰也掩盖不了点和面、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与大多数农户的住房还是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反差。
村委的门口是一个高高大大的照壁，立得挺拔有力，立得理直气壮和不可一世。我久久地看了，觉着照壁很有些风水。这照壁果真让我言准，一打听，开工之前确实是让风水先生下过罗盘的，多少年来村里都稳稳当当的。
照壁很有些讲究，立得也是地方，正好挡住了远处的山豁口和近处一座楼式厕所。照壁不同凡响，楣头镶上了二流水的玲珑的琉璃瓦，瓦上镶了龙，只是龙有些瘦，倒像是蛇，红红的，在阳光下放射着正大光明暖洋洋气堂堂的红光，向着村里的天空丰足而无限地散射着。走近了，才知是村里的村务公开栏。
我顺着泛起一层尘土的村路酸溜溜地走进去，陌生地张望，五间水泥盖板房像备战备荒时代的防空攻势横陈在眼前。细看，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房子，墙壁上的混泥土已经有好几处泛化出了一层白花花的硝，像一团一团破旧不新的棉花团，飘飘的，粉粉的，欲滴欲飘，似乎难以经得住山风的摇憾和穿透，看来也该到了修缮的时候了。也许许多人到过千户台，到过千户台的头头脑脑都有跟我同样的感受，尤其是一些直接与此事相关的人，但过后不久由于一些更要紧更非做不可的事务去做，便忘了。或许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事情，许多十分重要的事情就是这样被忽视被彻底遗忘的。
我推开挂着“党员活动室”牌子的门，小心往里探，满屋的是无所事事的男人，面色一个个灰不溜溜含糊不清，眼睛惺惺的像喝醉了酒似的，他们一明一灭吸着烟，一声两声的干咳在烟雾和寂静中惊响。一看就知道长时间不食不睡，衣服大都是散皮豁眼的，帽子在头上像抽了一根筋或者缺了一块不该缺的东西，跟电视剧中某个反面场景和细节有点相似。一声两声的谩骂和对方一声不吭的表情清清楚楚地说明了谁赢了谁输了。见我是个陌生人，像下乡干部，他们麻木的神经突然活起来，马上停了手中的牛九牌，“天、牛、虎、鱼”的喊声也随之休止。有几个胆小的已做了偷偷往外溜的准备。我知道，这些人从来不怕乡里的书记和乡长，怕的是穿警服的人。
“请问，这是村委？”我看看众人。
众曰：“就是。”
等了一会儿，坐在靠近门口的中年男人摸了摸手中黑不溜秋的牛九牌，然后放在一边。看看我说：“同志，你是下乡的还是三个代表的。”
“下乡的。”
中年男人马上站起来，很尴尬地搓着手，神情明显有点慌张，不知手脚放在哪儿更合适，他的鼻洼里也明显渗出了汗。他眼睁睁看了一会儿，大概对我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判断和定位，脸色才慢慢恢复了正常。他是这个小学的校长，断定我不是教育局的下乡干部，跟他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从瘦不拉叽的脸上露出一丝多云转晴的笑：“找书记，还是村长？”
“都行。”
中年男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就像一個处世不深的生意人上当受骗后追回了一笔让人骗走的货款，很愉悦的样子。可能是他让上头的检查怕了。他找了一条已经无法辨别是什么颜色的抹布，将一张椅子马马虎虎地擦了一把，觉着不干净又用袖口顺势抹了一下，让我坐下，递一支劣质烟，跨出门口高声喊道：“王学义，过来一下！跑！”见来人走得慢，又加紧节奏说：“快跑！”
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学生手里卷着一本书跑过来，袖口上使劲抹一把鼻涕，立正，敬了一个少先队队礼说：“校长，啥事?”
“跑！喊书记去！就说是有下乡的。”
“就是下乡吃饭的？”
“滚！就知道吃。”小学校长狠狠瞪了一眼。
“我妈就是这么说的。”
“你娘的腿。不吃饭咋下乡？像你，不吃饭咋念书？连一点礼数都没有，快滚！”小学校长想踢一脚，抬起的脚落了空，差一点把自己摔了一跤。
满屋的人都哈哈大笑。“这是谁家的娃，也不看个火色。”有人说了一句话。
屋里没有声音。有我这个下乡的陌生人突如其来，在还没有弄清我的真实身份是官是民是匪是警是人是鬼，我此行的来头是福是祸之前，牛九牌是不能玩了，大家都开始抽烟，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
突然，“吱——”一个长长的富有力量的响屁，仿佛是谁家的门巷里或墙旮旯里要么是被窝筒筒里牛气冲天、不可一世地传来，众人闻声一望，是个二十一二岁的年轻人。
“你这个驴逑货，年轻轻的，又不搞那个同性娈（恋），尻子咋就让人日松了？”旁边的老汉粗鲁地骂。
众人都嗨嗨嗨地笑。那个年轻人也大咧咧地笑，笑得有些儿得意忘形和不知饭香屁臭。好像刚才的屁跟自己无关，好像他为自己不同寻常的屁产生的效果而自豪，好像那个词汇对他没有一点儿羞辱。
屋里安静了许多，一团白烟底气十足蒸蒸日上，人们的面孔都充满了等待和不安，我知道他们的目光都在抱怨我这个不速之客，快快让我滚蛋，他们好继续玩下去，尤其是刚才输了钱的想翻本。
坐了一会儿，不见支书来。一群泥猴一样的小学生在院里摇头晃脑随心所欲念着“人口手，刀弓车……”，像是小和尚念经。起初干劲极足，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狠不得把沙哑的嗓子喊破，慢慢地有气无力，有口无心了，他们专心致志地等着中午的铃声，像新婚的夫妻等着夜晚的到来。
院子里安静下来，一群红嘴乌鸦落在校院里最高的两棵杨树上，一片稀里糊涂的黑，一群麻雀落在最低的两棵杨树上，一片灰，大有井水不犯河水的势头，它们静静地蹲在树杈上不急于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名堂。我看了许久，终于明白了它们在等待着一个机会，等学生放学后，这些聪明绝顶的生灵会铺天盖地落下来，享受学生们撒落在操场和教室里的各种美食。只听得“哇”的一声，红嘴乌鸦便会爬满操场，而麻雀们吱吱喳喳涌进了教室，自在的日子年复一年。
几个老师已经在院子里挑好了最阳光灿烂的地方暖暖地晒太阳，晒日子，一边说着什么，一边无聊地张望着苍茫的天空，不时地看一眼手表上的时针，是不是快到了中午。快到中午了。
又等了一会儿，仍不见支书来。
“驴逑日的，想必大白天的搂着谁家的女人过阴天哩！”老汉想接着玩牌，想着赶紧打发走了我。
“你才过阴天哩!人家过了四十奔五十的人了，早就没劲了！”放了响屁的年轻人终于有了可乘之机，回敬了一句。
“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你懂个屁！现如今计划生育硬政策的好处，上环的上了环，结扎的结扎，都是双保险，这个岁数才知道搂哩！不信，问你妈去！”老汉自我感觉很好。
众人都嘻嘻地笑。年轻人脸一红，不说话，气得嘴唇突突地动，也没有更合适的话要说，狠狠瞅一眼老汉。
小学校长又递一支烟，问我贵姓。
我说：“免贵姓李。”
“赵钱孙李的李，大姓，这是大姓。我也姓李，叫李卫国。”李卫国笑一下，好像找到了知音似的。
我跟他不太懂行地说了几句中国目前的教育，再说现实的，方知前几天他让教育局的人检查不合格，扣了一月工资。
问什么原因。
“缺一种表格。”
“表格就那么重要?”我有点吃惊。
“表格上墙就是成绩，没有表格，干多少也是没干。”李卫国满脸的无可奈何。
我说：“也是。如今啥工作都进行量化管理，不好干，尤其是女人在农村的教师，又是种地，又是教书，够累的。你是民办老师转的正吧？”
李卫国会意地一笑，他的表情分明告诉我，我对他的同情和理解他十分感激，他说：“你当教育局长就好了。”
我笑了一下。
说话间，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步履沉沉地走了进来，他大腹便便，脑满肠肥，营养状况绝对高于那些圈养的野生动物，他的体型像一条装满了粮食的麻袋，足以证明村里盈实的日子和美好前景。他的走路把地踏得极响，满脸的肉，满脖子的肉，满身的肉，但又不显得肥胖吃力，整个像一个重量级的摔跤运动员，是我进村后看到的最标致得体的男人了。
“来了。”李卫国向我指点。
我忙起身等候，看李卫国，已乘机溜出了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钻进了教室，再看校园里，也不知什么时候将放羊式教学变成课堂教学的。他可能是被检查怕了，连村里的支书也怕得不行。
那人进了门。
“他就是村支书。”老汉看支书一眼。
我忙取出烟来，给支书一支，支书果断摆了一下不要的手势，没有接，跟我握手，挺热情。
“书记贵姓？”我掏出乡政府开的介绍信。
“刘，刘少奇的刘，叫刘天来。”
支书将我拿介绍信的手果断挡回去。问：“下乡？”
“是。这次比较长，是挂职，明确的职位是副村长。”
“好，挂职好，十天半月也行，一年二载也好。有个县上的机关干部来挂职是好事，我们村就有了可靠的娘家人。这样吧，李同志，就住王村长家，便于了解情况和开展工作。你看行不行？”
“行，客随主便。”
“你，老马，领李同志走一趟，就说是我说的，我还有急事。”
支书向旁边的老汉望一眼，急死忙活地走了。他官儿不大，倒好像是个日理万机的大忙人，匆忙欢实的脚步像农村里那些走东家跑西家吃张家喝李家花言巧语的媒婆。问老马，才知支书还是个小包工头。我打量着他狼狈不堪的样子，也就是四包、五包看别人的脸色受气，在别人的牙缝里挣点苦工钱的那种人，除半公半私的一堆破事，这几天他正为村里修路的事忙得焦头烂额。
我还没有进村之前，村里争取来了水泥路户户通项目，通往村里的五公里主干道项目资金已全部到位，水泥、沙石料、搅拌机也轰轰烈烈运到了村口，热火朝天的场面在沉静的千户台随处可见，那些从主干道通往各家各户门口蜘蛛网似的长长短短的巷道,原则上要让村民自筹一半。村里几乎没有一分钱的集体资金，只好从各家各户收，按户头不按人头。上面一再强调，这是改革开放成果共享工程，无论如何要避免给农民摊派的口实，如果哪个村出现因修路农民越级上访或出了不应该出的问题，二话不说，干脆收回项目给其他村，让这个村永远享受不到水泥路，享受不到阳光雨露，让他们暗无天日泥泞不堪。谁都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受益的是自己和子孙后代，可只要是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多好的事磨多少嘴皮子都像啃他们逑头上的筋一样难。其实，别看几百块钱，有些农户确实无力支付。
老汉掖了一下衣襟，不满地看了一眼支书远去的背影，也不跟我打声招呼，罗圈腿一蜷一蜷地走了。我便跟了上去。
唉——
十七十八上学木匠，
二十上学了个画匠；
画龙画虎者画月亮，
尕妹的俊模样画上。
“花儿”和“少年”一般的情况是触景生情，惯用的手法是比兴，这我是清楚的。我看了看周围的境况，眼前没有一点有关人类色情的行为发生，甚至连村巷里的动物都是规规矩矩呆头呆脑没有发情的迹象，我不知道老汉为什么此时此刻会有如此的闲情逸致。听见老汉一曲一折地哼哼着“花儿”，冗长的拖腔从村南拖到村北，心里真有些不惑。
这是一首老掉牙的“花儿”。我说：“老汉家，你咋庄子里唱‘花儿’哩？老人们不是说‘花椒树上你甭上，上去时扎手哩；庄子里到了你甭唱，唱了是打嘴哩’吗？”
“不要紧，那是过去的老皇历了，现如今改革开放，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铆足了劲儿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哗啦啦变了，一切都变了，“花儿”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管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满大街的人都唱，连女人们都在庄子里把“花儿”唱欢了。你还不知道吧，一些好看的女人打扮得花里胡哨的在茶园里唱“花儿”挣大钱哩，唱得连家都不想回，把男人和娃都忘了，心头到的老板明目张胆往口袋里大把大把塞钱，还有的老板从女人肥嘟嘟的两个奶头缝里狠狠地往下塞，直塞得女人们心花怒放，浑身酸软，往口袋里装钱时连客气话都不说哩。你说这世道咋日鬼的，我老漢家不给儿媳妇唱就算是正经的。”
我说：“也是。这是一个变革的社会。”
“我们老汉家也就干嘴没食地唱个呗，口袋里没钱干唱呀！”老汉干咂了几下嘴指着村长家的庄廓说：“你去吧，我就不进去了。王村长是个好人。”
“我是头一回，你领我进去吧。”
“你自己去。是你吃饭还是我吃饭？三个代表走了，第三年是三千名干部下乡，如今的先进性又来了个下村吃饭的，还死要面子。”老汉一脸不悦地自言自语着，对我一点也不客气。
我说：“老汉家，我又没惹你，你咋这么说话呢？”
“你让我咋说？我对谁都一个样。来下乡的每次都一样，开了个会，出了个黑板报，刷了个标语，写了个规划，不就是‘四了’干部吗，有啥了不起，料得你也尿不出银屙不了金。”老汉还在为我搅了他们玩牌的兴致而耿耿于怀，把我说得一针见血，我没有一点反驳的勇气。
回转身时，只听得一阵力量很大的惊乱，杂沓的奔蹄声中从小学校门口窜进一前一后两头牛，一黄一黑，黄的是雌的，黑的是雄的，雌在前，雄在后。雄牛张张狂狂地举着傲然的头角，紧追不舍，前蹄奋力一顿，整个身子优美地腾空而立，接着两条前腿雄健准确地搭在了雌牛的腰上，腹下那繁衍生命的灵物像蛇一样灵活地伸了出来，急不可待地寻找着该找的地方。倾刻间围观了许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们评头论足，饶有兴趣地指指点点。
老汉朝我笑了一下骂道：“这是谁家的骚牛，颠颠狂狂的，也不拴好了，狗日的不是个东西，大白天日的，你的逑想日谁就日谁，你以为你是村里的支书呀！”说时，随手拣了一块破砖头嗖一下摔了过去，落空了。
黄色的雌牛扭动着身子，灵巧地一摆，从重压之下挣脱出来，跑出了校门，钻进了一片白杨林，庞大的雄牛迟笨地挡在密匝匝已经成林的黑刺林外面，无法靠近，对着里面的雌牛发出一声沉重冗长的吼叫。紧随其后的老汉幸灾乐祸地嘲我一笑说：“嗨嗨，日，你也有日不成的时候！”
他报复似地又摔过去一块砖头，正好打在雄牛的肚子上，说：“狗日的东西，我让你日！”
哞——哞——
雄牛扬起头，伸长脖子，发出了一声雄壮的狂叫。它腹下那个细长的水淋淋的东西拧来拧去，像一条秋蛇的头颅趾高气扬。
老汉还似乎不解心头之恨，他又拣起一块破砖头嗖一下，不偏不斜，磅一声十分准确地打在那个红红的肉肉的东西上，只打得水花四溅，一片白亮亮的光芒在腹下一闪，刚才还不可一世的雄牛，差点打了一个筋斗，惊慌失措地收了一下腰腹，噗哧噗哧地喷着白气松松垮垮地跑了。
一只红嘴鸦从树上慌乱地飞了起来，漆黑的翅膀一闪一闪有些迟缓，它失魂落魄地“哇”了一声。我心里咯噔一下，看来支书还真不一般，他在女人的事情上就那么优秀吗。我冲老汉的背身喊道：“支书的东西厉害吗？”
老汉高声回应道：“这你得问问村里的年轻女人们，看你年轻轻的，你就是个县长也弄不出啥名堂，算了，我不跟你说，说了也干说。”说时，老汉又来了一首民谣，算是补充：
狗日的追得上了房，
见了“手抓”像只狼。
碰上钱儿叫亲娘，
酒喝三杯就发狂。
见了女人想上床，
户户都有丈母娘。
我复回转身时，见一女教师站在教室门口，年轻又不乏几分姿色，可能是刚从师范分配来不久的特岗老师，因为近十年没有分配正式的老师了，这么年轻的女老师不光学生见不到，村民们也很少见到。她以手加额，孤芳地往远处张望，如一坡红芬而忧怨的马莲花，那些墙壁上泛起的硝土像街面上小贩手里一晃一晃的棉花糖，在秋风里一飘一飘的，一鼓一鼓的，似乎还泛动着白色的粉末。我目视了许久还是没有掉下来，几位晒太阳的男老师的目光情不自禁地被女教师有点儿冷艳的孤芳吸引过去，明知看不出什么结果，还是自作多情地望了很久。我心头突然莫名其妙地热了一下，荒寂的山野这是唯一的看点和畅想。
我提着行李朝村长家走去。
九
王村长叫王全和，他光棍一条，戴着一顶灰“的卡”帽，厚厚的油垢，泛着幽幽的锅黑样的光泽，像一个长年贩猪肉或者是贩猪下水的小老板，远远就让人主动把嗅觉封闭起来。不靠近说话不礼貌，靠近说话，有一股浓浓的呛人的垢痂味横冲直撞，没有点精神准备是无法承受的。
他上身至少穿了四五层衣服或者更多，新的旧的紧的松的老式的旧式的浅色的深色的，都变成了同一种颜色，黑，黑得透亮。那些西装的、中山装的、军便服的领口沉沉地堆满了他的脖子，整个脖子不见肉，只见一层一层的领口齐齐地十分累赘而脚踏实地地码着，像农村女人精心制作的千层饼，给人一种懒散臃肿劳累不堪的感觉，似乎连随便扭动一下脖子都很费劲。因此，他的脖子是繁杂的，木木的，好长时间没有动一下的意思，即使为了某种需要和生理上的条件反射努力动一下，也像木偶和皮影人一样，有些迟钝和机械。也许他打小就缺少扣扭扣的良好习惯，整个胸前自由自在地敞开着，就是山民们常说的散皮豁眼，而衣服扭扣从来都是一颗不少的。对他来说，他身上所有的衣服扭扣都是一种装饰，或者干脆就是多余。看村长的面相，六十七八岁的光景。细细瞧他走路的样子，左边的衣襟煽得厉害一些，顺着他走路时一煽一煽的衣襟，再留心看他的腿，才知道有点瘸。
问村长的年龄，说是平七十。七十岁了还当村长，真是个奇迹，这个村的青壮年男人都干什么去了。
我哗啦哗啦摇响了村长家的门环。我从半敞的门里看见村长衣襟一煽一煽从门巷里走来，他一边走一边说：“门开着。又没养着狗，摇啥么？”说时打开门，见我是一张陌生面孔，便主动跟我握手，说明来意后，他机械地说：“欢迎，欢迎。”然后，果断从裤带上解下一串钥匙，取下其中一把给我，“李同志你拿好，不要丢了。”随手一指东屋。
一面老式的房子，五间，门扇是黑的，门窗是黑的，柱子也是黑的，倒是几个红沙石凿成的棱角分明的柱顶石，在日月天光中还坚韧不拔地保持着新鲜坚硬的石质，在午后温暖的阳光下幽幽地泛着红。我的目光在那里集中了好长一会儿，村长见我新奇，便主动说：“我的父亲是个远近闻名的石匠，谁都说，全庄子就这几块石头好看，现在能打这种石头的人再也没有了。去年红嘴庙修大庙，木料倒不难，难的是石匠，石匠是从河州（临夏）请的。你说从河州请石匠，要花多少钱，不心疼呀！”
我点了点头，伸出手摸了摸柱顶石的石纹，村长像是想起了什么，他也摸了摸柱顶石上清晰的石纹，像摸到了祖先的额头和骨头，表情刹那间变得庄严而沧桑起来。
望一眼老式的花格窗，跟村长是半斤八两。糊上去的报纸破了几处，经风一吹，“啪——哒”一声，“啪——哒”又一声，活像一个有气无力的农村病女人有气无力地拉风匣。在千户台，这样的房子不是一家二家，少说也有半数多，听说县上正在启动农村危房改造，但条件特别高，不是五保户，就是低保户，要么是残疾人。第一批八户已经结束，现在启动的是第二批。因此，支书和村长的权力一天天见长。
“王村长，现在危房改造力度这么大，你这房子也该改造了。”
“不急，等社员们改完了再说。”
“等社员们改完了，怕是你早入土了。”
“入土为安，入土了就好了。再说村里老的东西已经不多了，你看那花格窗，还有那房子上的花槽，留着也是个念想。”村长的回答十分简洁，没有更多的解释，似自言自语。
午后的阳光格外暖和，暖和得想踏踏实实睡在院子里不想起来了。空中偶尔有三五只山雀吱吱喳喳匆匆忙忙地一滑而过，像变魔术似的，瞬间便不见了踪影，它们的日子几乎比人类还忙。一只成年的山鹰在更高的天空孤独地盘旋了很久，划出一道经久不衰的美丽弧线，大有不可一世的自信，很久很久还是两手空空消失在了空中。
空中再也看不到飞翔的生命，倒是秋天的苍蝇泛滥成灾。几朵白云奇形怪状地浮着，像脱离了茎叶的棉花团儿。向阳的东房台基上更加暖和，在嗡嗡作响的苍蝇声中，我跟村长蹲在院子里阳光最好的地方谝干蛋。村长看起来又笨又老态龙钟，但心智一点都不麻木，是农村里属于人精的那种人，他不说村里张家李家和实质性的事情，尽谝些政策怎样得力，还有关于我们下乡干部的好话和近些年来农村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不知不觉把我的一盒烟抽完了，我摸捏着口袋，做山穷水尽状，起身去屋里拿烟。见村长突然不好意思起来，赶忙摸一下自己的口袋。
“把他先人的，咋光顾谝逑干蛋了！来，抽我的。”村长说着将一个烟袋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我。
烟袋是用熟羊皮缝制的，走线也是皮子的，看来有些年头了。小巧精致，由于天长日久的摸捏，黑黑的，油油的，几乎用手指搓一下力能搓出二两油来。烟杆特长，烟锅是黄铜的，亮亮的；烟嘴是绿色的，我摸了一下，不像玻璃，也不像塑料。问村长，说是翡翠。翡翠就翡翠吧，其实什么都行，反正看上去很古很好玩。凭着好奇心我笨拙地装好一锅旱烟，还没抽上几口就惊天动地地打了一个喷嚏，着实把村长吓了一跳。我壮着胆儿又固执地抽了一小口，吸进去的似乎不是烟，而是穿肠过肚的辣面、胡椒面，来不及细细回味，只呛得我眼泪鼻涕满脸，好长一会儿接不上气。
村长在我的背上耐心地捶着，像有钱人家里的丫环侍候着娇生惯养的老爷，我一边咳一边抹着呛出的眼泪。等我不咳了，村长说：“你们工作人是棉花包包里长大的，软着呐。”村长眯眼一笑说，“经不住老黄烟，是吧？你是新媳妇坐轿子头一回吧，不要紧，啥事儿得有个过程，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其实，纸烟还是好，干净，就是太贵，太快，还没吸几口就完了，不划算，庄稼人消费太浪费。”
在千户台我算是解决了住的困难。尽管目前吃饭还是个问题，但心里已经踏实了许多。我抬头朝远处望了一眼，山腰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拉着架子车转过了弯路，一团麦捆缓缓进入我的眼帘，拉车的是个老汉，后面推车的是个年轻女人，看来，这家的壮劳力八成打工还没有回来。山洼里，四个毛驴驮着麦捆一晃一晃走着，只见毛驴的头一动一动，不见驴身和驴尾，赶牲口的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孩，他已经过早承担了一个成年男人才能承担的责任，他一手往嘴里添东西，一手甩动着鞭子。他嘴里的东西刚咽下去，童声童气地喊了一首“花儿”：
三岁的马驹儿带笼头，
尾巴上挽着个绣球；
三天的新媳妇回门走，
女婿娃跟在个后头。
此时，一只十分老练霸道的公鸡，从村长家的庄廓墙上气宇昂然一探一探地走过来，它可能是妻妾成群，带理不理地看着院子里的十几只年轻的年老的母鸡，投下一条拉长了的像口袋一样的影子，慢慢地若无其事地向前移动，好像这空寂的大院里它是个人物似的，把一切都没有看在眼里。它的双腿在地上用力一站奋力昂起脖子，悠长而响亮地打了一个鸣，天唰一下黑了，黑得措手不及。秋末冬初的天气，短得只剩下一个麻利的女人做三顿饭的工夫，山里的太阳说落就落了。太阳一落山，一切生命都不那么明朗了，像那些喜欢喝酒又无自制力的人喝醉了酒似的，变得稀里糊涂了。除了风，山野里空寂得无聊，再也铺捉不到一点生命的迹象。
为了节省些燃料，村长家少煨了一面炕，我只好跟村长“挤”在一个满间炕上。天下的炕，窗根儿烫，村长德高望重，年势已高，理所当然睡了临窗靠墙的一面，我随之挤在村长的旁边，不挤就得睡冰炕，这已经是无法避免的事。但到了晚上脱衣睡觉时，我就有些不自在，我跟村长只要有谁动一下，就有一老一少的影子在微微泛黄的炕墙上晃着，晃得像二个皮影人儿。村长把腿和屁股蹴蹴巴巴伸进了被窝，哗啦哗啦把所有的上衣都脱了，露出满身污垢的排骨，间或，有些迟缓地脱了裤子露出半截瘦骨嶙峋的屁股。他从被窝里抽出裤子褡在被子上说：“睡吧。”说时，钻了进去，头上的帽子岿然不动。哪有睡觉不脱鞋帽的，我对村长这一古怪异常的行为十分好奇，其实，他在洗脸时也没有脱帽的习惯。看看村长的表情特别深沉，把话咽了进去。
我只好硬了头皮也脱，但不知道把秋裤脱了还是留着，正在为难时村长说：“两个大男人睡觉，还讲究个啥哩，睡吧，睡吧。脱，脱光了舒坦。”
我窸窸窣窣地脱衣服，直觉得很不习惯，很不自在。刚睡下不久，就觉得肚子里的东西在开始寻找一个流畅的出口。水火不留情，我咬着嘴唇坚持了一会儿，终于坚持不住了，急不可待的尿把我从被窝里赶了出来。听见不安稳的声音，村长问我：“冷吗？”
“不冷，我想尿尿。”
“刚睡下哪来的尿，给。”
随着一声木木的响，村长把他的夜壶递在我的头下，我说：“不用，不用！”我哗一下爬起来披了衣服，在院子里哗哗地尿了。
村長说：“这娃没一点礼数，咋院子里整呢？你在当院里尿还不如用我的夜壶。”
听见村长上纲上线的话，我赶紧憋住了尿。我在四下里寻不见路灯开关，一下撞在屋柱上，把我撞得晕头转向，分不清东西南北了，我在窗户上扳了几下，窗户岿然不动。
村长说：“已经尿了就放开尿吧，憋坏了弄不成女人，那可了不得哩！”我便没皮没脸哗哗尿了。
夜里，我隐约感到村长为我掖被子，我哼哼着没有领情，我是下村干部，我有些儿心安理得。
半夜里我又醒来了，迷迷糊糊中有几声零零星星的狗叫声，叫得十分遥远而苍茫，叫得有些儿颠颠狂狂不负责任，像在梦境里似的，汪汪汪汪挣扎了一会儿就又没有了。
我居住的县城已经很长时候没有听见动物亲切的叫声了，我每天听到的尽是霹雳啪啦的鞭炮声和汽车喇叭声，那些生动和新鲜的动物的声音差不多遗忘了。我立马把耳朵立起来，我听见村长轻轻地咳了几声，村长醒着，我翻身爬在枕头上说：“村长，狗在叫呢？”
“睡吧，鸡叫狗咬，事出有因，这跟城里的灯红酒绿莺歌燕舞是一个理儿，该叫的让它去叫。”
“村长，你真了不起，能说出如此经典的词汇。”
“这算啥经典！养下羊儿是吃肉的，养下母猪是打窝的，养下鸡儿狗儿就是叫的，你不让它叫还让它唱？”村长很快把话引到别处去了。
村长能说出如此哲学的话，我有点刮目相看，我很想请教话里的弦外之音，但我贪婪无度的瞌睡遇到了舒适无比的枕头，像困倦的婴儿遇上了母亲的怀抱，像饥饿中的婴儿遇上了母亲的乳房，加之那天晚上的炕特别暖和，就不多问了。我翻过身去，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境里一些陌生的人在村巷里踉踉跄跄地来来往往，一个个都忙忙碌碌，一个个行色匆匆，看不清在忙碌什么。我往日梦见的都是生活中的熟人，最近梦见的都是一些陌生人，不知做怎样的解释。
我刚睡着，就做了一个恶梦。我梦见村口遇到的那个老女人了，她戴着一具可怕的面具又向我张牙舞爪走来，她每走一步，身上就发出咔嚓咔嚓没完没了金属碎片的声音，她的面目非常可怕，跟传说中的幽灵厉鬼一模一样，她不是向我要钱，她伸出一双手向我的脸来抓，那是一双只剩下骨头的像聊斋中女鬼的手。只听得“咣”一声锣响，我被惊醒。我醒来时村长还没有入睡，他爬在炕上抽烟，我的枕头掉在地上。
我说：“村长，还没睡呀？”
“人老了没瞌睡。”
“我问你个事。”
“问吧。”
“村口大柳树下那个老女人是咋回事？”
村长说：“你是说田寡妇田玉英吧，她是个疯子。你进村时她是不是问你要钱了？”
我点了点头说：“她是咋疯的？”
村长叹了一声,在炕沿上嗑了几下烟灰,讲了一些田寡妇的事情，村长的叙说像过去的贫协主席在一群小学生面前苦大仇深地忆苦思甜。村长说：“她男人是74年平整土地时让塌方压死的，她的疯跟千户台的干旱和水有关系。现时好了，退耕还林草让山里到处有了水，过去那个苦焦呀，人和牲口没水吃，旱死牲口是常有的事。”
村长的回忆把我带进了千户台悲壮的历史。我才知道，生活在这里是多么的不易，在这里当一个村长又是多么不简单，我也从此认识到在这大山里活着是多么艰难。
千户台这地方说它是穷山恶水，有点言过，但毕竟不是什么山青水秀、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水贵如油，民谣中说：“养女嫑嫁千户台，吃饭不难吃水难。”要是遇上旱天年，全村人就要到四里外的泉湾沟去驮泉水。打一趟来回，需要两小时光景。到了冬天，还算好一点，全村人可以在泛起一层白碱的河滩背冰块，有用背斗背的，也有用牛毛口袋背的。总之，一切生产工具都有了用武之地。然而，这种水含碱量高，受冻后变甜，馋得难忍，往往要喝个痛快。痛快是痛快，可随之而来的是满肚子炮声雷响，往往屙了一肚子稀，连续几次，屙尽了便放响屁。
干旱是千户台的主宰，像水是鱼的主宰，它无情而可怕地摧毁着人们美好的欲望和温柔的心情，瘦枯了这里鲜活的庄稼和旺盛的生命。干旱是千户台人最强大的敌人，它使庄稼人高贵的人格有时变得十分鄙贱和低廉，使女人们高尚的贞洁不免变得乏味和廉价。六月天，山梁上的庄稼嘎吧作响，大有燃烧之势；就是喜热的旱蛇，也盘踞于阴湿的一隅喘着粗气。因此，常有旱死庄稼、牲口的事情。而水便成了这里最诱人的事物，像时下有钱又想长寿的人吃的名贵中草药。水，是一个冬天的话题。
千户台人吃水要走4里山路去驮，4里外的那一口泉眼，是千户台人的命根子，泉眼旁那个用石头垒起来的峨博越垒越大，成了方圆好几里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度。千户台的男人们后半夜还没有焐热自己女人的屁股，在两个乳房上胡乱摸着乱七八糟在女人的脸上拱几下，就开始从暖烘烘的被窝里爬起来，揉一揉惺惺忪忪的眼睛，高一脚浅一脚地摸黑做着自己十分熟悉的事儿。男人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是喂饱牲口，然后驮了半人高的水桶，怀里揣上生铁疙瘩一样结实的青稞面干粮，日夜兼程去赶早。
水被那些身强体壮的男人们气喘吁吁长途跋涉驮回家来，一阵响响的水声后是要上锁的。面柜可以不锁，庄廓外的洋芋窖也可以不锁，但水给你一百个胆儿也不能不锁。在千户台，除了具备一口硕大的水窖，家家都有一只粗大的桦木水橱，木桶里的水倒进水橱，就像钱放进了保险柜，是要上锁的。
人们亲眼看见一个动情的景象，一把老式的让山里人的手摸捏得贼亮贼亮的黄铜钥匙，挂在主人的腰间，走动时一响一晃一响一晃，在刺目的阳光中泛出金子一样的光芒，显示着这家主人的尊严，也显示着水的神圣不可侵犯。千户台人都知道祖上留下的那条与邻人相处的规矩，借粮食借面借钱不借水。至于奢侈地洗一回脸和身子，那多半是姑娘待嫁时的事，或者小伙子相亲时才能铺张一回。有一个故事可笑而悲壮，小伙子年满十八岁了，和媒人说好了去相亲，特地起个大早，足足用一脸盆水把自己的头和脸非常认真地洗了一遍，正看着一面镜子，可媒人突然变卦不去了，小伙子一下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他不是哭见不到姑娘，而是可惜那一脸盆水。
千户台人是名副其实地靠天吃饭。为了生存，他们与命运抗争的最有力的武器，便是攒足了力气挖水窖，说是水窖，其实是一口旱井，口小内大，蓄水量大，水源便是老天赐予庄稼人的雨水积雪。下雨的日子，窖口上放一层过滤网，雨水就带着草木、驴马粪蛋子直往里冲。就是这种水也需要严格的《乡规民约》和因地制宜的行政手段才能进行公平分配。
千户台人多么希望夏日的雨水和冬天的白雪盛满自家的水窖，但这神圣的权力掌握在村长的手里，尽管那时不叫村长，叫大队长，但行使的权力是一样的。哪一块山坡、哪一片地的雨水和积雪归哪一家的哪一口水窖，都详详细细记在大队长的本子和村会计的帐上。区划清楚，泾渭分明，跨越一尺，就是侵犯他人财产的行为。每当雪后山民们扫雪的时候，大队长就带着四个民兵戴着红袖章执勤，那种庄严比批斗会还严肃。有个叫刘三有的小队会计，“四人帮”垮台那年让社员们批斗得差一点上了吊，罪名便是某年某月某日分雨水和积雪不公，倚仗权势给自己家多分了积雪。
千户台无论如何应该找出水源。王村长四处张罗着找打井队。本县的打井队一听千户台这地方就犯怵，不要说打井，就是走一趟千户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县城打一个来回要整整走l20里路，更何况机械设备又怎么拖上去？村长顶着上面的压力动用了村里的储备粮和全部男劳力，从甘肃请来了一支打井队。打井队进村之前，他组织社员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从鼓动宣传、文明用语、粮水供给都做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一句话，就是千方百計让打井队的每一个人高兴，让每一个人使出牛一样的力气和猴子一样的聪明。
打井队进了村，千户台人像侍奉皇上一样侍奉着打井队的人。男人们攒足了力气，三星高照的时候就从炕头上爬起来，成群结队地赶着牲口浩浩荡荡远征4里外的泉湾沟，专为打井队驮水，供他们吃喝洗涮。女人们平生头一回胆大无畏地奢侈了金贵的水，把手和头脸洗得白白净净，变着法儿给打井队炮制山里最好吃的饭菜。千户台活泛得如同喜鹊造屋，村长整天价和打井队的人滚爬在一起，又是泡茶，又是递烟，那种殷勤如同一个孝子伺候着父母。可是，男人们的力气和汗水凝成的泉水以及女人们的滋温和精心操练的饭菜拴不住打井队人的心。10天、20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不见水。高个儿头把式开始怀疑自己的风水经验了，他打了三十年井，从解放前打到现在，也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他的招数黔驴技穷。他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他的脸上失去了权威的神情，他料定这儿找不出水。
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乘村长去了邻村和千户台男人被泉水驮乏的累身子，头把式带着他的打井队打算不辞而别了。其实，心细的女人们早就发现了这个动机，只是心照不宣。女人们正好来了个守株待兔。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被几个妇女在山豁口挡住了去路。为首的是寡妇田玉英，她不急不恼，张开双臂冲头把式说：“想溜，不见水，你们溜不了。”
“咋个溜不了，你们想干啥，我们又不是你们抓来的犯人！”头把式打量着夜色中不愠不火的几个女人，回敬了一句。
田寡妇仍旧张着双臂，不急不恼地说：“说溜不了就是溜不了，我们在你们所有经过的路道口都埋上了炸雷，不只一个，是十几个，不信你往前走一步。想溜，今晚上就跟我们一搭儿死个领干。”
甘肃这支走南闯北的打井队，有技术，却也不乏匪气，眼下对这几个不愠不火的女人，一时不知如何对付才好。
打井队退回了村里。
当晚，田寡妇将一水橱泉水狠心挥霍一空，把自己洗了个白白净净，微弱的灯光下，二十九岁的女人躯体丰腴透亮。她勇敢而高昂着狍鹿一样的头颅闯进了头把式的窝棚，刹那间，一群男人的面前田寡妇像一只美丽的野狐，又像坟堆里来回游荡的幽灵。这突如其来的雪白的身子和迷人的光彩，让头把式惊出了一身冷汗。直到田寡妇又重复了山豁口的话：“我说溜不了就是溜不了。”头把式的心才稍稍平静下来。
美丽而滋润的泉水把田寡妇身子洗涤得光彩夺目，让人过目难忘。她像戏剧中的一个小旦，缓缓踏着细碎的脚步走上前去，双手毫不犹豫地扳住头把式的双臂说：“你们该要的我们给了，我们该有的也都给了，我就把话撂在这里，今晚上我把身子也给了，要也是你的不要也是你的，你看着办！”
“不，你不能这样。”头把式怕了。
田寡妇说：“你不敢要？是吧，你连女人的身子都不敢要，你还能打出来个井。今晚上你要也是要了，不要也是要了，反正我这一身肉你都看見了。只要留下来，今晚上就算啥事儿都没发生，想悄没声息地溜走，那我就不客气，对不起，明天去公社告你强奸民女，蹲你十年八年的劳改还算是轻的。哪头轻哪头重，你个家掂量？”
那天夜里，田寡妇义无反顾地钻进了头巴式汗浸浸的被窝，头巴式也色胆包天心安理得地睡了。早晨，一阵麻雀欢实的叫声过后，头巴式走出窝棚时，围满了村里的人，头巴式默认了。
在女人们强大的色情攻势下，打井队留下了，10天，20天，又是一个月。村长心里清楚是什么留住了打井队，看看田寡妇的气色，闭一闭眼，狠一把心，心里只有一个打井和水的念头。打井队以百倍的信心和女人们给予他们酒一样的精气，使出了十八般武艺，千户台没有水。在一个阴云密布的早晨，头把式山穷水尽地跪在一群妇女面前央求道：“你们给了我们十倍的力气，我们无法笼络深奥的水脉，这是自然的法力，是命，没办法。让我们回去吧!不让我们走，我们就跪着双腿叫你们是妈。”
千户台用贞洁和青春换不来水，面对这种场面村长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村长疲软地蹲在地上，一边孩子般嚎哭，一边用拳头胡乱敲打着头。他愤然抬起头，高声喝道：“滚，你们都给我滚，还愣着等啥?”
村长回忆到这些往事时，脸上流露出羞愧和不安的神情，一些无法叙说的隐情似乎触及到了他的伤心处。
我说：“那田玉英是咋疯的？”
“她在跟村里的一个女人骂仗时，那女人破口骂她是卖屄，她第二天就变得疯疯癫癫了。”
“那她咋生活呢？”
“她没儿没女，打那后，她成了村里的五保户。”
村长慢慢地合上了眼睛，他已经没有勇气也没有力气回忆那些屈辱的往事，一些干涩的老泪像透明的虫子，从他皱皱巴巴的眼窝里吃力地爬出来，在他那老气横秋的脸上蜿蜒蠕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