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的第二个冬天，梁鸿去墓地看他。裸露的田野上，十几只羊在坟头咀嚼细茅草、野菊花、蒿草。远处，有人坐在河坡边缘出神。梁鸿想象那人会站起来，转过身指挥他的羊，但始终没有。人久久地坐着，羊不停地吃草，好像时间定格了。
　　这个画面在梁鸿脑海中生长出故事，变成了长篇小说《四象》。坟头下的亡灵仍然在延续着另一种生活，他们日复一日望着河水流向远方，任四季轮回，听万物和后人在他们顶上发出声响。韩孝先在故事里出现了，他就坐在河坡上，放着羊喃喃自语，一瞬间天崩地裂，他看见了游荡的亡灵韩立挺、韩立阁和韩灵子。
　　先人对过往念念不忘，他们想在现世寻求答案和历史的延续。而今人在精神上趋近他们的过程中，产生了自我意识的觉醒，接纳之余也在用力摆脱。梁鸿在小说里，打通了天地时空，让彼此相互影响，最终又回归于自然的秩序。
　　这是梁鸿的第三部虚构作品，她试图通过一种非现实的方式来阐释社会内在的逻辑。在《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两部非虚构作品的光环下，她的虚构创作不断被文学圈内外审视比较，也有评论认为她难以突破自己，但她自觉，两种写作都是在完成内心深处最重要的表达，更是塑造作家本身的存在。

隐喻

　　四个主角的视角，像是一幅拼圖，拼凑出梁庄历史的延续，这是梁鸿精心设计的逻辑。
　　韩立阁是清末的改革者，留洋学习西学，回到县城当县长，他要实现县域自治，推崇民主、科学，最后在运动中被处决。他成了坟墓下的孤魂野鬼，用藤条把自己的头颅固定回身子，躺了一个甲子的时间，直到遇上当今本地的高考状元韩孝先。韩孝先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种种压力之下患上精神分裂症，又回到村庄，莫名看见了另一个世界的故人。韩立阁像是情节最有力的推动者，他不断向韩孝先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死亡，让其帮助他回到现在的村庄，寻找自己被杀的答案，也在韩孝先的意志里强加了复仇的种子。
　　另一个无所归依的游魂韩立挺，和堂弟韩立阁是两个极端，曾经作为基督教长老，最后因为懦弱和迟疑，在运动中背叛自己的信众和信仰，苟且活到了上世纪90年代，虽然寿终正寝，却无法获得内心的自我救赎。他的讲述，不断丰满韩立阁所说的历史。
　　这是梁鸿想要表达出的历史观，她借助这样的时空碰撞，用现代人的角度，去反观上世纪30年代的地方自治。
　　把历史放到现代的环境中，做客观的观照，而许多的细节，在小说里是隐喻一般的存在。这是她第一次尝试这样超越现实来写现实的方式。她有些着迷这种打破了结界、天地共生的感觉。

悲观底色

　　梁鸿的故事里，一直有条河流。那就是韩孝先对着坟头说话的地方，是韩立阁躺在地下望着的方向。
　　少年时，她无数次沿着河岸走过。跨过河岸，再过条街，就到了学校。放学再往回走，河岸下面是家。记忆很破碎，只有那种孤独感格外清晰，贯穿了好长的时间。有时候，她一边倒退着走，一边跟同学讲笑话，结果自己掉进了水里。
　　回忆起来，这就好像映射着她乐观表象下的悲观底色，一直烙在身上。更多时候，她不爱跟人说话，因为现实里没有合适的倾诉对象，只能对着河流喃喃自语，关于贫穷的家境，关于母亲的生病和去世。
　　很多年后，她忽然翻到自己那个时候的日记，大概是五六年级，上面写满了“我要当作家”。她全然忘了曾经有过这个念头。只是记得，少年时爱沈从文和张爱玲，大概这就是对作家的概念——只要是写东西来表达自己，不管散文还是小说。
　　到了18岁，从师范学校毕业，梁鸿去到一所偏远的小学教书。漫天漫地的庄稼把学校包围在中间，一放学，好像天地里又只剩下她一个人。远处也有一条大河在流淌，那个声音跟玉米地的窸窸窣窣一样，有种阴沉和黑暗，仿佛要吞噬掉她。
　　她忽然发现，身边一直有双同样孤独又忧伤的眼睛。那是自己四年级的学生，一个大约11岁的女孩。女孩总是盯着她，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路边的拐角。有太多老师在村小流动，来了又走，女孩担心梁鸿也会这样。
　　离别还是在第三年的夏天到来，学生都缠住朝夕相处的梁鸿。有一天，他们绕着村庄散步聊天，女孩也在其中。他们去那条大河边捡石子，看河水流淌，又走到了一个新的苹果园。女孩站在一棵苹果树下，说，老师，你别走，苹果再过三年就结果，等吃了苹果再走吧。
　　这话深深刻进了梁鸿心里，日复一日，愈发清晰和甜蜜。她甚至记得女孩说这话的眼神，是纯真中带着一点羞涩，又满怀能等到梁鸿回应的期待。这个形象，和其背后的苹果园，以及那条大河，变成了梁鸿小说创作的原动力。它们是一种隐喻的种子，梁鸿觉得，这是“以柔软而又坚韧的形象昭示着某种永恒的事物”。
　　她谋划了十年，早在梁庄系列的非虚构之前已经开始，到如今断断续续地写了几万字提纲，但是始终没有动笔写。
　　为此，她每次回到家乡，都要去到那个村庄，见一见那个女孩——已为人母的一个普通农妇。梁鸿想了解她意识里成长的部分，希望有一天，“能有足够的能力在创作中阐释当年那双眼睛背后所包含的全部情感”。在梁鸿看来，那双眼睛是纯粹的，但是里面一定包含了更复杂的特质，那才成为必须写出来的美。
　　三十多年过去，原来教书的小学已经变成了一栋高楼，旁边是宽阔的大路。梁鸿想让苹果树下的小女孩永远活下来，这也关乎她自己的成长，关乎中国乡村，她想以此写出当代社会内在的思维形态和逻辑。

虚构实践

　　在思考关于这个女孩的故事时，架构的设计如同在一层层剥笋，好像慢慢接近了某一个核心。这个核心里有梁鸿自己，但她没有把自己作为主角，她仍然是女孩的乡村教师，一个辅助的角色。

　　梁鸿把自己的经历归纳了一下，就是走出了村庄，成为大学老师——极其单纯的故事线。如果以自己为原型，放进小说里，都不足以承载一个人物的命运。虚构赋予了她更自由的表达，可以去试图构建层次更为丰富的人物，来实现自己对人性复杂的观察。一些存放在心里好多年的画面，也得以被滋养出来。
　　人物素描成了她多年本能的自我训练。她习惯在人群里观察别人，她很喜欢在芸芸众生里，既是一分子，又能是旁观者。这感觉就像大家一起吃饭、打牌、聊天，她安全地躲在如此鲜活的生活场景里，可以自由地打量一切，却不用被人关注。
　　和梁鸿驾轻就熟的非虚构写作相比，小说写作的难处在于必须自己建构出一种逻辑，这也是梁鸿觉得吃力的地方。在虚构写作中，去丰满人物的复杂性，梁鸿感到，永远只能无限去趋近。
　　创作的成长也如同她自己在人生经验和思想上的生长。儿子今年上了初三，这个节骨眼让梁鸿不得不紧张起来，原先佛系的社交方式行不通了，得积极加入家长群，跟老师常常沟通，甚至为孩子学习方便，在西城更近便的学区里租了房子。一切都跟她故事里的人物一起，在错综复杂的状态里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