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商业文明体系的建立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因为中国以往的文明体系并不是商业文明，所以我们说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实质，是社会文明基础从传统农业文向现代工商业文化的转型，即社会文明体系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转向现代工商业文明。然而，一种社会文明的创新是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总体来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中国现代商业文明体系建立和创新的过程，是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合二为一，也有人将其说成为民族复兴与文明创新的合二为一。文明体系的创新，从根本上讲，是对文化传的传承即创造性转化，和对其他文明合理要素的集成创新二者的统一。即中国商业文明体系的创新，具有文明创新过程中一体两翼的结构关系。中国的全面现代化过程是一个整体，它包括文化传统的传承即创造性转化，和对其他文明合理要素的集成创新的两翼，两翼不可分割，互动互为因果。对此，我们从商业文化建设的角度，谈几点认识。

1.商业文化建设不能脱离生存基础和条件

　　在中国现代商业文明体系的建立和创新的过程中，商业文化建设抑或商业文化的运行是一个延续和连续的过程，不可能呈现断崖式的生长。这个过程既然是对既有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创造性转化，就应当首先不能脱离自身的生存基础和条件，否则，所谓转化和创新都是无源之水。
　　中国经过近7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懈奋斗，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这些伟大成就的基础上，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围绕中国商业文化建设，以下现实问题值得我们认真面对，尤其是克服中国传统文化强大惯性的影响，改变整体实力长期落后的面貌，非有极其惊人的勇气、智慧、执着和坚韧不能成功。
　　第一，传统观念影响深远。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远古暨三代不谈，如果从春秋算起，已有2700多年；如果从孔夫子创立儒学算起，也有2500多年。中国虽然有数千年文明史，有可与古希腊哲学时代媲美的先秦诸子时代，有可与古罗马极盛时期争锋的西汉王朝，有超越中世纪文明的盛唐文化，有数千年的商业历史。但是，中国缺乏商业传统，历史上没有经历市场经济的洗礼，没有古罗马的法律文化传统，没有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没有《大宪章》《人权宣言》《独立宣言》《共产党宣言》。在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面前，中国缺少历史文化的内生动力。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不能现代化，中国并非不能走向市场经济，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即便世界上没出现西方现代商业文明，中国也一定会走向现代市场经济道路。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儒学文化，实在与现代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有着天然隔膜，二者历史上未曾谋面，此后也不会再有机缘，但其作为一个体系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建设。

　　等级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古代专制社会或许需要等级，所以儒学是最充分最有理性的等级文化。这些在本书第四章已多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等级森严的观念和体制，不符合现代商业社会民主平等的要求。因为不能承认和尊重卑微者的人格，其实所谓高贵者也丧失了人格，而且容易助长权势者的跋扈和专断；也更容易产生并繁衍出权力崇拜、身份崇拜、财富金钱崇拜以至名誉崇拜。
　　与等级森严的观念和体制直接联系，便是官本位泛滥和膨胀。官本位同样与现代商业社会格格不入，权力至高无上且无处不在，难免阻碍和削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泛滥和膨胀，不但极大加重了社会的负担，也使社会效率难以提高。
　　传统社会中由于地理封闭、专制盛行、思想观念禁锢，因而极易盲目乐观妄自尊大。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采取乐观态度本是好事，但如果盲目乐观夜郎自大，就不仅显得滑稽可笑，而且不易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正视自己，甚至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批評，看不见危机。最终不能以开放、宽容的心态看待社会发展。
　　第二，小农文化根深蒂固。本书第四章已对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基础及其影响做了分析，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小农文化，对中国社会几千年发展的影响同样深远。小农经济为了经受住各种社会动荡的冲击，从而更好地抵御自然灾害的冲击，社会统一和国家统一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正因为中国文化具有统一的要求，所以很快就会演变为一统的要求。中国的自然和历史环境，决定了当农业自然经济体系建立之后，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必然性；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虽然中国古代商业为社会发展做过很大贡献，但始终不能得到充分发展。小农经济固然辛苦，然而又最容易满足，所以才知足常乐，容易陷入盲目乐观的境地不思进取。小农社会，人们在农业生产中年复一年地重复进行播种、生长、收获这种循环往复的劳作，经历四季周而复始的转换，久而久之，极易产生循环论的思维方式，所以往往因循守成，难以创新。
　　第三，市场经济基础薄弱。首先是社会发展基础水平较低，人口素质有待提高，身体素质、受教育水准等虽有很大提高，但距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贫富、城乡、区域差距较大，社会结构失衡严重；城市化水平虽然已经达到58.52%，但距发达国家主流的80%的水平还有较大的距离，且城市化的质量不高，突出表现在人口质量、发展布局和城市形态等方面；在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和效率等方面依然问题较多。所谓市场经济基础薄弱，主要表现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程度、营商环境、社会保障体制机制和法治保护等方面。
　　第四，计划经济死而未僵。前面讲过，举世瞩目成绩斐然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就是要改变依靠国家的强力和管控造成低效和激励扭曲的计划经济体制，激发主体以及个体的活力，打破内部的条块分割和对外的封闭，目的在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然而，“百足之虫，虽死未僵”，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的惯性依然很大，还有广阔的生存土壤。无论是在传统计划管理体制上，还是民营经济的生存状况，抑或计划经济的观念，都给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等带来不可忽视的副作用。 　　第五，法治建设任重道远。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信息时代商业文明毫无疑义是法治文明。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小农自然经济以及儒学至尊的伦理社会，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具有法治传统。从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程看，法治基础和法治文化的形成与完善，绝非一蹴而就的简单过程。因此，建设并完善法治经济、法治社会、法治文明，对于缺乏法治传统，缺乏法治文化內生机制又亟须建立健全的现代中国而言，一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虽然任重道远，但前途无限光明。

2.商业文化的系统性要求决定转型的全面与协同

　　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商业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系统中各种各类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关联和整体性的，不可分割。现代社会系统性整体性的表现更加突出，所以在有机的文化时代，不论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人们更加重视互相联系、互相依赖、有机统一、综合平衡的重要性。由于商业文化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不可分割，因此商业文化的创新必然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的完整过程。这个系统的动态过程，不是个别和局部的，也不是可有可无的，更不是阶段性的。当然，现实的商业文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对问题和形势的认识，以及可资运用的资源、方法，一定是有各种差异的，或呈轻重缓急，或有程度不同和不断深刻由偏到全过程。因而创新过程也会在不同阶段，针对不同层面采取不同策略不同方式不同手段。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战略角度考虑，商业文化的建设与创新，必须要有系统和协同意识。既不能为突出法治建设的重要，就忽略诚
　　信体系建设的必要性；更不能一味强调技术的重要性，以为有了“第一生产力”就可以不顾法治、市场规则、营商环境等基础条件等必备要素的建设；甚至毕其功于一役，打着科技创新的旗号，实为钻市场、政策空隙，还美其名曰建立和巩固“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殊不知，科学和技术的创新，首先要有良好的法治化的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

3.商业文化的民族性要求服从人类文化的一体化

　　商业文化因其对现代社会的作用以及自身的特性，最具多样性、个性化和差异化，否则难以呈现和展示其魅力与活力。人类文化的现实体现，无疑是以具体的民族、主权、地域、时段为基础表现形态的。所以，商业文化的运行与表现，商业文化的建设和创新，无疑一定要有它的民族性要求。然而，商业文化的民族性是与人类商业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或者说一体化是统一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世界一体化的大潮流中，商业文化的民族性特质需要服从商业文化的一体化要求。在商业文化建设和创新的现实过程中，既要传承和体现民族性特点，更须遵从一体化要求。晚清的商业无疑较前代有了进一步发展，然而，面对现代社会国际资本的强大冲击，一味坚守“片帆不得下海”，强调凡俗商民必须对天朝皇帝行跪拜之礼，所谓民族特色倒是得到了凸显，而商业文化却丢失了，更何谈创新，只能被摧毁淹没在滚滚商海之中。

4.商业文化的创新要求开放和走向世界

　　文化的传承须要开放和创新，否则只能断裂或消亡。现代商业文化本身具有开放性，其创新不可能在封闭环境和孤立条件下完成。完全的自给自足不可能产生交换，略有结余的自给自足才能有偶尔的零星的交换，有一定数量的结余才能有固定场所和规律时间的交换（如集市、节会贸易），只有不为自给自足的商品生产才可能有开放的自由的交换。为使交换自由从而推动交换顺利便捷完成，必须尽可能扩大市场，不仅使交换主体的市场触角广布，也须要向外界尽可能地全方位开放。我们常说要自力更生，这种难能可贵的自励精神尤其在面临生存发展的紧要关头更具积极意义。但在商业文化建设和创新的过程中，除去要不断励志，更需要有开放的视野和战略，因为开放和走向世界才应该是商业文化创新的本质要求。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