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案件由于行贿人与受贿人“一对一”权钱交易的特点，使得犯罪事实掩藏较深，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对于“污点证人”①证言的获取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让“污点证人”开口作证并不容易，他们有诸多顾虑，主要是担心被追究刑事责任或担心自己的声明毁誉，让这些“污点证人”证实自己的行贿行为以配合检察机关查明案情，难度可见一斑。很多“污点证人”见面后不愿意作证而百般推诿，在实际办案过程中产生了诸多问题，不仅不利于整个诉讼的顺利进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效率，在“案多人少”的现实情况下对于检察院查办贿赂案件产生诸多不利。
　　对于询问证人的地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2条有明确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本条规定我们不难看出，侦查人员对于取证地点应首先考虑证人的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实有必要，可以通知证人到院作证。但是，对于条文中的“必要”，《刑事诉讼法》没有给出具体的标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及《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对于这里的“必要”也没有做出具体的解释。笔者在诸多办案实践过程中总结出贿赂案件中通知“污点证人”到院作证有三点实践性必要，期望从司法实践层面来对条文中的“必要”作出一定解释。这三点实践性必要分别从安全、效果、效率等方面来考虑，简述如下：
　　一、“污点证人”到院作证可保障双方安全
　　在实际办案过程中，有许多“污点证人”不愿意如实作证，欲言又止，言不由衷，甚至与侦查人员发生冲突，死活抵赖，而检察机关在没有对其立案侦查的情况下并没有强制手段对其采取措施。这种情况下，通知“污点证人”到院作证不仅可以使对方在心理上产生弱势感②，而且可以减少双方之间的冲突，保障取证过程中的双方安全。对“污点证人”侦查取证是双方互相博弈的过程，在缺少强制措施的前提下为了防止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与意外，通知“污点证人”到院作证可以使双方之间的平衡木向侦查方倾翘，增大取证成功的概率，保障实际办案效果。
　　二、“污点证人”到院作证可保证证言巩固性
　　既然“污点证人”们并不配合侦查机关的侦查工作，他们或多或少都会存在推翻证言的可能。司法实践中，这种情况大有存在，特别是案件起诉至法院后，很多“污点证人”在犯罪嫌疑人的亲属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的攻势下改变了之前所作的证言，这对起诉工作造成了一定干扰。在“污点证人”的住处、单位或者其他地点所作的证人证言笔录，由于缺乏同步录音录像，很多“污点证人”容易推翻之前的证言。对于这种问题，侦查人员可以区别对待，对“污点证人”分类进行风险评判。对于很有可能出现上述风险的“污点证人”，检察机关可以通知其到院作证并进行同步录音录像来固定证言以保障诉讼效率。
　　三、“污点证人”到院作证可深挖其他线索
　　突破受贿案的犯罪嫌疑人后，会有诸多“污点证人”浮出水面，对于这些“污点证人”可根据时间、情节、数额等条件有机分类，筛选出重点。对于这些重点“污点证人”，有必要通知他们到院作证，甚至可以主动上门出示法律文书“请”他们到院接受询问，因为他们很有可能涉及其他行受贿事实。到院后，侦查人员可根据证据指向，分时间、分地点、分领域对其进行模糊询问，侦查人员要注意语气、语度、时间等法律规定要素，在询问过程中适时集中火力点打开缺口，不仅能够核实本案犯罪事实，而且能够深挖出其他职务犯罪线索，扩大全年度的案件线索来源。
　　笔者通过总结上述三点实践性必要，对法律条文中证人到院作证的“必要”进行了初步的理解与解释，对于贿赂案件中具有行贿行为又不配合调查的“污点证人”，即可视为“有必要通知其到院作证”。证人到院作证特别是贿赂案中“污点证人”到院作证，在日后的司法实践中必当会成为大势所趋。
　　注释：
　　①西方法律制度中有完整的“污点证人”制度，对于“污点证人”有着细致严谨的学理学说。由于我国并未构建完整的“污点证人”体系，本文中所说的“污点证人”仅指贿赂案件中具有行贿行为但没有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行贿人。
　　②张力的《环境心理学》中关于陌生环境对正常人心理上产生的压抑、焦虑、烦躁等情绪有着细致的描述，在此不赘述。
　　（作者单位：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