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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科学家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参与国际科学理事会发起的一系列重大国际科学计划。本文在对我国科学家参与国际科学计划的历史、现状与参与模式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探寻我国科学家未来参与国际科学计划的发展趋向，以期为我国科学家参与民间国际科技合作，不断提升我国国际科学地位提供借鉴经验。
[关键词] 国际科学理事会 国际科学计划 国际科技合作
国际科学计划作为一种跨区域、跨学科，由国际非政府组织发起的全球性科学计划，“以其科学上的先进性和权威性吸引世界各国科学家的参与，并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经费支持开展合作研究，从而引起科学领域的飞跃发展”[1]。自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科学家开始参与各种国际科学计划，它为我国科学家参与民间国际科技合作，促进我国科技快速发展，扩大国际科技话语权提供了重要平台。本文以国际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简称ICSU）发起①的重大国际科学计划为考察对象，对中国科学家参与其国际科学计划的现状、模式和影响进行梳理，以期为我国科学家积极参与民间国际科技合作，努力提升我国国际科学地位提供借鉴经验。
一、 ICSU发起的国际科学计划
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组织及国际学术组织之一，成立于1931年，前身为国际研究理事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98年4月改名为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会员网络遍布全球，目前拥有31个科学联合会会员，23个国际科学协会和121个国家会员。ICSU作为全球性的国际学术组织，致力于促进科学的国际交流，协调各个国际性科学协会及国家科学组织的活动，尤为关注自然科学中各学科和各国科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ICSU利用广泛的会员网络，以跨学科、跨机构、跨区域合作的形式，发起了一系列重大的国际科学计划，在国际研究和政策评估方面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
其中，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简称GEC）是ICSU最为关注的领域，该研究旨在推动全球科学家在全球变化科学领域的整体性、交叉性研究，由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DIVERSITAS）和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4个国际科学计划组成。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是4大计划中最早发起的一个国际科学计划，于1980年正式确立，ICSU、世界气象组织（WMO）和后来加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委员会（IOC）成为WCPR的共同发起人，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增强人类对气候的认识，探索气候的可预报性及人类对气候的影响程度，包括对全球大气、海洋、海冰与陆冰以及地表的研究，包括热带海洋和全球大气计划（TOGA）、世界海洋环流试验计划（WOCE）、气候与冰冻圈计划（CLIC）、气候变动与可预报性研究计划（CLIVAR）、地球系统的协同观测和预报计划（COPES）等子计划[2]。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是1986年ICSU发起的一个计划，主要从地球的系统结构出发，对整个地球系统的维持机制和变化规律，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的相互作用，人类干预和影响地球的变化，以及预测地球系统变化的能力等问题进行研究。2004～2013年，IGBP进入到第二研究阶段，主要针对地球系统的三个主要结构——海洋、陆地和大气、针对海气、陆气和海陆界面，以及针对地球系统的整体动态进行研究， 先后形成了国际全球大气化学计划（AIMES）、全球土地计划（GLP）、国际全球大气化学计划（IGAC）等8个核心研究计划[3]。随着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深入，1996年ICSU又加入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和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SCOPE）共同发起的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DIVERSITAS），并于同年正式形成了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该计划是生物多样性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国际计划，包括生物多样性的发现 、生态服务功能、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三大核心科学计划，以及生物健康、农业与生物多样性、淡水生物多样性等组成的跨学科交叉网络计划[4]。与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同年，ICSU在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ISSC）发起的人文因素计划（HDP）基础上，形成了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②。IHDP主要研究阐明人类-自然耦合系统，探索个体与社会群体如何驱动局地、区域和全球尺度上发生的环境变化、影响，以及如何减缓和响应这些变化，先后发起了地球系统治理计划（ESGP）、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LUCC）、全球环境变化的制度因素（IDGEC）等10个核心科学计划[5]。
2012年，在4大计划研究成果的支撑下，催生了一个全新的、综合性的如何应对全球可持续性地球系统研究的总体计划——未来地球计划（Future Earth）。未来地球计划是在2012年6月召开的“里约+20”峰会上由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发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环境署（UNEP）、联合国大学（UNU）、贝尔蒙特论坛（Belmont Forum）和国际全球变化研究资助机构（IGFA）等共同组织的一个为期10年的国际科学计划（2014～2023）[6]。该计划致力于研究解决粮食、水资源、能源、健康和人类安全等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关键问题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以满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需求[7]，为各国政府制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理论知识和行动依据。目前，未来地球计划设置了动态的地球、全球发展和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3个研究方向。未来地球计划是在全球环境变化项目（GEC）的基础上提出的，它为21世纪的全球环境变化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全方位的框架。
21世纪初，ICSU还发起了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IRDR）和城市环境与健康福祉计划。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是2008年由ISCU与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ISSC）共同发起的一项为期10年的国际科学计划。该项目的总体目标是联合各国自然科学、社会经济、卫生和工程技术等领域的专家共同应对自然和人类引发的环境灾害的挑战，提高各国应对灾害的能力，减轻灾害的影响，改进决策机制[8]。目前，IRDR共启动了4个核心项目：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评估（AIRDR）、灾情数据项目（DATA）、灾害风险典型案例研究项目（FORIN）、风险诠释与行动研究项目（RIA），以及亚洲减灾合作项目（IAP）、社会和经济研究与应用工作小组（WG-SERA）两个合作项目[8]。 2011年，ISCU又发起一项为期10年的城市环境与健康福祉计划，旨在应对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及复杂城市环境所带来的健康问题，通过各国际科学组织的联系，利用实际获得的数据促进多学科的合作研究，建立揭示城市变化与健康的复杂性，提出减缓健康风险的政策措施[9]。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ICSU充分利用国际非政府学术组织的优势，吸引全世界自然科学界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对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的科学问题进行研究。其开展的国际研究与合作不仅引领了环境变化科学研究的方向，对于各国政策的制定和评估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我国科学家参与ICSU发起的国际科学计划的模式
我国科学家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参与了ICSU发起的全球环境科学研究系列的科学计划。特别是在1982年后，中国科协代表我国成为ICSU的团体会员单位，为我国科学家参与国际民间科技合作搭建了合作的桥梁。我国科学家主要通过建立国际科学计划国家委员会和承办国际项目办公室等模式参与到ICSU发起的国际科学计划中。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变化科学研究的逐步兴起，气候变化研究在我国科学界得到重视。ICSU发起的世界气候研究计划成立后，我国科学家积极组织参与该计划，于1985年成立了世界气候研究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Chines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WCRP ，简称CNC-WCRP），成为世界上最早成立的WCRP国家委员会之一。WCRP中国委员会主要负责组织协调中国科学家参与WCRP工作，促进中国气候和环境研究与国际相关领域的合作与交流。1988年，我国成立了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全国委员会（CNC-IGBP）。2004年以来，相继成立了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CNC-DIVERSITAS）、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CNC-IHDP）、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中国委员会（IRDR-CHINA）、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CNC-FE）加入到DIVERSITAS、IHDP、IRDR和FE当中。国际科学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简称“中委会”）在各自领域发起了一系列研究项目，组织我国科学家在关键领域开展研究。如FE中委会根据FE计划的总体框架制定了环境污染及健康，城镇化与社会和谐发展，季风区气候变异与人类活动，全球变化及关键区响应，食品、能源供给与未来发展，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产业转型与绿色生产，变化环境下的灾害预警，东亚传统文化与可持续发展，极区可持续发展，地球系统观测和知识服务，地球系统模式，气候经济模式与气候变化科学决策等12个关键领域，引领我国科学家开展相关研究[10]。IRDR中委会面向我国科学家发布了中国灾害损失数据的组织模式研究、中国灾害风险典型案例研究（FORIN-CHINA）、中国自然灾害的全球交互影响机制研究等项目[11]。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我国科学家还通过承办国际项目办公室的方式参与到国际科学计划的管理和执行层面。2009年11月和2011年11月，我国组建了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国际项目办公室（International Program Office，简称IPO）和城市环境与健康福祉计划国际项目办公室，办公室分别设在中科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和在厦门的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国际项目办公室在国际科学计划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按照国际科学计划的整体规划，国际项目办公室一般设在科学委员会下，主要负责调动全球资源为科学委员会提供支撑，协助项目及相关活动在全球开展和实施，并负责对外宣传和推广项目。承办国际项目办公室，一方面加大了我国科学家参与国际科学计划的管理和执行；另一方面也为我国构建和运作高水平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总的来看，国际科学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主要是作为中国科学家与国际科学计划的桥梁，主要目标在于鼓励我国科研人员、研究机构参与国际科学计划的总体设计，在国家层面设立我国科学家参与该项目的总体目标、策略和规划，帮助协调国家研究战略，协调我国科学研究团体、决策者、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计划，充分利用国际计划取得的成果，提高我国在该领域的科研水平，推动我国科学家有组织、有计划地参与相关学术交流活动。而承办国际项目办公室则是参与国际科学计划的管理，作为国际科学项目的执行机构，为国际科学计划科学委员会提供支撑，协助项目及相关活动在全球开展，并负责对外宣传和推广项目，推动实现国际项目的既定目标。
通过多种方式，我国科学家广泛参与到国际科学计划的学术交流、科学研究和项目管理工作，在很多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提升了我国在国际科技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我国科学家主导的项目陆续成为WCRP支持的科学项目，如“南海季风试验研究”成为CLIVAR计划和GEWEX计划的重要内容和科学项目；“淮河流域能量和水分循环的观测研究”成为 WCRP/GEWEX计划的科学项目； “中国重大气候灾害的形成机理及预测理论研究”成为CLIVAR科学项目[2]。 在IGBP计划中，我国科学家开展的中国东北样带（NECT）、国际环球环境大断面（PEP-II）、淮河流域能量和水分循环试验、国际上第一个陆架海洋通量项目——东海陆架边缘海洋通量实验与近海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研究[12]等成为IGBP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科学家结合IGBP研究计划，在古环境、陆地生态系统、生物圈在水循环中的作用、全球大气化学、全球海洋通量、全球能量与水分循环试验、全球气候变异与预测以及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等方面做出了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其中我国科学家在世界上开展的一系列大型全球性科学实验受到关注，被誉为世界上对国际“海洋大气耦合响应实验”（TOGA-COARE）贡献最大的两个国家之一[12]。在DIVERSITAS计划中，我国科学家与全球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于2004 年进行合作，建立了中国大型样地的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CForBio），对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在温带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意义[13]。
我国科学家还积极在国际科学计划的组织机构中任职，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秦大河院士曾担任IGBP科学指导委员会成员，现担任FE计划科学委员会委员；陈宜瑜院士曾担任DIVERSITAS计划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姚檀栋院士担任FE计划筹划小组成员；郭华东曾担任IRDR科学家科学委员会委员；朱永官研究员担任城市环境与健康福祉计划科学委员会委员。另据不完全统计，20多位中国科学家在WCRP及子科学计划中任职主席、委员或协调员，10多位中国科学家在IGBP或子科学计划中任职主席、委员或中国区大使。 与此同时，我国还承办了一系列国际科学计划的重要国际会议。如IRDR中国国家委员会分别于2011年10月和2014年6 月，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IRDR 2011）和第二届灾害风险综合研究国际会议（IRDR 2014）；FE中国国家委员会分别于2013年9月和2014年6月在北京举办了“未来地球计划在中国”国际研讨会、未来地球计划与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联合研讨会。这些国际会议一方面，加深了国际科学计划中委会与国际层面的深层次沟通与合作；另一方面，促进了国际科学计划在中国的开展和实施。
三、 中国科学家参与国际科学计划的发展趋向
我国科学家积极参与国际科学计划，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从整体来看，我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计划中仍不占主导地位。大部分国际科学计划往往由欧美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主导提出，我国科学家在科学计划研究方向的确定、计划的制定以及计划的决策执行层面并不掌握实质性的话语权。为改变这一状况，我国科学家正从多层面进行谋划，争取在国际科学计划中发挥主导作用。总的来看，我国科学家参与国际科学计划呈现出以下几大发展趋向。
（一）积极发挥主导作用，自主倡导以我国科学家为主的子计划
在以往的实践中，中国委员会多以国际科学计划的核心项目为框架，形成相对应的中国项目研究小组，如IGBP中国委员会根据IGBP的核心计划，设立了GAIM工作组、PAGES工作组、LUCC 工作组、RS/DIS工作组、JGOFS/LOICZ工作组、BAHC工作组、GCTE工作组、TPGC工作组、GLOBEC工作组、SOLAS工作组等10个工作组和IC-GCS信息中心开展工作[14]。就整体情况来看，中委会在国际计划的框架内积极参与相关领域的研究，但并未主导研究方向。但就我国科技发展的现状来看，我国科学家在很多领域已经做出了相当出色的科研成果，如我国科学家成功研制出全球首套30米分辨率地表覆盖数据集GlobeLand30，这套数据集涵盖了全球陆域范围和2000年和2010年2个基准年，包括水体、耕地和林地等10大类地表覆盖信息，提供了全球地表覆盖空间分布与变化的详尽信息，为全球变化研究和可持续发展规划等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目前已有80多个国家上千名用户下载了6万多幅数据。与美国和欧盟研发的分辨率为1000米和300米的全球地表覆盖数据产品相比，我国研发的30米分辨率地表覆盖数据集领先国际水平。我国科学家正以此为契机，筹划打造未来地球的科学数据平台，计划发起由中国科学家起支撑作用的科学计划，与国际社会共同分享、共同深化数据成果，以期做出国际科技贡献。
（二）深入参与国际科学计划的管理组织工作，在国际科技组织中不断发出我国科学家的声音，提升我国在国际科技界的话语权
在国际科学计划中，管理机构一般由科学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等组成，这些管理机构，尤其是科学委员会决定着科学计划的研究方向，在现有项目的评审、建立新的科学主题、发起学术活动等方面起决定作用。在过去几年中，我国非常重视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科技组织中担任职务，发挥我国科学家的主导作用。参与国际科学计划的核心管理工作，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科技界的话语权。目前，姚檀栋院士、秦大河院士、郭华东院士、朱永官研究员等分别在FE、IRDR和城市环境与健康福祉计划科学委员会或筹备委员会中担任委员。除争取我国科学家在国际计划中任职外，还应充分发挥国际项目办公室的作用，它是保障国际科学计划的实施运行的组织机构，在研究方向和实施方案的确定和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国际项目办公室，可以将本国科学家的思想同国际科学计划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我国在科学计划中的主导作用[1]。
（三） 以我国为主发起重大国际科学计划
早在200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叶笃正、符淙斌曾发文呼吁建立和实施交叉科学的重大国际计划已经成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我国应提出并主持几项国际科技计划，提升我国在国际科学领域的地位[1]。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科学研究正日益趋向国际化，全球范围的合作越来越紧密；从国际科学计划自身的特点来看，它提供了一个综合性、跨学科的国际交流平台，通过这个国际化平台，不仅可以吸引全世界的优秀科学家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而且可以吸引政府、企业、资助机构、用户等利益攸关者协同设计、协同实施、协同推广科研成果和解决方案，将科学成果最大限度地用于改善人类社会。回顾历史，欧美主要国家从上世纪就开始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推出国际科学计划，以科学上的先进性和权威性引领世界各国科学家参与，引领相关领域科学研究的方向。日本也曾于上世纪80年代通过通产省工业科学技术局总监的咨询机构技术与国际交流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国际科学计划——人类新领域科学计划（HFSP）[15]，多次将计划提交西方首脑会议，将该计划推向国际社会，以期加强日本的国际科学地位。
随着我国整体国力显著增强，我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一些科学研究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同时，我国当前整体科研队伍国际化水平日益增强，在国际科研领域较为活跃的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选择我国科研优势领域，瞄准对人类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前沿科学领域，以我国为主，提出并主持几项国际科学计划，搭建高水平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对于我国吸收国际一流科学力量，推动我国科技“走出去”战略，在更广泛的范围做出国际科学贡献，提升我国的国际科学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国际科学计划一般由一个或多个非政府组织共同发起，但ICSU是唯一的共同发起组织，中国科协是ICSU的组织会员，中国科学家通过ICSU参与这些国际科学计划。
②2006年，联合国大学（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也成为IHDP的组织者之一。
参考文献
[1]叶笃正，符淙斌.中国应有重大国际科学计划[N].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6-01-10.
[2]世界气候研究计划中国委员会 [EB/OL]. WCRP中国委员会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暨学术研讨会.http：//www.cnc-wcrp.org.
[3]IGBP-Project. http：//www.igbp.net.
[4]DIVERSITAS. http：//www.diversitas-international.org/.
[5]IHDP. http：//www.ihdp.unu.edu/organigramme/？cat=cp.
[6]Future Earth. http：//www.futureearth.org/who-we-are.
[7]未来地球计划过度小组.未来地球计划初步设计[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8]IRDR. http：//www.irdrinternational.org/.
[9]http：//www.icsu.org/what-we-do/interdisciplinary-b
odies/health-and-wellbeing-in-the-changing-urban-environment/.
[10]FE中国国家委员会[EB/OL].http：//cnc-fe.cast.org.cn/article/273.html.
[11]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中国委员会[EB/OL].http：//
www.irdrchina.cn/cn/.
[12]陈宜瑜，陈泮勤，葛全胜，等.全球变化研究进展与展望[J].地学前缘，2002， 9（ 1）：11-18.
[13]孙鸿烈，陈宜瑜，于贵瑞，等.国际重大研究计划与中国生态系统研究展望[J].地理科学进展，2014，33（7）： 865-873.
[14]IGBP中国委员会[EB/OL] .http：//www.igbp-cnc.org.cn.
[15]方志鹏.日本的人类新领域国际科学计划[J].世界研究与发展，1992（3）：16-19.
[关键词] 国际科学理事会 国际科学计划 国际科技合作
国际科学计划作为一种跨区域、跨学科，由国际非政府组织发起的全球性科学计划，“以其科学上的先进性和权威性吸引世界各国科学家的参与，并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经费支持开展合作研究，从而引起科学领域的飞跃发展”[1]。自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科学家开始参与各种国际科学计划，它为我国科学家参与民间国际科技合作，促进我国科技快速发展，扩大国际科技话语权提供了重要平台。本文以国际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简称ICSU）发起①的重大国际科学计划为考察对象，对中国科学家参与其国际科学计划的现状、模式和影响进行梳理，以期为我国科学家积极参与民间国际科技合作，努力提升我国国际科学地位提供借鉴经验。
一、 ICSU发起的国际科学计划
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组织及国际学术组织之一，成立于1931年，前身为国际研究理事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98年4月改名为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会员网络遍布全球，目前拥有31个科学联合会会员，23个国际科学协会和121个国家会员。ICSU作为全球性的国际学术组织，致力于促进科学的国际交流，协调各个国际性科学协会及国家科学组织的活动，尤为关注自然科学中各学科和各国科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ICSU利用广泛的会员网络，以跨学科、跨机构、跨区域合作的形式，发起了一系列重大的国际科学计划，在国际研究和政策评估方面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
其中，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简称GEC）是ICSU最为关注的领域，该研究旨在推动全球科学家在全球变化科学领域的整体性、交叉性研究，由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DIVERSITAS）和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4个国际科学计划组成。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是4大计划中最早发起的一个国际科学计划，于1980年正式确立，ICSU、世界气象组织（WMO）和后来加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委员会（IOC）成为WCPR的共同发起人，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增强人类对气候的认识，探索气候的可预报性及人类对气候的影响程度，包括对全球大气、海洋、海冰与陆冰以及地表的研究，包括热带海洋和全球大气计划（TOGA）、世界海洋环流试验计划（WOCE）、气候与冰冻圈计划（CLIC）、气候变动与可预报性研究计划（CLIVAR）、地球系统的协同观测和预报计划（COPES）等子计划[2]。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是1986年ICSU发起的一个计划，主要从地球的系统结构出发，对整个地球系统的维持机制和变化规律，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的相互作用，人类干预和影响地球的变化，以及预测地球系统变化的能力等问题进行研究。2004～2013年，IGBP进入到第二研究阶段，主要针对地球系统的三个主要结构——海洋、陆地和大气、针对海气、陆气和海陆界面，以及针对地球系统的整体动态进行研究， 先后形成了国际全球大气化学计划（AIMES）、全球土地计划（GLP）、国际全球大气化学计划（IGAC）等8个核心研究计划[3]。随着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深入，1996年ICSU又加入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和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SCOPE）共同发起的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DIVERSITAS），并于同年正式形成了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该计划是生物多样性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国际计划，包括生物多样性的发现 、生态服务功能、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三大核心科学计划，以及生物健康、农业与生物多样性、淡水生物多样性等组成的跨学科交叉网络计划[4]。与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同年，ICSU在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ISSC）发起的人文因素计划（HDP）基础上，形成了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②。IHDP主要研究阐明人类-自然耦合系统，探索个体与社会群体如何驱动局地、区域和全球尺度上发生的环境变化、影响，以及如何减缓和响应这些变化，先后发起了地球系统治理计划（ESGP）、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LUCC）、全球环境变化的制度因素（IDGEC）等10个核心科学计划[5]。
2012年，在4大计划研究成果的支撑下，催生了一个全新的、综合性的如何应对全球可持续性地球系统研究的总体计划——未来地球计划（Future Earth）。未来地球计划是在2012年6月召开的“里约+20”峰会上由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发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环境署（UNEP）、联合国大学（UNU）、贝尔蒙特论坛（Belmont Forum）和国际全球变化研究资助机构（IGFA）等共同组织的一个为期10年的国际科学计划（2014～2023）[6]。该计划致力于研究解决粮食、水资源、能源、健康和人类安全等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关键问题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以满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需求[7]，为各国政府制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理论知识和行动依据。目前，未来地球计划设置了动态的地球、全球发展和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3个研究方向。未来地球计划是在全球环境变化项目（GEC）的基础上提出的，它为21世纪的全球环境变化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全方位的框架。
21世纪初，ICSU还发起了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IRDR）和城市环境与健康福祉计划。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是2008年由ISCU与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ISSC）共同发起的一项为期10年的国际科学计划。该项目的总体目标是联合各国自然科学、社会经济、卫生和工程技术等领域的专家共同应对自然和人类引发的环境灾害的挑战，提高各国应对灾害的能力，减轻灾害的影响，改进决策机制[8]。目前，IRDR共启动了4个核心项目：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评估（AIRDR）、灾情数据项目（DATA）、灾害风险典型案例研究项目（FORIN）、风险诠释与行动研究项目（RIA），以及亚洲减灾合作项目（IAP）、社会和经济研究与应用工作小组（WG-SERA）两个合作项目[8]。 2011年，ISCU又发起一项为期10年的城市环境与健康福祉计划，旨在应对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及复杂城市环境所带来的健康问题，通过各国际科学组织的联系，利用实际获得的数据促进多学科的合作研究，建立揭示城市变化与健康的复杂性，提出减缓健康风险的政策措施[9]。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ICSU充分利用国际非政府学术组织的优势，吸引全世界自然科学界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对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的科学问题进行研究。其开展的国际研究与合作不仅引领了环境变化科学研究的方向，对于各国政策的制定和评估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我国科学家参与ICSU发起的国际科学计划的模式
我国科学家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参与了ICSU发起的全球环境科学研究系列的科学计划。特别是在1982年后，中国科协代表我国成为ICSU的团体会员单位，为我国科学家参与国际民间科技合作搭建了合作的桥梁。我国科学家主要通过建立国际科学计划国家委员会和承办国际项目办公室等模式参与到ICSU发起的国际科学计划中。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变化科学研究的逐步兴起，气候变化研究在我国科学界得到重视。ICSU发起的世界气候研究计划成立后，我国科学家积极组织参与该计划，于1985年成立了世界气候研究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Chines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WCRP ，简称CNC-WCRP），成为世界上最早成立的WCRP国家委员会之一。WCRP中国委员会主要负责组织协调中国科学家参与WCRP工作，促进中国气候和环境研究与国际相关领域的合作与交流。1988年，我国成立了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全国委员会（CNC-IGBP）。2004年以来，相继成立了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CNC-DIVERSITAS）、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CNC-IHDP）、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中国委员会（IRDR-CHINA）、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CNC-FE）加入到DIVERSITAS、IHDP、IRDR和FE当中。国际科学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简称“中委会”）在各自领域发起了一系列研究项目，组织我国科学家在关键领域开展研究。如FE中委会根据FE计划的总体框架制定了环境污染及健康，城镇化与社会和谐发展，季风区气候变异与人类活动，全球变化及关键区响应，食品、能源供给与未来发展，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产业转型与绿色生产，变化环境下的灾害预警，东亚传统文化与可持续发展，极区可持续发展，地球系统观测和知识服务，地球系统模式，气候经济模式与气候变化科学决策等12个关键领域，引领我国科学家开展相关研究[10]。IRDR中委会面向我国科学家发布了中国灾害损失数据的组织模式研究、中国灾害风险典型案例研究（FORIN-CHINA）、中国自然灾害的全球交互影响机制研究等项目[11]。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我国科学家还通过承办国际项目办公室的方式参与到国际科学计划的管理和执行层面。2009年11月和2011年11月，我国组建了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国际项目办公室（International Program Office，简称IPO）和城市环境与健康福祉计划国际项目办公室，办公室分别设在中科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和在厦门的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国际项目办公室在国际科学计划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按照国际科学计划的整体规划，国际项目办公室一般设在科学委员会下，主要负责调动全球资源为科学委员会提供支撑，协助项目及相关活动在全球开展和实施，并负责对外宣传和推广项目。承办国际项目办公室，一方面加大了我国科学家参与国际科学计划的管理和执行；另一方面也为我国构建和运作高水平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总的来看，国际科学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主要是作为中国科学家与国际科学计划的桥梁，主要目标在于鼓励我国科研人员、研究机构参与国际科学计划的总体设计，在国家层面设立我国科学家参与该项目的总体目标、策略和规划，帮助协调国家研究战略，协调我国科学研究团体、决策者、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计划，充分利用国际计划取得的成果，提高我国在该领域的科研水平，推动我国科学家有组织、有计划地参与相关学术交流活动。而承办国际项目办公室则是参与国际科学计划的管理，作为国际科学项目的执行机构，为国际科学计划科学委员会提供支撑，协助项目及相关活动在全球开展，并负责对外宣传和推广项目，推动实现国际项目的既定目标。
通过多种方式，我国科学家广泛参与到国际科学计划的学术交流、科学研究和项目管理工作，在很多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提升了我国在国际科技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我国科学家主导的项目陆续成为WCRP支持的科学项目，如“南海季风试验研究”成为CLIVAR计划和GEWEX计划的重要内容和科学项目；“淮河流域能量和水分循环的观测研究”成为 WCRP/GEWEX计划的科学项目； “中国重大气候灾害的形成机理及预测理论研究”成为CLIVAR科学项目[2]。 在IGBP计划中，我国科学家开展的中国东北样带（NECT）、国际环球环境大断面（PEP-II）、淮河流域能量和水分循环试验、国际上第一个陆架海洋通量项目——东海陆架边缘海洋通量实验与近海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研究[12]等成为IGBP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科学家结合IGBP研究计划，在古环境、陆地生态系统、生物圈在水循环中的作用、全球大气化学、全球海洋通量、全球能量与水分循环试验、全球气候变异与预测以及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等方面做出了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其中我国科学家在世界上开展的一系列大型全球性科学实验受到关注，被誉为世界上对国际“海洋大气耦合响应实验”（TOGA-COARE）贡献最大的两个国家之一[12]。在DIVERSITAS计划中，我国科学家与全球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于2004 年进行合作，建立了中国大型样地的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CForBio），对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在温带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意义[13]。
我国科学家还积极在国际科学计划的组织机构中任职，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秦大河院士曾担任IGBP科学指导委员会成员，现担任FE计划科学委员会委员；陈宜瑜院士曾担任DIVERSITAS计划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姚檀栋院士担任FE计划筹划小组成员；郭华东曾担任IRDR科学家科学委员会委员；朱永官研究员担任城市环境与健康福祉计划科学委员会委员。另据不完全统计，20多位中国科学家在WCRP及子科学计划中任职主席、委员或协调员，10多位中国科学家在IGBP或子科学计划中任职主席、委员或中国区大使。 与此同时，我国还承办了一系列国际科学计划的重要国际会议。如IRDR中国国家委员会分别于2011年10月和2014年6 月，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IRDR 2011）和第二届灾害风险综合研究国际会议（IRDR 2014）；FE中国国家委员会分别于2013年9月和2014年6月在北京举办了“未来地球计划在中国”国际研讨会、未来地球计划与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联合研讨会。这些国际会议一方面，加深了国际科学计划中委会与国际层面的深层次沟通与合作；另一方面，促进了国际科学计划在中国的开展和实施。
三、 中国科学家参与国际科学计划的发展趋向
我国科学家积极参与国际科学计划，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从整体来看，我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计划中仍不占主导地位。大部分国际科学计划往往由欧美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主导提出，我国科学家在科学计划研究方向的确定、计划的制定以及计划的决策执行层面并不掌握实质性的话语权。为改变这一状况，我国科学家正从多层面进行谋划，争取在国际科学计划中发挥主导作用。总的来看，我国科学家参与国际科学计划呈现出以下几大发展趋向。
（一）积极发挥主导作用，自主倡导以我国科学家为主的子计划
在以往的实践中，中国委员会多以国际科学计划的核心项目为框架，形成相对应的中国项目研究小组，如IGBP中国委员会根据IGBP的核心计划，设立了GAIM工作组、PAGES工作组、LUCC 工作组、RS/DIS工作组、JGOFS/LOICZ工作组、BAHC工作组、GCTE工作组、TPGC工作组、GLOBEC工作组、SOLAS工作组等10个工作组和IC-GCS信息中心开展工作[14]。就整体情况来看，中委会在国际计划的框架内积极参与相关领域的研究，但并未主导研究方向。但就我国科技发展的现状来看，我国科学家在很多领域已经做出了相当出色的科研成果，如我国科学家成功研制出全球首套30米分辨率地表覆盖数据集GlobeLand30，这套数据集涵盖了全球陆域范围和2000年和2010年2个基准年，包括水体、耕地和林地等10大类地表覆盖信息，提供了全球地表覆盖空间分布与变化的详尽信息，为全球变化研究和可持续发展规划等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目前已有80多个国家上千名用户下载了6万多幅数据。与美国和欧盟研发的分辨率为1000米和300米的全球地表覆盖数据产品相比，我国研发的30米分辨率地表覆盖数据集领先国际水平。我国科学家正以此为契机，筹划打造未来地球的科学数据平台，计划发起由中国科学家起支撑作用的科学计划，与国际社会共同分享、共同深化数据成果，以期做出国际科技贡献。
（二）深入参与国际科学计划的管理组织工作，在国际科技组织中不断发出我国科学家的声音，提升我国在国际科技界的话语权
在国际科学计划中，管理机构一般由科学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等组成，这些管理机构，尤其是科学委员会决定着科学计划的研究方向，在现有项目的评审、建立新的科学主题、发起学术活动等方面起决定作用。在过去几年中，我国非常重视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科技组织中担任职务，发挥我国科学家的主导作用。参与国际科学计划的核心管理工作，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科技界的话语权。目前，姚檀栋院士、秦大河院士、郭华东院士、朱永官研究员等分别在FE、IRDR和城市环境与健康福祉计划科学委员会或筹备委员会中担任委员。除争取我国科学家在国际计划中任职外，还应充分发挥国际项目办公室的作用，它是保障国际科学计划的实施运行的组织机构，在研究方向和实施方案的确定和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国际项目办公室，可以将本国科学家的思想同国际科学计划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我国在科学计划中的主导作用[1]。
（三） 以我国为主发起重大国际科学计划
早在200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叶笃正、符淙斌曾发文呼吁建立和实施交叉科学的重大国际计划已经成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我国应提出并主持几项国际科技计划，提升我国在国际科学领域的地位[1]。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科学研究正日益趋向国际化，全球范围的合作越来越紧密；从国际科学计划自身的特点来看，它提供了一个综合性、跨学科的国际交流平台，通过这个国际化平台，不仅可以吸引全世界的优秀科学家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而且可以吸引政府、企业、资助机构、用户等利益攸关者协同设计、协同实施、协同推广科研成果和解决方案，将科学成果最大限度地用于改善人类社会。回顾历史，欧美主要国家从上世纪就开始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推出国际科学计划，以科学上的先进性和权威性引领世界各国科学家参与，引领相关领域科学研究的方向。日本也曾于上世纪80年代通过通产省工业科学技术局总监的咨询机构技术与国际交流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国际科学计划——人类新领域科学计划（HFSP）[15]，多次将计划提交西方首脑会议，将该计划推向国际社会，以期加强日本的国际科学地位。
随着我国整体国力显著增强，我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一些科学研究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同时，我国当前整体科研队伍国际化水平日益增强，在国际科研领域较为活跃的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选择我国科研优势领域，瞄准对人类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前沿科学领域，以我国为主，提出并主持几项国际科学计划，搭建高水平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对于我国吸收国际一流科学力量，推动我国科技“走出去”战略，在更广泛的范围做出国际科学贡献，提升我国的国际科学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国际科学计划一般由一个或多个非政府组织共同发起，但ICSU是唯一的共同发起组织，中国科协是ICSU的组织会员，中国科学家通过ICSU参与这些国际科学计划。
②2006年，联合国大学（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也成为IHDP的组织者之一。
参考文献
[1]叶笃正，符淙斌.中国应有重大国际科学计划[N].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6-01-10.
[2]世界气候研究计划中国委员会 [EB/OL]. WCRP中国委员会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暨学术研讨会.http：//www.cnc-wcrp.org.
[3]IGBP-Project. http：//www.igbp.net.
[4]DIVERSITAS. http：//www.diversitas-international.org/.
[5]IHDP. http：//www.ihdp.unu.edu/organigramme/？cat=cp.
[6]Future Earth. http：//www.futureearth.org/who-we-are.
[7]未来地球计划过度小组.未来地球计划初步设计[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8]IRDR. http：//www.irdrinternational.org/.
[9]http：//www.icsu.org/what-we-do/interdisciplinary-b
odies/health-and-wellbeing-in-the-changing-urban-environment/.
[10]FE中国国家委员会[EB/OL].http：//cnc-fe.cast.org.cn/article/273.html.
[11]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中国委员会[EB/OL].http：//
www.irdrchina.cn/cn/.
[12]陈宜瑜，陈泮勤，葛全胜，等.全球变化研究进展与展望[J].地学前缘，2002， 9（ 1）：11-18.
[13]孙鸿烈，陈宜瑜，于贵瑞，等.国际重大研究计划与中国生态系统研究展望[J].地理科学进展，2014，33（7）： 865-873.
[14]IGBP中国委员会[EB/OL] .http：//www.igbp-cnc.org.cn.
[15]方志鹏.日本的人类新领域国际科学计划[J].世界研究与发展，1992（3）：16-19.